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少数、标签/身份政治，说民粹现象_风闻

因为我与观友“万重山”之前的讨论，有感而吸收他的建议作有此拙文。本文主要内容为古今中外非性少数相关记载及其如何成为标签/身份政治的滥觞，标签/身份政治又如何变成了席卷西方、造成人群撕裂与对抗的一种民粹现象。本人能力不足，文中多有胡说八道甚或舛错谬误，请诸位观友不吝在评论区指正。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

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

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

流盻发姿媚，言笑吐芬芳。

携手等欢爱，宿昔同衣裳。

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

丹青着明誓，永世不相忘。

——（魏）阮籍《咏怀八十二首》之十二

《咏怀八十二首》作为阮籍流传至今的千古杰作，鲜亮的诗句中隐藏着他内心的愤懑不甘。其中第十二首，诗人用华丽的语言描述了安陵与龙阳两个男人的“繁华”，事实上却是对曹魏政府中趋炎附势者的讥讽。

不独有阮籍，《史记》、《汉书》中的“佞幸列传”记载了多位够凭借男色“与上卧起”以至于坏了朝纲的宠臣。《晋书·五行志》云：“自咸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男风之盛到了天下效仿、异性恋都被拆散的程度。唐代有为男宠痛哭流涕的太子承乾，宋代则进一步出现了男子公然为娼招揽生意的情况，以至于引发了官府的打击。

而到了明代，恪守“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主流社会风气中，居然对同性相吸“网开一面”。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好龙阳人尽皆知，《十二楼之翠雅楼》写他“素有男风之癖，北京城内不但有姿色的龙阳不曾漏网一个，就是下僚里面顶冠束带之人，若是青年有貌肯以身事上台的，他也要破格垂青，留在后庭相见”。而当时的文学作品例如《金瓶梅》、《三言二拍》中不乏同性相恋的情节，甚至出现了三部男男小说《龙阳逸史》、《弁雨钗》、《宜春香质》。清代也多有名士不忌男风，例如郑板桥的《板桥自叙》中说“余好色，尤喜余桃口齿，椒风弄儿之戏”，到老了还拿卖画的钱吸引小哥来玩，“然老且丑，此辈利吾金币来尔”。比郑板桥小一些的袁枚，在《子不语》等著作里写了多则同性故事，至于《红楼梦》中所写的男男、女女之事，普通读者都无法忽视。

不过，中国古代女性地位普遍不及男性，女女之间的爱恋在记载中远少于男男。较早的如汉武帝时代，“陈皇后宠衰，使女巫着男子衣冠巾帻，与后寝居，相爱若夫妇。上闻穷治，为女而男淫，废后处长门宫”。《金史》“列传一”中记载：“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有胜哥者，阿里虎（完颜亮之妃）与之同卧起，如夫妇”。而后明末清初的著名作家李渔创作了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女同性爱恋赞歌”的传奇《怜香伴》，晚清“闺秀救国小说”《女娲石》则可能是中国第一部“女权主义”文学作品，其中自然也有对于女同性恋的正面描写。

通过上面的诸多例子，我想诸位观友或许能看出，同性之爱在古代中国虽然不被视为正道，不可能成为社会主流，却也是上到国君士大夫、下到商人平民都司空见惯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的男风关系中，强势一方并不一定是单纯地只爱同性，而弱势一方更免不了受胁迫而违背自己真实的性意愿。**即便如此，同时代的人并未对之有过度的贬损和排斥，更没有出现所谓“恐同”的情况或者将此类人群排除在社会边缘。那么为何到了近现代，普通中国民众反而却对同性恋为代表的性少数现象一度（如今有所改变）讳莫如深乃至将之视为洪水猛兽呢？这个锅必须甩回到“西方”那边。

在公元10世纪之前，当时的西方世界（指环地中海文明圈）对于同性、跨性恋爱的包容与同时代的中国不相上下。古希腊时代许多城邦存在被社会公开承认的“Pederasty”现象，即一名成年男性和一名少年男性组建而成的伴侣关系，或称为“少年爱”。在底比斯，有一支被称为“圣队”的贵族军队，由150对同性贵族情侣组成，恋人之间的默契配合和生死羁绊让他们在战场上面对斯巴达人都立于不败之地，但几十年后，底比斯又被另一位著名的双性恋者——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带领伙伴骑兵（此处可以望文生义）灭掉了。到了罗马时代，罗马皇帝尼禄和哈德良也是公开的同性恋者。

但是在10世纪之后，亚伯拉罕一神教开始做大并几乎一统西方（此时已包括西欧到中东北非的广大地区）人群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而这些宗教对于非异性恋持有极端排斥的态度，视其为极大的罪恶与不洁。于是在同时期的中国人可以将龙阳断袖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时候，基督教世界将同性恋者以“异端”甚至“魔鬼”的名义送上火刑架的行为却持续了好几百年，直到神权崩塌才逐渐消停。而在伊斯兰世界，对“不洁”的同性恋者处以石刑的情况到了近现代仍然存在。于此也可以看出，倘若同性恋不是一种人类族群中固有的生理现象，千百年来绝不可能有无数的人冒着被杀的巨大风险让自己从异性恋变为同性恋。

虽然随着文艺复兴所谓“启蒙”以及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跨越发展，杀害同性恋者的情况越来越少了，但是当时许多西方国家的刑法中仍然存在针对同性恋者的法条。当“homosexual”这个词被发明出来以后，它速被当时的心理学界用来给同性恋者下精神疾病的诊断，且进一步被污名化。既然“同性恋是坏的、是脏的”，它的缩略词“homo”在西方文化圈里就跟“猪”在汉语文化圈里一样，变成了骂人的脏话，而后顺理成章变成了贴在性少数者乃至不够“阳刚”的生理男性身上的标签。

给人帖“homo”这种已经被用来当脏话的标签，背后的驱动力自然还是当时的西方民众从神权时代继承下来的，企图将同性恋者从“正常人”群体里切割出去的集体意识，以及这种集体意识在现实中的具现——无所不在的歧视乃至迫害。在德国，同性恋团体被纳粹镇压；在美国，对同性恋的清洗从军队扩大到社会；在苏联，“慈父”执政后的大清洗也没有漏掉同性恋者。当然，还有“帮你变成正常人”的各种精神/肉体治疗（多数情况下与酷刑折磨无异），不过无论是精神医生还是家长亲朋都沮丧地发现，基本上任何“治疗”都无法让同性恋者“改邪归正”。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歧视和压迫大部分针对的是男同性恋，而对女同性恋基本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伟人说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对于同性恋群体也一样适用。他们在风起云涌的二战后走上了反抗道路，而战后一统西方阵营的美国也成了当时同性恋平权运动的肇始地。从受到更多宽容的女同性恋群体开始，越来越多同性恋者公开地发出声音，要求得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解除针对同性恋的法律、去除歧视和污名化。同性恋团体又与当时的左翼进步团体、黑人民权运动团体结成了隐隐的联盟，因为他们有着类似的诉求——反抗压迫，争取平等自由。但是结果估计诸位都知道了，臭名昭著的麦卡锡注意扯开“反共大旗”，一方面迎合了白人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以下粗暴简称敌对势力）压制下层反抗的需求，一方面通过向公众贩卖对于共产主义和同性恋的恐惧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在他们的宣传中，所有争取平权的团体，全部都是共产主义入侵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哨，而教唆异性恋者成为同性恋以拖累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口繁衍更是“共产主义阴谋”，反共与反同被划上了等号、左翼和同性恋都成为了社会公敌。虽然麦卡锡主义最终破产，但最有可能将各方力量团结起来的左翼进步团体已经遭受了重大打击，并且在随后的日子里逐渐走向式微，而失去了英特纳雄耐尔精神指引的同性恋平权团体，则在内外因素影响下艰难前行，并逐渐走向了标签/身份政治的道路。

被压迫者在抗争中必然会创造标签、撕掉其他人强加的标签、给自己贴上新的标签，否则就无法“分清敌我”。同性恋团体为了撕掉“homo”这个歧视性标签，使用了“lesbian”和“gay”这两个新标签来替代和对冲，其本意是尊重团体中男男恋、女女恋这两个不同的人群。然而敌对势力敏锐地发现这两个标签只与其身份挂钩，却不与其政治诉求挂钩，或者说这两个用作标签的词语本身只定义了“我是谁”而不体现“我要什么”，这就是吃了缺乏系统性革命纲领的亏。对于同性恋平权运动，宣传和使用“L”、“G”标签时还需要另外附加一大堆的解释才能让人知道自己的诉求，常常事倍功半。

随着越来越多的同性恋者参与到运动中来，确实成功地驱逐了污名化的“homo”，让“LG”这样更中性的标签得以被大众接受；但也正因为参与者越来越多，对“LG”背后诉求的解释和理解也越来越模糊乃至分歧（人多口杂），**渐渐地只有“我是谁”这种简单的定义被固定与强化，“我要什么”这种复杂的信息反而开始退居二线。标签替代精神成了运动的主角，因为它更易于传播；身份被认同逐渐成为运动的主要追求，因为“我是谁”比“我要什么”更易于得到旁人的支持。**同样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黑人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与黑豹党不存在之后，撕掉“尼哥”这个污名化标签成了最容易达到的目标，然后是最主要的目标，最终沦为唯一被达成的目标。在平权运动的嬗变中，敌对势力的诱导和煽动无时不在，他们乐见诉求被标签掩盖，通过给追求身份认同者糖吃、用大棒子敲追求真正权利者的方式在平权团体中制造撕裂，将运动的根本目标虚无化、将之转化为更易于操控的身份政治。

与此同时，随着全球文化、人员交流的日渐频密，同性恋平权思想走出美国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开始影响更多的人。然而，全球的敌对势力可不会放过任何打压左翼思想的机会，除了东西方阵营对抗背景下“反同=反共”逻辑的阴魂不散之外，一个意外事件——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在当时的同性恋群体，尤其是男男恋群体中更高的传播率，再度带来了新一波的污名化。多种因素交织，使得同性恋平权思想进入香港、台湾之后，产生了另外一个如今传遍中文世界的标签——“同志”。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都知道同志原本是什么意思，但必定难以接受把“同志”用作同性恋的标签，因为这个标签无论一开始在港台被使用的时候有多好的寓意，都抵不过敌对意识形态及污名化所强加的负面意向。在敌对势力的宣传中，共产主义是坏的，同性恋是脏的、会传播致命疾病的，那么“同志”这个词就是“又坏又脏的”，而当年中国大陆人人互称同志，简直是正中敌对势力下怀，这个锅非你莫属。

当香港电影中出现连僵尸都因为怕被传染HIV而不敢咬内地到港男“同志”的桥段，标志着意识形态战争的炮膛里又填上了一发恶毒的炮弹，这种炮弹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港台流行文化不断地打向中国大陆，而流行文化只会传递最有利于其传播的价值观，显然费力不讨好的真正同性恋平权思想不在其传播范围内。于是乎此消彼长，文化单向轰炸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我们原本是同志，你们却说同志又坏又脏”这样的逻辑感到被侮辱，这种被侮辱感逐渐积累并使得矛头指向了同性恋群体——无力对冲外部影响，又必须找个出口，无法切断文化输入，那就切割掉同性恋族群，这是意识形态斗争占下风的一方自然而然的做法，无所谓对错。只是应该强调的事实是，同性恋并不是真的又坏又脏，是坏人对他们污蔑栽赃；同性恋自古以来客观存在，不是外来文化入侵把好好的中国人教成了同性恋，而是外来文化入侵把善良的中国人逼成了“恐同”。

另一边厢，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转变为身份政治的平权运动，因为缺失了共同的精神目标而无法保持继续向前的动力，按咱们的话说就是忘了初心。参与者们拿到了虚假的奖赏——标签/身份认同，让别人承认了“你是你自己定义的人”，但原本的目标“我就是正常人且你们应当承认”却没有真正达成，心里空落落的。他们翻来覆去盯着自己手上的身份标签：“啊，肯定是现有的奖赏（标签）不够，是不是得再来点儿？”于是乎，既爱同性也可以爱异性的，给自己贴标签：“我是Bi-sexual”；因为爱同性进一步发现自己对自身的认同其实是异性的，给自己贴标签：“我是Transgender”；拒绝被他人定义性别身份的，给自己贴标签：“我是Queer”，“LGBTTTQQIAAP+”的彩虹光谱不一而足。每个标签背后不仅有共同的、正当的诉求，也必然有越界的、互相矛盾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又无法仅靠创造标签、构建身份认同而真正得到满足。

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因为标签太多而分裂了，而事实上他们分裂的原因是前面说到的虚假奖赏：一群人努力半天却没有获得足够的真东西，自然“分赃不均、四散而去、另立山头”。标签不是人群分裂的原因，而是分裂的结果和表现，而有了标签这种形式上的分裂，敌对势力自然不会放过以形式分裂扩大实质分裂的机会。明里暗里的歧视与压迫仍然存在，拧成一股绳的强力抗争却难以复现，彩虹旗下面聚集的人们高唱爱与和平、报团取暖，敌对势力看了喜笑颜开——你们已然不是是齐心协力威胁我的反抗者，那么就等着被我各个击破。既然你们已经只看重身份而忘记了真正的诉求，那我就给你们一点甜头，甚至可以给自己贴上跟你们一样的标签，而我要的，只是借着你们的名义，拿你们的选票一用。

从“LGBTTTQQIAAP+”群体开始，**某些政客们利用了各类平权团体急于获取身份认同、难免被情绪而非理性控制的激进主张，打着“为你们发声、为你们争取”的幌子，喊着“你们的需求都是对的，阻碍你们需求的都是坏人”这样的口号，将自己伪装成平权团体的代言人，许诺为平权团体争取权利。**被压迫者争取平权本没有错，要求正当合理的政治权利理所当然，但是这些政客所要的，与被压迫者所要的，未必是同一回事。即使政客不能为平权团体争取到他们许诺的利益，政客本身往往已经捞到了足够的收益并且及时抽身而去，把激进主张、激进行为侵犯其他群体利益的责任都留给那群原本持有正当诉求的人群去背，甚至再给他们安一个“民粹团体”的称号。当然，这样的行动也少不了有成功的案例，确实能让一些群体获得期望中的权利，乃至形成了所谓“政治正确”，但也引发了更广大范围的方向效仿——谁心里没有个巨婴，如果社会公正按需分配已然无望，那么就按闹分配，谁怕谁？

于是乎，曾经“我们要平等”的抗争，被分裂成了“必须承认我”的标签/身份政治，和出师未捷的真正民权运动，而一直存在没有被解决的社会不平所引发的民心愤懑，又在操弄中变成了不管要求合不合理、诉求可不可能达成，只管“我要的就必须被满足”的民粹现象。在这种氛围里，不但有团体对民粹进行污名化拿它当帽子扣人，也有团体大大方方自称是民粹为所欲为；有充分的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的政客不一定受欢迎，长袖善舞顺应民粹需求的反而能拉到选票。持有民粹情绪的民众，迫切期望他们的需求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满足，这就使得民粹政客不可能以一个徐徐图之的长远计划来施政，否则他们就会失去支持，所以出现许多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骚操作也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人口越多的国家，民众之间的利益诉求区别就越大，这就使得不同派系、不同政治立场的民众在民粹政客带领下互斥对方为民粹、互相倾轧、撕裂社会的情况屡见不鲜。骚操作多了，民众的整体利益免不了受损，政客们可能不一定会被民粹情绪反噬，但国家的发展必然被民粹政治所拖累。

幸而，我们生活在中国，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注定了不会有西方那种民粹政客的操作空间，我们的国家领导集体长期以来的执政策略都是在执行长期规划的前提下稳步实现短期目标，追求整体利益的同时兼顾个体利益。但是，我们毕竟仍然不是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几十年快速发展为国民积累下越来越多的自信和财富，也难免积累下一些发展不平衡导致的问题。近年来，施加在中国政治经济上的外界压力越来越多，还有新冠疫情这样的超级不确定性事件产生的干扰，我们的发展速度又客观上逐年减缓，这都会让过去积累的问题更明显地暴露出来。作为人民当中的个体，许多人对当下的自身处境、未来的个人与家庭发展，很可能不再如几年之前那么有把握；在各个经济单元的小群体当中，内耗的加剧、投入产出比的普遍上升也逐渐变成常态；在更宏观的层面上，政府财政支出难以为继、政策落实举步维艰也屡见不鲜。面对这样的挑战，部分人的心态焦急浮躁是不可避免的，不但个人的负面情绪比过去更容易被放大，社会矛盾也更容易被激发、造成更大的危害。故此，即使我们的民粹情绪不太可能像当下西方社会一般被某些势力集合，乃至形成足以影响到国家前进大方向的力量，但是从我们自身做起，认识到民粹情绪的危害，警惕民粹情绪可能对其他人造成的侵犯、可能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割裂，是我非常建议诸君打起精神，本着实事求是的心态，给予正确理解和高度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