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新发展观、协调发展与战略转型_风闻
天地纳于心-2022-08-28 10:13
实现科技产业的持续、迅速的发展,必须从知识创新、科技进步与生产力以及经济增长的现象之间寻求一种普遍的共识或一种新的经济增长观,即通过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四维协调发展,以及知识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协调整合,形成一种战略优势和产业运作机制。
一、 新发展观与协调发展
进入21世纪,知识、技术和资本的协调作用日益递增,新经济增长的存在和发展与科技产业在知识结构的关联日趋紧密。因而,无论在微观层面或宏观经济层面,技术层面还是制度层面,产业发展越来越与科技、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增长方式的前景密切相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并不简单地起因与经济发展的不足,还涉及到科技、政治等方面的兼容性问题。这需要一种不仅仅将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的解释,而且还需要突破这一狭义范围,从持续发展战略的制约因素,如科技制约、经济制约、社会制约、政治制约、时空制约等因素进行解释,并扩展到科技经济与社会以至全球范围进行全景式的思考。这种新的发展观点和战略,我们称之为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思想与战略作为一种新的发展观是对持续发展思想、运作模式和战略框架的补充与完善。它们的异同之处有以下方面:
1.协调发展不仅与全社会的发展不可分割,而且与全社会发展的战略要素和系统变量有密切的关系。如"可持续性"取决于经济的变化与社会、文化变革及其生态演变的相互关系,而协调发展取决于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社会稳定乃至政治改革及其协调发展的相互关系。
2.持续发展的质量标准与保障长期的生态、社会和文化相关,并具备支持经济活动和结构变化的能力,而协调发展是一国一地经济、科技与社会综合实力的系统反映,其质量标准是整体性而非局部性,某一领域的发展不是唯一的标准。
3.持续发展是不易计量的,其数量尺度和质量尺度是相互加强和相互联系的,因此不能为任何直接的和可计量的经济增长的观点所完全概括。协调发展可以通过建立评估框架和指标体系,进行量化统计分析。
4.持续性经济发展与物质增长相关的数量尺度,是指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下或注定将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下人的可获得性,以保证物质的需求与社会福利等,而协调发展不仅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与社会福利,而且需要满足生活质量和科技、经济与政治对社会生活带来的贡献。
以上比较显示,协调发展思想是对持续发展观点的深化和完善。实际上,是将持续发展纳入科技、经济、社会与政治四维协调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发展系统(科技、经济、社会、政治)诸要素的相互调整与整合,并在调整与整合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发展结构和运作机制;为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进行系统性、动态性、适时性的调控和整合。通过调控和整合确保阶段性发展与协调发展同步进行。因此,协调发展可以视为对诸发展要素进行调整的总调控系统。它包括多层次的协调发展体系;整体系统结构的发展协调和阶段协调;局部系统的目标发展系统;局部系统的结构发展协调,等等。
要说明的是,将科技、经济、政治与社会纳入阶段性的协调发展,是多元协调结构的基本演进和响应过程。它的动态变化的起始因素有以下几点:⑴多元因素发展的比例失调。人才资源、资本运作、风险投资、制度安排和政策法规等因素的缺陷都可以引起比例失调和矛盾制约,造成发展过程中的冲突运行和比例变化。从深层次来看,这些缺陷性的变化实质上是体制、法规、政策等多层次失调的结果。同时,也是引起动态变化的内在因素。⑵发展阶段的不均衡。科技、经济、社会以及政治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发展设计的缺陷,导致从整体发展阶段,各个组成部分在发展阶段中与参照系发生一系列“错位”。在发展速度、发展规模、发展质量和发展形式等方面形成差距,引发出运行波动和比例变化。发展阶段的不均衡看似是一种横向运行的现象,但其根源却是纵向运作的不均衡、不顺畅和不协调。⑶发展结构的不合理。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技术结构、教育结构、市场和需求结构等的不合理也可以造成发展结构的失衡和不合理现象。这些现象不仅需要系统创新给予积极地推动,而且需要通过体制协调、政策协调、机制协调以及管理协调给予解决。同时,还包括产业之间的协调、各种利益的协调,以及联系方式的协调等。
从产业转型的微观角度,协调发展主要包括:各个产业的素质之间的协调;产业之间相对地位的协调;产业之间联系方式的协调。而动态协调包括产业增长速度分布的协调;产业阶段交替的协调等。协调产生的效果是明显的:①可以产生“外部经济”。②提高了各个产业内部经济效益。③促进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④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避免因经济大波动而引起摩擦和损失。⑤有利于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动,使供求结构矛盾弱化。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协调环境是外部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大协调发展对小协调发展的影响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协调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因素会通过一种链式关系引出其他因素,一般而言,只有三者的相互作用、协调发展,才能促进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有序发展。期间,起主导作用的是协调发展。
二、协调发展与战略转型
在新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科技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引入和新经济流程的形成,传统的“低水平扩张与均衡”模式已经不在适应发展阶段的要求。尽快超越单纯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转向以数量、规模、结构和效益的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新发展模式,由传统管理型战略模式向协调型战略模式转换成为新世纪的战略转型大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协调的基点是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其核心就是可以形成战略力量的科学技术及其知识系统。结构转型在延续其聚合、协调和同步机制的同时,开始显露出科技、知识配置的作用。知识不仅可以成为经济学理论的资本形态,以其所具有的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在结构转型中表现出收益递增的特征,并作为一种干涉变量进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分析框架,而且可以通过教育产业、软件产业、咨询产业等知识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加快了“生产要素”在质量上的改进,产生有别于传统资本形态的新的知识资本。这些资本所具有的特殊而有相关的异质性发展,对于确定知识资本价值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具有经济价值而不是单纯知识性质的资本所形成的资本结构,意味着科技创新改变了知识资本结构,同时也改变了结构调整的战略形态。人们可以通过向特定的资本形态投资改变产业组织、产业前景、项目选择等有关的产业结构体系,进而使科技、教育促进经济增长战略具有特殊的经济属性。
我们看到,实现这一特殊经济属性的战略变革,并将科技、教育转变为特殊资本形态,以增强国家科技经济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最直接的变化有以下方面:
(1)知识密集型的科学技术产业发展迅猛,产业更迭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以及新材料产业成为竞争最激烈、发展最迅速、影响最广泛的技术产业领域,并促使产业结构的高变动、高效率和高效益。
(2)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加快了选择性嫁接、改造和重组。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将迅速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产品的附加值,使传统产业的售后利润率等指标完全可以同高新技术产业。
(3)科技、教育与产业的交叉渗透和整体聚合,促使产业素质、产业功能和产业机制发生内质性变动。通过研究开发、教育培训、人才流动等政策协调,提高人们获得既得能力的价值生产率,促使人力资本的质量性、结构性变化。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产业资本的结合构成的发展集群,在科技、经济系统结构的变迁上显示其直接的结构转换功能,将迸发出持续发展的增长潜力。
通过战略要素的全面调整,以及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技创新在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实现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中构成了新的增长极。这不仅是确保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核心所在,也是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基准点。这意味着,中国虽然非熟练劳动力比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比重大的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过程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相对较长。但在总体上,中国处于自身的战略需求和参与全球竞争,必然通过扩大知识资本和知识服务产业的规模,以持续不断的人力资源开发,来改变产业转型方式和结构调整功能,实现产业“跨越”和产业“改造”的不断升级,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以这样的战略为基础,在经济转型和不断变革的时代,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是与科技先导、教育先行和经济转型为基础的。
但归结起来,就是建立在高技术基础之上先导型、支柱型的科技产业群体,以及实现“强-大”的产业竞争实力。因此,实现中国产业升级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一方面依赖于转型期的市场化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体制创新、政策创新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工业化阶段的科技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发展。按照中国国情现状,不可能在短时期实现“知识经济”,而是在若干城市和地区首先实现工业领域的科技产业化及其规模经济效益。在实现科技产业化的基础上培育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增长级,扩张知识产业的市场份额。这一过程必然要经历工业化阶段的科技产业发展、知识产业发展的过程。同时必然要进入科技、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化阶段。这表明,当工业化和人口激增带来的环保、资源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时,科技促进经济增长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协调发展的互动阶段。当寻求解决工业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将引起相应的经济、社会、科技领域的巨大变革时,协调发展作为一个基本的战略形态出现,不仅加快了科技经济与社会在产业转型中的互动程度,而且进一步确立了协调发展作为新经济时代的内生变量的地位。
随着科技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和科技之间的在产业转型中的互为需求更为迫切。从发展的角度上,这种互为需求不仅包括结构优化、技术变迁、制度创新和社会安定,而且包括科技、经济、社会的战略政策、发展目标、运作机制等之间的配置关系。这种关系并不限于在自然和社会资源的约束下进行代际之间的安排,而是在经济、科技与社会的战略层面,以协调发展方式作出科技经济与社会在总量、结构、效益和代际兼顾等目标之间的战略配置。同时,产业转型在科技、知识的扩散、渗透与整合下,逐渐成为一种与社会发展目标相兼容的经济社会行为。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将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升到一个重要的战略高度。转型与结构调整的效益是减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即“外部不经济”。造成中国“外部不经济”的原因之一,不仅仅可以用资源、人口、生态环境等因素进行解释,而且考虑到形成这些因素的科技、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兼容性,可以归结为科技、经济与社会之间的系统分割造成的体制等要素的协调发展障碍。
因此,我们用持续发展的观点来解释以知识资本为基础的战略变革及其结构转型有些狭义或勉强,实质上,任何传统的发展观点遇到根本性的挑战后,往往进行较大的修正。在一种新的协调发展的思想和运作机制基础上完成的系统互动、综合突进和整体发展,将逐渐取代传统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系统互动必须经历从单一突进、静态均衡到协调发展、动态均衡的过渡。主要表现为:⑴交叉渗透。科技、经济与社会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是建立在协调发展的系统基础之上的。当科技、经济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交叉渗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们在其交叉和渗透部位进行蔓延,并在协调运作机制的作用下迅速形成互动融合的发展态势。⑵互动融合。在科技、经济与社会的系统互动和融合基础上,进一步对相互目标、运作机制进行选择性接受。同时,在相互吸纳对方运作机制的基础上,进行适应性结构转型和系统调整。⑶协调推进。随着系统之间的结构转型和系统调整,科技经济与社会系统实现了结构优化的对接,并导致最终纳入协调发展的整体结构和发展过程。以上对协调发展过程的描述,是试图阐释协调发展在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运作特征。随着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与融合日趋紧密,协调发展的系统作用对系统转型与结构调整的影响日益深化,并逐渐将科技经济与社会系统纳入其运作机制和功能结构的框架,成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
三、协调发展与变革趋势
协调发展目标所作的归纳是表明一种现实,即全球科技促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要求相应的战略体系要适应这一环境的变化。而“协调发展”作为一种战略框架正是适应这一环境变化提出来的。虽然科技促进经济发展仍处在工业社会到知识社会并行转变和交替之中,但科技促进经济在全球范围的跨国界、超领域的发展,需要我们从长远的角度来选择宏观战略目标,并进入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领域进行系统驾驭和战略思考。
在整个科技、经济和社会转变过程中,一方面知识的生产力已经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科技促进经济成就的关键。知识已经成为首要的产业,这种产业为经济提供必要的和重要的生产资源。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和较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并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支柱性作用。科技产业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国内外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要求,而不断改变自身的结构并适应发展的变化。由于科技产业(包括中低技术密集型)在全球范围向其他产业领域广泛渗透和扩散,知识产业及其服务产业成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助推器”和“润滑剂”。同时,为了促进知识产业及其服务业的发展,相关科研、教育、培训和网络等知识生产系统发展迅速,并随着就业结构和就业人员收益率的转移,加快知识人才资源的聚集和扩散。
扩而广之,知识、知识网络、知识人才构成了中国知识社会化和经济知识化的发展动力体系。期间,我们极为有利的是,全球范围的科技与知识的价值在不断上升。消费活动逐步由物品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配置,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创新全球化竞争的大量闲置的中国知识人才资源不仅会得到迅速开发和利用,而且其自身价值不断递增,科技成果和社会选择的范围将不断增大。随着这种经济增长变得日益依赖科技的进步,对于生产和分配这种知识及其知识人才的制度、政策的改革要求也在上升。一个使知识及其人才价值普遍上升的科技经济体系中,不同制度安排和游戏规则所提供服务的需求被这种知识类型的经济增长所改变。各种保护性法律条例和法律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知识升值的环境变化以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成为可能。但必须承认,这种环境变化有时是缓慢的。有关立法和法律上的发展以及严格地贯彻实施,往往是在知识价值上升后或与国际规则接轨才使制度、政策和管理得到全面调整。
于是,归结起来说,我们建立的协调发展理论和分析框架,是战略性、体制性、政策性调整先于科技经济增长的动态调整的过程。尽管一项制度或政策对知识生产并不完全依赖于经济增长的考虑,但所产生的变化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也许,我们的分析研究不能解释一项制度性改革的变化,但是可以用以确定这一变化带来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很难现想象,离开体制创新、政策创新和服务领域创新,知识价值理论和知识人才升值,以及知识在促进科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能有多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