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有个上海滩密探闯入了一大会场，后来的结局怎么样？_风闻

01

1921年6月29日，长沙小西门码头。

暮霭沉沉大江阔，两个长衫长袖的人趁着暮色，在人群的推搡中悄悄地登上了一艘去往上海的轮船。

年长者，叫何叔衡，时年45岁。年轻者，就是毛泽东，时年28岁。

因为走得突然，并没有什么亲友到码头送别，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离开长沙去上海是要干什么。

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日后的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在当年的日记里写道：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1952年谢觉哉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又说：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

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当时并不是很多人能想得到。

党的两名创始人都没有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除他们外，当时的早期共产主义骨干分子邓中夏、罗章龙也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没有参加一大。

最有意思的是邓中夏，他在7月跑去了上海一墙之隔的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原因是，这个学会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

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对这个之后堪称“开天辟地”的会议，所有的参会人员并没有如我们现在想象中的那么重视。

什么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

即使是参会的人中，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太当回事儿，比如广州代表陈公博，本身已经是一所专科学校的教授，带着漂亮的妻子抱着游山玩水的态度来的上海，很多的时间都是在陪着妻子逛街。

会议中途遇到密探、又遭遇旅店情杀，嘉兴南湖上的会议还没开始开，就带着妻子忙不迭地跑了。

当然，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也无法对当时的陈公博苛责太多，毕竟，革命本就是大浪淘沙，像这样的投机分子，早点离开队伍，无疑也是革命的幸事。

02

1921年7月23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这个日期值得注意下，因为并不是大家想象的7月1日。

事实上，也并没有在7月1日召开过会议，之所以后来的建党节要定在7月1日，是因为战争年代档案难寻，而且当时的参会人员后来又有很多人牺牲或脱党，回忆开会日期只记得是7月，甚至于连开会地点很多人都说不清楚了。

1938年，抗日根据地要举行建党17周年活动，需要确定日期，参加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决定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成立纪念日。

1941年6月，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真正的开会日期和开会地点，一直要到建国后，党史研究者通过实地寻访、搜集档案，直到70年代才考证清楚。

研究人员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了一篇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写道“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说明开会的日期不会早于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第34页）

真正帮助确认开会日期的，反倒是早已被清除出党，后来更是成为汉奸的陈公博。他在回忆文章里讲道，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他们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情杀案。

根据这个线索，去查1921年的上海的报纸，发现8月1日的《新闻报》和《申报》都报道这个案件发生在7月31日凌晨，说明一大在上海期间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就是7月30日。

而一大在上海一共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两天时间起草文件，共计8天，从7月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与共产国际的档案吻合。

**所以，到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期确定为7月23日。

倒是日本人当年的情报部门非常厉害，居然预先得到了一大即将召开的消息，他们在报送的情报上写道：

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明日即三十日，将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原名“适庐“处，召开该党大会。（《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117页）

虽然，后来的参会者普遍不记得什么时间、在哪开的会。但并不影响13名代表在2名共产国际代表的牵头下，热情地召开数次会议讨论各地党团组织情况，研究党的纲领等。

直到，7月30日晚，还是在望志路106号的房子里举行第六次会议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情况。

原本当天的会议是准备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

如果没有当天发生的意外之事，应该也就不会再有后来的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了。

历史，在扑朔迷离的层层脉络中，总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当天的会议正在进行，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了楼房内，说是要找一个社联的王主席，因为找错了地方，所以很快就离开了。

贝勒路树德里三号附近确实有一个社联，一般人遇到这个情况可能也就不当回事继续开会了。

但当时开会的众人都非常警觉，尤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奔赴世界各地搞革命，干的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当然不可能那么麻木，他们判断这个人肯定是密探，并当机立断停止会议，所有人迅速离开，避免了被一锅端。

之后不到一盏热茶的功夫，这个地方就已经被法租界巡捕包围得水泄不通，3名法国警察带着4个中国密探上楼搜查和盘问，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

03

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里，藏着一个非常细的历史的细节。

还记得30日晚“无意”闯入李公馆，导致第六次会议被迫挪到浙江嘉兴南湖上去开的那个神秘男子吗？

这个神秘人后来也被查出了身份，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程子卿，先做巡捕，后来做到了探长。

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个小人物，但他的结拜兄弟却比较有名，叫黄金荣。

近代以来所有关于民国上海的历史或者影片、电视剧，基本都很难绕开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

程子卿作为一个从历史反面参与到了中共一大的人物，解放后按理说绝难幸免，但因为他在法租界时“徇私枉法”，经常收了别人的钱就私自释放一些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

所以，由宋庆龄（宋庆龄曾经就是他的“老客户”）亲自向有关方面做了说明，党和政府宽大处理，既没有逮捕他，也没有为难他。

这也再次告诉我们，正确的选择人生路线是多么的重要。

站在后世的我们来看，当然很清楚什么是主线、什么是支线，但处在历史进程中的人，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历史的动人之处正在于此，任何一条支线都可能在后面发展成主线。

据说，去浙江嘉兴南湖开会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的主意，并且承担了接待会议代表、租船之类的会务和警务工作。

从一开始接洽代表入住上海到后来安排去嘉兴开会，王会悟就通过这种方式间接地见证了一个奇迹的诞生，并留下了在嘉兴南湖红船前撑着伞眺望的经典历史镜头。

1922年，王会悟继续为中共二大做警卫工作，抱着几个月大女儿坐在会场门口放哨。

王会悟一直活到了1993年才逝世，享年95岁，从党的一大召开，到大革命失败，到抗日，内战，建国，再到改革开放，再到党的十四大召开，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想想她都亲眼见到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大事件。

不知道去世之前的王会悟，回首往事时会是怎样一种心绪。

想来也无非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吧。

04

离开了上海，一路山清水碧，正是江南七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代表们紧绷的情绪也放松了下来。

7月31日，在王会悟等人的精心安排下，剩下的代表聚在嘉兴南湖一艘美丽的红船画舫中，召开了决定性的会议。

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决议。

毛泽东在会上做记录员，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后来他自己都不记得他在这个会上有没有发什么宣言了。

直到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才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与共产国际归还的档案中发现这两个纲领和决议的英文稿与俄文稿。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英文稿的发现，居然还是靠的陈公博。

当时有个美国学者在哥伦比亚图书馆发现了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在中国》。而在论文的附录中，就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英文版），经过对照，和俄文版的内容基本相同。

这才使得党的一大纲领文本重现于世。

开创历史的会议就这样有惊无险地召开了。

一个时至今日党员总人数接近1个亿，深刻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超级大党”，就是从这里起步。

从此，一个日后带领这个星球上五分之一的人民去艰苦奋斗的超级大党就此诞生。

从这里开始，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都得以改写。

这是当年参与一大的代表们，所无法预料的。

我看了很多历史，包括很多传奇故事，发现许多后来创成伟业的事，往往都起源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

1945年4月21日，党的七大预备会议在延安举行。

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时，简要地回忆了中共一大的情况：

“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2个代表中，现在活着的还是共产党员的（叛变了的如张国焘之流不算），一个是陈潭秋，现在被国民党关在新疆监牢里，一个是董必武，现在飞到旧金山去了，我也是一个。

12个代表中现在在南京当汉奸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周佛海，一个是陈公博。

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

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

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

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现在我们还没有‘毕’，已经很大。“

毛泽东之所以说参会的是12人，是因为包惠僧是不是参会代表一直有争议。

1921年下半年，当时曾有一份写给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中说“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他们来自7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5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

现在，经过党史专家们的考证，已经基本确定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中共一大，也确实不算广东的代表，而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

所以，现在的正史里谈到中共一大参会代表，都是十三人。

但就是这十三人，脱党的、被开除的7位，牺牲了4位，最后仅有毛泽东、董必武二人走上了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

这么说吧，这就相当于一家创业公司，原本有13个元老。

干到最后创业成功，只剩了2个人，连创始人都干没了。而一个在公司成立大会上负责做会议记录的人，接过大棒，把事情给办成了。

35年后的1956年，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董必武回到了上海，他来到曾作为一大会址的李公馆，感慨万千，提笔写了八个字。

就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引用的：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所有的伟大，其开端都可能从微不足道的小起点中走来，积土成山积水成海，星星之火终将燎原。

有意思的是，就在董必武重回一大会址的1956年，当年曾闯入李公馆进而无意中改变了历史进程的程子卿在上海病逝。

当年闯入李公馆时，他是不可一世的法租界巡捕，董必武等不过是东躲西藏的“革命分子”；几十年后，董必武再回到上海，已是国家领导人，而程子卿不过是一介平民。

历史神奇地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交集，也再次提醒我们：

历史，真的是由不懈奋斗的人所创造出来的。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