当音乐人准备好面对死亡，会给我们留下什么？_风闻

　　在传统观念里，死亡是一种禁忌话题。连孔夫子被问及“什么是死”时，都只会以“未知生，焉知死”作答，把话题转移到现世生活中。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实在不能和死亡隔离：无论是日常交流中用“笑死”“累死”等来表达一种极端状态；还是在经历意外后，目睹一张熟悉的面孔变成黑白照片；抑或是发生天灾人祸，群体灾难被一串如“XX人殁”的抽象数字指代；这一切都在提醒着我们——死亡是一种无定的必然。

　　面对不可捉摸的、不可逆转的生命终止，人们往往会思考自己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对音乐人来说同样如此，遗专和遗作，往往和出道曲同样重要，凝结着他们独一无二的生命总结。

　　摇滚乐，向死而生

　　早逝的摇滚乐歌手从来不忌惮死亡，甚至被死亡吸引。

　　摇滚乐史上，有一个“27岁俱乐部”，其成员由在27岁左右去世的摇滚乐手、歌者组成。

　　比如吉他英雄吉米·亨德克斯，大门乐队的主唱吉姆·莫里森，滚石乐队的布莱恩·琼斯……

　　“27岁俱乐部”甚至给后来的乐手带来了“死亡崇拜”，柯特·柯本的妹妹曾经谈到过，在童年时，他的哥哥就表示过对27俱乐部的向往。

　　也不知道是命运使然还是巧合，因长期受胃痛与毒品折磨的他终于在27岁那年，用一把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遗书中，他引用了尼尔·杨的歌曲《HeyHey MyMy》的歌词：“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

　　正是这一句歌词，成为了柯本遗书中的高光句。1994年5月，柯本在西雅图的一处住宅里吞枪自杀，人们在他的遗体旁边发现了一张反复涂抹的遗书——这预示着摇滚明星的陨落，也意味着传奇乐队Nirvana涅槃的解散。

　　对“27岁俱乐部”的成员来说，瞬间的炸裂比渐渐衰退更符合他们的音乐和性格。自毁并不是一种堕落，而是一种释放。

　　因此，他们的遗作往往是纯粹的，比如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去世以后的释出的专辑《珍珠》（Pearl），延续了她洒脱自然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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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还有Joy Division的专辑Closer。

　　1980年4月7日，饱受癫痫病和抑郁症折磨的快乐分裂（Joy Division）主唱伊恩·柯蒂斯（ Ian Curtis）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他又在美国巡演的前夜，在纽约市的一间公寓里自缢身亡，享年23岁。

　　这正是快乐分裂乐队接近成名的阶段：一年前，刚刚发布了专辑Unknown Pleasures让乐队小有名气，两首新歌Transmission和Love Will Tear Us Apart进一步提高了乐队的知名度。

　　因为主唱伊恩·柯蒂斯的意外离世，乐队其他成员用当时最新潮的设备，为伊恩生前录制好的人声编曲。但由于人声录制和编曲录音的时空差，使得人声的音质并没有特别好，但正是人声的这种模糊感，加剧了Joy Division的疏离和抑郁气质。

　　整张专辑仿佛是伊恩在乐迷耳边倾吐他的心理和身体状态：身患癫痫，受不可控的疾病折磨，内心敏感脆弱，甚至不敢抱自己的女儿；长期自责，常年焦虑，有难以克制的自残和自毁倾向……

　　伊恩去世后，Joy Division失去了那个穿着雨衣跳着怪步舞的抖动的身影，改名换姓成了New Order，开始向电子乐大步迈进，把后朋克乐队Joy Division永远变成伊恩的墓志铭。

　　更有一部分遗作，因为再创作而更加焕发生机。

　　大门乐队在吉姆·莫里森去世以后，整理了他的诗歌手稿，采样了他的朗诵录音，重新编曲配乐，在1978年，形成了专辑《美国祈祷者》（An American Prayer)。

　　编配仍然是大门乐队擅长的蓝调曲风，但这张专辑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它呈现了吉姆·莫里森对越战的反思：“你是否知道我们正在被不动声色的军官们引向毁灭吗？那些肥胖迟钝的士兵们正对年轻人动手动脚。”

　　对无序的大众传媒的忧虑：“你知道我们已被电视所统治吗？月亮是渴血的野兽。”

　　以及对美国历史和个人记忆的讲述：“流血的印第安人从拂晓的高速公路上散去，无数幽魂拥挤于少年脆弱而易碎的心灵……”（Newborn Awakening）

　　这些碎片化的语言都在为我们拼凑一个更完整的吉姆·莫里森：一个深沉的意见领袖，一个真正的诗人。

　　遗作：生命的注脚

　　意外早逝的音乐家可能并不会刻意地留下作品，但那些缓慢地在病痛中衰老的人们，更能清晰地认知到，要为世界留下什么，要用什么样的作品为自己的人生作注脚。

　　虽然我们清楚上世纪婴儿潮时期成群而来的音天才们，注定要在这个世纪面临死亡。但2016年，永远会是乐迷心中难忘的一年——他们曾成群地来，现在又成群地走。

　　在这一年里，世界上最伟大的歌手相继离世：大卫·鲍伊，王子，威猛乐队的乔治·迈克尔，老鹰乐队吉他手约翰·格伦，莱昂纳多·科恩等等。

　　面对逐渐衰退的身体，他们用音乐告别世界，并告慰自己的灵魂。

　　2016年年初，来自大卫·鲍伊因肝癌去世的噩耗传来。在他离世前两天，他的专辑Blackstar上线，成为送给全体乐迷的最后一份礼物。

　　整张专辑延续了大卫·鲍伊一如既往强烈的视觉效果追求，像一部库布里克的科幻电影，充满了想象力。

　　我们能在MV里找到Space Oddity，《天外来客》这些大卫·鲍伊作品的影子，更能听到他和癌症抗争18个月的心理写照。

　　尤其在Lazarus这首歌中，大卫·鲍伊展示了自己病中的状态。

　　在MV里，镜头掠过他苍白且长着老年斑的手臂，移到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再到他被白布蒙住的双眼。在病床上他挣扎吟唱，并回忆自己的一生——刚到纽约时踌躇满志，潇洒肆意，而如今体弱色衰，危卧病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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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名Lazarus来自圣经故事：在约翰福音中，病重的拉撒路被耶稣复活，成为基督信仰的神迹之一。大卫·鲍伊也在隐喻着死亡和复生的关系。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天堂，但他将其与自由划等号：“我已置身天堂，带着我看不见的创伤，和不可复制的戏剧人生；我已众人皆知，如同那只蓝知更鸟，我将获得自由，就像真的我一样。”

　　好似死亡对他来说并不是一切的终止，而是通往绝对自由的坦途：一位居住在火星的天外来客，终于要回到那颗属于他的母星上了。

　　民谣诗人莱昂纳德·科恩同样安然地面对死亡，即使在制作专辑You want it darker的时候，已经无法离开轮椅生活，但在准备死亡的过程中，他依然淡定自如。

　　直到2016年7月，他的女友玛丽安·伊伦在挪威病逝，他才进一步地体会到死亡的紧迫感。

　　玛丽安将死时，他给她写了一封邮件：“嗨，玛丽安，我们已如此年迈，肉体分崩离析。我想我很快就将步你的后尘。我紧靠在你身后，近得只要你伸出手就能触到我。你的始终爱你的才貌，我已无须多言，因为你早已知晓。现在，我就想祝你旅途愉快。再见了，老友。无尽的爱，我们路上见。”

　　在预见了死亡之后，科恩开始准备他最后一张专辑。儿子亚当把住所改为录音室，定制了一张专用的椅子，让父亲坐在轮椅上唱歌。在轮椅上，他字斟句酌，每一行句子都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82岁高龄的他放弃了渐渐演唱，而变成了配乐诗朗诵。

　　2016年11月，他生前的最后一张专辑You want it darker问世，三年后，这张专辑的“B面”Thanks For The Dance发布，构成了对世界的一场漫长的告别。

　　在歌曲The Hills里，他说：我不能登山，运动系统已经老化；我靠药物续命，感谢上帝；我的书页太白，我的墨迹太浅，白昼写不出，黑夜的诗篇。

　　死亡是难以阻止的，但用什么样的心态和姿态去面对死亡，却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的诗。科恩选择了坦然，平静，与感恩。

　　遗作也是音乐人对自己生命的补充

　　Prince因他丰富多变的曲风闻名于世，作品数不胜数，甚至生前的“弃曲”都能集合起来出好几张新专辑。

　　比如遗专Originals，是一系列Prince写给别人的歌曲小样。生前，Prince为很多女子乐队和女歌手创作了大量歌曲。

　　比如为手镯乐队（The Bangles）创作的Manic Monday, 为爱尔兰歌手希妮德·奥康娜（Sinéad O’Connor）创作的Nothing Compares 2 U等等。这些歌曲的原始版本，都能在专辑Originals中找到，虽然大多歌曲都是demo，但完整性很强。

　　而他第三张遗专Welcome 2 America又了给人重新认识Prince的契机。这张专辑由他90年代未发布的作品组成，和他以往的歌曲不同，这张专辑关注美国社会的诸多现象，呈现出Prince的现实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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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如今，Prince未发表的遗作仍在不断释出，继续补充他庞大的曲库，和乐迷进行超时空对话。

　　1993年，是Beyond乐队成立的第十年，是他们到日本发展的第二年。在这个关头，Beyond需要一张专辑来总结自己的十年，也需要一张专辑让他们在日本站稳脚跟。

　　《乐与怒》就是他们精心打磨的一张巨作，大部分词曲由黄家驹完成。但就在专辑发布后不久，黄家驹在东京录制节目时不慎从舞台上跌落，受重伤去世。

　　作为黄家驹在世创作的最后一张专辑，《乐与怒》一半是Beyond商业化的一面，一半是他们对摇滚的坚持。《情人》是商业化的流行摇滚，《我是愤怒》、《全是爱》带点金属味道，《爸爸妈妈》则隐喻香港回归，具有爵士色彩。

　　其中，最重要的歌曲当属《海阔天空》。歌里唱了黄家驹一路走来的迷茫与坚持，成为了对黄家驹短暂的一生最佳的注脚。

　　音乐，是一种告别的方式

　　对意外离世的音乐人来说，癌症是极大的死亡诱因。它是对人生命的漫长且痛苦的审判，你知道死亡的镰刀最终会割向你，但难以预料生命余下的时长。因此，如何告别是患癌人群常常需要的考虑的最后一件人生大事。

　　告别可能是慎重的，比如梅艳芳。2003年，她已经病入膏肓，因长期的化疗头发掉光，下体也不断流血，穿着纸尿裤才能上台。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她在香港红磡连开八场“梅艳芳经典金曲演唱会”。哪怕每唱一首歌，她都需要在后台打一针止痛针才能继续，但每一场演出她都尽善尽美，把舞台效果，个人形象做到了极致。

　　11月，在最后一场演唱会上，她穿着盛大的婚纱，嫁给了音乐和舞台，用一首《夕阳之歌》向观众告别。她对观众说“我老是觉得，夕阳和黄昏都十分漂亮，但十分短暂，我们应该珍惜，更加要争取在身边所有的事，否则瞬间便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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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转瞬即逝却美艳无比的夕阳，一个月后，她的身体急转直下，在香港溘然长逝。

　　告别也可能是隐秘的。

　　从2019年开始，赵英俊就走上了抗癌之路。除了身边的密友，基本上不为大众所知。在吃着止疼药的间隙，他为抗癌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录下了同名主题曲和插曲，用乐观的态度迎接死亡。

　　作为幕后制作人，他常常根据电影情节写出合适的歌，但这一次，赵英俊不止基于韦一航和马小远的故事，也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

　　克劳迪奥·阿巴多是世界知名意大利指挥家，他独揽了维也纳，柏林主要音乐团体的指挥工作，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左手”。

　　2000年，阿巴多被查出身患癌症。两年后，他辞去了柏林爱乐乐团总监和首席指挥的职务，创建了瑞士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每年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音乐家齐聚琉森，在阿巴多的指挥下演出。

　　在古典乐届，有一个“第九交响曲魔咒”：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在完成生涯的第九首交响曲后，都撒手人寰。

　　为了破除这个魔咒，马勒把他的第九交响曲改为《大地之歌》。然而，马勒还是难逃死亡的追捕。

　　一直以来，阿巴多都对马勒的交响曲情有独钟。

　　他认为寂静是声音的延续，因此在欣赏涉及到死亡的音乐时，保持安静和肃穆是听众应有的态度，也是对作曲家的尊重。

　　在2009年。阿巴多在马勒《第九交响曲》结束后，他和观众心有灵犀，配合了长达两分钟的寂静，共同完成了乐曲的尾声，仿佛这也是指挥本人的安魂曲，告慰自己在寂静中慢慢消逝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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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的琉森音乐节是阿巴多的谢幕演出，在最后，他带领乐团演绎了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和布鲁克纳的《第九交响曲》，这都是作曲家离世时未完成的遗作。那时，阿巴多的身体已经透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演奏结束后，他站在台上一动不动，享受寂静的魅力。

　　半年后，他长眠于瑞士的菲克斯山谷，一个禁止汽车通行的世外桃源。

　　在汉语中，家和坟冢的“冢”只有一点之差。“冢”是地下的家，似乎即使肉体归尘归土，人的社会关系、精神灵魂也会在一个不可知的世界里继续维系着。

　　然而，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正来自于这种不可知。

　　你永远无法验证死后的世界是否如宗教典籍中描述的那样与此生的行为紧密相关，于是恐怖的地狱变成了有神论者们对道德败坏者的恫吓；你也无法知晓抽象的精神灵魂是否能永存不息，于是天然地把肉体的终结视作意识和创造力的消散，担心错过此生未经历的美好。

　　这种难逃的宿命对人的刺激是难以预估的，遗书、遗言以及音乐家的遗作就是濒死者的思想爆发，它们承载着音乐家如何思考、理解并超越此生，如何告诫、启发并影响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