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批《黄梅戏起源》一书及背后（三）_风闻

“…….，当前能够证明黄梅戏起源的文献证据还很缺乏，……。……，缺乏文献记载是地方戏曲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

——摘自《人民日报》“黄梅戏起源有了新说”一文

前面两篇文章我们谈了《黄梅戏起源》这本书出版发行的情况，以及安徽对黄梅戏的起源进行“再探讨”的前因和在这个方面的布局。这篇文章我们来具体谈谈此书的写作及资料收集情况。

我们先来看本书，见下图。

引用自《孔夫子旧书网》

这是一本大16开，共348页的内部印刷品，编辑时间不详。经过与《黄梅戏起源》目录进行对比后，此书编辑时间应该是早于2017年，从文章内容比对来看，应该属于《黄梅戏起源》这本书的草稿。

与最终出版物比对，该书目录做了如下修改：

将第一章原附录“黄梅戏剧种定名始末”改为第五节“黄梅戏剧种定名的几点思辩”，增加附录“清末至民国媒体及官方出现有关‘黄梅调’‘黄梅戏’文字资料选录”；第二章增加了一节，第三节“从商南移民民歌看黄梅戏花腔的来源”，将原第三节改为第四节“黄梅戏主调与安庆民间音乐及前代戏曲”，附录一“安庆方言与黄梅戏音乐的关系刍议”修改为“安庆方言与黄梅戏音乐的关系”，增加又附“安徽池州青阳腔《目连戏文》大会本下卷《三殿》之(又称‘三大苦’）”；第三章第一节“黄梅戏传统剧目概述及探源”修改为“黄梅戏传统剧目概述”，第二节“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声腔及题材类型”修改为“第二节 黄梅戏传统剧目的声腔及样式类型”；第四章第一节“黄梅戏早期班社的形成”修改为“黄梅戏早期班社的孕育与雏形(明代中晚期)”，第二节“黄梅戏早期班社的发展”修改为“黄梅戏早期班社的初创与形成(清初至光绪前期)”，第三节“黄梅戏早期班社的类型及特点”修改为“黄梅戏早期班社的完善和发展(光绪中期至抗战前后)”；第四章第二节“拓宽黄梅戏领地的奋争”修改为“拓宽黄梅戏领地的部分前辈艺人”，第三节“创新黄梅戏艺术的努力”修改为“为创新黄梅戏艺术贡献突出的部分艺人”。

现在，我们以增加的第二章第三节“从商南移民民歌看黄梅戏花腔的来源”，来看看安徽做这个研究时，有哪些不严谨的问题吧。

在最终定稿中增加“商南民歌”，是安徽“黄梅戏起源与发展”调研的重头戏，也是所谓田野调查的重头戏。跑这么远，做么一个调查，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根据安徽方面的考证，清朝乾隆时期有大批安庆人口移民到商南县。民国时期《商南县志》也确有记载。安徽方面是想通过移民的方言民歌来证明黄梅戏唱腔。实际上这个设定首先就是错误的，它忽略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唱腔的发展早于乾隆时期前就已经形成了主要的流派，即使是此次调查能证明唱腔相同或相似也只能说明该唱腔的流行区域，而不能证明戏剧的起源，因为黄梅戏的发展过程中借鉴了相当数量的唱腔和其他剧种。事实是，从乾隆二十年到2015年，商南的社会发展就停滞了吗？下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商南县这个地方吧。

我们引用1993年《商南县志》中的内容供读者阅读。“商南，地处秦岭东段南麓，毗豫连楚。……农业开发较早，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朝代更迭，世事沧桑，无论是本籍乡户，或是客籍移民，世世代代，勤奋开发，把商南逐渐建设成衔豫接楚的经济区，陕东南的门户。明、清两代，是商南经济开发的重要时期。明洪武年间，明王朝向陕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移民。其间，有一部分定居于富水、曹营、清油河、白玉一带，入境后，插标为界，垦荒种粮，发展生产。清朝初叶，清王朝下令湖广填陕西，并把垦荒多少和人口增减作为州县官员年终考核的依据。自康熙初年起，南方移民陆续入境，至乾隆时已‘糜集其问’，‘生齿渐蕃’。”

从以上内容我可以得知，商南县作为“毗豫连楚”之地，与河南、湖北的联系远多于安庆，与安庆唯一有联系的就是民国县志中记载的那次乾隆年间的移民，而在商南县历史长河中，湖北向商南移民的次数与人数远多于安庆。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河南、湖北地方文化对商南县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安庆。

那么，安庆去商南县调研的是哪些地方呢？我从查阅的资料中看到，此次调研的地点主要是富水镇和青山镇，这两镇属于下江方言区，因为这两地“或因人口集中，或因有高山阻隔，很少受到别的方言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下江方言的纯正。”

当然，历史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即使是安徽方面一再强调“商南地区民歌小调，其吐字发音之所以完全匹配安庆土语方言，是由于陕南地区位于秦岭大山，较为封闭,形成‘冰窖效应’，迁陕的安庆移民后裔很好地保留了先祖们260年前从安庆老家带来的习俗语言、民歌小调等文化遗存。‘这些文化遗存,有力地证实了黄梅戏源自安庆、发展于安庆。’（摘自2016年1月11日《安庆日报》）”，事实却是，商南县方言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样是不断在同化和被 同化的进程中。详见下表中方言声调值。

引用自吕延《怀宁方言的归属》、黄宾主《黄梅方言“入派"调查》、1993年《商南县志》

从上表的调值相似度上来看，反而是黄梅方言的调值与下江方言近似更多。那么，按照安庆的理论推理，这个“冰窖效应”是不是反而证明了早期黄梅戏的语言属性是以黄梅方言为主？是不是也就有力证明了黄梅戏源自黄梅县，不是吗？

当然了，我们不会像某些安徽人那样，用这一个单一论据来证明黄梅戏的起源，就像本文一直引用的那段话说的那样，“…….，当前能够证明黄梅戏起源的文献证据还很缺乏，……。……，缺乏文献记载是地方戏曲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

安徽方面在此书中专门增加了“从商南移民民歌看黄梅戏花腔的来源”这节内容，无非就是想从其他方面找出证据来证明“黄梅戏源自安庆”，而这种理由是否充分，是否经得起推敲就不重要了，这是不是反过来证明了黄梅戏起源于安庆的证据很缺乏呢？不然，为什么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跑到陕西商南去调查一个并不充分、也缺乏时效性的证据呢？

我上面的论述只是试着从方言声调进行了推敲，结果疑问立即就显露出来了，那么，这个书中的其它田野调查方面是否还有问题呢？这个问题，我想会有其他人去研究的，我只是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实际上这个田野调查的确立是很不严谨的。黄梅戏在安庆最终成型已经近70年了，距离电影《天仙配》上映也过了60多年了，成型后的黄梅戏唱腔已经影响了至少两代人，无论商南县多么偏僻，多么封闭（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戏曲肯定是听过的，对当地民歌也好、唱腔也好，影响肯定是有的，毕竟两地在历史上还是有联系的，语言上还是有亲近感的，个人对熟悉事物的接受度也更强，因此，这种影响也是在不自觉中潜移默化的，也说明了这个田野调查的时效是错误的，不准确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截止调查时，被调查者年龄最大的不过80多岁，在当年电影《天仙配》上映时，被调查者年龄也才刚刚二三十岁，正是接受能力最强的时候。像安徽这样，硬要将这些民歌语言扯到乾隆年间，除了“贻笑大方”我想不出别的词来形容了。

这本书存在的问题并不只田野调查这一个，它在编写的过程中，表面上对不同的材料都进行了举证，给人形成一种公正的错觉，实际上是充分发挥了中文的语言艺术，对于同样性质的资料采取不同的认定标准，双标的行为不时出现。比如在对待口述的证据时。

大家来看一段书中的口述历史，“清代艺人蔡伸贤徒孙胡玉庭讲述：‘我的师祖蔡伸贤告诉我，清代咸丰时(1851--1861)才有正本戏出现。’结合现存资料，可知民间艺人引进正本戏，标志着他们迈出了由曲艺型演唱向正规戏曲曲种跨入的第一步。”

那么同样是口述历史，大家可以看看编写者的态度有什么不同。“丁永泉1959年口述、经过王冠亚记录整理，发表在《安徽戏剧》上的文章《丁老纵谈黄梅戏》，文中有一段文字： ‘黄梅戏是从湖北传到我们安庆地区来的，老黄梅调还是按湖北乡音咬字。曲调跟语言走，也是湖北乡音。……黄梅调是黄梅县逃荒的人用渔鼓、简板唱过来的。’似乎是言之凿凿、无可争辩，但结合时代背景、真实历史来看，还是大有商榷之处的。”

大家看到没有，亲历者的口述在这本书里是不可信的，转述者的口述反而是可信的。

还有，例如在第一章“黄梅戏与安庆戏曲文化”的第一节“黄梅戏起源诸说简述”中，该书编写者举证了大量证明黄梅戏起源于黄梅县的证据材料，但在举证的最后，往往用一句怀疑的句式就给否定了，比如“作为一家之言尚可，但作为证据，其支撑力是不够的”。在这一节的记述中，类似的语言还有很多，下面我再摘录几段。“这段话语充分表达了王兆乾先生当时的认识：在后文中做出的几种推论，由于尚缺真正证据的支撑，是不能作为定论来看待的”；“这种‘共识’有多少是通过考证发现的史实资料而达到思想统一的“；“上述种种，因系传说，免不了片面，甚至包括想象的成份”等等。

那么同样的举证材料用来证明安庆的时候，该书的编写者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到，当举证阮自华家族的时候是这样记述的，“因为古有刘晨、阮肇上天台的传说，正好对应了刘、阮二姓，故此地被称为“天台里”，地名传承至今。在这座闹市中的幽深大院，常常在清清明月的夜晚，隐隐传来撩人的戏曲锣鼓声响，这在当时安庆城区的上流社会、市井阶层中，对戏曲文化的认知和推广，作用是极其巨大的。”看到没有，传说不是传说了，推论变成了史实。

再展示一段，“还有这本专著未曾收录的明末安庆推官来集之，怀宁才女阮丽珍、桐城名士胡业宏、左璜、杨米人，太湖名家袁蟑、望江知县朱馨元等，众多的戏曲家填词度曲、演绎传奇，你方唱罢我登场，实实在在地炒热了安庆这方戏曲热土。”在这里，即使是没有记载的事情也变成了史实。

这样的双标还有很多，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就像我在很多评论中说的，这本书的权威性不够的，就是做的一道上级给的填空题而已，论证不严谨，充分，所有列举出来的证据都是想要证明黄梅戏起源于安庆，但是所有的证据直接指向的又都不是安庆，不得已又要大量寻找其他佐证材料来证明这个材料，实际上这些佐证材料的举证本身也是漏洞百出，并不能进行确凿的直接证实，从而形成一个不断举证的循环，这个循环无论有多少个最后都是虚指，形成不了实证。这也正是安庆当时请的专家们在研究时说的：”当前能够证明黄梅戏起源的文献证据还很缺乏“的原因。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也是佩服安庆的勇气，只是这种勇气不值得提倡罢了。

我现在将此书展示出来，就是想让广大读者看看安徽在黄梅戏起源这个问题上想了多少心思，做了多少荒诞事，不能说他们做这些没有用，至少还是欺骗了很多安徽人的。

关于《黄梅戏起源》这本书我就说到这儿。一本不值得说的书慢慢地也写了三篇，后面应该不会再写这本书的事情了，真的不值得。我一个外行都能挑出毛病的书，更不要说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