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陪读的中国母亲：寻不来桃源_风闻

2022年08月20日 11:00 澎湃新闻

　　去往机场的出租车开出去。“想不想爸爸？”叶子问。五岁的可乐点点头。不过，过一会儿女儿就开心起来，飞机上也一直欢笑。

　　飞机最终落地泰国清迈。之前，叶子一家去泰国旅游过两回，动了让女儿在泰国读幼儿园的心思之后，叶子又带着五岁的女儿去考察过一次。可乐一直喜欢泰国。用她的话来说，“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裙子，吃冰激凌”——但由妈妈陪着到这里住下，一直读书到初中毕业，又是另一回事，作为一个孩子，她可能还没想过以后。

　　叶子曾有过犹豫。她回忆，去泰国的国际幼儿园交学费的路上，她想过转身逃走，带女儿奔回老家。现在，在泰国断续做了两年多的陪读家长，她还不时地感到茫然。

　　泰国有一些国际学校及重视英语教学的“双语”中小学校可供挑选，学费相较国内便宜，课业氛围相对轻松，于是，一些中国家长放弃国内的事业，陪着孩子到当地就读。

　　不仅是希望孩子接受国际教育、早“走向世界”的愿景，在受访的母亲们眼里，她们的孩子都曾遇到不同程度的学习或心理障碍，不愉快的回忆揪着她们另寻他途——但出国获得暂时的缓解后，往往又遇新的困惑。

　　“减负”的母亲

　　叶子和可乐在清迈租了一栋联排别墅住，远离了国内簇新街道上的车水马龙，也远离了原本可以预料的死记硬背和“家校互动”。

　　她总是开车去接孩子。清迈的马路相对陈旧，弯弯绕绕，有一些狭窄的小巷，有一些路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挤在一起。现在，女儿在泰国读了一年幼儿园，回国读了一年小学，再到泰国，读当地双语学校的“国际班”。学校下午四点放学，小朋友们结队走出来——往往是几个中国女生在一起。这是一种复杂的心态，叶子不喜欢清迈的几所国际学校，原因之一是有一些学校的中国学生比例达到近一半，她希望孩子有个完整些的英语环境。但如果把娃扔到全是外国孩子的环境里，她又会担心孩子不适应。

　　可乐读的是一所本地的双语学校“国际班”，“30%的课程用泰语”，在母亲的观察中，现在她可以在餐馆里和当地人用泰语对话，英语也溜得很。可乐的老师多半是欧美人，班级里有一半是泰国的本地孩子，另一半是“小留学生”，来自中国、日本与韩国。

可乐的泰语作业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接上孩子，几个同校的中国母亲带着他们到附近的亲子餐厅里坐下。清迈有一部分是起伏平缓的山区，潺潺流着一些清澈的小溪，孩子们在餐厅的户外玩水、挖沙、喂小动物，有店员看护，母亲们可以安心在一旁聊家长里短。

　　她语言程度不够，不太和其他国家的家长交流。叶子和可乐的老师也不熟，她除了被老师主动找，几乎不会单独去找老师——从前在国内，有老师主动给叶子打电话，说孩子在课堂上跑神；叶子无奈地回：“我没有办法控制她不跑神。”老师紧追不舍：“你检查过她的家庭作业吗？”

　　叶子有时不得不帮着老师“矫正”女儿，末了她又会对着睡着的女儿落泪，觉得女儿苦。

　　依照多名陪读母亲的印象，泰国小学不兴“家校互动”。叶子说，现在女儿的老师来找家长，只会是因为孩子在学校里说了脏话，或者欺负其他小朋友之类，可乐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叶子难得联系一回老师，是她发现女儿在拉肚子，要给女儿请假。她记得，老师先对她抱歉，说，以后孩子觉得不舒服要跟老师讲。

　　叶子觉得，泰国学校里，小朋友的隐私保护得比较好。成绩更是“机密”。孩子的大考成绩封在一个信封里，由家长去取。叶子也不喜欢和朋友们议论这些。

　　不过，她还是希望女儿到初中阶段，考去一个师资更好的国际学校。

　　无论到了哪一国，孩子一路上还是得面对考试升学。泰国留学中介杜璇对记者形容，门槛高一点的国际学校，小学招生需要通过数小时的机考。国内的孩子一般英语能力不达标，都需要降级读。

　　比起国内动辄一年几十万元的国际学校学费，清迈最贵的国际学校一年收十多万元人民币。就读这些学校的优势是使用的教材与欧美同步，方便未来升学；还有很多不同兴趣班可选，不用额外收费。

　　英语水平之外，很难评判哪一种教学制度教得更快，或者教得更深。另一名泰国留学中介陈静对记者解释，多数中国家长对孩子在校学习的具体内容几乎一无所知。只是泰国学校的课业轻松是显见的，以小学阶段为例，孩子带回家的作业很少，他们的小书包里往往只有小点心、水、在校做好的手工艺品。

　　杜璇的女儿小学五年级，没有带回家的作业本；她独立做了一个科学相关的作业：“我们的宇宙是137亿年前形成的……”

　　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到泰国“卷”。陈静说，一些家长会在择校阶段先“卷”英语，尽量送入一个英文要求高的学校，要么就先找一个程度稍低的学校，作为去更好学校的过渡。陈静劝家长不要频繁安排孩子转学，但没什么用。她自己的儿子也在一所国际学校，据她说成绩很好，也适应学校，只是有时会表露出愁烦——一起玩的朋友慢慢都走了。

　　“陪读”的理由

　　除了泰国的学费和生活费低廉，家长们选择泰国的另一重考量是，往返国内方便。“有很多陪读家庭，是爸爸在国内挣钱，妈妈在国外陪读的。”陈静对记者说，疫情期间，两边长久无法见面，不少陪读妈妈带着孩子回国了。

　　陈静倒没有这层顾虑，她是举家搬来泰国的，夫妇转做留学生意，孩子在当地入学。陈静对记者说，她觉得读国际学校很值——老师工作很细致，会因材施教，比如，一个班级只有十几个学生，不同水平的学生收到的练习题难度也不一样。

　　她认为“美中不足”的是，小班里很难“卷”起来。陈静是一个有些“鸡娃”倾向的家长：“我会告诉他（指儿子），不能满足于你在你班上是数学最好的，班上只有十几人。你要放大自己的眼界。”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7日，泰国曼谷，学院恢复线下教学，学生到校时检查体温。 视觉中国 图　　陈静通过儿子的国际象棋老师，结交了一些其他学校成绩好的孩子的家长，他们之间会传一些“鸡娃攻略”，一起激励孩子们参与一些数学竞赛。

　　陈静目标明确，一家计划将来迁往北美，目前是出于经济考虑在泰国逗留。

　　叶子则非常“佛”。前几日，小学两年级的女儿突然对她说：“今天学校有小测验，可是，我忘记我的成绩了。”叶子说：“无论你考多少，我都不怪你。”女儿竟坦然答道：“我知道，我无论考怎么样，你都不会怪我的。”

　　叶子与可乐回国，一起与叶子的朋友们聚会。她感到可乐的好胜心理在逐渐变弱。在国内的聚会，总会有其他人的孩子积极表现，主动背诗，刚开始，可乐会说：“那我们来说英文。”后来她变得不在意这些。大人们聊着孩子的学习，可乐坐在一边，露出神游物外的表情。

　　叶子的老家在一个中部省份的地级市。叶子抱怨，老家没有天文馆，也没有地方让孩子亲近动物，热门商圈的“娃娃城”里设施陈旧，游艺项目只适合低龄儿童。

　　还有一种家长，几乎是被动地带娃出国求学。2016年左右，刘菁把车停在一所国内的小学门口，大儿子拒绝下车。刘菁一开始劝说，转而责骂，把班主任和校长都引来了。众目睽睽之下，孩子还是不肯下来。

　　刘菁的儿子小学之前上的是上海一所私立示范性幼儿园，一个月学费五千多元，家长之间也合得来，经常带着孩子一起玩。

　　刘菁那时是高兴的，同时又感到吃力。这些家长们时不时“卷”起来，相约报奥数班。“那不是给孩子上课，是给家长上。”刘菁说，“要家长抄题，要家长回家去辅导他。我哪有那么多精力做这些事？”

　　她有两个孩子，那段时间，日常凌晨五点起来，给老二喂奶，然后要开车送老大上学；傍晚又带着幼儿去接老大放学、送他去学游泳，抱着老二在附近等着下课，再带着两个孩子回家，每天的时间表满得针也扎不进。生了二胎，丈夫继续工作，她为了这些事，把工作辞了，改当淘宝店主。

　　孩子要幼升小了，他们没有上海户口。刘菁催着丈夫去办居住证，他却忘记了，报名迟了一些，儿子因此去了一所不太受欢迎的公立小学。小学同学们多是附近的打工子弟。刘菁的儿子觉得跟同学很难相处，比如，他念叨过中午吃不饱，要负责的同学给他再打点饭，但对方没有答应。他觉得，可能那同学不喜欢自己。

　　在上海的早晨，丈夫照常去上班，刘菁驱车一小时送孩子上学，但她在小学门口，不得不面对生活的真相——儿子躲在车上，不愿上学。

　　刘菁曾考虑过转学，但她隐约知道，转去其他公办小学并不容易，而且赶上就学政策变动，她担心传统上“热门”的学校质量降低。真正好的学校也未必适合自己的孩子。刘菁有一个朋友，孩子考进出名的私立学校，却因为学业压力大得了抑郁症，只好送出国。

　　思来想去，她循着网上的攻略，最终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去泰国。

　　宽松环境与成长代价

　　儿子遭遇的危机是无法视而不见的。除了厌学，他还会冲母亲大吼，刘菁急得“拿衣架打他”，而丈夫不过是在边上看着。刘菁不断在育儿过程中对丈夫失望，决定离婚。

　　由她做主，三口人抛下了很多东西。刘菁让大儿子先入双语学校。孩子上泰语课，“老师说可以不用听，先用笔像描红一样，把泰语描下来”。

　　儿子倒是对学泰语毫无怨言，但刘菁还是想早些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她也知道，有些国际学校不好考。大儿子读双语学校的时候，为了后头转学，“在外面上过英语大课，也请过一对一私教，还上过‘新加坡数学’（注：一种教材）的课，也是英文讲的”，这样学了一年，到程度更高的学校考完试，还是被要求再读一遍四年级。

　视觉中国 图　　在宽松的环境中，儿子的个性甚至慢慢变强硬了一些。有一天，有个老师把他的一样东西拿走了。儿子回家，生着闷气。他想了一晚，第二天自己去把东西要了回来，他就指给老师看自己在东西上用笔做的记号。

　　其实，在双语学校里，班级里也有传说的“小霸王”，刘菁教孩子反击，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可以换一个学校”，“这边很多学生都是两三年换个学校”。

　　这样成长的代价是，儿子只能和幼儿园要好的朋友们在游戏里聊天。

　　既然不打算回国，刘菁要独自在泰国谋生。一开始，考虑过做代购，觉得挣不到钱，决定开民宿，租一个独栋的别墅，请一个本地人当助理，对接当地的保洁和司机，她自己招揽并照顾中国来的游客。

　　她吃过不少苦。二儿子还小的时候，她晚上九点多哄他睡，然后，开车去机场接客人，送到民宿，一切安顿停当，再回家陪儿子睡觉。她还去上课，学泰语、英语，学钢琴；刘菁想把自己创业、学习的能量传递给孩子，要他勤奋自律。

　　刘菁笑说儿子在班级里看到同学在课间联机打游戏，回家说他们不该这样。她复述儿子严肃的话：“在学校要有个学生的样子。”

　　采访中，不止一位陪读母亲对记者说，出国是想继续对孩子的教育理念。

　　身为陪读母亲的文佳回忆，之前儿子在国内上幼儿园，去学乐高，有时候她去接得不及时，儿子被老师放在小学一两年级学生学围棋的教室里，儿子很快跟着学了。文佳觉得，自己的儿子挺聪明，但考围棋一级，没有考过，变得有些毛躁，她就说：“休息一下。”让他不要去了。

　　文佳也安排孩子提高英语阅读能力，按照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办法，给他看原版的《哈利·波特》。读到第五本，孩子说，不理解其中人物的爱情。她就解释，这不是十岁能明白的事，让他放一放。

　　文佳原先计划让孩子高中以后出国留学，先在国内读小学、初中。

　　遇上“民转公”，一个名声不错的私立学校变成了孩子的对口小学，户籍警都催着文佳快给孩子办入学，“好多人都赶着把户口迁进来”。孩子上学之后，她去参加校园开放日，却被刺痛了——小学有一节课是练坐姿、兼练举手的姿势——手肘抵在桌上，手臂与桌面呈90°，尺规画过似的。让孩子出国的计划就在这一瞬被提前了九年。

　　在高考的“独木桥”前

　　文佳津津乐道儿子很快学会了围棋，在本地小学读过一段时间书，成绩也不错。当记者问她，如果孩子一直留在国内，在高校资源相对丰富的上海高考，家长的期望是怎样的？

　　“在上海的话，考个二本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她回复道。

　　同样地，一位深圳母亲可可几乎有些任性地偏离了夫妇俩原先规划好的路。可可描述，原在深圳读小学的女儿，在她的监督之下，“语文、英语都是班上前几名，数学也能达到中上”，对口的初中也非常好，仿佛已把孩子放进了保险箱里——“但，我会焦虑她将来能不能够去（深圳最好的）师大附中。”可可说，在国内，她仍感觉中高考过于危险，更往后，如果孩子“没上一个差不多的大学”，她可能过不了自己心里的一关。

　　“你认可你的孩子去读中专吗？”她对记者说，“我是觉得我接受不了，你说怎么办呢？”

　　她觉得在国外申请高中、大学更容易些，为此不惜顶住丈夫的反对，又失去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她自己英语不好，刚到泰国，出去买菜都很困难。这样，换得的补偿是女儿的前途选择看上去“宽”一些。

　　对于叶子来说，女儿还未上学时，她已感到害怕。她家乡的省份没有985高校，考出一个高材生是为人侧目的事。叶子自己是艺术生，丈夫是体育生，对于孩子的教育信心不足，“卷不动”；看到当地较好的“一中”，夫妇已经感到怯场。

　　也不是没尝试过。叶子原本计划让女儿在泰国读一段幼儿园，回国念小学一二三年级，打好中文的底子。回国以后，接送孩子、检查作业、在微信群里给班级拉票、给女儿的同学们排练文艺演出等等的事，都没有难倒叶子。但令她无法接受的是，孩子才一年级，就要背诵自己无法理解的诗词。

当地时间2021年2月1日，泰国曼谷，学生在学校上课。视觉中国 资料图　　可乐背“煮豆燃豆萁”，颠来倒去，前背后忘，叶子着急，会给女儿一巴掌，或者把她从小凳子上踢下来。“那段时间打得很凶。”母亲陪女儿做这样的功课，最终获得的是一张“古诗考级”证书，摆在家里。

　　坚持一年，叶子带着女儿再回了泰国。

　　她还想过带着孩子搬家到苏州去。老家的高铁站直通苏州，方便孩子爸爸来看望。不过，计算下来，苏州的私立学校费用和当地的房屋租金都比泰国的更高。而且，有朋友提醒她：“你有没有想过，孩子在苏州上学，同学都是有车有房的苏州本地人？想过孩子心里的落差吗？”

　　她想带女儿去泰国读幼儿园，又要顶住许多评头论足的声音：“老公会变心吧？哪有这么早把孩子送出国的？”

　　有的路，还没有走已感到疲累。在叶子的老家，一对普通的白领夫妻，每个月总收入不过万元，勉强管上吃喝和房贷。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们很难不啃老。为了父母补贴、朋友资金周转，夫妻俩只能留在一个未必舒服的人际圈里，供人评判，不敢出格。

　　她不希望女儿再走她的老路。她给女儿写过一些信，大意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老了，要闭眼的时候，我会很放心。（我相信）女儿没有我能活得好，不是一个需要管别人要钱的人。”

　　她也许更倾向于决绝，无论在“追求”，还是在“逃避”。叶子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剧烈的环境变化。她的父母安排她学舞蹈，为此，她十一岁就去北京读舞蹈学院——但她从来谈不上喜欢舞蹈，主要是挫败感过于强烈。她的身体比例也不特别好，柔韧度也不佳，后来虽“学出个结果”，但耗费的汗水太多了，时间太长了。

　　出国以前，叶子的工作是舞蹈老师，陪一些艺考生一起面对“独木桥”，一边重温着自己的回忆。教舞的经历也是促使她带孩子出国的动因之一。

　　她说，仍然感谢很小在北京学舞蹈的经历，对她的意义是，让她能独自到一个新地方，“独立生活”。

　　“围城”内外

　　“我之前也认识过一个在泰国的中国女孩子，在这边读大学，嫁了泰国老公，她会帮（国内游客）预订酒店，做一些婚礼策划什么的，也能赚一些钱。“叶子说，“如果她（指女儿）想早早结婚、回归家庭，会几门语言总不吃亏的。”

　　她身边的陪读家庭都在催着孩子自学中文。叶子更在意一些，觉得会读写中文是一种保障。为此她要家里人给她们寄来了人教版语文课本和练习册，跟着国内的进度上网课学生字。“笔顺我不强求了”，写出来就可以了，她说。

可乐在泰国迷上了冲浪　　在叶子看来，孩子拥有不受束缚的童年，也同时在丢失一些机会。比如，女儿未来回国，不太可能从事文字工作，因为她的中文不够好；她也有可能遇到交友的问题，因为无法理解高度竞争的环境造就的思维方式。

　　她清醒地知道未来还会遇到一些坎儿。身边一些家庭是为了读国际学校来的，孩子很努力上进，想将来去欧美读名校。现在女儿年纪太小了，她情愿女儿不思考前路问题，但如果她也想去拼一拼：“我和她爸爸一定倾尽全力帮她。”

　　疫情反复之下，2020年，泰国的学生一度都在家里上网课。女儿待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她独自在底楼，突然觉得“很累”：孩子的未来好像无处不在，但又把握不住。

　　以她目前的视角来看，女儿读完初中，要不逐渐去往欧美读书，那可能很吃力、花销也很大；而留在泰国生活，虽然当地有一些华裔，但泰国并非移民国家，拿身份很难。长久地在泰国当一个外国人，则可能无法抵抗风险，例如享受不了当地的全民医保；因为难以贷款，买房买车都只能全款。

　　难以回头的决定之后，一家人变得更像一支试图突围的军队，一路经历辛苦，行军的方向却云里雾里，难以明确。

　　刘菁对记者形容，有一些家长到泰国，已经不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只觉得孩子能在泰国顺利读大学、有个体面的工作。他们背井离乡，就为孩子争取这些。

　　据多名采访对象所述，在泰国的中国陪读家庭多数不外出工作，待在自己的圈子里，不大与当地人交往。因此，他们一时对泰国人正在经历的波动了解不多——受疫情重创旅游业等原因影响，据世界银行数据，泰国2020年、2021年GDP增幅分别录得-6.2%、1.6%。

　　家长们与真实的泰国社会之间共通的，首先是空气。可可到泰国之后，用手机软件现学了一些英语，才能应付生活，但谈及泰国生活令人不适之处，她先想到的是，三四月份，深圳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在泰国打开窗户，看到山里有火光。当地农民为了肥沃土地，会直接“烧山”，之后一时日，天地之间浮满粉尘，山顶都淹没不见。为此，她也无法出门跑步。

　　此外，一样“南下”，叶子欢喜清迈有天文馆，可可的女儿更大一些，她却发愁当地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在深圳，他们夫妇每隔几个月带女儿去听音乐会，到了清迈，这样的机会少了很多。在她眼里，清迈是“大自然，一片绿”，看久了也觉得空洞。

　　很多家庭原指望泰国与国内交通方便，还能时不时团聚，疫情后，这成了泡影；一些两地分居的夫妇感到不是办法，有的家长就带着孩子回国了。

　　徐芳和丈夫近十年都在泰国做生意，三个孩子都在当地出生。等到老大快读小学时，她带着孩子回国，当陪读家长。

　　以她的看法，在泰国接受教育的孩子，不仅中文跟不上，而且快乐教育之下，她看见朋友的孩子“安于现状，只想打一份工，反正家里也不缺钱”。这些孩子对国内亲戚的感情也逐渐淡漠。

　　她这些年看在眼里，但还不舍得把丈夫一个人撇在国外。

　　使他们最终夫妻分离的事件，是今年6月，泰国将大麻剔除出官方的毒品名单。此后，路边的自动贩售机开始卖含有大麻的饮料。这让徐芳对表面“闲散”的泰国社会产生了很深的怀疑。

　　现在，她带着三个孩子独自在国内。徐芳说，孩子们有时很想念爸爸，羡慕别家的孩子放学时有爸爸来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子、可乐、文佳、可可、徐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