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能否以和平方式回归，事关大中华能否孕育出另一完全异于西方的文化建设和文明理解_风闻

强世功在《大国崛起与文明复兴——“文明持久战”下的台湾问题》一文中谈到，“台湾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也是一个思想事件，不仅涉及到统一与分裂的内政问题和中国崛起与世界格局的国际问题，也涉及到中华文明能否在未来复兴的人类前途问题。这其实是中国进入现代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因此思考台湾问题首先要从思考中国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入手。”

我们认为，台湾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首先事关中国自身的文化建设和文明理解，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对于人类前途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在近现代一改历史赋予的“大一统”体制而走向分裂，来自外部势力即西方所谓“现代性”的冲击。中国在饱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的同时，还在文化上、思想上以及制度上接受了这三大主义的“洗礼”，即所谓“涵化”（Acculturation）。

比如：德先生与赛先生被认作现代文明的标志。

而五四时期对德、赛二先生的引入竟然发生在这两位先生完全在欧洲失效的背景下，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中国当时大部分精英分子竟然完全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恶果视而不见，或者根本没有想过德、赛二先生正是一战之所以发生的部分原因。只能说那时的中国精英分子在一再的战败以后，已经拜服在西方“崇力尚争”的文化现代性之下。

自此以后，中国的精英分子，除一小部分保守逐遭淘汰退出精英圈，其他大部分已彻底丧失对西方文化的反思能力，只要是“洋货”“舶来品”，就是先进、就是现代、就是文明。国民党反动派的意识形态尤其如此。

幸亏我党在严峻的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与苏俄的关系断断续续，有时甚至完全失去联系，这才迫使中国的共产党人在追求胜利和成功的实践中自己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也因此找回了自我，找回了自尊，找回了自信。

没有这种自我认同、自尊和自信，我党就不会坚持敌后游击战为主的抗战策略；我党就很可能就听从斯大林的建议，在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之后放弃跨过长江，沽名学了霸王；毛主席也不可能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抗美援朝。

当然，自信过了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跟苏联比一比，要超英赶美。矫枉过正，过了头就带来了极左思维。

改革开放40多年又来了一个轮回，1980-1990年代，整个精神领域又是全面倒向西方，本世纪前两个十年处于相持阶段，现在迈入第三个十年了，逐渐又有了自信。

实现祖国统一，最好是和平统一，意思是说台湾2300万人完全放弃了对西方的崇拜，主动回归祖国的怀抱。

到那时，中华民族将孕育出另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建设和文明理解，并以之反哺世界，反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