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与“爱国生意”——再谈司马南事件_风闻

    那位说司马南是“公园老大爷和民粹”的网友又在问：

     “想请问，如何看待、分辨那些“爱国生意”呢？”

       回答之前，我想先谈谈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我们看问题所必用的最基本的方法：

        实事求是。

        这是谁都耳熟能详的四个字，似乎不用我在这儿啰嗦了。

         但是大家想一想：

         你真的会运用它吗？

         事实上，我们经常因为千奇百怪的理由而偏离它。

         比如在看到“司马南代表公园老大爷和民粹”那个问题的时候，换作是你，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公园老大爷”、“民粹”这两个字眼儿，代表了一种很衰、很傻、很土、很low的的形象，对吗？

        所以你立即产生了一种鄙夷的、避之犹恐不及的情绪，唯恐自己被认为与“公园老大爷”、“民粹”为伍，对吗？

        提醒你一下：

        当你产生这种感觉和情绪的时候，你就很可能开始远离“实事求是”这四个字了。

       要知道， “公园老大爷”、“民粹”本来不是“叛徒”、“汉奸”、“敌对势力”之类的贬义词，但在有些人的内心深处，他或许宁可被冠之以后面这三个词，也不愿沾上“公园老大爷”、“民粹”的边儿。

       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中第二个原因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配合第一个原因起作用：

       1.他确信自己绝对不是“叛徒”、“汉奸”、“敌对势力”，你说他是这些，他只感到荒谬可笑，所以不以为念；可是他潜意识里真的认为“公园老大爷”和“民粹”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一旦被人说出来，他自己也觉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儿；

      2.他的头脑里被植入了一条鄙视链，在这条鄙视链里，“公园老大爷”、“民粹”的位格比那三类人还要低，还要可耻。

       那么，这条鄙视链是谁植入他的头脑的呢？

       为什么他就那么心安理得地将这条鄙视链接受下来了呢？

      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问题。

      很多年轻人甚至年纪并不轻的人就是这样，经常由别人抛出的一两个字眼儿左右着自己的情绪，精神上陷于被动，甚至被撩拨得方寸大乱。

     他们不愿意自己被侮辱性地定义为“公园老大爷”和“民粹”或其它什么名号，这诚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他们的自尊心和对自由平等的追求。

     但他们就是没有进一步思考：

     “公园老大爷”和“民粹”等名号本身又是被谁定义的呢？

     是谁赋予它们一种侮辱性的含义并打入鄙视链底端的呢？

      他们急于摆脱自己个人受歧视和侮辱的窘境，却全然不顾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本来所隶属的那个受到歧视和侮辱的巨大群体，全然没有想到自己之所以那么害怕被归入这个群体，正是因为自己真的属于甚至自己也承认属于它。

     这是什么？

     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个体成员在没有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分析问题的时候所必然陷入的一种带有极大软弱性、被动性的个人主义倾向。

     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回答那个问题的时候，首先不是说别的，而是指出了“公园老大爷”和“民粹”这两个字眼儿在当下被运用的实际语境：

    “这位同学说的 “公园老大爷和民粹”，因为“截图无法发出”，我不知道究竟是指什么，只知道这类词经常被我在今天讲苏州和服事件的说说中提到的那些“精英”们用来指称那些对祖国尤其对毛主席有着强烈挚爱的普通群众。这些群众大多学历不太高（微博上有人嘲笑道“司马南的支持者学历不超过初中”）、不太会说话，无财无势，无刀无笔，有的年纪还比较大，而“精英”们就抓住这些，对他们极尽嘲弄羞辱之能事。然而，这些群众正是社会主义事业所要依赖的基本力量。”

   学过当代西方哲学的人，或许会说这就是分析哲学中牛津学派的“日常语言分析”，但其实又何需贴上这些标签呢？这种不去纠结那几个听着别扭的字眼儿本身，而是去直接考察它们实际上被谁运用以如何运用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它有着英美语言分析哲学所望尘莫及的深广内涵。

   经过这样一考察，一对比，我们不难发现：

   “公园老大爷”  、“民粹”经常被极右用来攻击那些爱国并且追求社会公正的一般群众，而反过来，这些群众以及“左派”却从来不用这样的字眼儿去形容对手——正如在资本家的字典里，“懒汉”、“劣等”、“低贱”总是用来形容工人，而工人反倒不这么骂资本家一样。

   这个区别就很重要了。

   资产阶级无比害怕广大群众的严肃刚直的性格、一往无前的冲天斗志、敢于蔑视和撕毁剥削者的花言巧语的批判精神，和万众一心的凝聚力、组织性，所以当群众表现出这些的时候，他们当然要竭力诅咒，说这些积极猛烈的斗争都是“非理性”的，是“民粹”、“群氓”之所为。因为现实社会中很大一部分的话语权在他们手里，所以他们的这些诅咒对广大群众也不会毫无影响，甚至总会有些人跟着他们的节奏来骂自己人。

   看清了这些之后，我们的基本态度就可以确定了。

   这不是说“公园老大爷”等广大群众就没有缺点，就不需要批评，但这种批评应该是严肃的、科学的，同时也应该是善意的、诚恳的、热情的、耐心的、平等的、同志式的，而不应该是蛮横无理的、居高临下的、幸灾乐祸的、蔑视的、仇视的、侮辱性的、挑衅式、流氓式的。

     如果一个人对群众说话总是后面这种态度而不改，那不管他一开始有几分道理，最后大都不免要走到敌人那边去的。

     试想一下：

     一个从内心里看不起群众，认为自己有特权可以辱骂群众的人，他能走一条什么道路呢？

    所以，爱国群众有缺点，比如简单、狭隘、短视、粗暴，出现无政府主义苗头等等，我们当然可以批评，但这本质上是人民内部的相互提醒和帮助，一定要和那种敌对态度的攻击辱骂严格区分开来。

   关于所谓“爱国生意”，我们同样要问：

   1.这个词是哪些人经常在用？

   2.这个词在现实中所指的又是一些什么行为？

   对第一个问题，我们稍微关注一下网上的言论就不难发现：

    喜欢使用这个词攻击别人的，大多是一些亲资本、亲西方的人。

     至于第二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

     我关注过一个红色的历史公众号，发布的内容都很好，但天天都在求读者打赏，因为作者说他为了写这些文章要购买大量历史资料，所费不赀；

    还有些红色微博有一些文章必须加会员付费阅读；

    另一个红色公众号讲完一个党史故事之后，就会推销一本相关的红色书籍。

     我还曾在一个红色公众号上买了作者推荐的一套老版的经典连环画，想给女儿看看。然而书到手后却不是我预期的原版，而是一种极粗劣的翻印版，虽然也还可看，但同样的书在淘宝或当当上却可以买到质量更好而价格低得多的——我想，这中间的差价，大概就是作者的利润了吧？

     不知道这些算不算是“爱国生意”，但我只对末尾那件事有些不满：

      书贵一点儿没什么，但印刷质量一定要保证，否则这些书就起不到应有的教育作用。

      推广来说，我对这些“爱国生意”（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都没有意见，就是希望大家用心做好，保证质量。

      至于有的红色自媒体据说背后也有资本在运作，我想那是很可能的，毕竟当年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也是由资本家办的出版社出版的，从发行量来看，一定也是帮资本家赚了大钱的。列宁同志说过，为了赚钱，资本家可以卖给你用来吊他的绞索。对利润的无限贪欲和资本家之间的残酷竞争，都使得他们不能不这样做。

      何况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有很大部分是国有的，而私有资本在很多方面也要听命于国家，这与西方国家很不一样。甚至就连外国资本，有时在中国也会“两面下注”，而并不只是去接近所谓“亲西方”的那帮人的。

      这样就会形成极为复杂的斗争局面。

      在市场规则支配的社会里，你手里的钱多，声音才大——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正因为这样，那些与红色爱国阵营争夺思想阵地的人，都希望红色阵营在经济上陷入窘境，希望所谓“爱国生意”做不成或破产。

     但是，在中国，在党的领导下的十四亿以各种形式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民，又并不像西方的普通群众那样完全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塑造成了一个听话的劳动力、一个完全被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的规则所支配的客体，而是有着多得多且完全合法的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来支持自己阶级的主体性，因此他们有着真实而强大的需求来支持红色的思想文化阵营——假如真的有“爱国生意”的话，这一“生意”的真正根基就在这里，这些年《建军大业》、《长津湖》、《觉醒年代》等主旋律影视作品火爆的根源也都在这里。尽管这些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乃至有些作品的倾向也是驳杂不清的，但它们无不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今天要让中国的观众买账，就要向他们的立场和思想靠拢，就不能像过去曾经流行的那样去贬损他们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情感和对社会平等公正的追求。

    但形势仍然有它的严峻性：

    红色文化可以利用资本，可以利用市场规则，但怎样做到利用资本而不被资本所利用，利用金钱而不被金钱所异化，这也一定要经历一个激浊扬清、大浪淘沙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确实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开动脑筋，擦亮眼睛，独立思考，进行有力的批评和监督。

      我在批评司马南等人的各种言论中，也隐隐听到了真正来自人民群众的严肃提醒和帮助，希望司马南等同志认真倾听这种声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与广大群众形成良好的互动——要知道，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战士真正的生命力与战斗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