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外甥”视频三分钟，加重了我的精神内耗_风闻

最近，《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登顶各个社交平台的热搜。

UP主“衣戈猜想”描述了二舅跌宕起伏的一生：原本的天才少年，生病寻医时被医生打了四针致使双腿残疾，也耽误了未来的学习和工作，如今66岁的年纪还要一瘸一拐地独自照顾曾有轻生念头的母亲，但从没放弃对生活的希望。

不过两天，视频在B站上的浏览量已经超过2000万，话题在微博上的关注度超过2亿。一干观众留下被激励到的话语，有人说被二舅治愈，还有人说这是今年最高级的视频，可匹敌诺贝尔与奥斯卡。

面对如潮涌来的称赞，作者“衣戈猜想”作出回应：是二舅活得好，不是我写得好。

但遗憾的是，这两点信息，都无法从那段长达11分钟的视频里得到印证。

我不能苛求一个自媒体人制作的短视频展现多么深刻的意义，也不奢望它抛出更尖锐的问题。可在那段文学化的旁白里，我能看到的，只有作者对苦难的有意识化解，以及他极为主观、自我的升华。

苦难的消解

二舅是天才少年：小学和初中都是全校第一，“全市统考从农村收上去三份试卷，一份是二舅的。”

但医生的四根针，让情况急转直下。

腿残后，二舅无心上学，只能做些木匠活儿养活自己。一直到现在，66岁了，还要每日劳作，多攒一些养老金，同时照顾腿脚不便、动过轻生念头的母亲。

若非那四根针，二舅或许会过上截然不同的人生：考入大学，分配一份好的工作，实现壮志与抱负；退休了有养老金和单位房，安稳度过晚年生活。

有共情能力的观众，看到这里，相信都会对当年的“庸医误人”抱有愤怒与质疑：事情是怎样解决的？庸医是否得到了惩罚？二舅又有没有拿到足够的赔偿？

“衣戈”用一个场景回答了如上问题。

答案是，没有。二舅只不过一笑泯怨仇。或许有人能从这段对话里品读出二舅身上的品质：忍耐。

但这份“忍耐”的由来却耐人寻味。

在自尊心最旺盛的十几岁，腿部残疾、一瘸一拐，这对二舅的心里打击必然是巨大的：三位老师轮番来劝，他都只是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何况这份影响会持续性地充斥在人生的方方面面：学业、工作、爱情、生活。

二舅在当地申请不到残疾证，会只身前往北京求助，足以证明他不屈不挠也不服输，怎么偏在这件更为严重的事情上抱着宽大的“忍耐”？

是“不给上面惹麻烦”的时代心理影响，还是“屡次求助无门”导致的“算了”？

他是怎样度过这几十年来的生活？

他的不甘和无助是怎样一点点消散的？

这些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是苦难的原因，也是苦难的影响。而“衣戈”只用了一个词来定性：遗憾。

遗憾是什么？

一对恋人由于犹豫而错过彼此，可以是遗憾。两位好友由于心高气傲没有解开误会而绝交，多年后再回顾，也可以说遗憾。

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凭一己之力本可以做到却没有做到的事。可二舅的苦难难道是他庸人自扰的结果吗？显然不是。

用“遗憾”去套用“苦难”，既是淡化苦难的来源，也是淡化苦难给一个人造就的伤痛，本质上，是对苦难的轻视，也是对个体的不尊重。

这种“轻视”甚至贯穿了视频始末。

八十多岁的姥姥，曾试图上吊，村里几乎都是老人，与小镇有30公里的路程。他们遭遇的困境可想而知。

但凭着二舅的一己之力，这些都解决了。暂且不提这是否超出科学范畴，显然，这又是把苦难拆解降级。

有人说，或许作者是想以此展现生命的韧性：面对苦难依旧顽强。

但苦难就是苦难，不能为了弘扬某种精神而刻意躲避。

书版《活着》里，福贵的儿子有庆为了“荣誉感”给县长夫人献血，医生谄媚县长，把有庆的血全部抽干了。

影版《活着》里，福贵的女儿凤霞在医院待产，适逢十年浩劫，医生在街上戴高帽，手术室里的是从没有过临床经验却又主观能动性拉满的红袖章小将，凤霞刚生完就大出血而亡。

无论是作者余华还是编剧芦苇，都没有让富贵与时代和解，富贵没有追究，不是宽宏大量，只是无奈的“算了”。

一味躲避对苦难来源与影响的书写，只强调自身的顽强，实际上，正是“正能量苦难叙事”的逻辑陷阱。

正能量填鸭与污名“祥林嫂”

视频里还有许多值得深究的地方：二舅的残疾证几经周折也没办下来，近七十岁高龄还要辛苦劳作赚取母亲与自己的养老金，同村里，如他一样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的老人不在少数，他们的晚年生活又该如何度过？

但“衣戈”却有选择地进行了规避，结尾处总结：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一直在遗憾过去的遗憾；从不回头看的人。才能快乐地过好人生。

在他的讲述中，如上要依赖制度才有希望解决的社会问题，仿佛只靠自身的乐观与努力，就能轻松化解。

这套苦难叙事蕴含的“凡事都要从自身解决”的思维逻辑，经由主旋律渗透，实际上一直持续支配着许多人的思考方式，并不完全和经济形势呈正相关。

每个人或多或少会在中小学阶段有过相同的经验：当遭到同学欺负，期望老师能帮你讨还公道时，得到的往往是一句套话：你不打他，他怎么会打你？

如今的社会新闻，大至性侵，评论区也总充斥着受害者有罪论：一个巴掌拍不响。

在填鸭式的观点输出中，这套只强调“自身净化”的苦难叙事，忽略的是问题的真实成因：为什么腿部残疾是铁证但残疾证却办不下来？为什么老年人自杀干预研究了多年依然没有影响到村子里？

每一次个体层面的得过且过，都必然会强化下一次官方层面的语焉不详。只有追究苦难的社会原因，才能让他们收获与付出对等的尊严，最大程度避免苦难的轮回。

二舅的选择，是人生无数种选择的一种，无可指摘。可一旦这套自我和解的选择模板被树立为公共标准，就会导致其它与之不符的“负能量”型选择被无限污名化。

持图上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不去质问是什么“把人击倒”，却要唾弃“爬不起来”。

二舅爬起来了，有主观，有客观，一是由于他的个人意志坚定，二是因为除了腿他的其他身体部位没有受到直接损害。

还有一些人，他们在遭受医疗事故或其他更重大的时代痛击后根本不存在任何爬起来的条件，用一个个例去要求所有时代的落水者看齐，是一种近乎残忍的道德绑架。

而爬不起来，就要遭受唾弃吗？

互联网中流传着一句经典语录：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到了这里，为何失灵了？

从“衣戈”的回应来看，这种“排他性”的人生选择的确是他的思维方式。

在他看来，二舅安安静静地在小山村里生活，是美好的，而遭遇苦难、絮絮叨叨的祥林嫂，则在鄙视链的最底层。

这里要明确，鲁迅在《祝福》里，讽刺的究竟是不是“衣戈”眼里啰啰嗦嗦的“负面人物”祥林嫂？

鲁迅写到：“她未必知道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但从人们的笑影上，也仿佛觉得这又冷又尖，自己再没有开口的必要了。”

毫无疑问，鲁迅对祥林嫂抱有的是同情的心态，他想讽刺的，是那个吃人的时代，以及那些以他人悲剧为乐的旁观者。他们共同组建出了一个更残忍的社会氛围：不给弱者哪怕一点点脆弱的机会。

从这点来看，正能量的苦难叙事，又把那个时代拉了回来。

回到那份文字，“衣戈”说，现在对于二舅才是最美好的结尾，这个美好又是谁来定义的？

视频里明确提到，二舅期望能多赚一些养老金，不给养女“添麻烦”，也能照顾年迈的母亲。

作为坐拥百万粉丝的UP主，“衣戈”可以不让二舅用他最看不起的“直播”来赚钱，但他或许可以偶尔记录下二舅做手工活儿的视频，无需制定KPI，全当作副业，至少能减轻许多二舅的负担。

当然，我们不在这里进行道德绑架，也不揣测二舅的想法，只从作者本人的态度分析：他也许没有过多的瞻前顾后，只是单纯不想，因为这样“二舅就不酷了”。

值得注意的一点，无论是11分钟的视频，还是持续几天的讨论，自始至终，二舅本人都是失语的，话语权永远在“衣戈”这里。他用一种无关于年龄大小、只关乎权力结构的“一切都是为你好”的名义，完成了所有定义。

而所有正能量式的苦难叙事，几乎都是以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不由分说地袭来，它埋没的是人们直面问题、思索成因的思维逻辑，也打击了人们伸张权利、活出别样人生的选择。

在这套逻辑中，你不能抱怨，不能诉求，不能有任何不一样的声音，只能在这套模板的规训下成为下一个正能量的标杆人选。

即便为了“够安全”，也可以留白，而不是替他人行使豁达，甚至歌颂。

衣戈的视频，只不过是时代特供品

舆论场中涌现出一类观点：认为抓住视频细节不放的都是在“挑刺”。

但它既然已经引起了近乎全民的追捧，有些“刺”，就不得不挑——仅文本创作而言，材料信息的取舍恰恰决定了内容主题的走向。

例如，在报道性侵案件时，有良知的记者不会详细描写性侵的每一处细节，这不仅会对受访者造成二次伤害，还会将报道变为流量为主导的猎奇向黄色新闻；

报道人祸天灾时，宣传口以外的媒体会调查、问责灾难发生的根源，或者讲述灾难亲历者的遭遇以引起大众的共情与重视，很少只把重心放在受访者有多达观上，这对于失去了家财、亲朋的亲历者而言，是一种残忍。

要注意的是，“衣戈”并非专业记者，不能用专业媒体水准苛求。但他拥有与之相似的身份标签：资历深厚的历史学科教师，百万粉丝关注的UP主。

两者皆是与传递知识、输出信息相关的职业，作为行业佼佼者，他不会不懂得并且能把握住信息取舍、重点选择和主题走向的紧密联系——一个总是跑题的UP主，是绝对做不长久的。

换句话说，那些能挑出来的“刺”，都不是细节层面的失误，而是主观创作目的使然。

同样作为创作者，我们能理解当下表达的局限性。对原因的过深追问，或许会让整段视频无法呈现在大众眼前。

但“创作自由”与“内容审查”在这里却并不适用，更不能为这则视频开脱。

《南方周末》曾有一句宗旨：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是绝对不能说假话。这里的“假话”，可以理解为“虚假的信息”与“假大空的理念”，或是“脱离自身真实感受的强行升华”。

而“衣戈”的视频里，这样的理念总是摇身一变，借由“金句”的包装，定义着二舅的人生，宣传着作者自己的观点。比如有一句：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胡一把好牌，而是打好一把烂牌。二舅这把烂牌打得是真好。

只是把烂牌打好吗？如果一定用作者笔下的棋牌来比拟，二舅本能拥有更好的人生，是那四根针将他的牌搅乱，而二舅只是让“烂牌”不再更“烂”。

大可不必补充这样多的定义。真实有它自己的力量，不需要任何人为描摹。纪录片《铁西区》里，没有记录者的评价，都是工人们自己的声音，一样打动人。

其实，抛开二舅“身残志坚”的品格，视频能走红，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这个时代的特供品。

二舅的人生代表了众多选择中的一类：

在资源匮乏，诉求被压抑的境地中，只有与苦难和解，与自我和解，才能获得一些喘息的空间，不至于一败涂地。而这个看起来有些随遇而安或者说逆来顺受的选择，能变为许多人心中的最优解，映照的是当下的整体无力。

不用往远追溯，从今年年初开始，每一次集体的质问、控诉、追责都曾在互联网上凝聚起集中关注，人们满怀期望地抛出问题、等待答复，却又在一次次的冷处理和不了了之中丧失信心，恶性循环。

在这样无以寄托的环境中，唯一能突破的，也只是“内自省也”。

可这样在现实层面的全线败退，在精神层面的主动投降，还为这种无力或是妥协赋予“和解”“通透”等等道德上的美名，当做一种公共层面的崇高标准，更让人窒息。

2004年，还是法律系学生的郝劲松向铁道部和税务局发起诉讼，理由是在火车上购买商品收不到发票。接着又起诉了北京地铁公司，认为地铁收费厕所收取的五毛钱不合理。两年里，类似的官司打了7场。

但后来他再乘火车，乘务长竟认出了他，还亲自端来盒饭问：发票您现在要还是吃完我再给您送来？

接受采访时，记者问：您靠什么赢得尊重？

郝劲松答：靠我为自己权利所作的斗争。

在那个时代，“叛逆”是大众偶像们愿意标榜的气质，“不服”被视为珍贵的精神属性。这些气质，这些精神，对一代人影响深重，他们曾希望借着这些呈现对抗姿态的情绪出发，让它们转化成思想，行动，并推动社会一点一点转变。

如今，人们的权利只能以“合理化”的方式一再让渡，没有求助的方法，也不会形成对等思维。与“公民权利”相伴相生的争取、抵抗与质疑，是一些人从未切身感受过的东西。

而对于自己没有感受过的东西，他们也就无所谓坚守，更谈不上放弃。

看到这则主打自我净化的视频后，自然不会咀嚼到不对劲来，只能对比着二舅的悲惨遭遇与昂扬态度，反复咂摸作者留给视频结尾的那段中学作文式升华。在为“正能量”标杆的鼓掌与自我感动中，获得一些吗啡镇痛剂一样的临时性安慰。

毕竟，在标题里写“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衣戈”，在上传视频的两天后，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也坦承：并“没有治好精神内耗”。

视频里一句话，被很多人视为金句：这个世界上第一快乐的人是不需要对别人负责的人，第二快乐的人就是从不回头看的人。

对个人来讲，不纠结过去或许可以快乐。

可对于一个群体来说，“从不回头看”如果成了被标榜的集体智慧，那是极为危险的：

轻视或遗忘那些人为制造的巨大苦难，只能让一个群体深陷轮回。失去了过去的参照，不论眼里看到的是什么，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在继续向前，浑然不觉下一脚踩下去，就是曾埋葬无数前人的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