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 | 特朗普被“抄家”引美国党争加剧，如何理解特朗普其人及其主义？_风闻

编者按

据央视新闻，《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8日搜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私人庄园时取走了11份机密文件，其中一部分被标记为“绝密”文件，意味着只有在特殊的政府部门中才能看到。目前，特朗普正面临违反《间谍法》、妨碍司法公正和对政府记录进行非法处理等多项指控。《卫报》称，一旦被定罪，特朗普将面临“严厉”的刑罚。其中美国《反间谍法》规定违反该法最高将面临10年刑期，而“妨害司法公正”则有最高20年的刑期。

对此，特朗普及其支持者都表达了强烈不满，特朗普宣称这些文件都已经被“解密”，并坚称此次“抄家”是他的政敌在滥用公权力阻止其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的支持者纷纷在互联网上扬言用“内战”捍卫其偶像。据《环球时报》8月12日报道，一名男子试图闯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位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办公室，与FBI特工对峙时发生火并被击毙。不少人将特朗普支持者的行动与去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国会山事件关联讨论，认为特朗普的影响力和动员力都远超以往的卸任总统。“特朗普虽然离开，但特朗普主义还将继续”的声音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长久徘徊在美国上空。以此事件为契机，重新审视特朗普其人及其主义，对于理解美国当下的政治生态及纷繁的国际局势都有一定裨益，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

特朗普被“抄家”引美国党争加剧，如何理解特朗普其人及其主义？

刁大明 |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2期

原题《美国政治：等待下一个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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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阅读舆，有删减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后，所谓“特朗普虽将离开，但‘特朗普主义’还将继续”的表述颇为流行。事实上，即便在最后时刻的突发事件给特朗普带来一定压力、甚至令其失去了实现定点动员的社交媒体加持，但其在综合民调中的表现却仍未冲破过去四年执政中的总体区间，即其基本盘仍然巩固，并未垮塌。也有民调显示，多数共和党人仍认为特朗普无需对国会山事件负责（56%），并认为特朗普在11月3日之后对选举结果的一些行为都是适当的（65%）。客观而言，即便自大选以来美国政治闹剧不断，但特朗普从2016年当选到随后执政中所代表并塑造的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没有改变。过去四年中，特朗普对美国政治各层面的“创制”乃至“扭曲”可谓“覆水难收”，必将留给历史一道长长的残影。

对权力结构的塑造

作为掌握着最高行政权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自身的特有风格与作为都会被总统权力放大、构成某种既成事实；反过来又强化或加速某些已初见端倪或积蓄已久的政治趋势。

首先，总统“行政令”、“话语权”以及“小圈子”意义上的扩权。站在今天的时间点回望，总统的权力总体上处于一个持续扩张的轨道上。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为了穿过所谓“党争的丛林”，总统再次通过行政令等单边工具绕开立法机构、推动了无法实现妥协或等不及达成一致的重大政策议程，从而最大化地扩展了权力空间。而这一态势也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得以传承，并进一步登峰造极。虽然行政令等总统单边工具被较多使用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党争极化下无法通过立法推动政策的不足与短板，但特朗普政府期间所颁布行政令所涉及到的政策要件本身的极端与激进程度更加难以令另一党或者精英舆论接受，于是才有了所谓“行政令治国”的标签。这些极端化的行政令之所以得以出台并执行，源自党争极化加剧大背景的纵容，而这些行政令本身也再度助推了极化的氛围与环境，进而又导致了总统行政令等扩权行为逐渐成为一个既定选项。

与此同时，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保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反建制派”色彩、维持了对基本盘选民长期且高强度的定点动员，为自身营造出华盛顿政治构架无法赋予、更无法限制的超级“话语权”。这种所谓“身处华盛顿、反对华盛顿”的通过反对所实现的领导力，首当其冲的是社交媒体等传播技术迭代快速发展的政治副产品，但也创制出了政治传播、动员乃至治理的全新样态。社交媒体所带来的击穿时间与空间阻隔的“话语权”让特朗普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将所谓“永续竞选”极致化，实现类似于“上帝视角”式的对基本盘的控制与操纵。值得比较的是，特朗普的“永续竞选”完全不同于克林顿、奥巴马等前任的类似实践，克、奥等人的动机是在华盛顿阻力巨大的情况下动员基层选民来最终推动某些具体政策，而特朗普的目标就是在反复强调自身的权力与适任性。也正是这种“话语权”，与特朗普分享着同构选民群体的共和党建制派精英也就不得不屈从于总统，进而也就助长了所谓的“特朗普化”。当然，物极必反，也正是这种看似不可控的“话语权”最终酿成了震惊世界的国会山事件，招致了社交媒体平台及其背后隐藏的互联网资本对特朗普不同程度上的抛弃。但在即便在一个没有了特朗普发声的社交媒体世界当中，美国政治本身也将源源不断地成为主要讨论话题的提供方，而总统或是其他政治人物能否掌控这个“话语权”，仍至关重要。

此外，虽然美国倚重总统“小圈子”决策的历史个案并不鲜见，比如奥巴马时期的白宫也聚集并形成了以所谓“奥巴马族”（Obamian）等少壮派为主体的决策核心圈，但特朗普任期内大肆任用家族成员等身边人广泛参与决策的做法无疑给美国总统政治留下了颇有复辟感的负面先例。但必须看到，虽然家人参政的情况或许具有一定偶然性，但面对着总统权力不可避免的扩张，总统更为依靠基于各类私人关系而编织出的内核圈子来实现决策的习惯性动作可能已也难以抗拒。

第二，国会宪政权力的党争工具化。面对特朗普的总统扩权与所谓“美国优先”的政策议程，民主党可谓用尽国会权力来尽可能实现阻碍与限制，特别是在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掌握了国会众议院多数控制权之后，更是采取了最高级别的权力制衡。2019年12月到2020年2月，民主党主导国会众议院以“滥用职权”与“妨碍国会”为由通过了对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但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国会参议院并未同意对总统定罪。2021年1月13日，如前文提及的那样，民主党多数主导的国会众议院通过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但又面对着在特朗普1月20日卸任之前无法开启国会参议院定罪程序的现实尴尬，以及由于民主党在国会参议院仍只是“名义多数”而难以实现以三分之二投票支持给其定罪的客观困难。换言之，民主党发起的两次弹劾都可以说并非是以将特朗普免职并剥夺其相关资格为终极目标的，而完全是以党争为目标的，旨在尽可能最大化地削弱特朗普未来的政治影响力，并迫使国会两院共和党人在捍卫所谓宪政框架与维护本党总统之间做出未来可能被选民监视甚至被选民惩罚的艰难选择。

1998年12月到1999年2月，共和党人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国会众议院凭借多数优势对克林顿的弹劾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一场充斥着党争色调的“政治追杀”。但必须看到的是，金里奇等人当年所面对的第105届以及第106届国会参议院毕竟也是由共和党占据多数的，这与佩洛西所面对的本党不占多数的国会参议院即在理论上都不存在确认弹劾罪名可能性的情况是有所区别的。换言之，民主党的这种做法从本质上就是彻底让在宪政框架下具有“核选项”意义的弹劾程序失去了革除不适任者职位的应有作用，而是完全党争工具化。其做法显然不符合2016年在提名希拉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时任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所说的“当他们堕落时, 我们应走向更高处”的宣誓，而更像是一种以“堕落”对抗“堕落”的极端行为。也正是由于民主党为了针对特朗普而创制出的这个先例，未来任何时候，只要国会众议院多数党与总统分属两党，就都有可能出于党争目的发起对总统的弹劾，只为给总统贴上“被弹劾过”的历史标签。事实上，在特朗普被第二次弹劾之后，共和党阵营中就已传出将竭力在2022年中期选举夺回国会众议院多数控制权、并旋即弹劾拜登的呼声。弹劾权力的党争工具化滥用最终导致的将是国会权力对总统能够实现的真正制衡与牵制的彻底缺位，饮鸩止渴式地加剧着美国政治的失序与混乱。

当然，将宪政权力党争工具化的做法是特朗普白宫与民主党国会互构的必然结果。2018年12月22日到2019年1月25日美国联邦政府发生了持续35天的停摆，当时刷新了历史纪录，其原因即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以停摆及其产生的民意压力为要挟试图迫使国会民主党人同意其关于边境墙项目的拨款要求。由此可见，基于国会特定财政立法程序和党争现实可能出现的政府关门与停摆危机，对于往届总统往往是避之不及、希望尽快与国会达成妥协以尽早结束的所谓“灾难”，而在特朗普这里却成为了党争施压的又一利器。从以政府停摆作为党争筹码到弹劾层序的党争工具化，充分说明特朗普政府期间的党争已失去了以往认识中“政党政治对美国宪政框架的所谓润滑剂作用”，反而沦为了美国宪政框架保持基本秩序的腐蚀剂。

第三，联邦法院体系的进一步保守化。与总统与国会权力变化的相对隐性以及影响的缓释，联邦最高法院体系在特朗普任期内保守派法官数量的增加、以及进一步保守化趋势则更为显性。在过去四年，共和党始终保持国会参议院多数且将绕开“冗长发言”的所谓“核选项”用于最高法院大法官批准程序的规则改变等条件下，特朗普成功提名并推动就位了至少260位联邦司法系统的大法官，其中包括三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54位联邦上诉巡回法院法官、174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以及多位索赔、国际贸易、税收、军事与退伍军人事务等专门联邦法院的法官。历史比较而言，特朗普对于联邦司法体系的补充程度基本上高于老布什、卡特两位一任总统，且并不明显逊色于里根、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等近期的两任总统。当然，特朗普对联邦法院体系最为关键的影响还是在于其提名并就位了三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不但是胡佛以来一任总统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数量的最高纪录，而且将现任罗伯茨法院被认为分属自由与保守阵营的大法官数量设定为3比6的失衡态势。考虑到现任不同倾向大法官的年龄构成，未来四年即下次可能出现新变数或延续某些影响因素的总统大选之前，罗伯茨法院将不可避免地维持保守派占据绝对上风的态势。而这个保守派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最高法院在未来四年时间中足够在某些重大议题上做出影响深远的历史性判决，进而也就构成了特朗普四年执政最为重大的显性遗产。

对政治生态的塑造

2016年特朗普的现象级崛起并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的现实，开启了共和党的所谓“特朗普化”，相应地互为倒像地牵动着民主党的政党生态。这些尚未确定方向以及最终效果的改变也一度被初步预计或认为可能引发美国政治新周期的到来。

首先，唤起了属于白人的“身份政治”。相比而言，白人群体长期以来是共和党的主要选民来源，共和党政治人物以往则时常以所谓“狗哨”等方式在“政治正确”的限定下以具有“白人至上”色彩的议程回应保守立场的白人群体。而特朗普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共和党相对有所顾忌的种族叙事，完全以“本土主义”的议程拥抱了“白人至上”的立场，不但有效巩固了传统保守派白人选民，而且也进一步吸引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更为受累的作为非流动因素的中下层白人群体。这种回应本质上是唤醒了属于白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从美国的人口与经济结构出发，处于少数或弱势地位的群体往往更为强调“认同”与“身份政治”，而面对着在未来数十年内即将丢失多数地位的白人群体无疑也存在着关于“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的认同隐忧，而特朗普在2016年以所谓“让美国再强大”等“本土主义”表述彻底点燃了这种隐忧、充分动员了白人的“身份政治”。与此同时，正是由于“特朗普化”的共和党对“白人至上”的彻底接受，民主党人的“多元文化主义”倾向及其代表的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同”也在相互激发中更为凸显。进而，两党党争也逐渐呈现出不同“身份认同”的群体之间类似于“部落”式的分歧与对抗。

第二，明确了共和党的方向，加剧了民主党的困境。从民主党的选民基本盘观察，“新政”留下的蓝领中下层群体以及“民权运动”留下的非洲裔群体在近年来先后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松动迹象。特朗普的当选及其四年的执政以族裔标签进一步瓦解了以往在经济与阶层维度上被操作的蓝领中下层群体选民。换言之，在两党选举竞逐意义上，两党不在仅仅面对在经济阶层以上的蓝领中下层群体，而是要面对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和蓝领中下层少数族裔群体之间微妙却巨大的差异与抉择。进而，正如上文提及的，特朗普复活了的“本土主义”与直截了当的“白人至上”帮助共和党在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中实现了关键的得票率成长，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民主党保持了数十年的关键基本盘。与此同时，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的流失，也伴随着民主党选民内部分歧的共振，特别是凸显了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群体之间的理念对抗。后者在民主党内部长期存在，体现为进步主义理念，而现如今又转化为民主党内部快速抬头的激进自由派力量，比如桑德斯以及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茨（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这股力量的上升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得势反过来又恶化了在诸多政策议题上相对保守的非洲裔选民对民主党的热情，也导致了奥巴马之后的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非洲裔投票率与民主党候选人得票率都难言理想的窘况。甚至，在特朗普执政期间，非洲裔群体中也显现出极少数但比较固定的要求脱离民主党的另类主张，其理由是作为民主党固化“死忠”选民盘的非洲裔群体已不能得到民主党的足够重视与政策回应。特别是对于蓝领中下层非洲裔（尤其是男性群体）而言，特朗普较为内顾倾向的贸易、产业以及移民政策未必不会带来所谓“好处”。同理，特朗普在2020年大选中也迎来了拉美裔选民群体的支持率增长，令人深思。但这一现象至少能说明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并逐渐积累政治影响力的拉美裔群体并非“铁板一块”，未来共和党完全有可能与民主党平分秋色，这对于更为强调“多元文化主义”的民主党而言自然不是好消息。

第三，煽动了政治的极端化与暴力化。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利用乃至驾驭了当时积蓄已久的民怨情绪。特别是通过社交媒体宣泄式的动员与散布，特朗普可以肆无忌惮地宣扬一些传统上认为“政治不正确”的理念、立场与议程。随后，随着其当选并执政，特朗普继续通过社交媒体以及其作为总统所特有的动员手段来继续刺激民怨与仇恨情绪。从2017年夏洛茨维尔发生白人骚乱以来，特朗普始终保持了对白人极端群体的所谓“同情”与纵容，甚至采取某种不负责任的模棱两可的表达来实现直接煽动的效果，并将这些支持者的有组织化的极端行为视为是向共和党建制派以及民主党人展现自身政治能量的最佳舞台。作为总统，特朗普这种做法直接推高了全美范围内政治极端思想泛滥以及呈现出暴力化表达的负面势头。美国一些极端组织都具有“民粹主义”、“白人至上”“反精英”及“反政府”色彩，而这些组织在2020年大选周期中被验证已快速蹿升为美国政治秩序的破坏力量。又加之近年来争取族裔平权的所谓“黑人的命也是命”在美国持续升温，引发了一系列抗争运动，白人极端群体也必然相应地进行针锋相对的行动，从而共同酿成了政治冲突的升级，进一步恶化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环境、刺激了美国政治上的极端化与极化。可以预见，美国在政治抗争与社会运动意义上也已再次进入了类似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相对活跃或动荡的历史新阶段。

等待下一个特朗普？

“特朗普虽将离开，但‘特朗普主义’还将继续”。这种说法无疑强调出了特朗普执政四年所留下的影响，令人玩味。但究竟何为“特朗普主义”？是否真的存在可以进行系统性阐述的完全不同于以往美国政治样态的“特朗普主义”？“特朗普主义”与“本土主义”“偏执风格”“反智主义”“单边主义”以及“白人至上”等到底存在哪些交叉？一系列问题都等待回答，而且或许很难在刚刚作别特朗普时就给出最恰切的答案。因而，与其说存在“特朗普主义”的概念化，不如表述得更为复杂且具体一些：即特朗普崛起所基于的美国内外困顿仍在，进而也就决定改了其所代表的、或者其创制出的某些政治趋势必然将得到延续。换言之，特朗普在2020年的败选、其一任总统的“昙花一现”以及拜登政府就位后与其形成的某种对比，将给全世界一个更为清晰观察并尝试读懂这个国度现况与未来的最佳契机。届时，我们将更为清晰地明确过去四年中所发生的那些令人嗔目结舌的事情，哪些是美国国家快速转向所决定的、却只因特朗普作为总统的个人风格所放大了的，哪些是仅仅由特朗普个人风格乃至偏好所决定的，却由于总统权力扩张趋势所放大了的。很显然，前者将得到不同程度上、不同表象上顽固的延续，后者才会随着特朗普个人的可能谢幕而逐渐消散。

接替特朗普总统位置的拜登除了同样高龄之外，应该将主动展现出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执政风格，也被期待将把华盛顿带回到外界惯常认知中的传统路线上来。但无法改变的现实却是，拜登也不得不面对特朗普所面对过的以及特朗普所塑造出来的权力结构与政治生态。

其一，面对着继续极化的华盛顿政治环境特别是在国会参议院因两党持平而仅仅维持“名义多数”而造成的立法成本增加，拜登仍可能不得不凭借大量行政令来加速强推民主党的政策议程，从而也必然进一步刺激共和党的反弹、恶化党争。同时，虽然拜登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明显不及特朗普，但其会否通过社交媒体的动员来维持总统的话语权，特别是在面对华盛顿党争或党内一定压力的情形下，可能还是需要密切关注的。此外，从政府人事安排上观察，拜登也快速组建起以其在国会以及副总统任内长期密切助手为班底的核心团队，与其他强调专业度或强调党内派系平衡的人选安排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对比，这也预示着“小圈子”决策风格更为明显的延续性。

其二，必须看到，拜登在2020年的胜利可能未必是民主党自身比较优势的彰显，而更可能是具有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引发相关特殊因素所共同塑造出的结果。民主党在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以及非洲裔群体中不同程度上的优势损失并未改变，党内激进派与温和派的分歧犹在。这些党内挑战，是等待拜登解决的，但可能也是难以在有限时间内由一个自身就不代表民主党未来发展趋势的老派政治人物能够解决得了的。这也意味着，在未来的选举周期中，随着疫情因素的最终消减，民主党如果仍然无法理顺自身稳固基本盘的逻辑，就相当于预定了来自共和党的更为严峻的全面挑战。

其三，面对着特朗普执政期间愈演愈烈的政治暴力与社会抗争，拜登政府能够实现的所谓“治愈”恐怕也将极为有限。拜登团队目前计划推动的税收、社会福利及移民政策乃至副总统哈里斯的非洲裔身份等势必再度引爆保守派白人群体的怒火，未来的相关抗议与暴力活动没有任何理由得出可以偃旗息鼓的判断。相应地，当“黑人的命也是命”等族裔抗争意识到拜登政府对族裔议题的回应仅仅能够表现为在政府官员人选等层面的“口惠”之时，当下一个“弗洛伊德事件”几乎不可避免地再次发生之时，拜登的“治愈”也将破功。于是，拜登或者任何其他美国政治人物都在面对着一系列的所谓“特朗普难题”。拜登虽然可以在选举意义上击败特朗普，但却无法在政治意义上祛除特朗普，因为产生特朗普并被特朗普强化的那个美国早已难在朝夕间改变。

如果说，过去四年的共和党面对着被“特朗普化”的过程，未来一段时间的共和党则将面对在“两个特朗普”之间的抉择。“第一个特朗普”当然就是特朗普本人。如果其仍具有参与政治的资格至少是保持政治影响力的意愿的话，特朗普及其支持的候选人对共和党建制派而言都将是第一棘手的问题。如果共和党继续提名特朗普或者其支持的候选人，其本人或其代表的力量能否复制2016年的“建设性”作用，应该说是存在着一定风险性。反而，如果共和党最终并未提名特朗普或者其支持的候选人，特朗普及其阵营若选择以第三势力、甚或第三党继续坚持参选的话，就必然形成对共和党的“破坏性”力量，不但会导致选举的失败，也将引爆党内分裂的悲剧。“第二个特朗普”则是特朗普仍然控制的基本盘、所显现出的“本土主义”“白人至上”以及“民粹主义”的立场以及通过社交媒体等实现有效动员的煽动能力等政治存在，这些显然是共和党未来要重返执政所必需的。因而，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共和党而言，也就是这些特朗普遗产的“共和党化”或者“内化”的过程。然而，这种需要特朗普的理念、却不需要特朗普本尊的微妙态势，的确是共和党需要拿捏、平衡与妥协的一大困点。

共和党可能面对的另一个可能方向是等待再出现特朗普式的政治人物，即完全可能承接“本土主义”“白人至上”的立场以及“民粹主义”的动员，但却具有可控的情绪、建制派的履历以及更为巧妙地利用美国宪政框架扩张权力而非公然对抗的职业政治人物，甚至还可以具有一定对拉美裔群体产生吸引力的身份标签。这个或这类政治人物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是特朗普遗产被共和党“内化”的结果，是特朗普个人在政治存在意义上的“迭代进化版”，但也可能是共和党在未来数年内一个更艰困的新难题诞生的序章。但无论如何，正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特朗普的角色会否延续，或者其到底是他本人还是他的替代者来延续其所代表的现实与理念，都直接左右着美国共和党乃至两党政治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