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实及其它_风闻

所有的名词都是概念，因为所有的名词都是对一类事物及概念的本质特征的抽象概括。不要说抽象名词，就是我们认为的具体名词也是如此，除非你加上“这一个”。

比如红色铁杆海棠，够具体了吧，但它依然不是指每一株红色铁杆海棠，仍然是对所有红色铁杆海棠的概括；黄色的沙子，够具体了吧，那就更不能穷尽所有黄色的沙子了，只是对这种颜色的沙子的概括。

名、实之间永远是有距离的，这个距离就是人思考的空间。

至于人的名称，比如李白、杜甫，人给喜爱的和需要分辨的动物起的名字，比如某一匹马叫罗柏特、某一只黑猩猩叫大卫，这名、实之间距离就更大了，因为这种名字仅是对某一事物的称呼，不是对一类事物本质特征的概括，因而它不是概念。

因此人们就会从不同的角度否认名、实之间的关系。

《老子》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高亨解释说：“名之可以根据实物的内容而予以名的，就不是永远存在的名，”他进一步说：“而我所谓道这个名，是不可根据实物内容而予以名的，是永远存在的‘常名’。”

高亨不仅拉开了名、实之间的距离，而且明确说不能根据实物内容来命名，因为名子是对一类事物本质特征的概括。

《金刚经》“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这也是拉开名、实之间的距离，般若波罗蜜之名并不等于般若波罗蜜之实，以名来否认实的存在。

对名而言的实，可以分为现象和本质。

中国古代对事物的认识是不分现象和本质的，甚至连现象的类也分不清，顶多如名家分出事物的共相和殊相，如“白马非马”等，对此也缺乏深入的认知，因而不利于中国学术尤其是科学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西方从古希腊以来就明确的分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知道有决定现象的本质隐藏在纷繁的现象之中，一定要探究出现象内部的本质。

这里的本质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构成物质现象的最基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怎样构成，比如原子说、现代的化学、生物学等；一个是事物存在、变化、发展的规律，比如能量守恒、万有引力、进化论等。

其实我不是讲名、实及其关系，我也没那个能力。

名很重要，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孔子对名的重要性认知也仅限于此。公孙龙对名的认知也仅限于“白马非马”。就是这样的对名的认知战国以后也彻底停滞了，更没有人对名、实关系作出深入探究。

而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对名、实关系做出深入探究，而且代不乏人，最后发展出十一、十二世纪的显学唯名论、唯实论，对名、实关系的研究到现在也还在继续深入。这种研究不仅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有益，促进学术、科学、社会进步，而且对人的思辨能力、认知能力也有极大的提高，促进人本身的进步。

其实我只是讲一种方法。

西方学术有一个特点，就是善于从正反面加以推导，逐步推导，他能从石头推导出魏巍山脉，从细流推导出渊深海洋。这可能就是逻辑的力量，更是认知能力本身的力量，背后的动力可能是认知甚至求生的愿望。

从唯名论认识到共相不真实，转向真实的自然，从而实验科学兴起；认识到个体的真实性，因而私人领域的意义和正当性得以确立；唯名论为新教徒所继承，认识到上帝无所不能，人自然也可以直接和上帝沟通，不需要教会作为中介，从而促进十七世纪宗教改革。唯名论的一种学说神学绝对论过分拔高上帝，人变得极为渺小，因而人感到无助，认识到只能依靠自己，于是出现人的自我捍卫意识。

我们都知道现代西方的正义、诚信、自由、平等、博爱意识，乃至共产思想都是从基督教理论上推导出来的。

古代中国缺乏这种推导能力，现在这种能力也不强大。

其实中国古代还是有很多可供推导的思想资源，只是中国人不善于推导，使这些思想资源闲置或毁灭。

中国古代讲君权神授，但《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很容易推导出天视和民视同一，天听和民听同一，君权神授实质就是君权民授，君权民授就是主权在民。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的很明白民贵君轻，民贵君轻思想是不是有助于打破封建专制呢？是不是有助于实现社会平等呢？

其实孔子很多思想已经注意到无差别的人的尊严、权力，但人们主要集中在认识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而置积极的思想资源于不顾，致使中国古代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人权和尊严。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思想在中国很多典籍中都有，结果这种积极的思想隐而不显，得不到发挥，不然的话也不至于等到二十世纪初才建立共和国，中国人民多遭受了几百年的罪，中国社会发展晚了几百年。

那么现在中国人这种推导方法用的怎么样呢？其实是一点也不怎么样，和古代没什么区别，看不到一点进步。

可能是中国人缺乏愿望，推导个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