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_风闻

文章来源，公众号：特例的猫

对遵义会议，官方评价为：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相比官方的措辞严谨，高屋建瓴，民间对遵义会议的评价，就显得简单而直接：会议直接促成了教员上台掌权，成为革命的转折点。

但除了这些伟大的转折意义，遵义会议的另一面——党内民主的典范，则很少被提及，今天老猫草就一文，以飨读者。

为保证党在路线上的正确性，特别是在出现偏差或错误时，能及时得到纠正，早在革命年代，党章就规定，党员对党的重大决策有自由讨论的权利。

1928召开的六大，党章专门提出：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

在党史上，因为党员的发言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使革命事业免遭失败的事例是存在的，遵义会议就是其中的典型。

老猫在《教员长征前险被抛弃中》一文中曾讲过，宁都会议之后的那几年，是教员的人生最低谷。

但虽然被临时中央错误批判，教员依旧可以对党内的重大决策发表自己的看法，博古李德等人固然没有采纳他的正确意见，但也没有对教员采取禁言。

长征开始后，教员可以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自由地讨论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并取得张、王的支持。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虽然被批判，但并没有动用特权打压负面言论，被批判后自觉走下了领导岗位。

对于这点，教员也是认可的，在七大和九大的讲话中，都提起过此事，他认为博古虽然犯了左倾错误，但有度量，能容人，不搞“一言堂”。

长征出发前，中央最高“三人团”决定：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

教员得知消息后，便主动请求，要和洛甫、稼祥一路，在他看来，这两位属于国际派的核心成员，如果能争取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对扭转红军的命运，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程中原版《张闻天传》对此有详细记载：

“最高三人团”原来打算要将毛、张、王等一律分散到各军团中去。

毛、张持异议，这才让他们留在一纵。

毛邀约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王欣然同意。

这样，踏上西征途程之后，张同毛、王就走在一起，自然而然地也形成了一个新的“三人团”。

为了跟“最高三人团”相区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

但“中央队三人团”并不是一个正式机构，三个成员中毛、王两人，一病一伤。

当时教员犯了疟疾，整天坐在担架上；而稼祥也是伤势严重，离不开担架，洛甫也只能勉强骑在马上，三人都算病号。

但正因为如此，之前接触不多的三人，才有充分的交流机会。 

特别是教员和稼祥，在担架上相谈甚欢：遇到宽路，两副担架一左一右的聊；遇到窄路，两副担架一前一后的聊；晚上宿营，两人的担架也靠在一起摆放，更加方便交流。

稼祥这个国际派，彻底认同了教员的行军路线，并主动和洛甫建议，必须让教员重回军事领导岗位。

说来凑巧，洛甫和稼祥也是在担架上聊起了革命大事。

当时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的黄平橘子园，教员身体已经康复，便离开了担架，去看望各军团的军团长和政委，而博古李德虽然发现此事，但未加干预。

稼祥因为伤势太重，依旧躺在担架上，但这回的病友不是教员，而是洛甫。

在橘园里，洛甫和稼祥两副担架，头挨头躺在一起，谈及革命前途和红军前进路线，并最终确定，必须召开党内会议，必须让教员出山。

橘园中担架上的谈话，为遵义会议加了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请教员同志出来指挥红军，对原来的三人团进行调整。

而遵义会议的核心内容，就这么定下来了。

遵义会议召开时，也采取了民主决策，少数服从多数，因此教员虽然与博古起了争执，但双方都同意内部投票解决。

稼祥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支持教员，提出将指挥权交给教员，并得到大家的赞成，最终指挥权重新回到教员手中。

多年后，教员曾感慨地说：“稼祥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我获胜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西征途中形成的这个“中央队三人团”，很早就被“最高三人团”所注意，但他们始终没有干涉阻挠，显然他们也在思考，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在遵义会议召开前夕，博古已经知道大局对他十分不利，但依旧拒绝了某同志建议的拖延大会时间（博古是总负责，根据党章，有权决定会议召开时间）。

洛甫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则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语言。

在长征出发后，“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文章来源，公众号：特例的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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