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死在自己建立的民主制上_风闻

雅典被公认为民主制度的起源，但是人们不知道或不愿意提及的是，正是民主制导致了雅典的灭亡。

这话还得从雅典民主制产生的时候说起。公元前510年，斯巴达以武力推翻了雅典的僭主统治，僭主希庇亚斯被放逐。策划这一行动的克利斯提尼号召在雅典建立一种新的政体，以防止僭主制卷土重来。

克利斯提尼设计的民主制度的主要内容是：

一、五百人议事会，由新划分的十个部落各选出50人组成，它的职能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

二、公民大会则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构，一切行政命令、政策法规皆由公民大会批准产生，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大会，并在会上发言。

三、组建5000人的人民法庭、投票决定案子的判决；

四、执政官和十位将军由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为了防止权力滥用，实行陶片放逐法。

不过，这时的雅典同时保留了贵族政体的机构——贵族议事会。贵族议事会主要由卸任的行政官员组成，他们在战神山上集会，因此被称之为战神山议事会。议事会有权否决公民大会的决议，拥有最高司法审判权，并对每年的行政官员的任免和首席执政官的选举施加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雅典政体，还不是完全的民主制，而是共和制。话虽如此，克里斯提尼设计的这套民主体制也暴露出诸多弊端。

陶片放逐法成为排除异己的手段。由克利斯提尼创立的陶片放逐法，实质上是一种政治流放的方式。只要有6000人在陶片上写下同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要被放逐。要知道，当时雅典的公民人数在40000到50000之间，也就是说，放逐一位政治家，无需公民中的多数赞同就可以，这使得驱逐反对派领袖变成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后来发展到只要和反对派沾边，就会遭此惩罚。伯里克利的父亲赞蒂波斯就曾经受到这种待遇，理由是与错误的政治派别联姻，而所谓错误的政治派别，不过是一些显贵的家族，他们被一些人认为会觊觎雅典的政治权力。这种排斥异己的方式，使雅典的民主政治变成了实际上的一党专制。从而使“民意”更加容易出现一边倒的倾向，决策也更加偏激。事情发展到后来，陶片放逐法越来越像一场闹剧，有些人心怀恶意，到处发掘别人的隐私，或借机敲诈勒索，或发泄妒忌怨恨，并乐此不疲。

多数人决策使新思想的出现受到重重阻力。由教士奥斐特斯提出的法律，“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立即治罪。”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阿那萨哥拉曾经提出，太阳是一团燃烧的物质，月亮之所以发光是由于反射了太阳的光芒，并提出月蚀的正确理论，但由于他的理论触犯了当时雅典流行的宗教观念，被以渎神罪投入监狱。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因为提出对神的质疑，被指控为无神论者，驱逐出境。雅典青年作家戴阿哥拉斯因“诽谤天神”而被判处死刑。在这样一种氛围下，雅典民众的思想和信仰的范围受到了极大地限制。

诉讼泛滥和告密成风。民主制下的富裕公民，境遇会十分尴尬。他的收入经常要缴纳很高的税赋，还要为建造三层桨战船慷慨解囊。同时，当朋友出现周转问题时，他必须为之提供基金，并支付高额的保证金。除此之外，他需要时时堤防各种告密者。民主时期，诉讼活动多如牛毛。一些恶棍专门从事此业以进行报复或勒索。普通民众也由于闲散过度而激发出告发他人的疯狂热情。在那些辩护词中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就是：“现在，完全清白无辜的人会受到阴谋家的迫害，其危险性并不亚于那些犯下邪恶罪行的人。”普鲁塔克的戏剧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场景，他笔下的尼希阿斯是一个富有的人，但他的一生都处于被陷害的感受当中。离群索居的生活也不能使他摆脱人们的纠缠；请托者不断进入他的家门，迫使他不得不对那些可能会对他加害的人施以馈赠。德摩斯提尼是一个具有雄辩才能的政客，在经历了雅典政坛的风风雨雨之后，过上了流亡的生活，他对前来拜访他的年轻人说：如果一开始他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演说家的讲坛和民主制度的公民大会；另外一条是直接死掉。他要是能够预见到政治生活中的邪恶、焦虑、充满嫉妒的控告、诽谤和相互倾轧的话，他宁愿直接选择死亡。所以，他劝年轻人远离政治生活。

雅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顶峰时，恰恰不是直接民主制充分运行的时候，而是由伯里克利这样的杰出领导人说一不二的时期。雅典从公元前460年开始执行的是事实上的帝国政策，伯里克利拥有了君主般的权力。他为了实施强有力的统治，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行政官员和议事会成员不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普通公民抽签决定，重大决策通过公民大会以多数表决的方式产生，决议一旦做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修改，公民大会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伯利克里通过人格魅力控制公民大会，并迅速做出决议，可是带来了政治结构的失衡。这在接下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暴露无遗。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面对六万全副武装的伯罗奔尼撒人和皮奥夏人的进击，伯里克利主张采取坚壁清野、闭关拒战的策略，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在他看来，兵力悬殊时冒险应战是不理智的行为，也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可是大多数人对此不予理解，他们高声反对这种策略并对他的守势作风表示愤怒，政敌们则对伯里克利不断加以威胁和责难，很多人写出歌谣和讽刺的诗文，诽谤的词句在全城流传，谴责他用懦夫的态度来行使将领的职权。伯里克利对此一概置之不理，他不再召开公民大会，怕人们会逼他做出违背自己判断的行动。为了不给敌方实行反间计的机会，他捐出了自己在城外的所有财产，用以抗击敌军的入侵。就在这时，一场瘟疫袭击了雅典，大量人员死亡，雅典人把这一切归罪于伯里克利，认为是他的坚壁清野的政策导致了瘟疫的发生。无论伯里克利怎样的安慰和说服都无济于事。最后，市民投票做出裁定，罢黜他的职位并课以大笔罚金。

煽动民众推翻伯里克利的克里昂接手执政官，而他能力实在有限，在台下的时候整天攻击伯里克利胆小无能，现在自己上台了，门都不敢出。面对毫无改善的局面，公民大会忍无可忍，强迫克里昂出城决战，克里昂无可奈何，硬着头皮拼死一搏，最终自己战死，雅典军队也全军覆没。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后期，雅典又分为主战和主和两大派，尼基阿斯主和，亚希比德主战。尼基阿斯到处捐神庙造神像，号召民众放弃战争。亚希比德花大价钱赞助马车参加希腊奥运会，为雅典赢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从而鼓舞士气，号召民众与斯巴达死磕到底。最终，公民大会做出了一个荒谬的决策：亚希比德是对的，我们应该和斯巴达死磕到底。而尼基阿斯造了那么多神像，肯定受神灵庇佑，也应该一同出征。

当亚西比德和尼基阿斯率领雅典几乎全部的海军和陆军向西西里进发的时候，议事会又做出了另一个愚蠢的决定，召回亚西比德，就赫尔墨斯神像被破坏一事接受审判。这是亚西比德的政敌玩的一个阴谋，即一定要等到亚西比德出征后再将他召回（赫尔墨斯神像被毁事件是在出征前发生的），这样就可以减少他的影响力，并在审判中置他于死地。临阵换帅是自古兵家之大忌，可是我们可爱的雅典平民决策者们在继续上演着他们的无知。市民大会下令采取行动，所有受到指控的人只要有一点涉及本案，就收押在监狱里，根本不听他们的辩白。等到亚西比德的亲朋好友全部落网之后，整个城邦愤怒气氛高涨，市民大会认为只有从严处置才不会节外生枝。亚西比德接到回城的命令后自知凶多吉少。索性直接投奔斯巴达，并为斯巴达提供制胜雅典的方略。按理说，这个仗是不能再打了，远征西西里的方案都是亚西比德制定的，这家伙又熟知雅典的一切，包括雅典致命的弱点，结果十分滑稽，主和派的尼基阿斯在帅兵打仗，主战派的亚西比得却当了带路党。这仗要是能打赢才是真见了鬼了。最后的结果是，经过两年征战，雅典的海军和陆军全军覆没。

在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雅典海军在被斯巴达海军重挫之后，重组了一支救援舰队，经历重重艰险，终于打了一个胜仗，但在撤退的时候遇上八级大风，没能来得及救助落水的船员，回到雅典后，遭到雅典公民的一致谴责，结果500人议事会一致投票决定，判处参战的八位将军死刑，其中两位将军事先察觉危险，跑到国外，逃过一劫，剩下的六位将军无一幸免，全都赔上了性命。战争还处在胶着状态，雅典人就自毁长城，实在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在这个表决中，500人议事会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这人就是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本人也在推翻三十僭主后重建的民主政体中，由500人议事会以多数票表决判处了死刑。

就这样，民主制的雅典被寡头制的斯巴达打得晕头转向，大败亏输，从此一蹶不振。即使后来又苟延残喘了一些时日，但在马其顿的重装方阵面前，雅典民主制再一次发挥作死的功能，当雅典的雇佣兵军团包围了马其顿军队时，雅典议事会害怕获胜的雇佣兵会因此做大，不好控制，命令雇佣军团按兵不动，这给了马其顿军队喘息之机，等到援军到达，得以反败为胜。

这一次，雅典再也没有咸鱼翻身的机会，终于死在民主制度伴随的愚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