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西方可能夸大了中国野心，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应中国国情的_风闻

看了一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的采访，摘一点内容分享。

谈全球化

在今天讨论世界政治，全球化是无法绕过的话题。之前的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欧洲极右势力重新抬头……背后似乎都对应着全球化的退潮。

在西方蓝领工人眼中，全球化之后，不但许多工作机会流去了其他国家，而且他们花了一两百年斗争换来的工人权益，诸如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休假补助、医疗保障等等，在全球化面前几乎被抹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刘瑜还是政治系的本科生时教科书上的主流政治观点是：全球化如何戕害了发展中国家。最初，发展中国家被认为是全球化的牺牲品，发达国家是受益者，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发达国家认为自己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

对于全球化，刘瑜说，全球化的确把饼做大了，但抢到这块饼的却不是所有的人。资本家阶层当然有理由热爱全球化，之前他们是在一个国家挣钱，现在是在一百多个国家挣钱，但是工人阶层可能正好相反，他们本来是和100万人、1000万人竞争工作，现在却变成了和1亿人、10亿人竞争工作。

达沃斯论坛上各个国家的企业家和经济大鳄相见甚欢，但世界各国的工人阶层却彼此怨恨，觉得对方抢了自己的饭碗。

所以有人说：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而是各种全球主义者站在一起，与四面八方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矛盾。

刘瑜认为，**​经济全球化还是会扩大，你甚至可以说它是人性的一部分。**因为究其本质，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就来自于“资本家的贪婪”和“消费者的懒惰”，而这种“贪婪”和这种“懒惰”是人性的，你不可能去消灭它。

刘瑜说，以自由贸易为手段的全球化国际体系，肯定是从二战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基础。

谈俄罗斯

对于俄罗斯，刘瑜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只猫，它照镜子，看到自己是一只狮子，我觉得此刻的俄罗斯就有点像这只猫。它的自我认知超过了它真实的实力。

刘瑜认为，俄罗斯对于全球化的走向，起不到最决定性的作用。前段时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有个演讲，核心议题是关于中美关系，但他在说到中美关系之前，是讲了一小段俄罗斯的，他批评了俄乌战争，但接下来他表示：中国才是唯一既有意愿又有能力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这句话对俄罗斯来说，就叫作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了，就是虽然俄罗斯有意愿，但是没有足够的实力。

谈“中国威胁论”

刘瑜说，美国夸大了中国威胁论，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不够了解。中国文化更多的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因为中华文明的基因是农业文明，不是商业文明，商业文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所以它天然是不断扩张的，而农业文明追求稳定性和确定性，倾向于防御，所以我们历史上修长城、搞海禁，自己把自己围起来，你们别进来就行了。

而且西方的基督教，它有传教、传福音的传统，就是大老远跑到别的国家去改造你，让你接受它所谓的“真理”。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这个传统，中国古代皇帝们也希望万邦来朝，但是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希望你承认的是皇权，是皇帝的面子，不是接受中国的文明模式，也不是实际统治。

近代以来，在国际体系中，中国的话语基本上是“特殊主义”的，不是“普遍主义”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对应中国国情的，你们怎么样我不管。

关于“贫富悬殊”

刘瑜说，当社会不平等到一定程度之后，很多普通人会渴望一种立竿见影的均贫富机制。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把人拉下来，下坡是很容易的，这就是“向下的平等”。

而“向上的平等”是缓慢的，需要耐心，因为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把社会资源扩容，把饼做得更大。但是要把饼做大，“平等”就必须同其他价值共存，比如秩序、对投资的激励、对产权的保护等等。

如果我的生活能维持小康，那么我不介意比尔·盖茨比我富有1万倍，甚至100万倍。但是，如果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盖茨就算只比我富两倍，我也会感到义愤填膺。所以我始终认为，贫困是比不平等更根本的问题。

不平等的原因在不同时代是不同的：研究发现，最近几十年，美国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越进步，生产越自动化，工人就越多余。

而技术进步在造就巨富的同时，也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我们也在享受微信、淘宝、美团、共享单车带来的便利对不对。

技术领域的资本回报率很高。打击资本，技术创新的动力就很可能下降，技术创新的动力没有了，不平等现象会下降，但很多领域的社会进步也会失去动力。你怎么选？更平等但是更缺乏活力的社会，还是更有活力但更不平等的社会？

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并没有下降，穷人和富人互相交换位置的概率，在今天和在1980年代相比，并没有下降。下降的是什么呢？是所谓“垂直流动性”。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生活水准超过我爸妈的概率，会低于我爸妈的生活水准超过我爷爷奶奶的概率。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流动率下降了。

这个“垂直流动性”下降，我觉得未必是很大的问题，因为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你不能假设社会一定是要无限地保持同一个增速。

关于“文明的冲突”

最根本的文明的冲突，是现代文明与前现代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所谓的“伊斯兰教”“儒教”“基督教”等等之间的冲突，而“前现代”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在所有国家都多多少少存在，所以我说它是“内战”和“巷战”。

仅仅以“文明圈”来划分，在当代来说，尤其是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概括力越来越下降了，你能观察到非常多的反例。像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撕裂，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撕裂，其实都是同一个文明圈内部的冲突，是文明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