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1936］第1章 从人生巅峰跌落的张副司令_风闻

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那么1931年留给国民的历史记忆一定是洪灾，如今随便找个类似“人类自然灾害排行榜”这样的帖子，1931年中国大水灾妥妥地进前三。那年的暴雨从6月底下到8月中旬，汹涌的洪水践踏了16个省份，江城武汉泡在水里长达一个月。视察水灾的官员坐船穿过市区，船工拨开漂浮的尸体、绕过露出水面的屋顶，偶尔看到幸存的市民衣衫褴褛地站在瓦片上，淋着雨瑟瑟发抖，目光绝望到没有一丝光亮。

位于南京的国民政府负债累累，救灾会议上官员们吵得面红耳赤，最后决定发行8000万元公债筹款，尽管利息给得很高但还是卖不动，首批1000万元推向市场后就没有然后了。政府转而在全国发起募捐，有人捐银元、有人捐碎银、有人捐首饰、有人捐衣服，官员、教师等公职人员强制捐一部分工资。财政部长宋子文匆忙找美国人赊买了45万吨小麦，售价随市场价浮动，装一船算一船，欠款3年后开始还，但利息每半年还一次。最早一批运到国内至少得1个月，嗷嗷待哺的五千万灾民可等不了，于是作为粮仓的东三省承担起了救急的重任。

当时人称“张少帅”的张学良负责华北和东北，时年他才31岁，不过那时候他的颜值和“帅”不沾边，在吸食了两年鸦片后他选择注射吗啡，累积吸毒史已有5年，这使他看上去双颊瘦削、面色发黄。少帅对吗啡的依赖如此之深，以至于每隔15分钟就要来一针，否则浑身刺痛精神恍惚。偏偏5月份他又生病住了院，洪灾爆发需要东北救急的消息也是在病房里听说的。尽管身体状况不给力，张学良还是利用自己“东北王”的身份多次发出急电，从东三省连买带捐筹集了4000吨各类谷物。

作为对救灾倡议的响应，戏曲界决定在9月份举行一次义演，收入全部捐掉，演出日期定在9月18号晚上。消息传到了协和医院，在得知梅兰芳大师也会出场后，作为资深戏迷的少帅马上命令副官去安排。梅老板表演的曲目叫《宇宙锋》，“宇宙锋”是一口宝剑的名字，讲了一起利用这把宝剑栽赃陷害的冤案，剧情如同日军自毁铁路栽赃东北军一样让人愤怒。这出戏是梅派戏剧中难度最高的曲目，整出戏唱下来，演员和观众都能获得一种痛不欲生的快感。

（张学良是个戏迷）

中和戏院的老板得知张副司令要来，立马驱赶着伙计们把戏园子里里外外清扫了一遍，并给副司令留下了最好的位置，摆上时令水果、花生瓜子、上好的茶具。当晚包厢内除了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以及“秘书”赵四小姐，还有当时的香港首富何东及其公子何世礼。达官显贵们在最好的位置上谈笑风生，几步之外是荷枪实弹的卫兵，楼梯口、大门内外也散布着警觉的卫队成员，戏院大门口有高档轿车一字排开，司机手握方向盘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

戏听到一半，副官处长汤国祯敲门进了包厢，他靠近张学良耳语道：奉天打来电话，要副司令亲自接听。5月份张学良得了风寒住进协和医院，由于随从众多公务繁忙，他包下了医院大楼的一整层，治疗、休养、办公全在那里进行。那年代没有手机，接电话就得赶回医院，戏就听不完整了。张学良对副官说，让副官长代为接听即可。副官奉命走了，张学良继续听戏。

奉天是沈阳的旧称，是东北军的大本营，也是张氏父子创业发家的地方。打来电话的人叫荣臻，是东北军司令部参谋长。如果把军队司令比作董事长，那么参谋长就是CEO，重要的命令和指示，都要经过参谋长去下达和执行，因为他对军队的具体业务最熟悉。荣臻打来的电话很有份量，张学良却选择了继续听戏。只是他心里隐约不安，难以集中精力。

不久汤国祯再次敲门进了包厢，张学良转头看到了他严肃悲怆的表情，那是一个人在得知不幸消息的基础上又挨了骂才有的表情。副官走近后耳语说荣参谋的电话还没挂，他要您亲自接听。张学良听完立即起身，出门前向何东表达了歉意，并嘱咐夫人演出结束后务必给梅老板送个大花篮。

车队风驰电掣地驶往医院，张学良在众人的簇拥下回到办公室，等待多时的荣臻终于听到了少帅的声音，他惊慌失措地说，夜里10点左右，日本人向北大营开炮、射击和纵火，我们已经有人员的伤亡，现向您请示该如何应对？

南京政府在内斗，蒋委员长在“缴菲”，东北军精锐驻扎在平津，全国刚遭受水灾，日本人挑这个时候闹事，真是无耻！张学良心里厌恶，但他不假思索地下了命令：枪械全部入库，不要和日军发生冲突，以免给日本人制造向我方动手的口实。荣臻收到命令后立刻向前方传达：对于日军挑衅，所有人不准抵抗，收缴枪械存于库房，为国成仁，擅自动手造成严重后果将受军法处置。

（被日军占领的北大营）

此时600多公里外的沈阳北大营里一片混乱，日本人端着步枪嚎叫着射击，营房里的士兵在睡梦中惊醒，有人衣服都没穿好就往外跑，黑暗中跑错了方向中枪倒地，有些人冲到库房去拿武器，但是大门紧锁管理员不知去向；有些人拿到了武器，但接到的命令是不能还击；也有人违反命令举枪射击，可是同伴们都在逃跑，他们只能且战且退。北大营是个占地13500亩的军事基地，位于今天沈阳市大东区，基地常驻7千多人，这7千人在500名日军的冲击下，放弃了他们的营地。

东北军代理司令张作相事变前回锦州给亡父治丧，事变发生时还没过头七；副司令万福麟长期滞留北京没回去办公；参谋长荣臻前一天回家给老爷子过寿，当他的士兵在黑夜里四散逃命的时候，他们家依然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北大营的旅长和团长等人也选择回家过夜，当天应付局面的居然是一名连长。东北军的最高负责人是少帅张学良，一年前他发电支持蒋介石，并率领11万东北军入关调停中原大战，然后以副司令的身份待在北京。这年5月28日因为风寒住进协和医院，9月初刚刚痊愈。

所谓的风寒，现在看来就是重感冒，但在那个年代可是要命的病，普通人得了说没就没，像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则是去最好的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由于他有卫队、秘书、顾问、副官、保姆等一大批人，所以包下了医院的一整层来治疗这个病。病刚治好可以出去浪了，结果日本人搅黄了一切。

日军对北大营的进攻是一场突然袭击，但是关东军事先举行过多次演习和演练，这些动向早就被东北军获知，并上报给了地方以及南京政府。1931年前半年，负责对日外交的官员也从日本发来报告，说经过观察认为日本军方可能会侵犯东北。看现在的情况似乎这些情报没有被重视，事发时主要负责人不在军营，红白喜事按时举行，好像日军此前的演习是和他们无关的内部团建。

（大帅府被日军洗劫一空）

针对之前收到的情报，张学良其实跟幕僚们开会讨论过，大家讨论后认为，中国有美国、英国和俄国的利益，日本要是入侵其他列强不会不管；再说国家这么大日本也吞不下，它要真动手那就摆明了自取灭亡。而南京政府忙于内斗、救灾和“缴菲”，对于日本前半年的数次挑衅行为，应对的指导思想是“能忍则忍能让则让，不要给政府增加麻烦”。基于自己的判断和南京的消极指示，张学良下了不抵抗命令，而不是蒋介石。事发前一天晚上9点，蒋介石乘坐“永绥舰”前往南昌“缴菲”，事变的第二天晚上才到达目的地九江，当日军在沈阳城横冲直撞的时候，得到消息的蒋介石在军舰上忧心忡忡。

电话已经中断，电报机一刻不停地吐出加急电文。天还没有亮，张学良叫醒在京的军官们开会，大家在猜测这次日军到底是闹事还是全面进攻，作为负责北方安全的东北军要不要组织反击？军官们各抒己见、激烈讨论，最后统一了意见：东北军打不过日军，所以不能打，要听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指示。

军事会议开完了，但心里不踏实，张学良又在9月19日白天开了另外一场会，邀请在京的外交人员出谋划策，民国知名外交家顾维钧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表示应该让国联给日本施压迫使日本退兵停战。9月20日张学良又召集北京各界贤达开会，参会代表里有胡适这样的大哲学家，有曹汝霖这样的外交界老司机，这些人讨论的结果是：不能抵抗，要听从南京国民政府的指示，用外交手段解决冲突。所谓的外交手段就是将此事上报国联，由国联施压日本迫使它收手。

国联是什么？1915年一战期间，英国人为了拉美国下水参战，提出了“国际联盟”的构想，这个构想电光火石般击中了美国学者型总统威尔逊。威尔逊是理想主义的典型代表，何为理想主义？就是自以为是地坚持用脱离现实或超越当下的美好理论来指导实践，是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常见的传染病。对于如何避免战争，理想主义者威尔逊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包括所有国家的大家庭，大家同进同退，有人被入侵其他人一起收拾侵略者，有人不忍心对付侵略者大家一起给它好看。这个就是所谓的“集体安全”原则，听上去没毛病，可真要落实就太难了，要求每个国家的决策者都是大爱无疆、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圣贤。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国联就是以这个原则为根本宗旨，这就过于理想和超前了，即使是10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哪个国际组织可以做到“集体安全”。

（事变第二天张学良发表通电）

但是南京政府却对国联寄予厚望。最早提出依靠国联的人是张学良的外籍顾问端纳，毕竟这是不用打仗的最好选择了，南京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并立即向国联求援。9月22日国民党召开高级别会议，匆忙赶回南京的蒋介石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这种时候我国国民需要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住痛苦和愤怒，暂时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等待“国际联盟”做出公正裁决，迫使日本停战退兵。自己不出力却期待他人帮忙，人世间没有这么好的事。蒋介石的讲话本身没毛病，可以说服大多数人，问题在于这是用君子的手段对付流氓，执行者还是个松散无能的组织，注定要希望落空、耽误时间。

东三省被占完不是一夜之间的事，日军共用了4个半月，也就是说入侵行动一直持续到来年的2月份。在日军忙碌的那4个月里，掌握权力的精英们没有做出进军东北收复失地的决定，看来不是张学良一个人不抵抗，而是所有的大人物都决定不抵抗。明明土地被占领、人民被伤害，为什么这些身处高位的人都认为不该抵抗呢？事情变得让今天的人们有点费解。

1928年6月，在其他军阀的集体围攻下，大势已去的张作霖乘专列回沈阳老家，半路上被日本炸死。听到噩耗的张学良为了躲避日军的沿途搜查，剃了光头化妆成炊事员回沈阳奔丧并继承了权力。厌战已久的张少帅打算在7月份升起青天白日旗归顺中央，但是日本威胁挂旗就动手，易帜的日子被迫一拖再拖。东北易帜意味着全国统一，蒋介石对此望眼欲穿，他反复催促张学良早日落实。夹在中间的张学良压力山大，写信给蒋介石说，老哥你再等等，日本人说我挂旗就动手，真要打起来，别说我的东北军打不过，就是加上你的中央军和其他军阀的兵一起打，也未必打得过。

（1930年张学良和蒋介石在中山陵）

这是一封让蒋介石沉默让宋美龄流泪的信，老蒋原计划在10月份国庆节宣布“东北易帜”国家统一，并迎接掌声雷动万夫欢腾的场面，现在只能郁闷地延到元旦节了。1928年打不过日本，1931年更没有把握，这在当时的权力阶层已经是个共识。日本是个连苏联都忌惮的对手，和日本动手是把国家拖入一场灾难，所以大家认为能不打就不打，能借助西方列强之手对付日本是最好的选择，公理不可能在侵略者手里吧？

在实力差距之外，还有蒋介石的小心思。如果他下令张学良打日本，那南京政府就得拨款、拨武器弹药、拨粮草，自己最重视的“缴菲”工作就必须停下来，对方会趁机坐大。假如张学良利用这些物资招兵买马，东北军又会变成自己的心病；而停止“缴菲”后他的“黄浦军”也得开赴前线，不然民怨沸腾；去了就有损失，损失了自己实力要减小，其它军阀又会趁机逼自己下台。

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其他军阀也不愿意去招惹日本人，不管哪支队伍开进东北，那支部队大概率要消耗掉，这是军阀最不想面对的事。乱世之中，军队是权力、地位和金钱的保证，手里有5000人可以做师长，手里有2万人可以做军长，手里有10万人就能称霸一方，南京政府都得发个委任状，允许他在当地合法“刮地皮”，然后山珍海味、耀武扬威、左拥右抱。一旦军队没了，这一切也都没了，出个门都提心吊胆，一不小心就会身首异处。

不在军界的大人物们也有类似的心态。他们的别墅在黄浦江边、鸡鸣山上、庐山的松林里；他们是纱厂的股东、是矿场的老板、上海交易所的大买家；他们出入有司机有保镖，家里有厨师有仆人；洋酒、洋人、高尔夫，每一样都那么迷人。一旦支持政府去打日本，这一切都将成为回忆，别墅会被难民占领、资产会一文不值，就像6年之后那样，为什么要支持政府去打仗呢，用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继续过舒服日子不香吗？

（九一八日本侵占东三省）

于是一个反常的现象就出现了，外敌在入侵国土屠杀同胞，但是手握兵权的人和身居高位的人都不愿意抵抗，大家想的都是息事宁人，想的都是打不还手，我不还手你就没有理由继续动我。到了第二年的2月5日，东北三省130万平方公里全部被日军占领，大量张作霖时期的官员沦为汉奸在当地重新任职，日军开始筹划建立“伪满洲国”，并把躲在天津吃喝玩乐的末代皇帝溥仪接了过去，以“康德”为年号让老祖宗的生意重新开张。

在那煎熬的4个月里，唯一组织过对日斗争的人恰恰是张学良。事变爆发后不久的9月23日，张学良下令在锦州设立东北军新总部，并于10月底消灭了汉奸凌印清和张学成带领的土匪部队”东北自卫军”，参与人员得到了张学良奖励的10万大洋；10月初张学良下令将吉林省政府搬到哈尔滨，组织当地军民和日伪军作战收复了28个县；11月24日，张学良命哈尔滨中国银行拨款50万元支持黑龙江东北军总指挥马占山，马占山指挥军队在12月份打了鼓舞士气的“嫩江桥抗战”；12月下旬日军兵分三路进攻锦州，东北守军缺少武器弹药和粮草，张学良7次向南京发电请求支援，但是什么也没得到，导致锦州在1932年1月3日失守。

张学良19岁带着张作霖的卫队旅进山缴菲，22岁以旅长身份参加第1次直奉战争，24岁以军长身份参加第2次直奉战争，28岁推动“东北易帜”做了全国陆海空副司令，30岁带领东北军入关调停了中原大战，从此黄河以北的财政、人事、军事全部他一人说了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身处他职业生涯的巅峰。然而巅峰状态只维持了短暂的一年，“九·一八”事变把他从巅峰推了下来，往后余生，他再也没能回到那个位置。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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