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讲：日本成了今天这样，神道教都作了哪些孽？_风闻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日本的谷智轩。两天前的八月十五，是日本战败投降77周年。就在这一天，日本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政调会长萩生田光一、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复兴大臣秋叶贤也，先后参拜了靖国神社，首相岸田文雄也通过“私人费用”，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日本政要纷纷选在这一天“拜鬼”，这是明摆着挑衅周边国家，死不悔改。不单单是政客，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显示，当天还有大量日本民众，在靖国神社门口大排长龙，我想问问中文互联网上所谓的“神友”们，这是不是你们眼中“美丽的风景线”？说起为什么非参拜靖国神社不可，一些日本人总是会说，神道教就是如此，外国不必为了几个牌位大惊小怪，要你尊重日本的“传统文化”。事实真是这样吗？本期《轩讲》就来扒一扒，神道教作为日本传统，是如何被军国主义利用，成为法西斯分子对内洗脑、对外侵略的工具的？

神道教是从日本原始的自然崇拜中，诞生出来的一个宗教。水稻栽培技术从中国传入日本后，日本逐渐建立起了定居的农耕社会。而农耕社会很容易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导致减产歉收。面对自然灾害，人们觉得冥冥之中存在“天意”，就开始通过祭祀，祈祷风调雨顺、禾谷丰收，这就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唐代佛教传入日本后，为了和“佛法”区别，日本人开始用“神道”一词，来称呼本土的原始信仰。神道一词，借用于中国《周易》中的“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tè”，原本是指大自然变化的规律。但日本人给“神道”这个词，赋予了“神明之道”的意思，于是就有了宗教的意味，并且在佛教的影响下，为神道教雕刻神像、建造神社。

但原始的神道教，和如今很不一样，没有固定完整的宗教形式，也没有道德教义，更像是一个囊括了各种神话的“故事集”，既没有类似儒教的普世价值，也缺乏佛教一样的道德思辨。同时，神道教还是一个多神信仰，缺乏向心力，每个地区、每个氏族，都有自己所信仰的神明。有的地方冶炼锻造行业比较发达，就有神社专门供奉保佑铁匠的“锻造之神”。有的地方色情产业比较繁荣，就有神社供奉保佑妓女去除性病的“性病之神”。还有的地方，附近既有炼铁厂，也有花柳巷，这里的神社就会既为冶炼工人服务，也为妓女服务，只要香火钱给得足，什么业务都承办。

天皇虽然也是神道教传说中“神的后代”，但承办的业务并不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天皇都不是民间神道信仰中，被供奉祭祀的主流。缺乏系统化宗教组织的神道教，只能服务于封建时代少数的贵族统治阶级，其地位也远不如现在。早期的神道教，缺少自身的经典和教义，所以常常需要依附于体系更完整的佛教，以“神佛融合”的形式存在，神道教在神社旁边，建立神宫寺院，并且用佛教思想来诠释神道教的理论。进入江户时代后，中国的朱子理学传入日本，当时佛教由于依附于幕府，受到了很多束缚和限制，权威性远远不如从前。所以神道教信仰又开始远离佛教，幕府推动神道教和儒教思想结合，用儒学思想中“大义名分”、“忠君爱国”的理论，维系自身统治的权威。

其实，很多我们以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都是近代的“发明”。江户时代末期，幕府统治衰微，对民间的思想控制远不如前，儒学式微，于是日本文化界出现了一批“国学家”。这些“国学家”们认为，过去的神道教，过度依附于佛教和儒教，这些“外来宗教”，导致日本国民失去了“大和精神”。这些“国学家”，既反对神道教与佛教融合，也反对吸收儒教思想，主张神道教应该通过整理、研究像《古事记》、《日本书纪》这些古典文献，清除一切外来文化影响，恢复“纯洁”的神道教。“国学家”们通过重新阐释、嫁接古代日本的神话故事，把在政治上大权旁落的天皇，捧成了神道信仰中万神的核心。通过论证天皇统治日本的“正统性”，来瓦解幕府的权威。

幕府的统治垮台后，天皇重新回到了权力的中心。但掌权后的天皇，统治基础并不牢靠，幕府余威尚存，国内社会动荡，各地时常爆发农民起义和武士暴动。天皇看到这些“国学家”们可以利用，就选择以他们的理论作为基础，改造神道教。1868年，明治政府颁布《神佛分离令》，强制没收寺院的土地，在全日本上下掀起排斥佛教的运动，发动民众冲进大小寺院“废佛毁释”，把佛像、佛经扫荡一空，如果搬不走就烧掉，把神道教从佛教中独立出来。此后，天皇又颁布一系列命令，以伊势神宫为中心，将全国大小神社统一收编，制定神社行政、经济、祭祀的制度，对神道教进行系统化改造，使其可以辅助皇室，实施“政教合一”的统治。

明治天皇还开创了一种新模式，叫做“巡幸”。“巡幸”原本叫“行幸”，指天皇出行，一般是从京都到江户的路途。明治天皇上台后，把出行的范围扩张到了全日本。天皇到处跑，向当地民众宣传有关自己的神话，把自己塑造成“活着的神”，以此来唤起民众的狂热崇拜。天皇每到一个地方，就可以提升当地效忠天皇的官员、以及地方名门望族的威望。1872到1885年，明治天皇通过六次大规模的“巡幸”，把地方官员和豪强望族，变成了与皇室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1900年，日本设立神社局，管理全国神职人员，又在1940年升格为神祇qí院。全日本的神职人员，按照科层制的原则组织，受到国家保护，享受官僚待遇，所以也被称作“宗教官僚”。通过对神道教组织的现代化改造，天皇把神道教从一个服务于贵族阶级的宗教，变成了统一的全国性信仰。1882年，天皇颁布《军人敕谕》chì yù，要求军人遵守“武士道精神”，学习古代的武士为主君而死的精神，向现在的天皇尽忠牺牲。

同时，日本政府在全国兴建和修缮了很多新类型的神社，巩固以天皇、皇室为核心的统治秩序。按照日本传统的氏神信仰，只有氏族的祖先，以及神话传说中的形象，才可以作为“神”。但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全国兴建了许多新类型的神社，主要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为了向民众宣言皇室神话而建的神社，目的是为了巩固日本的天皇制度，向民众宣传皇室的权威。比如位于奈良的橿jiāng原神宫，是1890年为了纪念“初代天皇”神武天皇而建的；位于京都的平安神宮，是1895年为了纪念第50代天皇桓huán武天皇把首都迁至平安京而建的；位于东京的明治神宫，是1920年明治天皇死后建的，用来纪念他维新的“功绩”。另一种，则是为了纪念某些对国家“有功”的人，而建立的神社。比如祭祀旧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的乃木神社、纪念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东乡神社，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护国神社。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供奉着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这些神社供奉的人，许多都有很大的争议。但在日本政府的口径里，只要是为天皇而战，无论善恶，都是保卫国家的神，都可以被送进靖国神社，进行皇国皇民教育，为法西斯政权培养新的狂热分子。

1890年，天皇颁布《教育敕chì语》，又把对军人的“忠节”、“礼仪”等要求，扩张到全体日本人。在《教育敕语》中，“国”就是“家”，天皇就是所有日本人的“父母”，是高高在上的“现人神”，活着的神。所有日本人，都要世世代代效忠天皇，像孝顺父母一样为天皇“克忠尽孝”，牺牲自己。《教育敕语》颁布后，成了天皇控制民众思想，灌输“忠君爱国”理念的工具。与此同时，文部省设立了一系列学校仪式，这个时期的日本小学生，每到了指定的时间，都要统一着装，由老师带领着诵读《教育敕语》，对着教室里的天皇画像高呼万岁。《教育敕语》不仅每个人要背，还要不断考试抽查，检验每个学生理解的程度。要是答不上来，就会影响未来的升学。有的狂热份子，因为背错了《教育敕语》中的几个字，就羞愧到自杀来洗刷耻辱。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通过掌控学校的教育，改造了下一代的思想。教师们亲手将自己的学生，变成了法西斯分子的后备役，送他们上了战场，一去不复返。

日本皇室就这样，通过一系列政治化改造，把神道教从一个松散的民间信仰和不成系统的“神话故事集”，变成了统一和控制国民思想的工具，天皇成了这种神道教体系中，绝对的中心，所以也被称之为“国家神道”。国家神道之下，天皇是绝对正确的存在。法西斯分子们利用国家神道，对内压迫农民、剥削妇女、镇压工人运动，对外发动战争，洗白侵略行径。国内有工人游行罢工、要求政府改善劳动条件，都会被法西斯主义者批判成对天皇的“不忠不孝”。即使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也需要假借天皇的名义，才能隐晦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比如说“天皇还是好的”、“天皇只不过是被奸人蒙蔽了”、“天皇一定不希望看到百姓们在受苦”。法西斯分子们不光在日本国内这么做，还努力把这一套“皇国皇民”的国家神道信仰，传播到国外。神社是日本天皇制和国家神道的实物载体。日本军队打到哪里，就把神社建到哪里。日本殖民朝鲜期间，就在当地建立了朝鲜神宫、朝鲜神社、光州神社、平壤神社等；侵略东南亚时，建立了南洋神社；侵略中国时，建立了关东神社、上海神社、杭州神社、汉口神社、南京五台山神社等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建立这些神社的目的，就是要在当地进行文化殖民，对占领地人民进行“皇民化教育”。其中受到文化殖民最严重的，当属我国的台湾省。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官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就带着两个神道教的传教士来到台湾，向日本政府任命的台湾“总督”桦huà山资纪建议兴建神社，宣扬日本神道。后来，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侵略台湾时战死，日本政府把他神格化，并且正式决定建立台湾神社，来祭祀他本人以及“开拓三神”。1896年，日本殖民者把台湾原本的郑成功祠，改成了“开山神社”。1931年，日本政府又打出了“一町一社”的口号，在台湾全岛大肆兴建神社。直到日本战败退出台湾，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总共修建了大大小小近两百多个神社。

日本政府为了传播神道教信仰，对台湾民众进行皇民化教育，要求全岛的教师学生，每逢台湾神社举行祭祀活动的日子，都要集体前往参拜，或者面向神社的方向，进行“遥拜”。有的学校还在校内设立了小型神社，并且要求学生每天都要到神社里鞠躬祈祷、定期打扫。为了鼓励民众参拜神社，台湾当局还推出打折车票，凡是参拜神社的团体，都可以享受交通补贴。在另一边，日本当局又严厉打压台湾原本的民间信仰，拆除民众家中供奉的佛像，强迫他们祭祀天照大神和日本皇祖，企图从文化和精神层面控制台湾。日本战败后，这些在海外的神社，逐渐被当地民众拆除或者改建。1945年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在台湾全岛废除神社，进行“去殖民化”。比如台湾神社被改建成了“圆山大饭店”，神社前面的鸟居，被改造成了中式的牌坊。还有的像是桃园的桃园神社，则被改造成了忠烈祠，把神社里头供奉的日本牌位，换成了郑成功、刘永福、丘逢甲等民族英雄的牌位。

日本投降后，美国占领军开始着手清洗神道教中的法西斯主义成分，发布《神道指令》，强制实行日本政教分离，次年又迫使昭和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承认自己是人类，而不是神道教所谓的“现人神”，并且解散了皇典讲究所、神宫奉斋会、大日本神祇qí会等与国家神道有关的民间团体，废除神祇院。1952年，靖国神社又被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不再享有特殊的地位，神道教开始从神坛上跌落。但是，美国人在日本做的清算并不彻底。神道教中，依然留下了大量法西斯残余，所谓战前国家神道招魂场的靖国神社，并没有被解散，而仅仅只是被改建，与国家神道有关的人，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就在神祇院被废除的第二天，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势力，就又成立了宗教团体——神社本厅，并且在其“厅规”中，点名了要以伊势神宫为中心，将全国神社集结起来。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精神圣地，伊势神宫是狂热宗教集团的精神圣地，神社本厅要把全国的神社，统一到伊势神宫的麾下，就是要复活战前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这些右翼宗教组织，已经成功把首相每年新年参拜伊势神宫，变成了新的惯例，同时还在四处游说，把战犯牌位一个个送进靖国神社，鼓动日本政要在每年八月十五战败日这一天参拜，形成新的惯例，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迫使日本周边的国家被动承认这些“既成事实”。1966年，日本政府又将每年的2月11日，设置为“建国纪念日”。所谓的“建国纪念日”，其实是日本人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神话典籍，推算出来的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的即位之日，事实上再次动用了国家的权力，为皇室的神话背书。1969年，日本神道界又成立了政治团体“神道政治联盟”，与神社本厅密切合作，游说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就和这些极右翼宗教组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神道政治联盟”积极为日本的右翼政客筹集资金，帮他们制作宣传海报、散发传单、绘制宣传标语，呼吁信徒和普通民众向他们投票，通过这种方式渗透进日本的政坛。

其实，随着日本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不断推进，各地神社之间的差距，已经十分大了。年轻人都去了大城市，过去支撑神社体系运行的氏族社会，正在慢慢消失，人们的地缘意识，也越来越淡薄。除了一些规模较大的神社，和一些与现实利益有关的神社，依旧香火旺盛以外，绝大多数乡镇的中小神社都已经门口罗雀。年轻人对神社宣传的神话故事不再热衷，基层神社的神职人员，很多也有兼职，只是偶尔主持一下仪式活动。作为传统的神道教，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与国民生活的联系正在变得日渐淡薄，对于越来越多的人，宗教不再是他们心中最重要的精神慰藉。宗教的心理功能，正在被游戏、电影和娱乐明星所取代，一些不甘心衰落的旧时代的利益集团，与一些极端右翼政客联手，炒作子虚乌有的神话，为过去的侵略历史洗白，炮制出所谓的“传统”，当自己的挡箭牌，实际上只是怀念往日所谓的“荣光”，企图恢复神道教作为“国教”的特权。但历史不会倒退，这样的“逆流”，终将要自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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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本期《轩讲》就到这儿，节目的文字版，我会放在我的公众号@real谷智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