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之死背后的日本“自残式”改革_风闻

1960年7月14日下午，辞任首相不久的岸信介正参加一场花园中的庆祝会。

此前，岸信介刚刚强行通过新的**《美日安保条约》**，结束了美军占领时代，但也因为扩大了安保防御范围、把日本推上了美苏冷战前线而遭到全国反对，干脆辞职了事。

大事已成的岸信介依旧活跃于政坛高层，未曾想，用餐时一个右翼分子持刀靠近直接刺来，岸信介慌忙躲闪还是被捅伤大腿、被抬离就医。

二战后，伪满洲国的实际操控人、外号“昭和之妖”的甲级战犯的岸信介不但逃脱极刑，还进入战后日本政府，捏合了战败后松散的保守势力登上首相宝座，然后成为了日美同盟的最强吹鼓手，连最极端的右翼势力看他舔美国的姿势都看不下去了。

刺杀虽没成功，但第二天岸信介内阁其他成员就知趣地全部下台了。

然而日本却已经被划下了命运的红线。

六十二年后，誓言继承外祖父遗志的安倍晋三中枪倒在奈良街头，心肺破裂不治身亡。一度风光无限的“安倍经济学”早已破产，只留下高达10%的消费税、GDP260%的政府债务，以及完全躺平的日本社会。

开枪之后，住廉价出租房80后的凶手束手就擒，供认对安倍政见不满，但说话前后矛盾，还与宗教团体有瓜葛。

无论是底层愤怒，还是政斗阴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安倍晋三之死是日本普通人经历“失落三十年”后的情绪爆发口，也是80年代开始日本苦苦寻求“结构性改革” ，却在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阴影下越走越偏，直至走投无路、敲响的最后警钟。

01

酷玩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安倍遇刺死亡背后日本这些年的改革之路，摸一摸日本这块注定沉底的石头，聊聊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源动力。

2020年，安倍晋三因病辞职，中间换了个过渡性的菅义伟，如今首相是岸田文雄，他为了扭转近三十年日本经济改革的恶性循环提出“新资本主义” 希望兼顾社会平等和经济发展，但由于动不了门阀财阀、开不了源也节不了流，搞不好还得加居民消费税，只会进一步恶化日本处境。

日本的GDP已经原地不动将近三十年，一些仅剩的产业优势比如汽车产业已经出现倾覆，工业设备和原材料领域也正在因为美国对华科技战而快速被中国拿下。

介于日本九十年代以来争夺新产业制高点毫无作为的履历，可以基本判断日本的崩塌才刚刚开始。

在未来必将失去的很多个十年里，日本还能否像过去三十年那样保持基本的民生和稳定，我非常地不看好。

作为二战后崛起最迅猛的国家，日本的经济实力曾一度威胁美国的地位但却在“广场协议”之后遭遇空前的泡沫繁荣与危机，然后迅速失去竞争力全民躺平。

今天日本的问题仅仅是泡沫破裂的危害吗？一纸广场协议的威力真的就恐怖如斯吗？

实际上，深挖安倍之死的时代背景就会发现，日本之所以沉沦，《广场协议》只是表象，背后真正左右日本国运的还是在于日本错误方向上奔跑几十年的结构性改革。

02

为什么日本一直在寻求结构性改革？为什么需要改革？这需要从战后日本如何崛起谈起。

战后美国一度想把一片废墟的日本变成农业国，好在朝鲜战争期间有了美军从食品到修车、从避孕套到裹尸袋、从治性病到修军舰每年几十亿美元的军用民品订单……战后初期GDP才100多亿美元的日本迅速完成了再工业化。

但并不是吃到美军的红利就能成功。

菲律宾也吃了红利，毛用没有，日本之所以能把红利用到极致，靠的是它的“55年体制” 。

所谓”55年体制“指的是日本自1955年出现的一种政治格局，即长期维持自民党为执政党、社会党为最大在野党的稳定两党政治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一党长期执政。

之所以有55年体制，外因是美国为了把日本建立成为反共堡垒，杀了几个甲级战犯替天皇挡罪，然后大规模任用旧日本官僚。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伪满实际掌控人岸信介形成了由官僚所主导的稳定政治体制，而内因则是这批旧日本官僚真非常的能打。

日本在战争扩张期间扩张的不仅是领土和资源，当然也包括政治精英实践的机会，也就是人力资本的扩张。

不管是在日本本土还是在伪满之类的占领区，这批人都积累了大量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经验。

特别是岸信介。

他在伪满执行的就是效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当时的日本自然也不是走纯自由市场的路子，而是由大藏省（财政部）直接控制银行体系对各行业巨头按名单进行资金扶持。

对内部消除竞争、对外维持日元对美元汇率360:1的低汇率确保出口、对劳工实行“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与企业内工会”三大底层民众稳定神器，构建起了高投入高积累的准战时体制，日本一些人甚至认为这应该叫“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甭管叫什么名字吧，日本快速承接了美国和欧洲的产业、技术转移从纺织开始，到钢铁、家电、机械、汽车、半导体、光学仪器，一步步实现产业升级、从低端走向高端、积累大量贸易顺差，这才有了从50到70年底日本生产与出口的快速扩张，但也是一种相对缺乏创新，依赖出口的粗放增长模式。

大藏省通产省的官僚主义也日益加剧。

战后，钢铁煤炭化工等传统产业在日本遍地开花，经济与房价齐飞，制造业山寨品、重工业高污染（水俣病）等问题极其突出，主导经济金融政策的大藏省也越来越官僚化，只知道迎合上意降息放水，债务压力越来越大。

再加上石油危机、欧美国家经济萎缩、对日贸易逆差、传统制造业溃不成军、美国底特律渐渐凋敝产业纷纷转移，日本与欧美特别是美国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两院报复日本的提案堆成山了都，跟现在美国搞中国很像。

进入八十年代，虽然“55年体制”依旧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但奈何最大的客户美国已经脸红脖子粗了，面对东京湾的美军军舰黑洞洞的炮口，日本人不得不要想办法化解爸爸的怒火。

就在美国施压日本的同时，日本内部也出现了改革增长模式的声音：减少出口依赖、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其代表人物就是在1982年到1987年期间连任三次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

此人一方面推动80年代中日关系缓和，一边开启了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是一个极其务实又极具民族主义观念的日本政治家，而他对于日本的最大影响是他与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相似，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代表人物。

所谓新自由主义，简单点说就是政府只搞顶层架构，社会运行统统交给市场自觉。主要就是削减政府部门削减社会福利，国企事业单位大规模私有化 放开各行业管制等等，美国将其总结为“华盛顿共识”要求全世界效仿。

这套机制对于解决当时西方世界债务压力，创造增长空间有一定的帮助，说白了就是把矛盾输出给穷人，帮政府和大企业甩掉包袱轻装上阵。

那副作用当然就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撕裂。

老话说得好，再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背。这套操作不是说完全行不通，美国也确实靠这一套续命熬死了苏联，迎来了冷战后的一波繁荣。

但日本搞这一套到底是输出矛盾，还是成为矛盾输出地就不好说了。

03

1982年底，主张按新自由主义路线改革的中曾根康弘上台，把日本国有铁道、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日本专卖公社等等国企给民营化了，然后是削减福利支出，抑制工资上涨、放松经济管制、把公共服务甩给居民自治，准备走小政府路线。

在金融货币领域，中曾根主张就是金融自由化，走“强日元”路线让长期低估的日元随行就市。

唉，这不就是几年后“广场协议”的内容吗？

其实，对于一心希望日本强大的中曾根桑来说，“强日元”是为了让日本对“55年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革、走出出口导向依赖、促进国内消费和产业升级、转向内生增长，把日本的经济地位变成国际威望。

他甚至对配合解决美国贸易逆差这件事感到很光荣，认为是日本国际地位的体现，有点像是我们今天说的“内循环” 。

但这种改革显然触动了“55年体制”的国内官僚财阀们的利益，你本来赚钱赚得好好的你想来搞我？！

比如提升日元汇率的货币，自由化政策在大藏省（财政部）就受到了变相抵制，政令不出首相官邸了属于是。

为什么是大藏省而不是央行呢?因为在1955年体制内，大藏省操控着日元的汇率与信贷规模，央行只是工具人，所以日本央行其实被打压得很严重，也希望进行改革。

大藏省的官僚居然敢不听话？没办法只能曲线救国了。

中曾根康弘与美德法英商定《广场协议》，一起抛售美元、抬升日元和德国马克，希望借助爸爸的压力对国内财阀官僚们降维打击，就像当年借助麦克阿瑟对国内进行改革一样。

《广场协议》有三个目的：

1、短期安抚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2、中期刺激德国日本国内需求维持世界经济增长；

3、长期帮助美国解决债务压力

日本官员一盘算，如果日元升值“10%~20%” 可以让老百姓有钱消费扩大内需，企业虽然成本上升，廉价出口竞争力下降，但这会倒逼精细化生产、配合淘汰落后产能、还能够平衡对美逆差，与爸爸重归于好，这岂止是双赢，简直赢了好几次啊！

如果按这个理想剧本走下去，广场协议还真是改革良药，日本未来可期！

然而正如中曾根桑无法对大藏省如臂驱使一样，当新自由主义的种子在日本落地发芽之后，日本的各个利益团体自然也不会共同进退，而是举一反三、各取所需起来。

再加上美国持续追加操作，《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经济形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控制。

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五国一起抛售了180亿美元，日元直线上升、美元直线下落，两年内从242:1变成145:1 幅度明显超出了原本“10%~20%的可接受范围” 。

热钱疯狂涌入，日本全国1986年平均地价上涨52.6% ，而东京地价上涨了120.4%，经济一下就过热了！

日本制造业只能勒紧裤腰带猥琐求生存，但效率提升还是远远赶不上日元暴涨。

导致的出口竞争力下降，纺织、钢铁、造船、电子、汽车行业全在那儿问候中曾根康弘家里人，就这美日的贸易逆差还是没有好转。

于是美国爸爸就要求已经过热的日本继续降息提振消费，日本政府无力拒绝。

1986年11月和1987年2月，大藏省命令央行降息两次到了2.5%的低水平，第二次还引发了央行分裂。

04

央行总裁澄田智是大藏省空降过来的，他认为应当顾及日美之间的谈判大局，执行降息，而以副总裁三重野康为首的官僚们则反对降息，认为这会导致国内的通胀和资产泡沫。

最终，总裁澄田智直接跳过副总裁三重野康发布了降息命令，央行的专业官僚们愤怒了！

在他们看来，“55年体制”僵硬腐朽必须被推翻！

日本“55年体制”在经济上属于大藏省控制银行对口扶持大企业，央行空有央行之名，实际对银行与日元的管理都是大藏省说了算。

而大藏省归根到底是政府部门，架不住政治家想发钱刺激经济，官僚们又没办法说服国会支持加税，所以就只能不断降息，外加大量举债，大藏省威信扫地。

恰逢此时，各国最推崇的经济学家是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他认为央行应该是屋子里的恒温器，温度高了自动降温，温度低了自动加温，独立于政府和政治来管理货币，日本央行的官僚们太感动了，还是弗里德曼懂我啊！

所以早在《广场协议》签订前，提携过日本央行前副总裁的三重野康的央行前总裁佐佐木直就呼吁制定五年计划，完成日本自由化经济转型。

虽然央行有了诺奖大佬理论背书，但大藏省毕竟执掌日本经济三十年，日本又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氛围，利益团体动不了怎么办？

天才的央行官僚们就想到了一个极其中二的办法——搞出一场危机！扳倒大藏省，置之死地而后生！

《广场协议》签订后，央行前总裁前川春雄站了出来，更加激进地提出要进行十年经济改革计划，呼吁日本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做大规模革命才能让日本人生活水平赶上欧美。

该计划列出了一系列改革愿望清单：行政改革、废弃官僚、引入美式自由市场，还特地强调货币和财政政策要发挥巨大作用，甚至公然提出要用货币政策搞一场大型历史性危机，要大到足以克制大藏省、政治人物和既得利益集团！

既然你大藏省要吹泡沫，我就帮你吹，吹个大的！炸了才好，炸了之后 55年体制被彻底推翻，日本经济就转型成功了！

这种脑回路我们是不太好理解的，但在日本是常规操作，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做“无想的一刀”，就是千万别想太多先破局了再说，当年轰炸珍珠港赌国运用的也是这一招。

1987年2月，为了应对广场协议带来的汇率波动冲击，美日德英法在卢浮宫再次开会，日本、德国答应刺激国内需求增加进口，而美国重申自己会削减赤字不再放任美元贬值、稳定汇率。

有了美国爸爸的首肯，日本央行的官僚们豁出去了，原本对泡沫通胀反感的央行以宽松货币的名义反而追着各家银行增加贷款配额，最高到每年增加15% ，远远超过了实体经济扩大再生产的需求。

大量资金只能投入金融投机领域，降低门槛放给本不需要的人，也就是次级贷款。

一时间，哪怕二三十岁的普通员工都可以贷款买两三套房子，然后抵押再贷款。

人们的资产增多就投入股市土地市场，而银行往往可以以土地实际价格的300%放出贷款，你先花一个亿买一块地然后抵押贷款3个亿，然后再买地、再抵押，这资产价格不是左脚踩右脚直接上天了嘛！

从1987年到1989年，两年内日本股市、土地价格再度翻倍，一个承包停车场的小老板在银行的推波助澜下通过买地、抵押再买地再抵押居然把资产做到了7000亿日元！传统制造巨头比如日产，搞金融投机赚的钱也超过了精打细算造车。

上行下效，实业被抛到了一边，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这些后发经济体悄悄在美国产业转移下实现了半导体等等领域的追赶逆袭。

随着日本人纸面资产的暴增，开发高尔夫球场成了炼金术，而且还没开建就可以卖会员，一个会员资格可以从450万日元炒到3000万日元，几年里就全日本就建起了一千多个高尔夫球场。

民间一派狂欢景象，纸醉金迷。

上到日本财阀血拼帝国大厦和时代华纳，下到东京普通白领出门非出租车不坐，吃寿司还要加上金箔。当时的日本人眼里，株式会社成了新的“联合舰队” 要拿美国开刀一血战败耻辱。

外有日元升值、内有信贷扩张，1989年日本土地总资产是2000万亿日元，而同期国土大30多倍的美国只有500万亿日元，把日本东京湾卖了就足以买下整个美国。 

面对显而易见的巨大泡沫，记者问负责指导银行业信贷额度的福井俊介会不会制止快速扩张的信贷时，他却说：

“经济结构改革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国际贸易失衡正得到解决，货币政策支持这么做，所以我们有责任尽可能长时间得维持货币宽松，所以信贷扩张是必须的。”

此时，《广场协议》已经名义上结束了两年，报纸在新年伊始还鼓吹股市再创新高，日本人完全陷入了醉纸金迷中，对日本国际地位认知达到了巅峰，《日本可以说不》登上畅销书榜。

那么就到此为止吧，无想的一刀要来了。

1989年12月17日，由前面那位佐佐木直招进央行的三重野康从副总裁变成总裁，转手立刻把利率从2.5%抬到了6%，房价股市急转直下。

他被一些日本媒体视为戳破泡沫的英雄，而前任总裁澄田智自然背上了“泡沫先生”的骂名。

1990年一年，股市就下跌近40%；1991年，土地泡沫也破裂了。

外加美元开启加息周期，土地价格连续14年的下跌，日本平均地价到2005年只剩下1991年的不到三分之一。

日本民间设备投资连续三年负数增长，除金融与保险外，1993年日本全产业利润比1992年下降了20%，贸易顺差也在下跌，到1996年已经减少了一半。

债务崩盘、居民破产、企业利润下滑，失业裁员比比皆是、千万富翁转瞬成为穷光蛋，十年里破产了20多万家大中型企业，小企业不计其数，每天都有人自杀。

1990年一年，日经股指就下跌近40%，到2003年已经跌去了80%，泡沫吹得过大、爆得太快,90年代日本银行业的不良债务连环暴雷,金融机构相继破产,金融丑闻不断涌现。

一开始有黑社会掏空上市公司， 后来又出现年营收几十亿日元的企业勾结，大藏省官员撬动一万亿日元资产，特别是日本住宅金融专门公司发生高达8万亿日元的投机性不良债务， 牵连了日本很多暴雷的大企业乃至政府农林系统，大藏省官员也接二连三被牵连。

曾经主导日本战后经济腾飞、掌握银行体系与日元命运的大藏省彻底失去了社会信任也失去了权力，中曾根桑的革命成功了！

1998年，《日本银行法》颁布，日本央行终于在90年代成为了弗里德曼口中那种真正独立的中央银行，五十年的老王子终于熬成为“日元之王” ！

然而，当央行的官僚自以为能够独立制定货币政策时却发现弗里德曼这个老小子他骗人！

一加息日本经济就崩溃，只好降息，降到零还不够了干脆在2001年直接开始印钱购买国债，比美联储QE量化宽松还早了8年。

从国民经济中抽血收铸币税又重新注入经济体，但无论印多少钱、借多少债都像是丢进黑洞激发不了任何经济活力，却吹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债泡沫。

05

就在日本央行处心积虑搞泡沫的时候，美国依旧不依不饶持续对日本的经济结构转型进行施压。

国家没有经济政治主权，央行所谓的独立性就成了废纸一张。《广场协议》签订的5年里，美国的贸易调查与制裁就没断过，却发现从日本的进口反而从1984年的604亿美元上升到1989年的971亿美元，占美国总进口比重也从17.7%上升到19.7%。

美国的逆差中，来自日本的比重更从29.9%上升到40.5%，没办法，美国干脆手把手逼着日本这个“供给侧”强行自由化改革。

1990年6月《日美结构协议》最终报告签订，美国对日本提出了改革价格机制：放开外企限制、审查土地税收、纠正企业系列化封闭、纠正垄断排他性商业行为等一系列直接干涉日本经济主权的条款，为的就是打破日本保护本国经济与市场的大门。

当然，作为对等日本对美国也提了结构性改革要求，比如压缩赤字之类的，但是你懂的，这是在搞笑。

这是美国人第三次打开了日本国门，前两次一次是明治维新带来近代工业革命，一次是二战麦克阿瑟带来了战后起飞，但第三次就没那么好运了，因为紧随而来的是一整套新自由主义巨无霸套餐。

从中曾生康弘的“强日元”梦想到日本央行“无想的一刀” ，从桥本内阁的“六大改革”再到

小泉纯一郎的急进改革以及安倍晋三“三支箭”的“安倍经济学” ，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持续推进新自由主义，推出有关结构调整的各种倡导、法律和政策， 而这套改革的结果如何大家也看到了。

今年6月15日，日本国债价格两度跌到熔断，创下2013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震惊了全球金融市场。

国债其实就是借钱，愿意借钱的人少了借钱需要付的利息就更多了。

2020年，日本财政收入63万亿，预算支出102万亿，赤字40万亿要靠发国债来募集， 累积下来1200多万亿政府债务，是GDP的2.6倍，对于GDP年增长1%上下的日本来说，国债利率上涨一个点，光借新还旧的利息就能吐血。

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日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一路从100日元兑6.5人民币下跌到现在的4.9人民币，从金融角度可以找出很多说法，但归根结底还是日本的产业竞争力相对于中国真的不行了。

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产业革命、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光伏新能源、电动汽车日本一项都没抓住，甚至连二次元手游都……

去年的东京奥运，安倍桑的周密安保背后的匠人精神令人泪目；十年前去日本玩还能带点小家电，现在实测小米的电饭煲都完爆虎牌；去日本玩想带点东西可能只能带潮牌了。

传导到最后，对日本普通人最严重的打击就是劳动市场的巨变。

战后的日本，曾经是个只要挥汗拼命工作就能得到回报的社会，集体虽然压制个性但也给出庇护，而现在，随着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劳动工会“三大神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派遣员工连喝个饮水机的水都不行，大家就只能躺平了。

现在在日本上班最常用的迟到借口就是：私密马赛，今天又有人卧轨电车又晚点了。

当躺平成为国民经济常态，日本这个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就从一个个微观国民角度失去了经济活力根本来源，想增发货币提振消费根本发不出去，最终只能给到大财阀进一步加剧阶级固化。

那些大财阀的总裁都老得要穿纸尿裤啦，对于未来新产业机会的把握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翻开日本这段泡沫经济的历史，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讽刺剧。

一厢情愿的中曾根、贪腐僵化的大藏省、冷血疯狂的央行官僚、从曲线救国到“无想的一刀”、再到量化宽松……今天看来都非常搞笑。

咱就说，日本生产了世界上20%的价值、付出了相应的内卷、环境的代价却只能分到10%的价值，这是谁造成的？

这样巨大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你在那儿螺蛳壳里做道场，搞什么新自由主义，尝试新的货币政策，跟小孩子过家家有什么区别？

当然对于日本这个级别的国家来说，它顶多是尝试去学德国，跟东亚国家完成和解，在美国那儿活出一些统战价值。

你让它去打造抗衡美国的军队、自主的高科技产业链 、以它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乃至在英美搞新自由主义的时候走出独立行情，争取生产20%，分到30%这些当然都是不可能的，它没这个能力。

现在我们也碰到了类似的困难，而不同的是我们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更要吸取日本的教训，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团结，什么曲线救国、“无想的一刀”都是在扯淡！

经济有周期很正常，下行的阶段一定要优先维护底层的利益。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这样的社会在未来才能迸发出新的活力，绝对不能像日本那些冷血官僚一样总是觉得苦一苦百姓就能扛住危机，苦一苦百姓就能功成名就 ，一再拿老百姓挡在前面，却没想过要创造一个以我为主的新世界。

当战后日本的经济学家恍惚间把美国恩赐默许下的“1955体制”错当成“国家社会主义”的时候或许也曾幻想日本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道路。

然而，当岸信介把日本死死捆在美国战车上的那一刻起，打死安倍晋三的子弹就已经出膛了。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政策与新自由主义 李月 古賀勝次郎

失去的三十年:平成日本经济史

管理美元: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

试论日本的文化土壤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改革的矛盾 陈立行 日本关西学院大学

纪录片《日元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