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字号“同仁堂”的千万腐败窝案：过期蜂蜜、明争暗斗、步步惊心_风闻

和这些“大事”相比，蜂蜜太小了。实在进不了他们的视线。却没想到这不起眼的蜂蜜会断送他们的仕途和生意。

综合：荐见美学、经济观察报等

讲个真实的案例。和大家耳熟能详的同仁堂有关。

2018年底，“同仁堂”面临成立300年以来最大的一次丑闻。

这家中药老字号生产的蜂蜜产品，被曝出从蜂农手中收购过期蜂蜜，然后改头换面，标注虚假生产日期，投放市场。

同仁堂还想甩锅给帮他们收购蜂蜜的“临时工”供应商。结果这家盐城的供货商不傻，知道这样天大的雷自己扛不动，很快和媒体撂了底牌：自己就是个干苦力的，收购的指令和最终的生产都是同仁堂负责，他们为了从这个苦哈哈的活赚点辛苦费，还要替这尊贵的甲方提供场地、厂房、锅炉设备、证照，保证水电供应、锅炉、燃料。

丑闻的效应摧枯拉朽。市场的轩然大波是一方面。另一场硝烟弥漫的人事变局在同仁堂内部刚刚拉开帷幕。

“蜂蜜门”之后，在同仁堂干了40年、从基层干到一把手的梅群被免职。北京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委副主任王贵平空降老字号。

这个空降显然引起了一些同仁堂老人的不满。并可能带来对盘根错节的利益的触动。

第一个出来单挑的，就是二把手、时任同仁堂集团总经理的高振坤。高振坤2005年就是同仁堂总会计师，是对这家国企老字号知根知底的老人。

据说，高振坤公开放话：“同仁堂的事不能让上面派来的人掺和”。

叫板一把手的底气，来自于高振坤如此多年的“组织建设”，同仁堂上下由他一手培养起的高派哪里都有。另一个重要的底气，是总会计师出身的高振坤对同仁堂的财务底子了然于胸。

很快，高振坤就给了新董事长一个下马威：新官上任的第一个财年，同仁堂营业收入、净利润就大幅下架。高振坤在财务上稍稍做了点手脚，试图从业绩上逼宫王贵平。

高振坤和他老婆还花大钱请了名算命先生，推算王贵平的去留和在同仁堂的时间。

暗战，明战，步步惊心。

问题是，对于纪委出身的干部，摸清高振坤的门道并非难事。同仁堂的要害就是两个：一个是“安宫牛黄丸”这个类似“茅台”一样在市场上绝对垄断地位和紧缺需求的产品的经营权；二是中药原材料的供应：豹骨、麝香、羚羊角、牛黄……这些濒危细料的采购权是显而易见的寻租法门。

除非高振坤干净到一尘不染。

没有除非，没有如果。抓住这两个“要害”，一个和同仁堂长达15年合作关系的中药材供应商很容易就浮出水面：亳州市京皖中药饮片厂。

这个中药厂先后和同仁堂成立了至少6家合资公司，业务就是两件事：持续提供原材料；江苏、山东、安徽地区的安宫牛黄丸经销权。

这种稳定而持续的生意关系的润滑剂当然是金钱。高派的核心骨干无一不被发现收了这家药厂的黑金。

高振坤自己收了240万；同仁堂股份公司原总经理刘向光收了18万；同仁堂子公司同仁堂中药配方颗粒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纪勇收了40万；同仁堂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安宫牛黄丸专销公司总经理田浩收了196万。

亳州市京皖中药厂，只是高振坤的“客户”之一。中国有“四大药都”——安徽亳州、河北安国、江西樟树、河南禹州，这些地方都有高总的“客户”。

从来自这些药都的药材厂，高振坤收到的进贡超过1500万。

和这些大事相比，蜂蜜太小了。实在进不了他们的视线。

却没想到这不起眼的“蜂蜜”会有天断送了他们的仕途和大生意。

药材商人王芬行贿高振坤等4高管

高振坤、刘向光、纪勇、田浩四人的案件，均涉及到同一个行贿人——即生于1964年的药材女商人王芬。

京皖中药厂成立于2002年5月，其主营业务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的加工、销售等等。很长时间里，王芬持有这家公司50%的股权。

2021年4月9日，高振坤、刘向光“落马”之后，王芬被留置。

王芬案后交由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方指控，王芬作为以亳州市京皖中药饮片厂为核心的家族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保证能够持续向同仁堂供应中药材及巩固双方合作关系，也包括“巩固企业在江苏、山东、安徽地区的安宫牛黄丸经销权及获得安宫牛黄丸的持续供货”等等事项，从2007年至2021年，向高振坤、刘向光、纪勇、田浩四人行贿。其中给予高振坤钱款240万元，刘向光18万元、纪勇40万元人民币及2万美元、田浩196万元。

王芬的辩护人向经济观察网记者确认，在检察院阶段，王芬“认罪认罚”。2022年5月，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一审判决，京皖中药厂犯单位行贿罪，处罚金150万元；王芬犯单位行贿罪，处有期徒刑2年，罚金30万元。

一审之后，王芬没有上诉。

而在同仁堂方面，王清泉一审被判合计收受财物约331万元，犯受贿罪成立，处有期徒刑10年。王清泉不服上诉。二审阶段，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高振坤、刘向光、、田浩、纪勇四人也均被司法判决。

2022年1月，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处纪勇犯受贿罪，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20万元。法院认定纪勇受贿人民币90万元、美元6万元，以及一根价值33万余元的金条。这些受贿款中，就包括王芬送上的40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

高振坤、刘向光、田浩三人的宣判结果，法院尚未对外公开。

不过，北京市纪委曾就高振坤一案，制作成警示片《自食其“药”——高振坤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该片介绍：“高振坤不仅牢牢把住豹骨、麝香、羚羊角、牛黄等濒危细料的采购权，利用供给和信息优势牟取私利达1500万余元，还将‘自己人’以超常的提拔速度安插到重要岗位，试图将同仁堂打造成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亲友就业基地’，并由妻子出任‘地下组织部长’。2018年“蜂蜜事件”爆发后，面对新任集团董事长，高振坤夫妇刻意做坏业绩指标，甚至请来算命先生推算新领导的去留，以实现排除异己、宣示主权的目的，‘（宣称）同仁堂的事不能让上面派来的人掺和’。”

与此相佐证的是，2019年，王贵平就任同仁堂集团董事长之后的第一个完整财年，同仁堂股份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分别下降6.56%、13.12%。2020年，营业收入再次同比下降3.40%。2021年，即高振坤等人“落马”之后，同仁堂股份公司的营业收入、净利润，转而分别增长了13.86%、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