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霸权：从“自尊和颜面毫无立足之地”到彻底不要脸_风闻

作 者丨程一统

华商韬略出品丨ID：hstl8888

关于美国科技，人们常有一个错觉，认为其强大是因为政府靠边站，企业放开干。

但这并非事实。从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到贝尔实验室助推第三次科技浪潮，再到成为世界科技中心，美国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并没有缩进袖筒，而是几乎无处不在。

1944年11月，盟军胜利在望，富兰克林·罗斯福却因为美国战后发展的问题陷入了沉思。

这位连任四届的美国总统曾经历过一战、美国大萧条以及当下的二战，他知道接下来面临的，将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自己的科学顾问范内瓦尔·布什。这俩人在二战期间配合默契。

▲范内瓦尔·布什

在罗斯福的授意下，布什建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局（OSRD），该机构直接对总统负责，成为战时美国国家科学活动的“总指挥部”。

其核心运作模式是，政府把重大的科研项目通过OSRD承包给科研机构和私人企业。由政府出钱，大学和研究机构做基础和应用研究，私人企业负责生产落地。

美国政府和科学界的关系因此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靠行政力量直接控制科学，而是提供资金，通过合同制调动全社会的科研力量。

二战中，美国政府研究与发展经费从1940年的4.8亿美元，增长到1945年的50亿美元，占全国全部科研经费的比例由18%上升至83%。

OSRD和美国140多家学术机构及320多家公司签署了超过2300份研究合同，总价值约3.5亿美元。这些资金中，约有三分之二分配给了大学。

据此，美国的战时动员形成了一个联结政府、大学、研究机构、工业企业和军方的创新网络。

事实证明，这种配合模式效果不错。

被称为二战中的“三大发明”的原子弹、雷达、青霉素，三个项目都是在它的领导下完成的。

但战时存在特殊性，到了和平年代，政府在科技发展中该扮演什么角色？罗斯福需要一个严谨权威的新答案。

经过八个多月的调研分析，布什于1945年7月25日提交了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它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布什报告。正是这份报告，奠定了美国日后科学政策的总基调。

在报告中，布什提出了一个观点：“科学将会取代物理上美国西部的边疆，成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标准提高和社会进步的新动力”。

但比这更重要的是：“联邦政府应该承担起保持科学知识进步和培养新生科学力量的职责”。

遗憾的是，罗斯福总统此时已因脑溢血去世，报告交到了继任的杜鲁门总统手上。

原有的默契不在，从观点到形成共识，布什报告遇到了重重阻碍。

经过五年多的拉扯，布什坚持要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终于在1950年成立了。期间，为了填补OSRD的空白，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原子能委员会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相继开始支持科学研究，创立国家实验室。随后，美国联邦政府逐渐形成了来自各个部门的多元化资助体系。

这样，二战中建立的美国的科技政策和科技创新的国家体制雏形，终于在战后确定，并进一步进化。

美国科技政策研究的权威布鲁克斯教授曾说过一句话：

“在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在研发体系和科学政策方面被二战永久地改变了的国家。”

政治家和科学家配合的全新方式，并不是二战带给美国的唯一财富。

1944年12月16日，纳粹德国将一枚V2火箭射在了比利时安特卫普国王剧院，现场近600人遇难，这枚新式的火箭也造成了“二战”期间单枚火箭的最大伤亡人数。

这让其他国家惊慌不已，美国科学家据此预测，仅仅在火箭研究领域，美国就落后德国20年。

如何最快缩小这种差距？胜利后，美国的答案是，直接利用德国留下的设备和专家。

截止1946年1月，已经有160名纳粹科学家被秘密送往美国。

▲被送往美国的纳粹科学家

这个抢夺纳粹科学家的行动被称为“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战后截胡了近1200名德国科技专家，这里面有世界一流的化学家、火箭专家、生物学家、医学家等，如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海森堡、放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哈恩等顶级专家。

这些科学家到美国后，美国政府洗白他们纳粹分子的身份，并给予高官厚禄、优越的生活和工作实验所需的一切条件。

因为有悖于道德和法律，美国的做法在国内外引来颇多争议，连爱因斯坦都加入到谴责中。但美国政府态度强硬：“此事关乎国家安全问题，自尊和颜面毫无立足之地”。

而随着1957年10月4日，苏联抢先一步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后，美国国内的质疑声音完全被淹没了。

▲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

对于冷战时期的美国人，这是不可接受的。很快，“回形针计划”招降的德国火箭之父冯·布劳恩，就将在全美国面前证明他强大的专业能力。

只用了短短三个月，在冯·布劳恩的带领下，美国就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二颗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1961年4月，便实现了美国载人航天火箭的首次升空，仅比苏联晚一个月。

1969年，“阿波罗号”载人飞船完成了人类第一次登月任务，更让美国彻底扬眉吐气。

质疑声消失了，冯·布劳恩也由此成为了追求美国太空梦的科学先驱。

除了冯·布劳恩，在未来的时间里，其他一起被引渡回美国的科学家们将会在美国四处扎根，并且带领美国在卫星通信、医学、生物学等不同的科技领域开枝散叶。

除了用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引入优秀科学家，美国政府战后也开始系统地去培养科学人才。

1940年，超过一半的美国成人所接受的教育不超过八年，只有4%—6%的女性完成了大学学业。而在1940至1960年间，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多，高等教育的教工人数也相应增加，从11万人增加到了28万人。

《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出台为军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法律支持。如果退伍军人想要继续接受教育，美国政府将提供学费和其他经济支持。据统计，有200多万军人就读于不同的大学。

在这些人当中，有近四分之三的人选修了科学课程。

到了1960年，美国已经培养出6000名科学和工程学博士；1971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1.8万。1930年，90个诺贝尔奖项中，美国只占5个；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科学奖获奖率从未低于49%。

人造卫星出现后的10年，是美国现代科学技术史上真正的“黄金时期”。

科学家群体也开始获得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1960年的《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的称号授予“美国科学家”群体，获奖理由是**“目前日益增长的科技需求猛烈地撞击着美国。”**

“太空梦”相关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成为年轻人的最爱，如《星际迷航》、《2001太空漫游》等。很难说，这种全社会对科学的尊重和热爱刺激了多少个年轻人的科技梦萌芽。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美洲大陆的斜对角线，一位南非的小男孩将会因为《星际迷航》立志要将其照进现实。

2010年12月，这个男孩创立的公司将一艘“龙飞船”发射到地球轨道。这是全球有史以来首次由私人企业发射到太空，并能顺利折返的飞船。

这个小男孩的名字，叫作埃隆·马斯克。

“当科学达到某个高峰的时候，它的面前会出现通向新的高峰的广阔前景，通向进一步发展的崭新道路。”这是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曾说过的一句话。

但从发明时代推向商用时代的“广阔前景”之路，往往是极其曲折的。

晶体管的诞生就是如此。

“任何一次时空之旅，我的第一站都会定格在1947年12月的贝尔实验室。”这是比尔·盖茨对人类发明出的第一根晶体管给予的赞扬。但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个小如火柴头的物品能带来怎样的革新。

《纽约时报》的记者曾在1948年被邀请围观这项新发明，他的所见只换来了第二天报纸上一个非常不起眼的版面上，一行非常短的字：

“昨天，一种叫做晶体管的设备在贝尔实验室首次得到了公开展示，它在通常使用真空管的无线电设备中有几项应用。”

《纽约时报》代表了当时的主流声音，毕竟这项技术还不稳定，而且成本也高，需要大量的研发和实践。

作为该技术的发明者，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他们三个人都是该领域顶级专家，肖克利还是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

他们不缺专业知识，但要把晶体管推向应用，缺的是巨额的研发资金。最后，美国国防部成了背后金主。

据研究报告显示，从1948年到1957年，美国军方承担了贝尔实验室晶体管研究费用2230万美元中的38%。尤其在50年代中期，军方对贝尔实验室的资助一度达到晶体管研究经费的50%。

贝尔实验室和军方第一个合同从1949年到1951年，主要聚焦应用和电路研究；第二个合同则从1951年至1958年，主要开展军方感兴趣的服务、设施和材料研究。

“政府出钱，民间研发”的模式使得晶体管技术进一步成熟。七年之后，晶体管进入了民用商业领域。

从收音机开始，它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手机、电视、计算机、汽车、医疗设备、家用电器甚至宇宙飞船等，真正开启了人类社会“硅文明”时代的大门。

最终，晶体管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更改变了美国。

我们几乎能从现存的每个美国科技大企业身上找到当年“晶体管模式”的影子。

肖克利从贝尔实验室离开后创立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凭借着他的影响力，吸收了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诺伊斯等牛人。

一年后，诺伊斯带着实验室另外8个人创立“仙童半导体公司”，他们在这家公司又发明出了集成电路，而集成电路的研发和应用也同样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

▲仙童半导体公司创始人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一直是美国制造的集成电路的唯一客户。

肖克利发明的晶体管，诺伊斯的集成电路（Integrated Circuit），奠定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基础。

但仙童公司的更厉害之处不在于它的商业成就，而是他把该领域的顶级人才撒遍了整个半导体行业。1969年硅谷的一次半导体峰会上，400多名参会者中，只有24名不是仙童的前雇员。

诺伊斯从仙童离开后，与戈登·摩尔、安迪·格鲁夫共同创建了英特尔。1971年，这家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微处理器——4004。至今，由微处理器衍生的摩尔定律依然引领着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前进。

不仅是半导体以及航空航天，在计算机行业和信息产业，美国政府的身影也几乎无处不在。

今天，几乎计算机的所有功能，以及人们使用电脑的方式，都源于美国政府在这些技术早期阶段的资助；美国政府资助的网络研究，例如将大学连接到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阿帕网 ARPANET），则是现代互联网的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科学研究和发展的经费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大幅度增长，很多时候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长率。

1957至1967年，联邦政府的研究支出增长了近4倍，达到150亿美元。

在20世纪90年代末，联邦资金占大学计算机科学和电气工程研究账户的70%左右。这笔资金不仅有益于研究，而且有支持研究生教育的额外好处。

这些研究生毕业后往往去创建新公司，成为美国高科技的骨干，乔布斯日后对此有个形容：“就像一朵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

《纽约时报》就曾发表社论，评价美国联邦政府为“被低估了的企业家”。

“美国联邦政府——而不是私人部门——是经济活动的不可或缺的企业家。”《纽约时报》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投资前沿科学和技术，“既有能力也有意愿承担风险，面对重大不确定性仍然能够持之以恒。”

不少国内市场派人士，甚至不少体制内人士都天真以为：美国科技能够强大，都是因为政府选择了靠边站，放手让企业干。

但现实告诉我们，在企业、资本、硅谷和华尔街自觉与自发的力量之外，那只“看得见的手”，一直都在。

以现代电子信息产业成为世界科技产业引领者之后，美国政府更是屡屡以科技为手段，在全世界大行经济胁迫之事，并且屡屡打破国际规则，突破国家信誉与道德底线，不择手段地压制他国科技产业的发展。

比如，上世纪末对日本芯片产业的围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期间，美国不但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制裁措施，也同时采取了逼迫日本签署不公平协议，扶植韩国芯片等令人大跌眼镜的行为，最终合力将已经超越美国的日本芯片产业几乎彻底击垮。

最近几年，美国又为维护自己的科技覇权，对中国科技产业疯狂打压，拜登最近签署的所谓芯片法案，更是将美国政府的这种霸权主义推向了极致。

曾经的“自尊和颜面毫无立足之地”，也变成了彻底的不要脸。

但这一次，美国政府的算盘一定是打错了，其疯狂限制打压不但阻挡不了中国科技与产业经济的进步发展，相反还会推动中国人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和奋斗，突破其霸权，并形成世界科技产业的发展新格局。

[1]《科学：无尽的前沿》范内瓦·布什 拉什·D.霍尔特 中信出版社

[2]《美国创新简史》乔纳森·格鲁伯 中信出版社

[3]《二战后，美国这样重塑科学创新体系》封凯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

[4]《为什么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科技头号强国，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樊春良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5]《回形针行动》安妮·雅各布森 重庆出版社

[6]《美国的科技发展轨迹浅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U_g02q424INBB2Co9HXz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