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 第4章：发狠心戒毒，张学良最励志的经历_风闻

100年前的东北地区，鸦片像今天的咖啡一样常见。

有客人来访，当然得沏上好茶以示尊重，更尊重的是递上烟枪，边抽边聊；如果厨房的饭菜还没备好，那就续上烟膏边抽边等。酒足饭饱之后，再把客人邀请到卧榻上继续抽，就像饭后的那杯咖啡一样合理。投资、结盟、嫁娶、战争等各种关乎利益或名誉的事儿，都会随着那让人心旷神怡的烟雾慢慢展开和达成。

大街上的高档饭店里面，也会给客人提供鸦片，如同饭前饭后的咖啡甜点一样。当然还有咖啡馆一样的烟馆，提供不同材质的烟枪、不同档次的烟膏、不同规格的包房，覆盖着不同的消费群体。那里不止是瘾君子过瘾的地方，更是咖啡馆一样的社交场所，那些尔虞我诈的勾当都可以在逼仄的烟馆里探讨。

有人烟瘾犯了但是没钱进去，可以钻进附近的小当铺把身上的衣服当掉，能抽一口是一口。这些小当铺叫“小押”，伙计不问典当品的来源，只管看东西给钱给收据。那年代街上有很多卖衣服的地摊，摊主以极低的价格从当铺回收过了赎回期的衣服，拿回去分类清洗翻新改造，品质好的当新衣服卖，品质差的大码改小码、小码改童装。某天小孩看到外出归来的父亲拿着一件新衣服，兴奋地等不到天亮上学，而那件衣服原来的主人，或许已经赤身裸体地冻死在城市的某个角落。

（沈阳的张作霖”大帅府“）

张作霖的大帅府是王府一样的大豪宅，那里当然少不了鸦片，而且是上好的鸦片。来往的客人要拿鸦片招待，张作霖两口子也要享用，还有他们身边的佣人、秘书、副官们也上行下效抽鸦片。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吸毒已经变成了一种相当恶劣负面的行为，但在当年很时髦很上档次，甚至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社会地位，如同今天有人点一杯咖啡忍不住要发朋友圈炫耀一样，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经济水平和生活品位。

张学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当然那个环境不止有毒品，还有权力、争宠、金钱、凶杀、人情、淫乱、奢靡等等。由于在西安事变前的巨大贡献和事变后的巨大牺牲，张学良被塑造成了民族英雄和千古功臣，但不能否认的是，年轻时的张学良是个“黄、赌、毒”俱全的不良青年，兼具骄傲、任性、冷酷和爱国于一身，不过吸毒这个不良嗜好并不是从小就染上的，他吸毒的时候已经26岁了。

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中，在乌克兰政府军撤离后的据点里，俄军发现了成包的褐色药片，那种药片本质上就是兴奋剂，服用后精神亢奋不犯困，可以确保连续作战。给士兵吃这种东西并不是乌克兰军方不人道，而是战场环境下军人连基本的睡眠都确保不了，却要时刻保持警惕和战斗力，所以只能服用兴奋剂来维持。

1927年，为了对付蒋介石带领的北伐军，不满26岁的张学良担任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的军团长进攻河南，与军阀吴佩孚手下大将靳云鹗对抗。由于东北军的轻敌和部分指挥官贪功冒进，造成东北军被三面包围损伤惨重，进攻和撤退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完全陷入了泥潭只能等人救。那时候每天都有军官找到司令部请求撤退，每天张学良都要把他们骂走。为此张少帅无比焦虑夜夜失眠，在那些即将崩溃的不眠之夜，他吸上了鸦片，以此忘却烦恼，打发漫长而痛苦的日子。

由于人体的自动调节，同等数量的毒品带给人的爽快感会越来越微弱，瘾君子为了阻止舒适感的流失，只能不断加大剂量，除了对身体带来伤害外，最直接的后果是经济负担会越来越重，普通人迟早抽光家产走上犯罪的道路。但张学良不是普通人，任何时候都有最高品质的东西不限量供应。他遇到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吸食过程太费时间，偏偏他要被迫日理万机。随着军务繁忙留给他吸食鸦片的时间越来越少，加上外人的指责和嘲讽，于是他有了戒烟的想法。

可是烟瘾一来，张学良才发现他面临的选择是如此地让人为难，要么忍住不吸承受百爪挠心的痛苦，要么递个眼神让随从把烟枪递过来立刻解除痛苦。尝试了几次后发现，常规的方法实在不适合自己，只能另辟蹊径。当时张作霖的左膀右臂杨宇霆建议他说，有一种注射药物效果好，让帅府的医官给你打针就能戒毒。张学良试了一下果然奏效，于是每当萎靡犯困的时候就让医官打一针，分分钟满血复活，打仗跳舞两不误。

（热河失守后辞职的张学良）

这种针剂的主要成分是吗啡，吗啡可是个好东西，止痛、止咳、止吐、降血压、稳定情绪，简直跟太上老君的仙丹一样神奇，用它去搞定烟瘾发作时的痛苦小菜一碟，而且跟吸鸦片相比，打针简直不要太方便。自从用了吗啡，腰不酸、腿不疼、一口气上5楼不费劲，此后张少帅确实不吸鸦片了，但是离不开注射毒品了。从1927年开始到1933年热河失守后辞职出洋，问题已经严重到每隔15分钟就得打一针，否则寸步难行乱发脾气。那个时候的张学良消瘦蜡黄、时不时痉挛颤抖，浑身布满针孔，每次打针找地方都很费事。

在民国那个时候，出洋是权力斗争失败后的一种体面退出方式，离开就给了彼此很大的方便，不然胜利的一方也很为难。出洋意味着公开宣布离开政治舞台，但是并不会失去权力，原来的社会关系都在，原来的军队依然听你的，只要时机成熟随时可以回来复出。所以出洋的人心里很清楚，这只是暂时外出避风头，人生并不绝望，未来依然可期。

再说张学良的出洋不是私家旅行，而是以公务出差为名义的私家旅行，西安事变结束后杨虎城出洋也是一样的性质，虽然他们带着一家老小和仆人副官，但名义上是公务出差，自己不掏一分钱，出国手续有人帮忙代办，一家人持有外交护照，到了异国他乡当地政府或者大使馆都要派人接待，住宿出行餐饮也不用操心。如果是行政官员，就出去考察经济贸易，而像张学良或杨虎城这样的军人，都是去考察军事。当然考察只是审批经费时表格填写的需要，并没有考察任务的要求，所以本质上是一场国家支持的私家旅行。

（戒毒时期的张学良和宋子文）

张学良最好的朋友宋子文当时代理着行政院长，由他亲自安排给张学良一家办理出国手续属于特事特办，自然没有一分钟的延误，一切进行得无比顺利。唯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张学良的吸毒问题，如果一个来自中国的将军每隔15分钟就要注射毒品，这不仅损害他的个人形象，也有损国家形象，所以宋子文建议张学良把毒瘾戒掉后再出国，这一点也得到了张学良私人顾问端纳的认同。

对于戒毒张学良心有余悸，他曾经品尝过毒瘾发作时的滋味，戒毒意味着让他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承受那种滋味。可当他意识到不戒毒将影响国家形象的时候，他毅然决定戒毒，作为一个好勇斗狠的人，他受不了别人攻击他影响了国家形象。当年30岁不到的他空降南京做了高官，引发大量同行的嫉妒和仇恨，尤其是那些入行十年还在基层的老前辈，他们好不容易等到机会可以幸灾乐祸地嘲讽他。

人体本身能分泌让人兴奋的物质，同时也能分泌让人痛苦的物质，这两种东西同时分泌互相制衡，人就不至于太兴奋或者太痛苦，否则就要进入精神科接受治疗。吸毒是刺激人体大量分泌让人兴奋的物质，为了保持平衡身体会自动分泌大量让人痛苦的物质，但是数量的增长是缓慢的，所以总体上兴奋大于痛苦，吸毒者就爽的不要不要的。久而久之身体适应了那个规律，每天准时分泌大量让人痛苦的物质，迎接大量兴奋物质的到来，一旦停止吸毒没有刺激兴奋物质的分泌，那就只剩痛苦空等待了，所以戒毒时大量的痛苦使人表现得像个疯子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毒瘾发作。

成功的案例表明，戒毒的有效方法就是硬扛，烟瘾犯了死扛着别吸，扛一段时间人体会逐渐减少痛苦物质的分泌，直到恢复到正常水平人也就不再痛苦了，毒瘾也就戒掉了，但是能扛过的人寥寥无几。张学良能不能扛过去呢？宋子文、端纳以及他身边的副官和医护人员心里都没底，毕竟少帅是个出身优越的人，从小就没吃过那些水深火热的苦，而且他玩的是吗啡不是鸦片。但是帮他戒毒的外籍医生米勒却很有信心，他说只要你们大家配合我，将军一定可以戒掉毒瘾。

米勒提了两个条件，一是他需要张学良的副官长谭海配合，二是需要私人外籍顾问端纳的帮助。他告诉谭海，你是张学良的随从里官职最大的，戒毒过程中任何人要靠近治疗室给张将军投毒，你都要阻止他们，否则戒毒会失败。经过张学良点头，谭海拿出两把手枪压上实弹，当场宣布谁违反规定就对谁开枪。端纳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谭海都动了恻隐之心，那么就让局外人端纳劝说谭海保持冷静。

（张学良给东北大学校刊题名）

米勒是个德国籍美国医生，和宋子文的大姐夫孔祥熙关系很好。眼光独到的米勒当年跑到中国开疗养院，专门服务上海的西方人和上层人士，由于竞争对手少生意很不错。后来为了扩大业务，他决定去东北开家分店，但是自己人生地不熟经费也不够，于是孔祥熙就介绍他去找张学良，说筹款的事儿你找这个人就妥了。

于是米勒拿着孔祥熙给的介绍信到沈阳找到了张学良，听完他的商业计划后，张学良问他需要多少钱，米勒说您能提供3万元就可以了。张学良大笔一挥给了10万，说我多出一点你也就不用找别人了，尽快动工早日开张；后来米勒到武汉再开分店，张学良又投了10万。在那之前张学良跟米勒属于素未平生的关系，但他知道这笔钱不会白花，起码孔祥熙欠了他一个人情，他也不知道有朝一日米勒会帮自己戒毒。

面对当年自己两家分店的投资人，米勒拨开徒弟亲自上手，拿出毕生所学去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他有办法让张学良度过毒瘾发作后最痛苦的阶段吗？米勒的胆子也是真大，他把某种混合了刺激性药物的麻醉气体通过一个不方便描述的私密部位注射到张学良体内，药效发作后毒素因为被刺激导致皮肤溃烂，同时患者会陷入昏睡状态，一次睡3天，3天内毒瘾发作时张学良自己感觉不到。

但是毒瘾不会在3天内戒除，人也不能连续不断地昏睡，得吃东西补充营养，得仔细检查确保人没有后遗症。在此期间米勒要从溃烂的地方处抽取血清，制作抗原再次注射到张学良体内，然后进行全面检查、补充营养，确认没问题后再次注射麻醉剂让他昏睡。在两次昏睡的中间，张学良体会到的是毒瘾发作外加皮肤溃烂的感觉。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晚年91岁的张学良对采访他的国外学者说了，他觉得全身的皮肤都像是被火烧掉了，或者被刽子手扒掉了，每一寸新鲜的皮肉裸露在空气中，然后再被无数根钢针同时刺进去，再柔软舒适的床垫，只要一碰都无比疼痛。所以他撕心裂肺地哀嚎，他疯狂地挣扎着撞墙，他试图挣脱绑住他手脚的丝带，当医护人员乱作一团去按住他的四肢时，他像只野兽一样瞪着血红的眼珠胡乱咬人。

副官长谭海拿着手枪站在门口，眼睛里噙着泪水，他制止了所有人的探望，也阻止了其他随从和私人医生想暗中送毒品进去的请求。这些人无法突破谭海，便去威胁医生米勒，他们挥舞着手枪说如果副司令有什么意外，我们立刻要了你的命。端纳全程陪在一旁观察这些随从们的行为，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他在回忆录里描述称，张将军身边这些人通过给张学良提供毒品来牟利，一旦张学良戒了毒，他们也就失去了一条生财之道。

在最痛苦的那几天，张学良双手抓着床单嚎啕大哭，他边哭边说出了让旁人目瞪口呆的话：我不喜欢打仗，也不喜欢做军人，尤其是接受父亲的命令去杀人最让我悔恨和痛苦。说出这些心里话的时候张学良彻底崩溃了，极度的痛苦让他的内心藏不下秘密，于是把窝在心里多年的话都说了出来。张学良同情社会底层，既不忍心自己的士兵送命，也见不得百姓受苦，所以不喜欢打仗，可是他又喜欢大权在握前呼后拥的感觉，巨大的权力对应着巨大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这个花花公子不喜欢的。

度过了最痛苦的第一个礼拜，张学良依旧感觉难受得不行，但是已经不是之前那种被扒皮的疼痛了，可他依然坐立不安无比抓狂，更诱惑的是只要他一声令下，分分钟就有人把毒品摆到他面前，几分钟后他就神清气爽如在天堂。在难受的处境中纠结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那是一件他意外帮助别人成功戒毒的往事。

（西安张学良公馆内部）

还是在1927年进军河南打靳云鹗的那次，张学良的队伍俘虏了靳云鹗手下的军长马文远，除了军长身份外马文远还是个资深瘾君子。关押过程中他烟瘾犯了，向看守索要烟枪烟膏，看守心想你一个俘虏还有资格要大烟抽，没有理会他。于是马文远大喊大叫又踢又打，张学良一怒之下让人找了刑具把他锁死在角落里随便他挣扎。一连好几天，大家像看困兽一样看着马文远如同神经病似的咆哮挣扎昏睡。没想到10天后马文远居然把鸦片给戒了，他被释放后临行前特地找到张学良感谢他无情的戒毒之恩。想到这儿张学良意识到，毒瘾确实可以戒，只要能熬过10天就差不多了，他掐指一算自己也快10天了，于是又有了信心。

在给顾问端纳讲完这件往事后，他又想起了另外一件往事，也跟戒毒有关，依旧发生在1927年进军河南攻打靳云鹗期间。那一次三四方面军由张学良和韩麟春共同指挥，韩麟春早年留学日本学的炮兵，专业过硬、战斗经验丰富、资历老能力强，在那次贪功冒进方面负有责任。三四方面军被围困很久，后来终于在其他部队的协助下脱困撤退，由于走得仓促，副官没有带走他的烟枪。

吃过晚饭烟瘾犯了，韩麟春气愤地说：仗打败了，烟枪也让人缴了械，以后再也不抽了！到了后半夜烟瘾更重，韩麟春难受得睡不成，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长吁短叹。张学良劝他说：老韩要不找个烟枪抽两口吧，这又是何必呢，你睡不着吵得我也没法睡。韩麟春听完照着自己脑袋砰砰两拳，自言自语说：烟枪被人缴械了还有脸抽，你姓韩的还是不是个男人，快上床睡觉！说完韩麟春钻进被窝呼呼大睡，烟瘾后来果然戒了。

难道我张某人还不如韩麟春吗，我也是个男人！想到这儿张学良翻身起床，用拳头用力砸着脑袋，强迫自己要忍住那些来自皮肤、神经和骨骼的痛苦，努力去吃东西，努力在病房里散步，努力看书玩象棋。值班医生从外面进来后大吃一惊，说张先生今天的药还没给你服，难道你已经好了吗？

张学良说，我心里的意志和落在脑袋上的拳头比你的药还管用。

大概10天后，张学良的毒瘾确实戒掉了，每隔15分钟虽然还是犯难受，但已经能够忍受，经历过之前浑身烧伤的痛苦，现在的感觉不值一提。晚年90多岁的张学良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依然很感激已经去世了的宋子文和端纳，感谢他俩敦促自己戒掉了毒瘾，他对毒瘾发作时的痛苦记忆犹新，感到后怕。

（张学良戒毒和出洋期间的照片）

在张学良戒毒的10天里，有个外籍女子每天都打来电话询问张学良的情况，有时候还送来营养品。这个人是墨索里尼的女儿艾达，此前她老公齐亚诺是意大利驻华大使，她跟着老公在北京常住，期间两口子得到了张副司令的热情招待，玩得很开心，让张学良没料到的是这个有夫之妇居然暗中爱上了他。晚年张学良坚称他跟墨索里尼女儿艾达之间只是普通朋友，他也不明白为什么艾达会喜欢上他。

1933年4月11号，毒瘾基本戒除的张学良看上去精神不错，他带着夫人于凤至、秘书赵四小姐，顾问端纳，以及3个儿子1个女儿、副官和其他随从好几十人，坐上了开往意大利的游轮。为什么第一站是意大利呢？因为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听说张学良要出洋后，反复邀请他首站来意大利，张学良也对意大利一战后迅速崛起强大的原因充满好奇。

在意大利，张学良多次见到了莫索里尼并跟他长谈，从墨索里尼那里弄清楚了意大利崛起的秘诀，墨索里尼揭秘的原话说：“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张学良对这种法西斯的管理理念很是认同。在意大利的经历使他重新审视了国内的情况，他认为中国也需要一个强势的领袖来领导，而当时只有蒋介石具备成为最高领袖的条件。当他回国后说出这套理论，蒋介石听罢喜笑颜开。

当然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提，是时候让另一位优秀的男主角杨虎城将军上场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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