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 第3章：东北第四省丢失，从领兵30万到两手空空_风闻

河北省的5A级旅游景区“承德避暑山庄”有个别名叫“热河行宫”，“行宫”的意思一目了然，“热河”这个定语作何解释呢？原来那条流经承德市区的武烈河，因为上游河段的温泉注入导致水温较高，即使寒冬腊月河面也不结冰，水气凝结成雾远看“热气腾腾”，当地人称之为“热河”，久而久之“热河”就代指辽宁、内蒙、河北三省交界的区域。

在1955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大会上，存在了27年的“热河省”被正式撤销，一部分划归到内蒙、一部分划归到辽宁，还有一部分归了河北。27年前的1928年，不满28岁的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威逼利诱决定“易帜”，几经谈判接受了南京国民政府开出的条件，其中一个条件便是把热河省划归张学良管辖。从那年开始，“东三省”就成了“东四省”。

日本人建立伪满洲国时，规划的“领土”范围就是东北四省，所以在1932年占完了东三省后，拿下热河就上了日军的时间表。此时背负着国耻家仇还喜提“不抵抗将军”称号的张学良暗中发誓，一定要御敌于长城之外保住热河，如果战斗顺利，或许还能趁机向关外出兵打回老家。一北一南一邪一正，保卫热河的大戏即将上演。

在局势君的视角下，这场大戏的男一号并不是张学良，而是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演配角的两人是张作相和宋子文。导演张学良对他们满怀期待，但是在种种主观因素和客观情况面前，演出效果与最初的设计南辕北辙。当大幕落下的时候，张学良含泪交出了兵权，背负着社会各界的指责，以老百姓的身份踏上了开往意大利的游轮，离开了满目疮痍的祖国，他对所有的演员都很失望，尤其是主演汤玉麟。

（年轻时的张作霖）

江湖长期传言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是土匪出身，晚年张学良纠正说他父亲是干“保险队”的。所谓的“保险队”不是今天的保险公司，双方的业务差别极大，保险队的核心业务是收保护费并提前预防而不是事后赔偿。年轻的张作霖带着二十多个兄弟负责几个村子的安全，土匪来了打土匪，东西丢了负责追讨或者自掏腰包赎回，几个村子的乡绅们出面收粮收款给张作霖团队发工资。

某天一个土匪团队前来，名叫“海沙子”的首领打发小弟给张作霖传话，说路过宝地兄弟们口干舌燥，你们备几桌酒席再送点厚礼我们就走。礼太厚张作霖拒绝了，于是海沙子带人过来明抢，张作霖说动起手难免损兵折将百姓遭殃，不如咱俩找个空地持枪决斗，赢家收编对方的人马。于是两人站在空地上如同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空气凝固行人驻足连骡马都停止了咀嚼。手起枪响，海沙子轰然倒地，张作霖强忍着腰部的枪伤立于原地，兄弟们欢呼雀跃围了过去。海沙子的二十多人跪在张作霖面前，为首的叫汤玉麟，原本是海沙子团队的二当家。

张作相和张作霖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但是两人没有血缘关系，名字如此相似纯属巧合。张作相原本在锦州老家打工，因为复仇闹出人命只好落草为寇，拉起一支队伍创业，核心业务是打家劫舍。后来听说张作霖有本事讲义气，于是说服兄弟们投奔了张作霖。几年后张作霖跟他的7名核心员工结拜成了兄弟，其中就有汤玉麟和张作相。

张作相是个讲究人，不滥杀无辜不作威作福还反对经营鸦片，他创办了吉林大学并给当地人通了自来水，在东北地区名声很好。乱世之中行为端正声望过高以至于功高盖主是危险的，但张作相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张学良19岁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先后担任团长、旅长和军长，一切都是张作相的提拔和栽培，张氏父子看在眼里甚为满意。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害，继承人论资历论人气非张作相莫属，但张作相力排众议将张学良扶到台前，他解释说如果张大帅是正常死亡那我义不容辞，可他死于非命，我理应辅佐他儿子。讲究人借他的名望说了讲究话做了讲究事，避免了一场权力之争，也确保了自己的身家安全。

汤玉麟加入张作霖的团队纯属前老板的失误，所以他对张作霖不是特别忠诚，但他仗着和张作霖的关系不可一世。等到张学良升级为“张少帅”的时候，汤玉麟基本就失去了控制，小六子长小六子短不把他放在眼里。“小六子”可是张作霖专属，他离去时也带走了这个小名的使用权，其它人擅自使用就是自找麻烦，传到张学良耳朵里只会缩短其寿命。后来张学良枪毙了两位目无少帅的老臣后，汤玉麟再也不敢面见张学良，唯恐被这个小孩送走。

（时任热河省主席汤玉麟）

从1928年“东北易帜”到1933年日军逼近，汤玉麟担任热河省主席已有5年，他既没有办过大学也没有通过自来水，最大的业绩有两个，第一是在热河废除了鸦片禁令，种植、加工、销售颇具规模；第二是让自己的亲朋好友垄断了热河省的重要公务员岗位。父子三人如同土皇帝一般，名声简直不要太差。张学良数次考虑将汤玉麟撤职查办，又担心他投降日本导致东三省抗日联军的补给线中断，瞻前顾后一拖再拖以至于如鲠在喉。

热河保卫战的主力部队及其领导者是汤玉麟，一个不服张学良指挥而且名声很差的人，着实让观众担忧。在保卫战的部署阶段，张学良将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共20万人编成两个集团军，其中最重要的第二集团军司令由张作相担任，副司令给了汤玉麟，汤玉麟为此很不满意，他有自己的打算。

民众的抗日诉求和对保卫热河的期待化作压力，迫使南京政府做出积极应对。蒋介石心里想，既然张学良想打那就让他打，打赢了有我的功劳、打输了责任在他，无论输赢都有利于减轻舆论压力。1932年圣诞节，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一封饱含激情的电报，说日本人对热河的企图已完全暴露，我准备了6个师的兵力，将同武器弹药一起送达前线，希望你抓紧时间部署，务必通过这一仗挽救民心，否则你我都会成为千古罪人。

这是一封让张学良看到了希望的电报，他每天拿毒品当鸡血打，频繁召集各界人士开会，在会上他告诉大家热河地势高如同一座堡垒，是保护关内的天然屏障，守住热河既能确保平津安全又可以向北收复东三省，与会人员都表示认可。他通过大量会议传播了保卫热河的重要性，同时听取各方意见做防御部署。然而这些动向早就被日军掌握，1933年元旦节，日军在山海关发动突然袭击，东北军将领何柱国带着1000人死守了三天三夜，最终扛不住日军的飞机坦克，伤亡惨重地撤离了山海关。

张学良急忙向蒋介石求助，蒋介石回复说已经派3个师北上增援，同时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以及内政部长、外交部长等一大批高级官员赶赴北京。尽管承诺的军队和物资一直没有到位，但这批人的到来让张学良踏实不少，他坚信这次委员长要动真格。在这批来自京城高官里，我们需要着重介绍一下宋子文。

（张学良与宋子文视察热河防务）

在孔宋两大家族里面，局势君认为宋子文是最优秀的那个，除了他实打实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进行的货币、税制、银行等改革贡献外，他还有抗日救国的思想和行动，凭这一点就能把他和其他人区分开来。1932年1月28号，日军侵犯上海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众所周知蔡廷锴带领的19路军是主力、张治中的5路军中途增援，鲜为人知的是宋子文下令税警团的两个团编入第5军参加了战斗，官兵战斗勇敢伤亡惨重。

为了确保税收入账，宋子文在1932年成立了由他指挥的“税警团”，共计5个团总兵力3万人，指挥官都是受过教育的进步青年，这支武装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装备远超正规军。旧中国各省各地的税费被军阀和地方势力把持，收税非常困难，为此宋子文成立了税警团来确保财政收入。这支本来用于缉私收税的武装，却被宋子文屡次用于对日作战，这次北上和张学良部署热河保卫战时，他就下令让税警3团前来助战，张学良大为感动。

在被协和医院轰走后，张学良回到了顺城王府。他当着来京要员的面，把军用地图摊开在王府的地板上，拿着红蓝铅笔给军官们分配阵地，有人推诿、有人拒绝，分配过程非常艰难。完成了防线布置后，为了表示对重点区域热河的重视，张学良和宋子文带着其他要员一同到前线视察。重要成员出行需要卫队保护和后勤支持，视察队伍乘坐40多辆汽车浩浩荡荡赶往承德，当时天下大雪，车队日夜兼程，相当辛苦。

每走30公里，张学良就要痛苦地喊一声停车，医生匆忙赶过来给他注射一剂毒品，药剂随着血液缓慢流向全身，等张学良恢复了精力，车队才能继续出发。目睹眼前这位形容枯槁、脸色蜡黄的主帅，宋子文不免对即将到来的热河保卫战信心大减，然而更让他失望的还在后面。

（布满弹孔的山海关）

据张学良的私人顾问端纳回忆，当大家满怀期待赶到承德时，发现大量士兵都在保护汤玉麟父子的鸦片工厂和私人财产。他们想去看看前线阵地，竟遭到了当地军队的阻挠，仿佛怕外人看到不该看的东西。即便如此，大家还是给汤玉麟打气希望守好国土，并联名发表了两份事先准备好的电文，一封发给国联中国代表团，一封发给国内同胞，表达了抗击日军保家卫国的决心。汤玉麟原本期待这些人的汽车里装着物资和大洋，可惜他的希望落了空，他很生气。

那场草率视察结束的第4天，也就是1933年2月22日，日军集结10万兵力分三路向热河进攻。根据张学良之前的部署，日军来犯的方向都有防守，全部守军多达20万人，情况并不悲观。10天之后的3月3日，128名日本骑兵攻入了承德，宣告了热河的失守。轰轰烈烈的热河保卫战10天就草草结束，消息传到北京，张学良差点晕倒在地，怒不可遏的他下令将汤玉麟就地枪决，可是汤玉麟已经不知去向。

早在热河保卫战的准备阶段，汤玉麟就已经在筹划自己的后路，他征用大量的卡车和士兵，把个人财产、家眷运往天津租界。日军的飞机刚一投弹，就有前线部队投降溃逃造成了防线缺口，日军从缺口涌入，汤玉麟听说后带着5000人的卫队逃往察哈尔。日军拿下承德后，开始迂回威胁其他防线的守军。其他防线也是问题重重，有些指挥官不知道阵地的位置，有些防线在日军进攻时人员还没有到齐。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变成了光杆司令，在得知拜把子兄弟汤玉麟弃他而去时，流着泪抽着烟斗坐等日军的到来，最后副官强行把他塞进吉普车逃命。

张学良作为最高指挥官，却指挥不动原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他们领命之后就自主行动了。蒋介石承诺的6个师或者3个师不但没有到达前线，而且连宋子文派来的税警3团也被他勒令调走。张学良和宋子文本想大干一场，可是下面的人要么不听指挥，要么闻日军色变。事后《大公报》评论说，仗打成这样根本原因是军队质量太差、给养严重不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政治改革没有成功、经济实力也差，这些都不是一般民众的责任，是权力阶层核心人员的过错。

热河失守，千夫所指，神仙难救，张学良于3月7日提出辞职。可当他听说蒋介石宣称要北上亲自督战反攻热河时，又幻想自己像前两次那样被挽留，然后收复热河戴罪立功。辞职申请还没批下来，张学良已经在筹备反攻计划，他把战斗中杀敌数百人的前线军队参谋吕正操叫到北京商讨对付日军的方法，同时向蒋介石申请补充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并下令东北军不许撤退死守其他防线，待他带领最精锐的卫队旅前去收复热河。

（鼎盛时期的张学良和蒋介石）

蒋介石北上的消息传到了陕西，时任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带着随从掐着时间点在石家庄堵住了蒋介石，见面后热忱地表示愿意带着自己的军队前去收复热河。蒋介石给一腔热血的杨虎城浇了冷水，说反攻热河中央自有计划，你还是回去好好经营陕西吧。蒋介石向来反感手下人的自以为是和擅作主张，杨虎城的行为让他很不高兴，等他安排明白了张学良之后，就在月底把杨虎城的陕西省主席给免了，换上了自己以前的秘书长邵力子。

蒋介石和张学良约定的见面时间是3月9号早晨，见面地点是保定火车站。张学良带着随从们一大早赶到了指定地点，站台上空无一人，左等右等不见人来，于是打电话过去询问。电话那头却是宋子文，他说蒋先生有重要的事情要我和你当面商量，你在车站等我。挂了电话张学良感觉事情有点蹊跷，难道还有比反攻热河更重要的事情？

一小时后张学良和宋子文对面而坐，以往哥俩在一起时气氛轻松，然而今天极为沉重，宋子文说张学良听。半个小时后张学良神情沮丧地回到自己专车，身边的人全部围过来询问刚刚宋院长谈了什么？原来蒋介石希望张学良这次真下台，可是张学良反攻热河的情绪高涨又担心他拥兵自重，所以找关系最好的宋子文当说客，以免领袖的面子受损。张学良倒也干脆，告诉宋子文让蒋公不必担心，他辞职便是。

在张学良和随从们无语愤怒的时候，宋子文打给蒋介石说这边已经谈妥，你可以过来了。当天下午保定全城戒严，4点左右蒋介石的专车徐徐进站，卫兵吹响了接官号，清脆的号声让蒋介石既紧张又尴尬，他故作镇定地下了专车，但见张学良和随从们身着戎装站得笔直向他行军礼。十分钟后，蒋介石对眼眶湿润的张学良说，如今国内舆论太凶，你我二人同乘一艘漏水的船，下去一个人还能活一个人，否则都要溺水。你的辞职信已经看过了，我感受到了你的诚意，你这个身体状况也该休息休息了，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尽管提。

（辞职后脱去军装的张学良）

张学良同意了辞职，离开蒋介石的专车前，他还急迫地分享了自己的对日作战方针与计划，希望中央重视。但见蒋介石敷衍地点头称是，眼神中没有任何火花。回到自己专车后，张学良失声痛哭，随从们围在四周抹眼泪，七嘴八舌表达着不满和愤怒，有人提议把蒋介石扣押起来强迫他支持收复热河。张学良立刻制止了这种过激的提议，他告诉众人要服从中央安排，以后还有机会。

蒋介石走后，宋子文陪着张学良一路向北。本是两个爱玩的年轻人，也是两个有抗日思想的年轻人，这次合作失败彼此都很沮丧，但他俩不知道的是，两人下次合作抗日是3年后的“西安事变”。宋子文陪张学良一直聊到晚上10点，共同决定把东北军编成4个军，军长分别是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和王以哲，聊完了大致的善后问题，宋子文坐专车回石家庄向蒋介石复命。

当晚张学良回到顺城王府，望着熟悉的一切不觉悲从中来，倒在床头嚎啕大哭。往日的岁月光怪陆离地在眼前闪过，包括老帅的音容笑貌，以及自己的辉煌时刻，曾经整个南京城的鞭炮恨不得为他一个人放尽，如今他却两手空空。他难过的无法自持，越哭越伤心，没人敢去劝阻，直到端纳走进房间扶着他的背说：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拿得起放得下。哭完后，张学良召集东北军主要将领开会，告诉他们自己将辞职出洋，大家要保存好东北军那点实力，作为收复老家的资本。

3月11日，张学良发表了下野通电，电文大意说，我爹因为日本人而死，我继承了他的遗志，不顾日本人的恐吓拥护中央，“九一八”事变时政府主张借助国联外交解决，这次丢失热河我很自责，与蒋委员长商量后决定引咎辞职以谢国人。那些跟着我流亡的下属及其家人，希望政府和社会予以帮助，他们熟悉东北的地形地貌，以后收复失地时有很大的价值，他们能得到照顾我也就放心了。

发完辞职信的当天，东北军各级将领齐聚顺城王府求见，张学良打开大门，看到军官们跪了一地，哭成一片。成年人的每一次哭泣既是哭他人，也是哭自己。跪在门口的军官们跟随张氏父子多年，出身入死情同手足，他们为少帅的遭遇而难过；同时每个人有家有室有自己的生活，主帅换了别人，他们前途未卜命运多舛。军长王以哲劝张学良不要放弃兵权；副官长谭海说出国容易回国难；曾经的卫队连长高福源扬言要带兄弟们卧在铁轨上阻止副司令南下。张学良含泪将他们搀扶起来，好言相劝并一一送走。

（一年后何应钦与张学良合影）

蒋介石没有反攻热河的打算，他执着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无法自拔，所谓的反攻只是个缓兵之计，既缓和民众的指责又稳住张学良，好让他辞职出洋以免节外生枝。在张学良收拾行李的时候，蒋介石让军政部长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的位置，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何应钦先后主持和日本签了《塘沽协定》与《何梅协定》，日军从此“合法”控制了热河跟河北。对于那些天天聚众抗议的青年学子蒋介石也有安排，他让侄子蒋孝先统领北京的宪兵，把不听话的学生抓进去，打到服为止。流亡北京的东北大学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多次被抓被打，东北军为此对蒋孝先怀恨在心。

听说张学良辞职出洋，半年前负气出走的汪精卫匆匆回国，他又成了高高在上的汪院长。汪院长是南京国民政府里亲日派的董事长，两次留学日本的何应钦是亲日派的总经理，两人合作业绩突出。严格说来，蒋介石算不上亲日派，但他的工作重心是安内，亲日派们可以确保他免于两线作战，所以他需要亲日派们给自己营造的和谐环境。

在这些人的眼里，张学良还是太年轻太简单了，有时候有点幼稚。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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