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肖阳、肖巍｜融合与批判：当代生命伦理学的生命政治化倾向_风闻

张肖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肖巍丨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自20世纪60年代问世以来，生命伦理学科便一直奔波于应对生命和医学科学技术发展所遭遇的各种伦理困境和挑战。如今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生命政治”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生命伦理学观点总是折射出关于生命和医学科学技术发展的本质、目标和价值观的政治预设。正是由于生命伦理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治理日益增长的联系与互动，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重要理论——“生命政治”（biopolitics）便自然地被融合到生命伦理学理论和实践之中，尤其在全球蔓延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背景下，这一融合更凸显出时代和历史价值。

“生命政治”概念的源流

阿甘本在其代表著《神圣人：至高的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1998）导言中指出，在古希腊人那里，并没有单个的词能表达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命”，他们使用有着共同词根，但语义学和字形上却不相同的两个词：“zoê”和“bio”，前者表达了一切有生命的存在，包括动物、人和神都相同的简单事实——活着，体现出一种自我保存和抵抗死亡的力量，是一种“赤裸生命”（bare life）和自然状态的生命。后者则是指更适合个体或者群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阿甘本也看到，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未曾使用过“zoê”一词，因为他们都不关注简单的自然生命，而是注重一种有质量的生命，一种特有的生命方式，尤其是人的生命被视为一种由政治塑造的生命，因为雅典公民仅仅为了生存便可以聚集起来维护政治共同体，仅仅是活着的事实本身便具有某种善。因而，在古典世界里，简单的自然生命被排除在严格意义上的“城邦”之外，它只限于再生产和家庭领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传递出一个“完美共同体”的信息，即把活着或简单的生存事实与有质量的政治生命对立起来，“出生关于生命，但存在本质上与善的生活相关”。在阿甘本看来，这一信息在西方政治传统中一直被奉为圭臬。亚里士多德为了把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区分开来才把人定义为“政治动物”，“人的政治不同于其他生命存在，因为人借助和语言相联系的政治性，建立起了共同体，这里不仅有快乐和痛苦，也有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阿甘本也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区分出两种生命，即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后者才是需要由城邦、政治共同体来促进的生命，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原本来自人们为了自然生命能够活下去的欲望，而完美政治共同体的目标是善的生活，这个共同体并不受制于，或者不仅仅受制于人与其他存在物共有的苦乐感觉，而是有善恶和公正与不公正之分。

尽管古希腊人和亚里士多德并未明确提出生命政治概念，但他们所谈的“政治生命”却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生命政治”概念提供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福柯和阿甘本颇具代表性地阐释了“生命政治”概念和理论。1974年，在一次社会医学会议上福柯首先提出“生命政治”概念，而后在一系列讲座和论著中系统地阐发了这一概念和理论。总体来看，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具有三个主要特征。其一，把人口与治理相结合，这两者是他讨论生命政治问题的入口。其二，把权力关系与真理体制相结合。与笛卡尔以来的“身心二元论”不同，福柯认为，生命实际上是一个“身体/生命—权力—知识”三位一体的结构，真理体制是权力运作及治理策略合法性的来源，是权力意志的体现，真理体制与权力一道作用于生命，通过规训和监禁、降低死亡率、鼓励结婚、疫苗接种等手段进行人口治理。其三，把人口现象与治理实践相结合，追问权力和策略运用的合法性问题。在一些研究者看来，福柯所指的“生命政治”是18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使特有的人口现象向治理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变得合法化的某种方式。“结合福柯在多个文本使用该词所要表达的含义，都涉及对生命、健康、卫生、寿命、出生率等人口因素所实施的治理技艺，而且生命和人口的特殊问题都是在自由主义这种政治合法性内部被设问的。”简言之，福柯的生命政治旨在从人口和治理出发，追问各种权力与策略运用的合法性问题。

“生命政治"之争：从福柯到阿甘本

在阿甘本看来，福柯的“生命政治”是“在现代的门槛上，把自然生命包括在国家权力机制的算计之中，把政治变成了‘生命政治’”。他强调自己的“生命政治”概念是对福柯思想的修正与完成。他首先利用“神圣人”（Homo sacer）来阐释自己的“生命政治”概念和理论。阿甘本认为，这种“神圣人”就是古希腊人所说的“赤裸生命”，但他并没有把“赤裸生命”与“政治生命”分离开来，而是通过“赤裸生命”来探索权力与生命之间的关联，揭示出政治权力关系始终显性地和隐秘地把控生命的事实。阿甘本认为赤裸生命是西方国家现代政治的根本特征。现代政治既不像古希腊那样把自然生命纳入城邦政治之中，也不像福柯那样让生命成为国家权力算计的对象，而是通过“例外”（exception）无处不在地主宰生命，使最初处于政治秩序边缘地带的赤裸生命逐渐地与政治合为一体，陷入一个排除与纳入、外部与内部、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 正确与错误都无法再区分的混乱地带。**“例外状态”（thestate of exception）是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用于阐释生命政治中的民主进程，它不仅起到分割神圣人/赤裸生命与政治生命的作用，也是整个政治制度赖以存在的隐秘基础。**正是由于例外状态的边界十分模糊，赤裸生命才既住在城邦中，又是与政治秩序冲突的主体和对象，国家权力组织和赤裸生命的解放也都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在例外状态的分割之处，国家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目标需要对个体进行规训，然而与此同时，个体也成为政治权力的主体，这种赤裸生命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便催生出现代民主进程。阿甘本还描述了生命被置于现代民主中的一个悖论：现代民主伊始以来便证明赤裸生命解放的正确性，试图为其找到一种生活方式，成为“赤裸的政治”（bios of bare）。然而，在这一寻求自由幸福的地方，赤裸生命依旧必须屈从于规训，在充满斗争的过程中无力将自身从前所未有的毁灭中拯救出来，致使“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把对于赤裸生命的决定转变为最高的政治原则”，“把关于人的生命质量的质疑变成人类种族属性的生物学断言”。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概念力图探讨政治如何成为决定生死的权力，如何获得行为的合法性，以及缔造一种全新的政治可能性等问题。

“生命政治”与生命伦理学的融合

生命伦理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是对古老的医学伦理学的现代拓展。**医学伦理学的核心价值主要是促进病人权利、改善医患关系、培育医生的美德和加强医疗保健制度建设。生命伦理学更关注探讨医学生物学技术对于人类、生物以及环境应用所产生的伦理学问题。**生命伦理学可以分为临床生命伦理和人口层面的生命伦理，后者即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公共健康伦理（public health ethics）。前者主要关注对于个体患者的医疗与福祉，仁慈与关爱、民主与自由、个体权利与自主性一直是这一学科所信奉的核心价值观。后者使生命伦理学的价值追求变成促进人口福祉和社会公正，以及关注全球和未来人口的健康，它需要以医疗保健体制、公共健康策略以及政策和法规作为制度保障。“公共健康要通过它所服务的人口健康状况来衡量自己的进步。因此，对于这一领域至关重要的是认识公共健康的决定因素。”“公共健康伦理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反映出健康保健专业人士、公民、代表他们的社群、自称公共健康伦理学家的人等在公共健康领域本身发现的多重维度和不同层面的相互联结。”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对全球公共健康构成巨大的威胁，也暴露出“赤裸生命” 的极度脆弱性，并且对国家的生命治理权力和生命政治，以及生命伦理学提出艰巨的理论和实践挑战。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必须考虑在何时、何处、向谁，以及如何分配短缺的人力、物力和医疗资源，例如疫苗、核酸检测试剂、药物、床位和呼吸机等，甚至可能决定“谁活着和谁死去”。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公共健康和全球政治经济危机中，防范和应对疫情的公共健康策略既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体现，也追问着生命权力运作和策略应用的合法性问题。

尽管在医学伦理学和生命伦理学发展进程中，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始终如影随形，**但公共健康伦理的问世更凸显出权力因素的重要意义，它要求当代生命伦理学不仅要关注个体权利、医患关系、医生美德和医疗保健制度等问题，而且要从社会制度设计和稀缺医疗资源分配等角度论证权力关系与权力结构的合法性和公正性。**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恰好为当代生命伦理学的“权力维度”探讨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和路径。

在福柯和阿甘本对于生命政治的讨论中，都不可避免地联系到一个核心概念——生命权力（biopower）。“**生命权力是作用于生命的权力，它通过对人的出生、健康、医疗活动的优化来促进就业，提高生存水平，这种权力被界定为‘使人活，让人死’的权力。”**一般说来，福柯和阿甘本对于生命权力的理解大抵相似，但论证方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

福柯的生命权力来自他对于权力的阐释，但他一生中对于权力的理解也有所变化。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如《疯癫与文明》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权力主要指一种限制和压迫的力量，而在“生命政治”中，权力则指通过政治提供一种维持力或者养料（sustenance），以便形成各种结构和制度使人口获得自由与活力。国家所行使的生命权力并非都是压制性的，而是为了促进这种新的能力创造条件。因而，在福柯后期的著作中，权力主要是一种由多重力量形成的组织，而不是单纯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自身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处境的名称。”

**据此来观察，福柯研究生命政治的主要目的是在多重权力机制中考察权力关系如何布局、调控和治理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他也始终是在自己所处的时代，在自由主义政治框架内追问这种合法性。**在福柯看来，自17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便具有“人体解剖政治”（an anatomo-politics）和“人口生命政治”（a 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前者把身体作为机器来规训，使其能力达到最优化，榨取它的力量，使用和驯化并行不悖地发展，同时身体也被整合到高效运转的经济体系中，通过以规训为特征的权力程序获得保障。后者以人口的身体为核心，让身体作为生物过程发挥作用：繁衍、出生和死亡，以及促进健康水平、预期生命和寿命等，这也需要通过一套完整的干预措施和“规范控制”（regulatory control）来完成，形成人口的生命政治。

这样一来，“身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规范形成了两极，而生命治理的权力组织围绕着这两极发生作用”。“为了达到身体规训和人口控制的目标，大量技术涌现出来宣告着一个生命权力时代的到来”，生命权力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要素，在18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命进入了历史，人类生命进入了知识和权力领域，也进入政治技术领域，生存事实也由此变为知识控制和权力干涉的对象。“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生命政治，即生物学的、躯体的、身体的政治。身体就是生命政治的现实，医疗就是生命政治的策略。”福柯还以“性”为例阐释这两种生命权力形态如何通过相互作用把个体和种族生存意义上的“性”变成了政治问题。“性在两个轴线的交叉点上发展起完整的生命政治技术。一方面与身体的规训相联系……另一方面被用于对人口的规范，通过这些规范，性行为的所有后果都影响深远。”到了19世纪下半叶，血统因素又添加进来，与针对身体、针对“性”运作的生命权力结合起来，催生出现代国家种族主义，纳粹正是利用这种种族主义制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福柯强烈谴责这些行为，指出在生命权力中具有鲜明的内在反抗性，这不仅是因为没有反抗和对立，权力便无法成立，也因为无论权力结构和真理体制如何，生命都无法被完全整合到治理它的技艺之中，本身也具有不断逃离治理的力量。因而，权力关系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对立、矛盾、颠覆，以及动荡的过程，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抗。抵抗内在于权力关系之中，是权力关系中不可消除的对立面。生命权力关系也经历着同样的过程。

18世纪的新自由主义试图寻找一种新的经济治理方法，但这一方法不仅是一种经济思想，也是一个政治手段，因为它在管理生命和人口的同时也试图限制国家的作用。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怀疑并拒绝了国家，但角度却有所不同：“新自由主义者批评目标主要针对国家干预性的经济政治，而无政府主义者则是对国家进行纯粹的政治批评;自由主义者认为应该让个人管理生命，应该是市场、自然法而不是国家充当管理者的角色。作为道德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应该依靠伦理道德而不是国家来管理事务。”

**福柯也看到，生命权力中具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压迫性、否定性力量，如摧毁、剥夺、限制和阻碍等；另一种是生产性、肯定性力量，通过规范性和规则进行生命管理。**而且，生命权力的运作需要下列因素：国家和一些权威机构提出有关人类生命活力的真理话语，以及以健康和生命名义对整个人口或者亚人群进行干预的策略，还有便是个体的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努力。这一生命权力的运作需要一种“双重绑定”的结构来支撑。阿甘本认为，福柯生命晚期研究了这种“双重绑定”结构：一方面是政治技艺，例如治理的科学，国家据此把对于个体自然生命的关注作为核心使命；另一方面是自我技艺，个体通过主体化过程绑定自我的身份和意识，也把自我绑定在外部权力关系上。由此来说，现代西方国家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把个体主体化技艺与客体整体化程序结合在一起，这种“双重绑定”构成了现代权力的个体化和整体化结构。这一“双重绑定”结构也让福柯充满忧虑，他担心在生命权力面前，个体会失去自由和主体地位，生命权利得不到尊重，因而便在自由主义政治窠臼内不断地追问生命权力运作的合法性问题。福柯渴望自由和民主，却没能给出一个理想的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运作方案，最终只能漂泊在无政府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或许便是福柯所追求的没有任何本质属性的自由。

**阿甘本循着福柯的路径继续探讨，从个体化与普遍化、个体自由与政治权力等角度论述生命权力问题，在本体论和政治哲学的呼应中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与福柯早期的权力观相似，阿甘本把权力理解为一种限制和压迫的力量，把生命权力视为主权者通过“例外状态”对于“神圣人”和“赤裸生命”的操控，他甚至把西方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所有生命都视为潜在的赤裸生命，认为其都处于既非自然生命又非政治，既被排除又被纳入，既外部又内部的地位，他们既渴望自由又无法拯救自身，并且随时可能由于“例外状态”而被置于死地，从而转化为政治生命的危险境遇。阿甘本认为“例外”是由政治权力把控的，这种权力的化身便是国家权力，并直指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在这种政治中，生命愈发清晰地被置于国家政治的中心，国家政治便是生命政治，在阿甘本看来，这种生命政治也是死亡政治。他的这些观点来自从形而上学到政治哲学的一系列演绎过程。

海德格尔试图探讨存在的本质、阐释存在处于某种被遮蔽状态，并把语言理解为一种“独白”——“它独自说，自己与自己说”，认为虽然人类有语言经验却又根本被排斥在那个经验之外。阿甘本也追随海德格尔从存在出发探讨生命政治理论。“语言哲学是阿甘本思想的核心”，他集中思考存在是如何被遮蔽的问题。海德格尔发现，在语言中有一种否定性，“语言对自己言说并言说自己，但也通过人来言说”，人只是语言的使用者，却不是它的“拥有”者。因而，在人之存在的核心之处便产生一种“否定性”。阿甘本抓住这种否定性阐释自己的生命权力理论。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有其“此”，所以它才能实存。在阿甘本看来，“此在”便是“在此的存在”，这个“此”命名了一个场所和空间，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存在的。然而，这个场所和空间同时也是有可能把人移出存在的地方，这便在人这个实体中引入了一种否定性，把人也变成否定性的场所，正是由于他必须在这个否定性的场所言说，便注定他无法进入存在之中。事实上，阿甘本对于存在和语言的本体论探讨绝非为了满足一种形而上学旨趣，而在于更为深邃的生命政治理论思考。依据英国埃塞克特大学学者亚历克斯·默里（Alex Murray）的观点，阿甘本强调语言与存在之间的本质联系，语言建构了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但政府和法律却在使用和操控语言，它们利用语言来强化自身的权力统治，因而阿甘本试图通过再现和使用语言挑战这些权力。美国罗格斯大学学者本杰明·赫琴斯（Benjamin Hutchens）赞成这一评价，并且补充说：“亚历克斯·默里将阿甘本解读为一个厌恶当代社会的人，这尤其体现在全球人口对于权力机器的无知和奉承方面。阿甘本的目标是让这些装置（以及它们所涉及的语言）停摆，以便为‘来临中的’共同体做好‘未来’哲学条件的准备。”在这里，阿甘本的逻辑链条是：人的存在必须通过语言来揭示，而语言本身具有一种否定性，人由此也变成一个否定性的场所，缔造了一个否定性空间。如果把这一观点应用到政治哲学，从生命政治角度来解读这一否定性空间，它便可以被视为由政治权力操控的“例外状态”。语言的分裂制造了人的存在和人本身的分裂，以及被权力操控生命的“例外状态”，这一状态实际上也意味着一种排除——赤裸生命处于共同体之外的，不被共同体纳入的地位，而且如果某些人作为赤裸生命可以被排除，便意味着所有人都有潜在的可能被排除，这便让阿甘本得出在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赤裸生命的结论。

阿甘本还强调，对于人类来说，从未具有过简单的自然生命，古罗马时代父亲对儿子有生杀大权，这与执行官的统治权并无差别，“原初的政治元素不是简单的自然生命，而是暴露在死亡面前的死亡生命（赤裸生命或神圣生命）”。“政治生活的首要基础，就是一个人可以被杀死，并且通过被杀死的能力而被政治化的生命。”为了拯救赤裸生命，消除赤裸生命与政治之间的冲突，阿甘本也同福柯一样质疑生命权力操控的合法性问题，其理论也具有一种反抗力量，他试图寻求一种全新的生命政治，即一种不再以纳入性地排除赤裸生命为基础的生命政治，展望一个“来临中共同体”。

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从生命权力角度分析了生命尊严、权利与权力的关系、生命在权力结构和关系中的境遇、医学和公共健康的政治指向，以及国家生命治理制度与策略的合法性等问题，这些分析融合到当代生命伦理学中之后便产生出一种根本性的力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代生命伦理学“权力维度”研究之不足，也从更深层次上促进这一学科对于个体自由、生命权利、生命尊严与权力关系的思考。

“生命政治”：生命伦理学域内再批判

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解构性。福柯较为冷静地阐释了生命权力所蕴含的两种力量，即压迫性、否定性力量与生产性、肯定性力量，但即便如此，福柯也把“自己最深奥难懂的学术著作看成是提供给各种暴政反对者的‘工具箱’。他的确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是一个反精神病学运动、倡导狱政改革和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英雄”。相比之下，阿甘本则显得更为“激进”，把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视为生命政治，并把这一政治定义为死亡政治。**毋庸置疑，福柯和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都体现出一种对于生命价值的追求，以及反抗权力压迫和暴力的力量。在当代生命伦理学研究日趋“生命政治”化过程中，这一理论的重要贡献是从“权力维度”来分析生命。当生命政治理论与当代生命伦理学相融合之后，后者的研究方向便发生了从“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转变，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代生命伦理学愈发自觉地把“自下而上”的权利要求与“自上而下”的权力设置有机地结合起来。**就此而言，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无疑为推动当代生命伦理学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然而，在当代生命伦理学背景之下进行考察，福柯和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也暴露出自身的历史和理论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理论框架的局限性。福柯和阿甘本都始终囿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行生命政治批判，例如，福柯着重考察自由主义政治框架内的生命权力运用的合法性问题，即便他意识到公共健康的伦理意义，也依旧会担心个体自由和权利由于公共健康或者权力的滥用而受到损害。阿甘本更是如此，他甚至由于纳粹的暴行而对生命伦理学怀有偏见，例如在《神圣人》一书中，他也讨论过优生学、安乐死和人体实验等生命伦理学问题，但这些讨论都被置于纳粹和法西斯主义践踏和残害人类生命尊严的阴影之下，致使他的分析和结论充满愤怒和悲观情绪，并没有意识到应当把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反人类罪行和反人道主义价值观与生命伦理学这门学科区分开来。当代生命伦理学的“公共健康伦理”方向已经让人们意识到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西方传统伦理价值观已无力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公共健康危机，欲缓解和消除福柯和阿甘本对于滥用“生命权力”的忧虑必须从伦理价值观的改变开始。然而，无论伦理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如何，当代生命伦理学都应体现出促进全球人口健康和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伦理价值观，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下，面对人类社会的生死存亡，亟待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伦理共识。

二是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毫无疑问，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具有促进当代生命伦理学进行价值反思的意义。由于生物医学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代生命伦理学一直疲于应对各种伦理挑战和困境，甚至无暇顾及实质性的伦理反思。美国生命伦理学家杰弗里·毕肖普（Jeffrey P. Bishop）等人指出：“当代生命伦理学在性质和目标研究方面的弊端是缺乏实质性反思，这导致它在为一般科学，特别是生命医学科学建立规范伦理上的困难。”曾任“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学咨询委员会”负责人的埃德蒙·佩莱格里诺（Edmund Pellegrino）也认为，如今生命伦理学在充当反思科学、技术和医学发展的工具时，也呈现出一种“逐渐放弃任何形式的规范伦理和道德真理观念”，仅仅强调程序和公共政策的趋势。毫无疑问，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有助于当代生命伦理学澄清被模糊的事实，以批判性思维方式从社会意识形态层面反思生命伦理学的价值观。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西方民主国家的防控策略看似是一种简单的公共健康策略选择，实则却在“真理体制”外观下体现出一种权力意志，也是各种伦理价值观与政治利益博弈的结果。以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生命伦理分析，便可以发现这一理论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它帮助人们意识到国家和政府的生命权力操控可能导致某些社会群体的生命权利得不到保护。例如，2020年3月初，在新冠肺炎疫情猖獗之时，英国政府曾宣布采取“群体免疫”策略，其目标是让60%的英国人口感染上病毒，以便达到更佳的防疫效果。然而，《柳叶刀》主编、英国皇家医学科学院院士理查德·霍顿（Richard Horton）曾对此评论说，这意味着“政府在与公众赌轮盘”，在这场赌博中，本应受到特殊保护的易感群体，如老年群体却成为最脆弱的人群。另一方面它也可能由于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而走向极端，反对公共健康危机时刻国家和政府为了保护公共健康而采取防控措施。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初，阿甘本便犯了把生命政治理论推向极端的错误，他批评意大利政府采取的防控政策是借疫情之机制造“例外状态”，用排除纳入机制塑造“政治生命”，生产和毁灭生命，显而易见，他的这一做法不仅暴露出其生命政治理论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和极端性，也无益于推动新冠肺炎抗疫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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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价值理想的虚幻性。福柯的生命权力理论具有一种内在的反抗压迫、变革和颠覆权力关系与结构的力量。阿甘本则在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探讨“来临中的共同体”，把这视为自己生命政治理论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然而，阿甘本的这一“来临中的共同体”却充满了虚幻性。在他看来，这一共同体并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个过程或者实践，其目的只是为政治和伦理思考开启新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如同在语言空间中一样，新的政治和伦理形式能够对现代政治的语言控制发起挑战。这一思想也与阿甘本对伦理学的理解相关，他认为，“任何伦理学话语的出发点都是由一个事实构成的，既没有本质、没有历史或精神的使命，也没有为人类指定必须完成的生物学使命。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类似伦理的东西存在——因为如果人类曾经或者必须有这种或那种本质，这样或那样的命运，人类就不可能有伦理体验，有的只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因而，无论是福柯的无政府主义还是阿甘本的“来临中的共同体”都无法为人类指明一个理想社会的方向，这也致使其生命政治理论止步于解构和批判，难以成为一种改变现实和追求理想的实践力量。

结语

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面对无数生命的逝去，福柯和阿甘本对于生命政治的思考可以为促进当代生命伦理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工具箱”，使人们能够透过全球各国新冠感染确诊和死亡病例的数据思考疫情防控策略的合法性，以及如何促进全球团结抗疫，提升全球生命治理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问题，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尽快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

然而，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是生产性的，对于他们思想的汲取和应用也是生产性的。由于这一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和理论局限性，对它的汲取和应用也需要有一个抽丝剥茧和披沙沥金的过程。

生命伦理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体现，需要借助生命政治理论探讨权力机制如何生产和塑造生命，追求一个理想的政治共同体和每一个生命都得到保护的新世界。事实上，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生命伦理与生命政治一刻都不曾分离。正如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所言：“人类的生命，我们存在的方式以及人类的性质本无秩序可言，人们却企求这种秩序以便在各种生活方式中进行判断或评价。在初开的混沌之中人们却强加了许多不同的秩序，紧接着就是权力意志。”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理论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生命从来就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必须通过把握生命被生产的权力机制才能深刻地领悟生命，也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最终实现既尊重每个个体的生命权利与尊严，又能保护全球人口健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