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作出的抉择——也谈司马南事件_风闻

     一

看到司马南承认在美国买房投资的微博，我很鄙视那些以此大做文章说他“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人，也完全相信司马南老师不但是爱国的，而且坚持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劳动人民的立场。

      然而，正因为这样相信，我又不由得再一次感到：

      很多人、很多事，总比我们想像得或我们愿意相信的要复杂得多。

      司马南只是在美购房，并没有移民，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而又移民出国、移民出国而又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我却是认识一些的。

     曾有人攻击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书塑造了一个内战期间在红白两军间不断摇摆的格里高力作为主人公，作家回答：

     “我们都知道，那时候，不是一个、不是几个，也不是几百个格里高力曾经动摇过。”

     我还在报纸上读过红八军团军团长、八路军115师参谋长周昆的情况。他从秋收起义直到参予指挥平型关大战，表现一直坚定勇敢。然而，1938年3月，他到临汾领到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6万元军费，却拿走其中的3万元潜逃，从此再无踪迹。

     剧作家黄纪苏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野心勃勃、生气勃勃的人，对自己认为有意思的事，就会激情澎湃、热火朝天地一干到底。革命年代，他们干革命义无反顾死不旋踵；市场经济时代，他们追求金钱同样如醉如狂毫无顾忌。

       司马南、移民的爱国者、格里高力、周昆，以及黄纪苏谈到的这种曹操式的以个人意志把正面反面都做到极致的人，当然是不同类型甚至截然相反的人物，但隐然又有着草蛇灰线般的联系。

       方志敏同志曾经写道：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毛主席在谈到共产党人应该永葆革命本色而不讲究物质享受时说：

     “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就是要做难做的事。”

     他还将那些做不到这一点的人比喻成屈服于不拿枪的敌人的人，在糖衣炮弹面前打败仗的人。

      这些说法，有人曾将其类比于王阳明的“第一等事是要做圣贤”、“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自然也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毛主席这样的表述有着更为深刻明确的内涵：

      1.阶级指向更明确：王阳明的“山中贼”是指农民起义军，“心中贼”却是指他这样的封建卫道士个人自己的贪欲对封建纲常的违背等等，二者并不一致——并不是农民起义军这个“山中贼”导致你心中有“贼”的。而毛主席所说的“拿枪的敌人”、“不拿枪的敌人”与“糖衣炮弹”之间，则有着直接的联系：都是剥削阶级以及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对我们的影响，那些“糖衣炮弹”确实是剥削阶级向着我们打过来的。

     正因为这样，也就有了第二层：

     2.教育效果更动人：王阳明只说了个难易对比，而并未也不可能说出破两个“贼”的内在联系，而毛主席揭示了这个联系（当然毛主席的阶级立场、敌我判断与王阳明的截然相反），那么他就更有理由对他的教育对象提出要求：

        同样一个敌人还没有被彻底打倒消灭，过去在有硝烟的战场上，如果屈服于拿着枪武装到牙齿的他们，是可耻的，今天如果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屈服于已经没有真枪实弹而是射出糖衣炮弹的他们，不是更无能、更可耻吗？而且在糖弹面前吃败仗，会让我们过去在有硝烟的战场上打的胜仗变得毫无意义，甚至变成失败的前奏。因此你要当英雄，要保持过去的英雄荣誉，就要和这个敌人继续战斗下去，从胜利走向胜利，直到这个世界上再也不存在剥削，也不存在产生剥削的任何土壤。

    毛主席的这个政治修辞是耐人寻味的。

    他总是让他的战友们不要忘记战争年代的很多经验和传统；他喜欢用战争和军事术语来分析与形容和平年代的各项工作。

     有人认为这只是他留恋过去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

     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为了故意制造敌人，制造紧张空气，加强个人权威，限制个人自由，反对独立思考。

     而我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毛主席深深懂得他的很多战友更接近柏拉图笔下的“武士”型的人物：

      他们对敌斗争很英勇，重视荣誉，对国家也很忠诚，但对革命事业的理性认识不够，不能像“哲学王（就这个词的正面意义说）”那样深刻把握住人类前途命运的本质，在“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和平年代，容易失去方向乃至“死于安乐”。

      那么对这样一群人，必须让他们至少要感到（如果一时还不能理解到）现在的工作仍然是对敌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他们要打的“仗”，我们仍然是在以另一种战略战术在和那些狡猾了十倍而且乔装改扮了的敌人较量，这才能激发他们的捍卫荣誉的动力，让他们感到这样的仗打不好，自己就和自己过去所鄙视的胆小鬼、逃兵、降敌的叛徒没有区别，就是自己抹黑乃至毁灭自己英勇无敌的形象。

     换言之，毛主席是在用军人自己的经验、军人最容易接受的语言，来增进这些戎马半生的战友对“不忘初心、永远奋斗、改造到老、革命到底”的认同感，先激发他们本有的荣誉感和战斗欲，再让他们在实践中去思考和升华。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我们每个具体的人总是复杂的、有差异的：军人有军人的情况，司马南有司马南的情况。

      但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提出高标准、严要求。

      建国初期，有的将军向毛主席抱怨：

      “资本家吃饭五个碗，我们部队吃饭只有酸菜。这个太苦了，要改善。”

     毛主席回答：

    “这是好事。你资本家五个碗，我解放军吃酸菜。这个酸菜里头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在这个酸菜上。”

      大家一定要懂得，毛主席这话不是说部队生活不要改善——相反，毛主席非常关心战士们的生活，哪怕在最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也是想尽办法让战士吃饱穿暖，逢年过节还想着让战士们吃点儿好的，打打牙祭——而是高度警惕和强烈反对那位将军流露出的一种思想苗头：

      “我们部队要跟资本家比生活水平，像资本家那样过日子，才舒服、才体面，不然就是遭罪，就是没面子……”

     这些话还说不上是什么腐败，但在毛主席看来，让我们的指战员不去管劳动人民过的什么日子，而是盯着资本家比吃比穿，这就是思想上沾了灰尘，这就是在敌人的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的先兆。

      目前状况比建国初期复杂得多，各种诱惑也多得多，所以我们每个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都要问自己：

      这个主义现在就是要求我们即使有条件，也不能去做一些很多人可以放心大胆去做，做了之后还有很多人眼红心热艳羡不已的事情，那么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吗？

       如果不愿意，我们就容易在糖弹面前吃败仗——你的知名度越高，这个败仗的影响力也就越大。

      我认为司马南是个很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战士，战斗力强于很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教授，尤其是那些专门到《资本论》里寻章摘句为资本涂脂抹粉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与司马南同志更是相去不可以道里记。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但缺点还是需要战士们防微杜渐，因为它不但关乎个人修养的完善，往往也关系到正在进行的战斗（比如对国资流失问题的追究）的顺利进行。

      而战士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去做难做到的事情。

二

  上文在我空间发表后，有位网友评论说：

      “根据个人较长时间间断性观察，认为司马南算不得有缺点马主义战士，更像公园老大爷和民粹（截图无法发出）。”

     我将文章转到朋友圈后，一位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网友还对司马南作出了更严厉的批判。

     自己的文字能引来大家这样严肃认真的回应，真是何幸如之。也正因如此，我感觉有必要进一步阐述一下我对有关问题的看法，以供探讨，这才对得起大家的赐教。

    这位同学说的 “公园老大爷和民粹”，因为“截图无法发出”，我不知道究竟是指什么，只知道这类词经常被我在今天讲苏州和服事件的说说中提到的那些“精英”们用来指称那些对祖国尤其对毛主席有着强烈挚爱的普通群众。这些群众大多学历不太高（微博上有人嘲笑道“司马南的支持者学历不超过初中”）、不太会说话，无财无势，无刀无笔，有的年纪还比较大，而“精英”们就抓住这些，对他们极尽嘲弄羞辱之能事。然而，这些群众正是社会主义事业所要依赖的基本力量。诚然，我们不难从“公园老大爷和民粹”身上找到各种各样的缺点（这些缺点，大半都与三四十年来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人民群众中的思想混乱有关），可是如果我们因为他们受到以“上层”、“精英”自居的人的嘲笑，就想与这些“土”、“憨”、“穷”的人划清界线，也学着去高高在上地“内涵”他们，那除了说明我们自己不知不觉中在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缴械投降并且当上了帮闲帮凶，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

    任何进步的事业，包括社会主义的事业，是由现实的社会人而不是宗教里才存在的那类圣徒在推动的。某微信群里曾有一位学者说现在要警惕“极左”分子诋毁改革开放，我回应说：

    “我拥护并高度评价改革开放，还因此被一些红色网友当作修正主义骂过。但我完全理解他们。我知道这些人真心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他们完全理解社会主义需要自我完善，需要改革，也完全承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但是，有很多经历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一些具体改革措施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产生了疑虑。他们看到并且指出了很多影响到他们作为普通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可以解决但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因此我们不能说他们的这些疑虑没有一点根据。与其要求这些群众想问题、谈看法都像领导、专家一样滴水不漏，恰到好处，不如认真思考一下怎样回应他们的关切，更好地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对有这些疑虑的人，我们只能拿成百上千的事实来回复他们，让他们看到改革开放确实姓社不姓资。另外，极“左”如果有，也是被极右逼出来的。在极右甚嚣尘上，诋毁毛主席和其他革命先辈、英雄烈士，说得好像新中国还不如旧中国的时候，有些人在其位不谋其政，采取妥协退让乃至姑息纵容的态度，而奋起反击来捍卫党和国家的反倒是这些无职无权的基层群众，所以他们当然会有想法，会反感、鄙视那些失察失责的人，会追问一个为什么，甚至可能产生一种扩大化的激愤情绪。我们越是要把改革开放搞好，就越是要正视和关注这些意见。所以如果您真的拥护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真的是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考虑，那么在批评您口中的极“左”之前，您要想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最好也要自问一下在极右猖獗的时候，您又在做什么。”

     司马南的节目，我的很多长辈都很爱看，认为自己的很多感受和想法都被他表达出来了。

     而在我印象较深的一期里，司马南提到：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职工下岗的大潮中，他在东北某市参加了一个饭局。席间那些暴发户们眉飞色舞地谈论着某某大桥下如今成了那些为了生计被迫从事某种“职业”的下岗女工们招揽“生意”的地方，而那些姿色可人的女工昔日是如何有头有脸，今天又是如何“风情万种”……

   司马南当时大概碍于情面没有多说什么，但在那一期视频上，他说他听到这些是很不好受的，因为他感觉那些被蹂躏被编排的女工就像他的亲人一样，都是曾经那样有尊严的意气风发的劳动者，理应是这个社会的主人，实在不该受到这样的羞辱与亵渎。

  2010年，司马南在一篇文章中说：

  “ 还记得吗？当年几千万国企职工，上级开完动员会，每人拿几万块钱（有的根本没钱）抹着眼泪就回了家。现在回头看，为国分忧，牺牲自己，成全改革的善念义举，固然都是工人阶级有觉悟、顾大局、听话的标志，但是，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简单，后来，有人借着改制大肆侵吞国有财产，有人急借机浑水摸鱼兼并重组，顷刻之间当上了百万亿万富翁，而回到家的工人群众，很多人沦为城市低保一族，当了“光荣的弱势群体”，每逢年过节，就有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怀送上门来。工人阶级的主体地位，莫名，成了别人施舍的对象。这件事，过去很多年了，我没搞清楚为什么。”

   现在从时间看，这正是他在美国买房的那一年。

   可是，知道了他在美国买房，丝毫没有影响我对司马南所说的认同。

    其一，我想，他在美国买房，了不起就是想赚钱吧，那又怎样呢？我认识的不少心向马列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都很想赚钱，赚大钱，很想尽早实现“财务自由”，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有了钱能干的事情，或者至少有了钱你就有底气不干的事情，都比没有钱的时候要多得多。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除非你有华为那样的核心技术，或者像李子柒那样天赋异禀，否则你用来“赚大钱”的那些手段，恐怕都难免会带有金融资本主义的那种投机性乃至虚伪性，因为当代资本猎取利润的操作逻辑就是这样，能让你那么容易“站着把钱挣了”，它就不叫资本主义了，不然为什么连李子柒那样心灵手巧万人喜爱几乎毫无瑕疵的“网红”都只好停更了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那天的说说里要提醒他们不忘初心，防微杜渐，千万不要为物所累——这是很难的，但必须做到，否则就会受挫折、打败仗。但不管怎么说，我决不是要大家都将“阿堵物”当作禁忌绝口不提，更不是说敌人攻击我们做某事，我们就该视为畏途，缩手缩脚。

   其二，更重要的是，我就是国企工人的子弟，司马南说的那些事情，与我家长辈以及他们同事对我说起的，还有我自己耳闻目睹的，非常吻合。他的视频下面常有自称工人的网友点赞，感谢他替自己说出了心里话，我想也是同样的原因。而那些攻击司马南的人，除了拿“美国购房”、“收割流量”、“司马粉月入不过三千，学历不过初中”等说事以外，没有一句话来直面司马南谈到的这些问题本身，没有一条证据说他究竟哪儿讲得不对。

   其三，司马南所说的这些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大大增强了我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像他这样的声音能够发出来并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引起反响和探讨，说明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自信和勇气直面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像某些人所惯常做的，一看到今天的问题，就把责任推给“文革”，推给前30年，推给毛主席，或者简单归咎于“西方影响”、“中国人素质差”。这种自信和勇气，当然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伟大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会朝着更健康、更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方向发展。

    我们还应该看到，被某些人称为“民粹”的这种思想和声音由一个或一群司马南这样的人发出来，这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样的思想和声音一定会有人发出来，一定会强有力地回响在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则是历史的必然。这背后的逻辑，是进行了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革命的中国人民，在这个革命要在新的形势下走向深入的时候，会有一个艰难痛苦的自我反思与批判的过程，这难免被敌人利用来涣散人心，制造混乱，以致于让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一时间似乎被淹没无闻，但现在它以一种哪怕不够成熟完美的形式发了出来，标志着它已经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再出发。

    这个再出发当然也是开启了一个探索和斗争的过程，几乎每一件事都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人民一定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千锤百炼中清除杂质。但我们和九十多年前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毛主席一样，首先面临着一个判断它“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根本抉择。

   我们必须作出这个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