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心异解开“深圳创新密码”45：深圳“四大神企”（下）_风闻

《深圳“四大神企”》上篇刊出后，有两种反应。一是华大公司居在在平台上投诉该文诽谤华大——真是不识好歹啊，华大相关部门的判断力可真令人担忧；另一种是有人说，我是收了华大和光启的好处，因此捧它们的臭脚。天可怜见，连0.5元都没有。

下篇接着写柔宇与华讯方舟。

柔宇

柔宇的故事相对简单。

江西抚州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本科及硕士、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博士（以柔性显示为研究方向）学位获得者刘自鸿，2012年29岁时在硅谷、深圳及香港同步创立跨国公司柔宇科技（Royole Corporation），任董事长兼CEO，不过人们一般视柔宇科技为一间深圳公司。

创业之前三年（2009-2012）在IBM位于纽约的全球研发中心任顾问级工程师及研究科学家（进行柔性电子屏的研究）的刘自鸿，为何选择在深圳创业？他曾在访谈中透露，来到深圳看见三件让他下定决心在深圳创业的事情：第一件事，是去了一趟华为和比亚迪，虽然只是外面转了一圈，但感受了一下本土大企业的魅力；第二件事，是一个周六来到南山科技园，发现科技园停车场车满为患，“到处都是年轻人，在轰轰烈烈地讨论工作和事业上的事情”。到晚上9点，路过腾讯大厦时依然灯火通明。“一个企业做了这么大了依然有奋斗精神，当时我就很快决定下来，深圳氛围是我梦寐以求的。”刘自鸿称。第三件事，是后来刘自鸿又去了深圳周边一家偏远工厂考察，发现这家工厂虽然外表简陋，但其元器件产品卖给苹果、三星等世界一流企业，“这种务实精神也感动了我。”

刘自鸿说，“我在深圳看到全世界各地非常有想法、闯劲的人，这些不同的人具有不同文化、思想，在一起思想碰撞会产生火花，这个火花是一种创新的火苗，火苗再通过资本和产业环境、政策，变成熊熊燃烧的大火，再往里面加碳，就会变成生生不息的能量。这是今天深圳具备的优势，其他城市很难找到。”

与刘自鸿同为清华、斯坦福校友的余晓军和魏鹏加入了创业团队。创办当年，柔宇就获得了松禾资本和深创投数千万人民币A轮投资。之后柔宇先后进行了8轮融资，获得股权投资约61.97亿元。这是后话。

在深圳创业两年后，2014年8月，柔宇科技成功开发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超低温非硅制程集成技术（ULT-NSSP）的柔性显示屏，创造了全球最薄的彩色全柔性显示屏世界纪录，厚度仅有0.01mm，最小卷曲半径达1mm。但柔宇技术的成熟性问题一直饱受质疑。

据说全球柔性屏的主流技术是三星主导、京东方跟随的LTPS工艺技术。两种路线都基于OLED材料，区别是，三线路线的背板（OLED的附着物）材料是低温多晶硅，柔宇路线的是非晶硅。

LTPS工艺基于硅材料较为复杂，核心制程的工艺温度在450度以上，单条产线设备投资成本通常高达数百亿，而ULT-NSSP的材料堆叠技术、生产设备、器件设计、制程工艺、路线设计、都与前者完全不同，核心制程温度能到300度以下，同LTPS技术相比，ULT-NSSP省略了高温脱氢、离子注入、激光退火等复杂工序，并且显著减少了曝光显影次数，精简了柔性显示面板的核心工艺制程。通过这项技术，柔宇能够在保证良率的前提下，更大程度地简化生产流程、降低投资成本和生产成本。据说这也是为什么柔宇仅用110亿元（产线实际投资仅60多亿元）就自主设计搭建总产能为880万片7.8英寸全柔性屏量产线的原因。

《财新》曾报道，柔宇的非硅路线其实就是IGZO（铟镓锌氧化物，一种非晶硅材料）的变种，它曾被夏普等公司用在液晶屏上，但过去没有人把它作为柔性屏的材料。

在官方宣传，以及刘自鸿的各种公开演讲中，柔宇不断强调，其技术路线在成本、良率、显示性能、可靠性上均领先于三星路线，但往往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技术细节。

柔宇技术方案的最大优点，除了前述建线成本低，据说是可折叠次数。三星公布的实验室数据是，GalaxyZFold2的可折叠次数是20万次，而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的测试结果表明，柔宇FlexPai2的可折叠次数高达180万次，接近三星的10倍。

不过据说非硅技术路线的一个短板是电子迁移率（半导体内部电子的移动速度）较低，而为了保证电流通过的效率，晶体管就要做得更粗。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屏幕的黑边较宽，比其他手机厂商宽2-3mm；二是PPI（PixelsPerInch每英寸对角线上所拥有的像素）较低，这会使屏幕颗粒感强。

对于柔宇的技术路线，有各种不同评价，笔者非技术专家，无法判断。不过刘姝威在《拯救柔宇》一文中，强调其自主可控：柔宇科技主导ULT-NSSP技术路线可以使我国在全柔性显示产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摆脱依赖国外主导技术路线的局面。也有人说，“严格意义上，柔性屏技术是中国厂商在显示屏领域从0到1撕开的第一道口子。乐观者认为，待AIoT时代到来，柔性屏产业成熟，柔宇并非没有比肩三星的可能。”

我想，至少在前中期投资柔宇的机构投资者们，显然对柔宇的技术方案有深入了解，绝非仅靠刘自鸿的忽悠就可以决定砸大把钱给他。我们不能把这些专业投资者当成大傻缺。倘若仅仅是技术方案有待进一步成熟及优化，我想那仅仅是需要时间和更多的钱而已。

那么在技术的基础上，就是产品和商品化的问题。

据说柔宇曾想做一家轻资产公司。刘自鸿在2017年接受网易采访时曾说，最早柔宇并不想自建工厂，而是想验证好核心技术和产业化路线后，将解决方案打包给有资源和生产经验的传统面板厂商。

而面板厂商希望，柔宇先提供技术和产品路线图，在产线上跑通后再签合同。柔宇担心泄露技术机密，没有同意。刘自鸿最终决定自建产线，他说：“一些选择是被逼出来的。”看来，对柔宇的诸多批评中，很少有批评其自建产线这一决策的。

2015年底，柔宇开始在深圳龙岗区坪地建设“全球首条类6代全柔性显示屏生产线”。按规划，一期产线每年能生产280万片7.8英寸屏幕；二期投产后，年产能将增至约880万片。

从2015年11月立项，2016年7月开工建设，到2018年6月投产，柔宇建一期产线花了2年半。有媒体指，其中从设备搬入到产线点亮投产花了一年；维信诺的这个流程只花了4个月。论者指刘自鸿团队缺乏工业经验，是导致建线时间拖长的原因。而拖长的这半个月，对柔宇实际产生了微妙的影响。因为正好在2017年10月，京东方成都第6代柔性OLED产线宣布量产，比柔宇的5.5代线早了半年多。随着竞争对手开始陆续量产，柔宇在资本市场拿钱变得困难。

除了技术的成熟度，外界一直怀疑柔宇这条产线的实际产能和良率。

招股书显示，柔宇产线2018年、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设计产能分别是1.17、4.67、2.33万张，实际产能却只有0.176、1.456、0.123万张，产能利用率分别为15.1%、31.2%和5.3%，严重闲置。

柔宇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原因，是没有能够争取到大客户。关于柔宇不能争取到大客户的支持，坊间各种传言。据《中国企业家》报道，一位华为知情人士曾解释，华为没有采用柔宇的产品，是因为其在产能和良率上的问题。

但据刘姝威教授透露，2021年第四季度，深圳市政府聘请多家专业机构对柔宇科技的全柔性屏投片生产线进行现场考核，历时近1个月，考核投片良率达81.6％。我相信刘姝威披露此信息应该是权威的，柔宇产线具有达到81.6%良率的能力。但如果产量偏低，成本仍然会高企，不具有商业合理性。

有人指刘自鸿在不获得B端大客户支持之下，只好自己做C端产品。

柔宇的商业化探索一直在两条路上摇摆。一条路是toB，做柔性屏供应商，这是大多数面板厂商的共同选择，下游客户包括消费电子、汽车、商业显示（比如大屏广告、舞台会议屏幕）方案商等。其中，最有商业价值的客户是能大规模采购标准化产品的手机厂商。一条路是toC，直接做使用了柔性屏的电子产品，如自己做折叠屏手机。

柔宇成立早期就开始尝试toC电子产品，但最初的两款产品都和柔性屏主业关系不大。到2017年前后，柔性屏终于等到一个看起来能大规模落地的机会——折叠屏手机。到2021年，除苹果外的所有主流手机品牌都推出了折叠屏手机，价格也从两万元杀到了不到8000。根据IDC的数据，2021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出货量约3.29亿，中国折叠屏产品市场规模约为150万台，其中华为折叠屏手机以49.3%的生产份额位列第一。

而国内柔性屏研发技术方面，有已经初步量产的京东方，还有深天马，此外德豪润达、维信诺等企业已经展现出自己具备OLED技术。其中，京东方是华为最大的屏幕提供商，小米的供应商是维信诺。

而柔宇科技似乎只能选择自己动手去做手机，依旧是自己为自己代言。2018年，柔宇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可折叠柔性屏手机FlexPai，后被BBC评为世界通信行业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手机。

为了卖手机，柔宇自2016年起开设线下门店。当年11月，柔宇在北京三里屯通盈中心开设了首家旗舰体验店，到2021年初，柔宇在全国铺设了326家线下零售店/渠道，大部分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仅上海市就有24家，深圳有19家。柔派还与顺电等渠道商合作，代理销售。

2021年全年，折叠屏手机全球出货量达900万台，其中三星占了近九成，但它用的是自己的屏幕。剩下100多万台，被京东方、华星、深天马、维信诺等众多玩家分食。

而柔宇做C端迄今为止已经证明是失败的。许多批评者均指兼做BC两端是柔宇最大的决策错误。

这导致了2021年柔宇内部的检讨。据《晚点LatePost》报道，2021年5月，联想集团前副总裁赵泓加入柔宇科技任COO，负责战略、核心业务整合和运营管理。赵泓试图推动柔宇砍掉toC业务，转型为纯粹的屏幕供应商。在巨头环伺的面板行业这条路很难，但好于在两条路中摇摆。2021年年中以后，管理层曾小范围讨论了转型toB，柔宇也拓展了一些toB客户。但公司并未对内宣布战略变化，也未很快作出相应的组织、人员调整。这反映了管理层的犹豫。2022年初，赵从柔宇离职。

此前的2021年2月9日，柔宇科技和保荐人向上交所提出撤回IPO申请。柔宇科技于2020年12月31日正式递交招股说明书，拟于科创板挂牌上市，柔宇科技计划通过本次IPO募集144.34亿元。撤回申请意味着柔宇再一次遇到重大挫折，不能通过资本市场获得自己急需的资金。

2021年底，传出了柔宇拖欠工资的消息。显然柔宇濒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2022年4月，作为柔宇独立董事的刘姝威发出了她那篇著名的《拯救柔宇》的呼吁书。在2012年12月深圳政府请专业机构评估柔宇的产线之后，刘仍在4月呼吁拯救柔宇，显然可能是因为深圳政府作出了不救柔宇的决定，而刘显然是呼吁更高层的政府重视和拯救柔宇。

迄今为止柔宇之事尚未迎来大结局。许多人在猜测结局，有人谓创始人刘自鸿已经成为柔宇下一步的主要障碍。我并不这样认为。

依我猜测，深圳政府肯定并不认为柔宇没有注资或挽救的价值，否则就是否定了之前多轮的国资创投投资和政府的救助。问题在于拯救的成本可能太高，而这个成本并非主要来自刘自鸿及其创始团队，可能更主要是来自那8轮尤其是后几轮的投资人。

如果找不到一个降低柔宇估值的方案，估计很难有新的投资人进入。最后也许进入破产清算程序是强行降低估值的一个办法。刘自鸿团队的技术仍在，龙岗的生产线仍在，因此柔宇获得一条生路的机会仍然是在的。

对于柔宇，我的结论是：它被列入四大PPT公司，确实有点冤。

首先，柔宇是踏踏实实地做了技术和产品研发，并将技术落实为一条生产线，为此做了大量努力，是实实在在的科技创业者。它没有能够上市，因此并没有骗股民的钱；它好像也没有到处骗各地方政府的地，仅宣布过将与青岛市合作，投资160亿元共同建设第二代柔性屏生产线，想必在青岛市城阳区拿过地；按照刘姝威发布的，柔宇科技从2012年5月创立至2021年9月近十年期间，共进行8轮融资，获得股权投资约61.97亿元；债权融资约36.53亿元；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17.17亿元。现金流入合计116.28亿元。因此柔宇主要是从股权基金和银行那里拿到的钱，并没有通过别的渠道骗钱；这些钱中的65.7%用来建设坪地工业园，研发和生产运营支出占16.3%，员工薪酬福利占14.2%，这说明柔宇也没有乱糟塌钱。它骗谁了？深圳政府和那些股权基金是好骗的吗？

柔宇存在的问题，是许多创业公司都可能会犯的一些错误，包括去做C端的失败，B端错失一些大客户的机遇，急于求成，过度包装等。有些错误也未必是刘自鸿等创业团队的错，很可能是投资人压力下的决策。

因此，我更愿意视柔宇是一个创业和企业发展不顺利的不幸案例，而不是一个所谓的PPT公司。将之归入“四大PPT公司”之列，是深圳人不宽容的表现。

华讯方舟

做了十多年财经记者，又研究了十多年产业，不敢说炼就了火眼金睛，但是对大忽悠和PPT，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虽然自己并非理工科出身，对科技方面的事情很难懂行，但PPT公司大都不需要深入到技术的深层次就可以判断出来的。

你比如说，企业领导人的个人简历、各种场合的个人介绍、以及对个人形象的包装打造，那种大忽悠的味道，你一闻便知。

让我们看一则关于华讯方舟吴光胜的个人介绍：

吴光胜：男，1979年出生，博士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经济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工商联科技装备商会理事、国家科技部中美科技合作中心深圳产业化基地主任、深圳工业总会主席团主席、粤港澳湾区副主席、广东省太赫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理事长、深圳市太赫兹科技创新协会会长、全球楚商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大学深圳校友会会长、国家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广东省科技创新创业领军人才、2016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2001年7月至2003年1月在某国防研究院历任参谋、部长助理、副部长；2003年1月至2007年6月在北京庄源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2007年至今历任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董事长；2015年1月至2017年7月历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

在各种关于吴的简介中，你看不到他早期的基本履历，比如说出生地（有人说他是湖北恩施人，但并无确切证据），就读中学，大学所学专业等等。我搜遍了简中网络，才弄清楚他是武汉大学1997级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二零零一年於武汉大学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主修企业管理及副修经济法，后来又于2015年（显然是在职）读武大商学院的博士，自二零一八年六月起，开始持有武汉大学市场营销博士学位。

在大学本科期间，他最得意的事情是办了一份校园小报，并赚到了50万元钱。可见他在大学时期，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接触他后来赖以谋生的所谓最尖端的“太赫兹”技术。大学毕业后的一年半时间，他在“某国防研究院”任参谋、部长助理、部长等职，从职务可知，绝非科研部门，基本可以猜测是政工、行政类部门，因此也肯定不可能去搞科研（而且刚毕业一年的大学生就担任部长？）。吴光胜曾对外声称，其所工作的某军工集团“从事舰艇通讯相关业务。在海上执行某次任务时，因为被外国卫星追踪到行踪而不得不终止了那次行动”。自此，“吴光胜在心里埋下了想要发展卫星通讯事业的种子”。这显然发挥了想象力，他也许上过相关舰艇吧。

再接下来的三年半，他在北京一个叫作“庄源国际投资咨询”公司做副董事长，但在网上搜这公司，却是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金为500万元，注册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16号楼院四层421室，法定代表人为赵术开（此人后来担任华讯方舟的监事长）。总之吴这三年多的生存方式高度存疑，就算是做投资咨询，显然也跟太赫兹技术的科研沾不上边。也就是说，从1997年到2007年这10年，吴光胜都没有从事尖端科研工作。

如果你对比光启、柔宇甚至华大这三家公司，创始人的履历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刘若鹏和刘自鸿至少都是相关科研领域的学霸，进行过最前沿的研究。华大汪建本身是企业家型的人，但也具备基本的医学基础，而且他有一个顶着中科院院士光环的搭档杨焕明。但是吴光胜和他的核心团队，显然并没有卫星通信领域的学术及科研背景。然后到2007年，他突然就在深圳创办了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卫星通信领域，重点攻关太赫兹技术。

查有关资料华讯方舟公司于2007年8月21日成立，注册资金为100万元，股东为吴光胜出资额20万元（出资比例20%）、项俊晖出资额20万元（出资比例20％）、宋伟出资额60万元（出资比例60％）。之后经过多轮眼花缭乱的股权变更，到2012年3月27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变更登记，华讯方舟公司股东变更为吴光胜出资额930万元（出资比例31％），项俊晖出资额840万元（出资比例28％），沈姝利出资额660万元（出资比例22％），黄永江（曾出任公司总经理，后又变更为首席科学家）出资额480万元（出资比例16％），孙荣军出资额90万元（出资比例3％）。

由于当时属于非上市公司，华讯方舟2007-2012年的经营状况我们无法查询。但毫无疑问，他们没有推出自己有影响的C端产品。华讯方舟2013年初的宣传材料称：华讯方舟集团在AirMobi、HsRMobi新一代无线宽带通信高新技术研发、试验中取得了成功，得到同行业的认同，专利技术在国内乃至全球占有领先地位。在全国各地已完成了多个试验局和城域网的网络建设，2011年至2012年陆续在吉林、甘肃、广东、浙江、福建推广建设无线移动宽带网络。并与中国北车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全国铁路网络全面推展和建设高铁移动通信项目。“华讯"已在全国各省设立办事处二十余处，在全国各省市共已设立售后服务网点二百余家，而且正在不断的优化各级营销和服务网络体系。公司同时设有海外营销事业部并已在俄罗斯、印度及东盟国家实现有效销售。倘若真如其言，则其公司营收应该是何样数量级的？

对于华讯方舟声称的太赫兹技术，界面新闻曾采访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他表示，太赫兹的频率，是目前大家在研究的5G的200倍，频率越高，波长越短，对器件的工艺要求也就越高，国内现在还没有关键基础元器件的支持，需要巨额资金和顶尖技术持续研究支撑。

《南方日报》曾在2015年4月报道说，华讯方舟之前连续三年营收增长400%，达到60亿元（应是指2014年），而按照2014年借壳上市时公告的资料，2011年华讯方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仅4579.17万元，2012年营业收入突增至4.59亿元，2013年大幅增长为24.98亿元，2014年在基数已经很大的情况下依然实现营业收入46.14亿元。没有人解释这种巨幅增长的具体因由。

无论如何，在2012年7月，广州皖籍富豪吕向阳旗下的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受让了华讯方舟16%的股份，成为公司第三大股东。其时吴光胜持有42.5%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黄永江持有华讯方舟20%股权，为第二大股东。这宗交易完全看不到相关细节的报道，融捷以何等价格购得华讯方舟16%股份？吴光胜为何引入吕向阳，其动机无从猜测，究竟谁更有求于谁？

吕向阳此人，我在本系列前面《比亚迪的方向感》一文中曾提及过，乃是王传福的表哥，他向比亚迪投资200万元，支持表弟创业。到2022年6月，他及融捷公司持有比亚迪股份合计13.51%股份，市值逾千亿。这使得吕曾经问鼎广州首富宝座。但吕氏除了这单投资之外，其它多单投资，包括2014年入主路翔股份并通过它持有甘孜州融达锂业有限公司51%的股权、2018年持股乐金健康（以1.1亿元购得15.58%股份，后以2.12亿元脱手）等。他似乎一直想再复制投资比亚迪的成功，但一系列收购似乎并不算特别精彩。

但是吕向阳显然给华讯方舟带来了许多改变，肉眼可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商关系，二是资本运作。2012年之前，华讯方舟以其不足1个亿的营收在深圳根本不显山不露水，2012年之后，华讯方舟迅速“做大”了其营收规模，2015年“营收”超过50亿在深圳已足以令区级政府看得见。

2014年9月初，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率队调研华讯方舟，令华讯方舟十分兴奋。2015年5月，吴光胜当上了六届深圳市人大代表。之后2015年11月市长将华讯方舟立为自己的挂点企业，2016年5月相关高层到访该公司，2016年6月深圳市委书记陪新华社社长蔡名照到华讯方舟调研。2016年华讯方舟获得深圳市科学技术市长奖。一时间华讯方舟成为深圳的明星企业。

与此同时，华讯方舟于2014年决定借壳上市。2014年11月，华讯方舟以5.94元/股的价格，合计13.41亿元，受让中国恒天和恒天纤维合计持有的河北保定上市公司恒天天鹅（000687）29.8%股份，中国恒天持股数将降至1.38亿股，占总股本18%。此后，公司的控股股东由中国恒天变更为华讯方舟，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吴光胜。据重组方案显示，此次拟置入资产为华讯方舟持有的军事通信及配套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具体为华讯方舟（母公司）全部军事通信配套业务相关的资产及负债及南京华讯100%股权、成都国蓉100%股权。

重组完成两个月之后，就开始对上市公司进行注资，恒天天鹅6月15日晚间公告，公司拟向关联方深圳市前海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若干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合计不超过2.42亿股，发行价格为9.5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3亿元。募集资金投向通信项目。

华讯方舟（000687）在2015年4月底复牌后连续8个无量涨停。在公司又停牌宣布筹划定增加码军事通信及配套业务，该股又迎来连续7个涨停。2015年中A股大跌，但华讯方舟并未受到太大冲击，该股当年暴涨4倍，最高点涨到31.28元，成为当之无愧的大牛股。

“如日中天”的华讯方舟在全国到处宣布重大投资计划。

2013年5月22日，总投资38亿元、以空间通讯科技为核心的“中国天谷”项目签约落户荆州。当地省委书记、省长会见了项目投资方——广州融捷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华讯方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向阳一行。

有意思的是，融捷集团还抛开华讯方舟，用太赫兹概念去“忽悠”了安徽芜湖地方政府，这就是融捷集团于2016年在芜湖宣布投资400亿元建设的太赫兹科学城项目。该项目整体用地为775亩，目包括了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工程，晶圆与芯片工艺工程，太赫兹电磁学工程，太赫兹光学工程，太赫兹芯片设计、系统设计与应用工程等。（自然，没多久这个“超大项目”就黄了，芜湖市将该块地转给了启迪集团。）

据河北日报报道，2017年10月16日，华讯方舟太赫兹科技产业重大项目落地河北签约仪式在雄安新区举行。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出席。省委副书记、省长，华讯方舟集团董事长吴光胜致辞。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雄安新区建设太赫兹科技创新研究院和军民融合园，在保定布局配套产业，这将有利于我国抢占太赫兹频谱先机，引导全球太赫兹领域企业加速聚集发展，迅速形成未来产业的局部强势。

2018年8月，在重庆市渝中区举行的招商引资项目签约仪式上，华讯方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讯方舟“）拟投资200亿与渝中区政府合作打造大数据智能产业项目。

华讯方舟还曾进军新能源汽车。2017年，公司宣称成功销售了652辆车，实现相关收入1.03亿元，占总营收的5.86%。然而到了2018年，该业务相关收入却变为0。

然而华讯方舟借壳后业绩表现却一般。公司除了2016年业绩大增159%外，之后三年业绩持续下滑。2017年公司实现净利润1.31亿元，同比下滑18.7%；2018年，公司更是曝出了亏损4.92亿元之后，2019年再次大幅亏损，营业收入仅有2.5亿元，同比下滑83.51%，但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5.21亿元，同比下滑208.63%。

而主导操作华讯方舟借壳上市的吕向阳，于2017年4月上旬辞去董事长职务，由吴光胜接任董事长。他虽然在2018年初华讯方舟集团奉节联欢上还以“股东代表”身份出现，但从2019、2020华讯方舟两次与外来投资人的重组谈判中都不涉及吕向阳及其所持股份来看，他应该已经出清了在华讯方舟科技公司的股份。如是，则吕向阳应该是全身而退，且不排除在二级市场拿到了更多回报。在操作华讯方舟一役中，他应该是赢家。

华讯方舟上市公司及其股东们是毫无疑问的输家。其股价2017年和2018年均大跌逾三成，2019年更是逆势下跌逾一成。

华讯科技所持华讯方舟全部股权于2019年12月24日起被司法冻结，涉及数量2.26亿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29.46%。

深圳市政府似乎曾计划拯救华讯方舟，2019年7月，华讯方舟控股股东华讯科技及公司实控人吴光胜与深圳国资“远致投资”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华讯科技拟将其持有的公司1.45亿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约占总股本的18.94%）转让给远致投资，转让价为5.94元/股，总价为8.62亿元。

但到2020年1月21日，华讯方舟公告称，华讯科技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光胜与仁东集团签署了《股权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仁东集团拟通过增资华讯科技、受让华讯科技股权等方式累计取得华讯科技不低于51%的股权，达到控股地位。

2021年7月，经河北证监局查明，2016年至2018年期间，华讯方舟连续3年存在业绩虚假记载，均通过其子公司南京华讯虚构购销交易而虚增利润总额。其中，在2016年半年报及年报中，华讯方舟分别虚增利润总额2，267.48万元和2，881.16万元，占当年半年报利润总额的16.1%和年报利润总额的14.44%；在2017年半年报及年报中，分别虚增利润总额7，641.02万元和1.18亿元，占当年半年报利润总额的94%和。年报利润总额的71.52%；在2018年半年报中，虚增利润总额2，771.79万元，占当年半年报利润总额的38.09%。河北证监局决定对吴光胜采取10年市场禁入措施，对19名高管处以罚款187万元。

2022年6月，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华讯退，股票代码：000687）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于6月17日被摘牌。这意味着前述两个重组计划都未实现。

2021年7月，证券时报下属《新财富》杂志发表长篇调查报道《刚刚，董事长被查！上海电气83亿惊天巨亏，神秘人如何设局？》，事实上已揭开了华讯方舟业绩造假的操作内幕——它只是参与到“隋田力游戏”(一个以“专网通信业务”为幌子的隐蔽融资性贸易网络，规模超过900亿元，已知有多达13家上市公司卷入其中。这个网络的操控者，均指向神秘人隋田力)中的十几家上市公司之一。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查阅这篇精彩的长篇调查稿，我这里只摘录涉及到华讯方舟的部分。

和星地通打交道的公司里，*ST华讯是出场次数最频繁的一家。2014年三季度之前，其大股东为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后者为机械设备领域的大型央企；2014年底，深圳市华讯方舟科技集团入主，成为大股东，该公司转而从事军事通信应用领域相关产品及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2016-2019年间，上海星地通都位列*ST华讯预付款第一名，各年度预付款余额分别高达5.39亿、5.99亿、3.11亿、1.73亿元，基本占*ST华讯对外预付款的8-9成。也就是说，上海星地通是*ST华讯的重要供应商。

正是在向上海星地通提供高额预付款的同时，*ST华讯的营收开始起飞。2016年，*ST华讯的营收从2015年的8.8亿元涨至15.1亿元，跳涨了6.3亿元；而2016年末，*ST华讯对上海星地通的预付款期末余额高达5.4亿元，与当年增量营收之间比重高达86%。

在正常的商业逻辑中，*ST华讯之所以会支付高预付款，说明了上海星地通在产业链上具有极强话语权。

但好景不长，到了2019年，*ST华讯营收陡降至2.5亿元，而其账上却仍挂着支付给上海星地通1.7亿元的预付款。

2020年，上海星地通从年报中消失，而*ST华讯的营收萎缩到了0.5亿元。

那么，*ST华讯暴增的营收，来自哪些客户？

继续整理其前五大客户的名单，可神奇的是，恰好在2016-2019年，*ST华讯对星地通高额预付款的时期，其前五大客户变成了商业秘密，不予显示。而在此前后的2014、2015、2020年，则正常显示。

2016-2019年，是星地通在*ST华讯年报中出现的4年（4年均为预付款第一名），也是*ST华讯年报中不愿披露客户详情的4年，同样，也正是富申实业公司位列*ST华讯应收账款第一名的4年，亦是*ST华讯业绩追溯调整的4年。

向上游的供应商高预付款，而下游的客户那儿又收不上钱，年末的应收账款余额甚至比营收还高，这么做生意，*ST华讯图什么呢？

这样显然不合常理的商业逻辑下，过去7年中，仅有2016、2017年（正是上海星地通、富申实业开始介入其中的年份），*ST华讯实现了微弱的盈利，而其最近3年的净利润分别是-4.7亿、-15.4亿、-10.7亿元（图6）。2020年6月，其股票“披星戴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ST华讯的股价也从2015年12月最高点的31.28元/股，滑落至1.9元/股，降幅达9成以上。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于10只基金曾出现在其前十大股东名单中，甚至包括社保基金，相关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

《新财富》的结论说：

如果是隋田力煞费苦心，将这些国企引入交易环节，那么，他的目的到底为何呢？给交易增加可信度？让应收账款更具有商业保理价值？

事实上，上市公司何以一开始就愿意采取“预付100%、预收10%”的离奇交易模式？很可能就因为下游客户基本为国资背景，国企信用在其中起到极强的背书。它们或许以为，自己在做一个简单的转手生意，没想到那个最终的冤大头可能是自己。

而为了维持这一游戏，在上市公司没钱的时候，隋田力的海高通信还曾经向中利电子、苏州新海宜放贷，提供流动性。

然而，所有的交易，都有两种结果。

情景一：如果没有产生坏账，富申实业、中电科子公司等国企的资金，将借助上市公司平台流向星地通，与此同时，上市平台也能从中获益。

情景二：一旦形成坏账，将由上市公司平台承担高昂的应收账款坏账（目前绝大部分是这种情况），到了2020年，情况更加恶化，此次接二连三的暴雷，主要是应收账款出现高额逾期，甚至预付款交付出现逾期。若上市公司将应收款进行融资，产生的亏损则将转由相应金融机构承担。

其实《新财富》的结论没有揭示的是，通过虚假的企业营收规模暴增，操纵上市公司的小集团（大股东与外部的勾结）已经获得了大量利益，只不过这个利益不体现在上市公司身上而已。而且不排除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操纵者在二级市场谋取高额利润，自身早已进行了财务平衡。因此13家上市公司未必是冤枉的，很可能是主动进入到这个局中。

具体到华讯方舟这个案例，我们不太清楚的是，进入“隋田力游戏”，是吕向阳的设计，还是吴光胜的盘算？如果是吕向阳的设计，那么华讯方舟在2012-2014年的营收暴增，是否就已经开始玩这个游戏了？为后来的借壳上市打造亮丽的业绩，以增加并购对二级市场的吸引力？如果是这样，那么吕向阳早在2017年就金蝉脱壳了，是洞悉这个游戏迟早会玩爆，因而自己及早脱身，而吴光胜是冤大头？

如果是吴光胜的设计，那么拉吕向阳入局纯粹是利用他的广东首富的名声和政商人脉，来增加买壳对二级市场的吸引力？而吴光胜最后的损失也不过是证券市场10年禁入而已，对他来说并没有大的个人损失？从2011年深圳一个年营收不过4千多万的小公司，而能玩到深圳市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常委，吴也算值了？“十年一觉特区梦，赢得股坛薄倖名”？

小结

综上所述，我不揣浅薄，得出我的结论。所谓的“深圳四大P”，我认为相对最清晰符合定义的大约只有华讯方舟，柔宇不应该归类于此中。

光启有很多业务涉及“军工销售”。但刘若鹏所言又不虚：超前的技术往往最初的应用是在军工领域，因为军工只追求功能，不计成本收益，也就是不计较市场合理性。在军工应用成熟后，再转向民用，是必然的道路。但是如何验证军方订单的真实性？恐怕在国家大力推动军民融合的过程中，有必要建立一种不泄密而又大众可获知的验证机制。

倘若光启的军方订单是真实的，且它又仍处在高强度的研究过程之中，我就建议再多给它一些时间，来将自己排除出所谓“四大P”的行列之中。

至于华大，我则认为，就其基因测序业务来说，它不具有高科技公司的特质，因此只是过度宣传而已，尚算不上PPT公司，但华大确实有很多毛病（比如忽悠便宜地搞房地产），其公司治理应该是存在一些问题。

如果前述光启的状态是真实的，则我们可以说，柔宇与光启具有相似性，即它们都是进入了一个前沿科学领域，因而面临着一个技术应用性不成熟的市场尴尬。在这样的条件下，地方政府是否应砸钱支持它们，如何作出判断，就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

按理说，真正的新技术，应用尚不成熟的，不应是政府投资的领域。政府投资只应集中于技术成熟但又投资巨大、且市场变化较快企业不敢冒险投资、但又是地方产业发展必需的关键产业项目。确实，光启和柔宇，地方政府除了给予一些普遍性的对高科技人才及团队的支持外，并没有太大投入，二者都是走的先引入基金投资，然后打通资本市场通路的路子，只不过光启走通了，但资本市场又令其陷入尴尬境地，而柔宇则没有走通。

问题是，光启迄今为止声称的投资项目均不是大投资，而只是几个亿的小型投资项目，光启事实上面对的是融到的钱无处可花的尴尬；而柔宇进入的面板行业，则是动辄数百亿的大规模投资项目，往往是只有巨头才能玩得起的游戏。TCL华星光电倘若不是深圳政府支持，它最初进入面板行业同样也玩不起。柔宇前后融资加起来也不过百亿左右，资金迅速消耗殆尽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深圳政府已不敢像当年支持TCL华星光电那样，来支持柔宇了。

对于前沿技术的未来应用前景的判断，确实是一件专业技术活。对于声称自己做的是前沿技术的“科技创业者”，其是P子还是领先时代太多——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外行人往往也不能准确判断。

我在前面吹牛说，我虽然不是理工科出身，但看的多也，凭经验或第六感也能作出基本正确判断。但是说实在的，过去20多年中，在深圳有两个人，我一直都无法判断他们是P子，还是怀才不遇的天才。一个是雷天电动车的钟馨稼，一个是奥沃伽玛刀的宋世鹏。特别是后者。

不过无论如何，我个人认为，深圳人就更应该具有包容之心。动辄把某4个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公司称为“四大P”，我认为是非常不好的看客心态，我们也许就成了扼杀天才的庸人。这个城市一直标榜“宽容失败”，倘若刘自鸿、刘若鹏失败了，我们能宽容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