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怎样培养干部的？_风闻

作者：温伯陵

　　伯陵说：    

　　陈云培养党员干部的功劳，

　　不亚于三大战役中的任何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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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1月29日，陈云和王明、康生乘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冒着寒风到机场迎接，和他们握手拥抱。

　　陈云发现毛泽东戴着布帽子，这么冷的天气可能不保暖，便把自己戴的皮帽子给他换上，让他能缓和一点。

　　随后毛泽东致欢迎词，连续三次把陈云送的皮帽子扔到天上，再接到手里，口中说着：“喜从天降，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之所以说陈云等人是天兵天将，只因为他们是乘飞机回延安的。

　　12月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刚回国的陈云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负责管理党员的党籍、入党、筹建学校、培养干部等工作。

　　对于培养干部，陈云是不陌生的。

　　2年前，他离开长征队伍奔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了党组织、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的赞扬：

　　“陈云让我们相信，中国有一个成长为巨大力量的生气勃勃的党。”

　　西路军失败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成立一个代表团，回国迎接西路军的剩余部队，最后选定陈云做团长、滕代远做副团长，在新疆星星峡接到了李先念带领的400余人。

　　正是在新疆，陈云根据中央的指示，创办了一所军事技术学校，培养西路军撤回来的400余人。

　　他组织教员、鼓励学生、筹备教材，一手搭起这所学校的架子，并且亲自上台讲课，用4个月的时间进行了文化课培训，然后给学生们分班，一部分学开汽车，一部分学火炮操作，一部分学理论，甚至成立了我军第一支航空队。

　　这批学生，日后都成了革命部队的骨干力量。

　　可以说，陈云对培养干部是有经验的，现在出任中组部长，无非是岗位更高了、工作范围更大了、任务更复杂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最先接受这个中组部长培养的，竟然是妻子于若木。

　　刚出任中组部长不久，陈云便积劳成疾，犯了流鼻血的毛病，而且来势汹涌，鼻血流起来都止不住。

　　中央决定选历史清楚政治可靠的党员，做陈云的护理工作，选来选去，“一二九”运动时入党、来延安有介绍信的于若木被选中了。

　　说是给陈云做护理，其实于若木根本不懂护理，每天的工作就是给陈云的鼻子里滴药水，工作量相当于没有。

　　不过一来二去，陈云和于若木的关系便越走越近。

　　1938年初，陈云问于若木：“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说：“我才18岁，还不懂。”

　　陈云一听就明白了：“我现在也没有爱人，愿不愿意和我交个朋友？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的，你也是老实人，老实人和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于若木没有拒绝，3月份，他们就办了简单的婚礼。

　　新婚夜的时候，有些八卦的人跑到墙根下，想听一下他们在做什么，结果没有听到想听的东西，却听到陈云在给于若木上党课。

　　在点着红蜡烛、贴着红喜字的新房里，陈云从大革命讲到顾顺章叛变，从反围剿讲到长征，从中国革命讲到苏联革命，把“一刻值千金”的新婚夜，搞成严肃的党员干部培养课。

　　吃瓜群众们大失所望，吐槽陈云无趣，很快便散了。

　　而把工作融入生活的陈云，也开始了7年的中组部长岁月，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身居后方的陈云的功劳，不亚于三大战役中的任何一个。

　　2

　　1938年，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全国各界都在寻求救国之路，而在“西安事变”后扛起抗日大旗的延安，顺理成章的成为抗日革命圣地。

　　于是在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奔赴延安，陈云感叹道：

　　“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的来。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75岁的老头子也来了。”

　　这些奔赴延安的人里，有散落各地的中共党员，有党外人士，有的带着地方党组织的介绍信，有的什么证明都没有。

　　总而言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人多是好事，但也有人抱怨，这些人的成分太复杂了，不容易管理，还不如以前精干纯洁的队伍好呢。

　　陈云不同意这种看法。

　　他觉得人少可以做到精干纯洁，但事业只能局限在陕北一隅，要做大事，就免不了遇到复杂的情况，人么越多越好，人口基数大才能出人才。

　　关于这一点，陈云曾有个抢人的名言：

　　“现在大家都在抢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抢，国民党抢，我们也要抢，我们抢的慢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把要求救中国、要求抗战、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抢到手里，那我们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否则将来悔之晚矣。”

　　要从成分复杂的人群里，发展党员培养干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严格审核，否则的话，极有可能招收投机分子和敌特。

　　但严格审核，难度极大。

　　要么是因为来自国统区或日占区，导致难以调查取证，要么是因为党员的档案简陋，根本不知道党员以前的履历，很容易伪造。

　　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大家都束手无策，但陈云给出的办法非常简单，那就是一刀切，有详细证明的马上回到组织，没有详细证明的从现在开始考察。

　　比如于若木就是有详细证明的，刚到延安便安排到陕北公学，随后因为历史清楚，安排她做了陈云的护理员。

　　那没有详细证明的人，怎么考察呢？

　　其实也简单，陈云指示中组部的同志们，先安排他们学习或工作，在学习工作中观察、了解、谈话，不合格的便淘汰掉，合格的留作备选。

　　对于这些合格的人，如果能找到证明人，可以恢复党籍，如果找不到证明人或没有入过党，可以重新入党，按入党时间算党龄。

　　当然，那些不合格的人，陈云也没有一棍子打死，允许他们继续工作学习，看以后的成绩决定是否可以入党。

　　除非是暴露出来的敌特分子，陈云都给了一条进步的路。

　　我们平时说起一刀切，总觉得不是好事，但在混乱的环境下甄别党员培养干部，陈云除了一刀切，恐怕也没别的办法。

　　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奔赴延安的复杂人群，被严格分成不同的群体，解了抗战初期党员干部工作的燃眉之急。

　　3

　　有了合格的人，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步就是培养人，把热血青年培养成合格的党员干部。

　　担任中组部长期间，陈云领导中组部参与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延安女子大学等30余所干部学校，专门用来培养党员干部。

　　至于如何培养，陈云的办法也简单——热炒热卖。

　　因为抗战爆发以后，革命根据地四面开花，需要大量党员干部参与根据地的工作，但抗战初期的党员不到4万人，根本满足不了根据地的干部需求，结果就是党员干部的供需极不平衡。

　　于是陈云便提出热炒热卖的办法。

　　一方面，陈云领导中组部在各学校开办短期培训班，把审核合格的人送进去，进行数月的短期军政培训，让他们对军政工作有基本的认识。

　　而且在培训的过程中，延安的中央领导人们经常去讲课，管军事的讲军事，管理论的讲理论，管政治的讲政治。

　　王明、博古等知识分子讲课，喜欢用一二三、甲乙丙丁之类的小标题，看起来讲的人逻辑分明，其实听的人感觉非常枯燥。后来毛泽东写文章，称这种方式是开中药铺。

　　毛泽东的讲课风格和演讲一样，天马行空，不拘束于小细节，喜欢旁征博引侃侃而谈。

　　台下的学生们很头疼，明明想做些笔记的，结果毛泽东刚开场就把他们的思绪带走了，吸引的他们想不听都不行，等毛泽东讲课结束以后，笔记本上空空如也。

　　陈云讲课属于润物细无声的风格，让学生们能听得进去，也能做些笔记。

　　比如“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到底什么是“底”，学生们没有衡量的标准，抗日胜利、建立新中国、还是工作到退休？

　　陈云讲了，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翘辫子的意思。

　　这么一说，学生们就明白了，纷纷打听这个有才又风趣的教授是谁，哪个大学毕业的？可他们不知道，陈云一向认为自己是小学毕业的。

　　等这些学生完成短期培训之后，便送到根据地工作。以后能锻炼出什么能力、成长到什么高度，就看他们在根据地的工作成绩了。

　　**另一方面，中组部召回抗日前线的同志，送到学校进行培训，提高政治文化素质以及军事理论能力，**培训完成再分配到根据地担任领导职务。

　　和学生们一样，前线干部也是短期培训，区别无非是学生们经过培训再去实践，干部们经过实践再回来培训。

　　因为都是短期培训，于是便叫作热炒热卖。

　　整个抗战期间，将近20万党员干部在延安接受短期培训，极大充实了党组织的人才储备，壮大了抗日根据地的力量。

　　我们现在看来，这种培训人才的办法很简陋，但在那个知识分子匮乏的年代，党员干部能短期培训就不错了，黄埔军校本质上也是个短期培训班，不照样出了林彪、徐向前这种人才？

　　退一万步说，现在的教育体系倒是完备了，刚毕业走出校门，又有几个是真正有能力的实干人才？

　　归根到底，**在残酷淘汰的大环境下，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再普通的人都能进化成革命需要的人才，**如果没有残酷淘汰的大环境，教育体系再完备也出不了真正的人才。

　　此外，陈云觉得延安的学校有限，不可能把所有党员干部都召回来培训。

　　于是陈云通过中组部，号召党员干部们坚持自学，通过自我的在职教育，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要号召别人，自己要以身作则。

　　陈云在中组部便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正式参加的领导干部有10人，不定时旁听的有30余人，他们每周读几十页书，周六用半天的时间讨论读书内容。

　　就这样用了5年时间，陈云领导学习小组的同志们，读完毛泽东的全部文章、《资本论》、《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社会学大纲》、《反杜林论》等著作。

　　5年时间风雨无阻，读书和讨论都没见间断过，直到晚年，陈云都说这5年的读书过程受益匪浅。

　　所以在下放江西的时候，他仍然带着一系列大部头书籍，除了去工厂蹲点和外出调研，就是在房间里看书。

　　坚持自学，别的党员干部有没有做到不好说，起码陈云这个中组部长坚持了一辈子。

　　4

　　党员吸纳进来，干部培养出来，陈云的任务并没有结束，必须经过第三步——考核，才算完成中组部工作的闭环。

　　陈云审核知识分子是一刀切，但考核党员干部时却不主张一刀切，即便某些党员干部有缺点，他也要求中组部的同志，要发现党员干部的长处，不要总是盯着短处看，如果只看短处的话，世上就没有可用的人了。

　　而且发现了党员干部的长处，还要根据其长处，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大胆放权大力提拔，让他们做领导工作。

　　如果发现工作成绩不错，那就继续提拔重用，如果发现工作中出现问题，也不要彻底否定，而是继续学习教育，争取培养成才。

　　用陈云的话说，要用父母爱儿女之心来爱护干部。

　　陈云的工作态度如春风化雨，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党员干部，无不深受感动，说中组部是“我们的家。”

　　讲真，现在企业里的HR要是和陈云一样，提供职业培训并且给晋升机会，哪怕是工资少一些，其实也是可以忍受的。

　　这是陈云温和的一面，除此之外，陈云也有非常严厉的一面。

　　党员干部考核完成，是要分配到艰苦的地方工作的，但是有些党员干部畏惧艰险，只想留在舒服的机关单位，不服从组织分配。

　　刘立功是1938年入党的，先是进入抗大学习，然后又到延安党校训练班学习，可以说党组织对刘立功是寄予期望的。

　　毕业以后，党组织分配刘立功到基层工作锻炼，希望他能理论结合实践，但是刘立功不服从分配，坚持要去马列学院学习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

　　基层工作很辛苦，在学校学习很舒服，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道理，但艰苦的工作总要有人做，不可能每个人都在城里享受。

　　个人要享受生活，就违反党组织的分配原则，甚至以退党来要挟组织，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

　　在军队足够枪毙了。

　　但刘立功是知识分子，陈云不能枪毙他，告诉他：“个人服从组织是党的纪律，要你去基层工作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

　　刘立功听完陈云的话，又开始提条件了，说不留延安或回原籍也可以，要工作就必须去八路军总司令部，否则拒绝执行党的决议。

　　对于刘立功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陈云再没有和他废话，决定开除刘立功的党籍，以儆效尤。

　　1942年9月，中组部挑选十几名干部准备派到东北工作，因为东北是日占区，危险系数比关内更高，于是就有7人不愿意去。

　　陈云找他们谈话，说现在是党最需要的时候，你们不服从党的分配，是要接受处分的。

　　听陈云说要处分，这7名干部马上改口，表示已经打消顾虑，一定服从党的分配。

　　但陈云知道，他们所谓的服从分配是害怕处分，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愿意去东北，属于政治动摇，一定要处分。

　　陈云很直接的告诉他们：“不行了，你们在这次考验面前没有通过”，然后把他们从正式党员降为预备党员，同时给接受分配的9名干部奖励。

　　这就是陈云。

　　如果以为他是慈眉善目的老好人，那就错了，赏罚分明才是陈云的原则。

　　这是为了党员干部的前途着想，也是为党组织的事业考虑，要是把干部培养出来就放任自流，便失去了培养党员干部的初衷。

　　5

　　1944年3月，彭真出任中组部代理部长，陈云离开中组部。

　　经过陈云近7年的努力工作，党员人数已经从抗战初期的不到4万人，发展到121万，并且培养出40万左右的干部。

　　有了这些党员干部储备，才有了抗战胜利后10万干部进东北的壮举，才有了解放战争期间大量党员干部接收地方的基础。

　　可以说，陈云在中组部的工作，夯实了革命胜利的地基。

　　如果说参加抗战的热血青年是璞玉，那么陈云就是让其闪耀世间的绝世工匠。

　　6

　　在延安做中组部长期间，陈云养成“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工作态度，并且总结出“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论。

　　其工作态度的核心是实事求是。

　　其方法论中的交换，是说看问题要看正面，也要看反面，听意见要听正面，也要听反面。比较是说要进行横向空间的比较，也要进行纵向时间的比较。反复是指事情确定下来不要着急推进，最好再听取意见反复研究，才能查漏补缺。

　　这个态度和方法论，是陈云革命多年提炼出来的经验，哪怕现在翻出来，也能指导我们在做人做事的时候稳增长。

　　不过从这里也能看出来，陈云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但不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工作方式和思想更偏向低调务实。

　　他不愿意为了遥远的理想，付出眼前的代价，可能更愿意为了遥远的理想，想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难。

　　用陈云的话说：“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

　　正因为这样的逻辑关系，陈云便和毛泽东出现了分歧。

　　早在1926年，陈云便写了《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和未来》，提出“农民是民族运动中唯一主力”，和毛泽东的农民革命思想完全相同。

　　到了1960年代，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陈云开始支持包产到户，写下《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的调查报告，并且提出**“包产到户、超产奖励、多劳多得”**的观点。

　　这也是他一贯的经济主张，即“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私有制性质的个体经济。”

　　但毛泽东不同意陈云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和集体化没错，是走向理想社会的必经之路，所以同意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但不能再放权：“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因为经济基础变了，所有的上层建筑都要跟着变。

　　正是因为两条路线的分歧，导致陈云在60年代中期边缘化，过了十多年不问世事的日子，不过到了78年以后，天下风云骤变，陈云做为双巨头之一，开始参与规划中国的经济格局。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至于毛泽东和陈云的分歧，谁是谁非，自有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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