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芯片大省排名，看到第二名，我惊呆了！_风闻

作 者丨张静波

华商韬略出品丨ID：hstl8888

中国每年需要进口大量芯片。

为了摆脱进口依赖，很多省市都在努力。江苏因为有台积电工厂，芯片产量位居中国大陆第一。

江苏之后，排在第二的是哪里？不是北上广，也不是浙江，而在西部。

如果对每个省的芯片产量（经封装、测试后的成品）进行排名，你觉得结果会怎样？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排在前面的肯定是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北上广。

事实也基本如此，但有个例外，却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排在第二的是甘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甘肃？是的！就是那个存在感并不高的甘肃。

大多数人对甘肃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莫高窟，或者河西走廊。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河西走廊这条通往西域的地理大通道，承载了太多帝国的豪情和哀怨。

从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在甘泉宫，召见张骞，到公元609年，隋炀帝在焉支山召开万国博览会，河西走廊从萧条到繁荣，再从繁荣到萧条……不断经历轮回。

这个几次见证了中国历史兴衰的地理大通道，就在甘肃省境内。

但近代以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凋零，往日喧嚣的商道，如今寂静得能听见虫鸣，仿佛诉说着甘肃省在全国经济版图中的尴尬。

直到2021年，甘肃省GDP才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位列全国第29名。人均GDP更是排名全国倒数第一。

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几无存在感的省份，却在我们最卡脖子的集成电路领域，做到了产量全国第二，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始于半个世纪前的1969年。

1969年，美国人第一次登上月球。支撑人类登月背后的力量之一，是集成电路。

在那个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刚起步的年代，中美两国的技术差距并不太大。为了加速发展集成电路，中央部委和全国各地还掀起了一轮建厂大赛。

比如，第四机械工业部（简称四机部）就建了不少集成电路专业化工厂。

当时，恰逢中国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许多工厂从沿海迁往了内地。而甘肃被四机部选中。

美国成功登月那一年，四机部在甘肃秦安成立了永红器材厂（749厂）和天光集成电路厂（871厂）。

这些集成电路厂，其实也生产各种型号的电子元器件、电路板等，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等中国航天事业做配套。

自成立后的20多年里，749厂和871厂一直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

直到改革开放后，甘肃两大集成电路企业被推向市场，在激烈的竞争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到1994年，永红厂累计亏损上千万元，连续3个月发不出工资。所有人都在问：厂子的出路在哪里？

这不仅是永红厂的困惑，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时，很多企业的困惑。

彼时，大量国企濒临破产，下岗潮此起彼伏，但也有不少企业趟过尸山血海，活了下来并不断壮大，它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有一个强势的掌舵人。

比如，格力的朱江洪，潍柴的谭旭光，等等。

永红厂也有这样一位强势的掌舵人。1994年底，48岁的肖胜利被任命为永红厂厂长。这次任命改变了永红厂。

肖胜利上任伊始，便深入一线，了解生产现状，最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将当时仅有的资金集中起来，投入发展集成电路封装生产线。

在那个大多数人不知道芯片为何物的年代，肖胜利的这个决定堪称一次豪赌。

但他对此义无反顾。在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他用一篇《卧薪尝胆，背水一战，重振“永红”》的报告，吹响了战斗的号角。

为了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肖胜利宣布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等八项措施，并首先拿家里人开刀：让妻子办理内退，让儿子自谋出路……

与此同时，他还不断奔波在路上，一边争取省市相关部门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一边学习引进先进的集成电路生产线。

在此期间，永红厂从秦安搬迁到了天水，并经过改制重组，更名为华天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成了华天的业绩加速器。从2007年开始，华天从一家地方企业，迅速跃升为中国大陆第三、世界第七的芯片封装测试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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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四机部在贫瘠的甘肃，撒下的这粒种子，如今已变成一颗参天大树。

2021年，华天科技实现营收120亿元，**是甘肃跻身全国芯片产量第二的头号功臣。**120亿的营收看似不多，但对天水这座西部小城来讲，却相当于其GDP的1/6。

76岁的肖胜利，如今仍然奋战在一线，他的梦想是，将华天打造成中国芯片封装行业的第一品牌。

除了华天科技，在甘肃还有很多半导体企业。

比如，与华天科技有同样背景、拥有40多年历史的天光集成电路厂，具备年产12亿只半导体分立器件的生产能力。

它们一起撑起了甘肃半导体的一片天。

尽管甘肃芯片产量排名第二，主要靠的是封装、测试，并非台积电、中芯国际那样，生产制造芯片，但在摩尔定律逼近极限的今天，芯片封装越来越重要。

包括苹果、华为、英特尔在内，都在尝试芯片堆叠这种新的封装方式。

更重要的是，芯片封装为甘肃未来在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西部，华天科技并非唯一的集成电路大厂。

距离天水350公里外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坐落着一个现代化的芯片工厂——西安三星半导体工厂，主要生产存储芯片。

▲来源：三星半导体

三星是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而西安生产的闪存芯片占到世界产能的15%以上，是全球最大的闪存芯片制造基地。

有意思的是，当年为了争夺三星半导体项目，重庆和西安曾有过激烈的竞争。

拥有长江航道的重庆，曾是三星的首选。据媒体报道，当时三星给重庆投资的打分是95.5分，而西安仅为75分，相差悬殊。

但随后重庆官场的一次地震，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三星的判断。而西安对于该项目的渴望更让三星动容。

2012年2月8日，寒风中的西安，冻雨刺骨。

当三星电子社长金钟重走进省委机关大院时，迎头碰上了冒雨前来迎接他的时任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

这一幕，让三星电子高层感受到了陕西的诚意。

一切顺理成章，签约、奠基、建厂……西安半导体厂，成为彼时三星电子在海外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

西安，因此一跃成为中国大陆半导体版图上的一颗明珠。截至目前，三星在西安的投资已达150亿美元。

自从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败北后，很多人觉得三星在中国已经日薄西山，但在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中，三星依旧是一股强大力量。

如果说，西部在芯片生产、封装测试上只是中国大陆的一股重要力量，那么在单晶硅上，西部地区则具备了世界级的统治力。

过去十年，以隆基为首的众多企业，将宁夏银川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单晶硅制造基地。

这些单晶硅，主要用于光伏太阳能电池，但也有半导体级硅片，比如2018年在银川，就开工了全国最大的集成电路大硅片项目。

中国半导体产业，长期受制于人，硅片等材料更是长期依赖日本进口。宁夏大硅片项目填补了国内大硅片生产空白。

西部地区虽然交通不便，但这里便宜的电力、土地等资源，正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入驻。

2006年，当光伏产业决战东部沿海地区时，李振国领衔的隆基另辟蹊径，在偏远的宁夏戈壁滩上打下第一根桩，生产单晶硅。

此后，隆基在悄无声息中不断壮大，最终送走一个又一个光伏大佬，自己成了老大。

很多人在总结隆基的崛起原因时，都将其当年进驻宁夏，视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以偏远、贫穷著称，跟高科技似乎沾不上一点边。

但如今，随着华天科技、三星半导体、隆基等企业的入驻，从甘肃、陕西到宁夏……中国西部正形成一个巨大的硅产业带。

距离这个硅产业带800公里外的四川成都，随着英特尔在这里建成全球最大之一的芯片封装测试中心，一个新产业带正在崛起。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通过观察现实，提出了产业集群理论。其含义是：

在某个特定区域，聚集了一大批相关企业，通过专业化生产，降低成本，形成规模效应、外部效应和竞争力。

比如，美国380个产业集群贡献了全美60%的产值。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产业集群，但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尽管产业集群能够极大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过度的产业集群却并非益事，有时甚至会危及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

比如，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就重创了全球半导体产业，因为日本垄断了许多半导体材料。

最近一年来的全球大缺芯，源头之一，也是美国德州遭遇极端暴风雪天气。

如果说，这些还只是国外的案例，那么，2022年上半年上海疫情对全国汽车、半导体产业的影响，可谓切肤之痛。

解决的办法之一，是疏解产业链，不要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迫于国际形势，展开了一次大规模工业迁移的三线建设。

尽管很多项目，后来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陷入了亏损和破产，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今天，随着华天科技、三星半导体、隆基，以及越来越多的行业巨头在西部新建产能，这里正变成一片热土，不断酝酿着甘肃跃居全国芯片产量第二这样的奇迹。

对于那些因为土地和人力成本飙升，正打算将产能迁移到东南亚、印度的企业来讲，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无疑为它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在这个过程中，西部不但获得了产能，还将在类似芯片这样的高科技行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备胎”角色。

当西部玩起了高科技，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和韧性，都将得到史无前例的提升。

[1]《为了明天更美好——记天水华天电子集团董事长肖胜利》甘肃日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zmKuN6MnRdY1rx9wVtt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