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下的“国际学校”渐成往事，家长们还执着送孩子去国际学校吗？_风闻

2021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称“两办”）就已印发《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意见》（下称《意见》）要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世界”“国际”“全球”等字样；不得包含公办学校名称及简称；严禁引进境外课程及教材开展教学。

这意味着，面向中国籍学生的民办“国际学校”被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并面临着一系列合规调整。

近一年来，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十余座城市，有超过100所民办学校更名，其中，近半数学校的原名称涉及“国际”“双语”“中英文”等字眼。

此外，《意见》还要求，原则上不得审批设立新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受新政策影响，此前未获得办学许可的国际化学校只能宣布停招、停办或分流学生。

那么在这种政策大背景下，国际学校选择做出了哪些改变呢？

褪去“国际”标签

北京教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资格的普通高中学校名单》显示，北京市朝阳区青苗国际双语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朝阳区青苗学校。另据北京市海淀区民政局4月12日做出的行政许可，北京市海淀国际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外国语腾飞学校。

从更名方式来看，很多学校选择了褪去“国际”标签，区域特征则继续保留。

中国对民办学校名称此前已有要求。2017年，原国家工商总局和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营利性民办学校名称登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民办学校名称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际’‘世界’‘全球’等字样”——从名称规范上来说，该通知与两办2021年5月印发的《意见》类似，只不过，前者针对的是营利性民办学校，后者则指向民办义务教育学校。

地方的要求更加细化。2020年，成都市教育局印发的《成都市特色化校名命名导则（2020年版）》提出，学校（含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和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名称不得冠以外国国家名称、国际组织名称字样；不得冠以“双语”“英美”等与实际不符或容易产生误导作用字样。登记使用的外文名称应当与中文名称含义一致。

除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也受到约束。

具体来说，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只能使用一个名称，其外文译名应当与中文名称相符；应当反映不同国别普通教育的性质、层次和类别；名称前应加上所在省份或城市的名称；“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必须作为学校名称后缀使用。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虽然通常被视为“国际学校”——学校官网也多如此宣传，但是按照规定，这一类学校不在中国学制系统内，其实施的教育活动也不属于中国国民教育序列的学历教育。

随着“国际”标签的逐渐褪去，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多所学校开始突出“多元高中”“国际化学校”“以汉语为中心”等宣传用语，这也体现出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对这一行业领域的管理趋于严格化、规范化。

“国际学校”往事

改变是一点点发生的。在北京市新英才学校（下称“北京新英才”）执行校长刘炜的口中，上世纪90年代末与本世纪初之交，北京以顺义区的温榆河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片别墅区，外资企业纷纷入驻，宜居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很多使馆工作人员和外企员工到附近工作或居住。这一群体本身就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自然对子女教育有更多个性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民办国际学校应运而生，并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二分天下。

“我们赶上了民办国际学校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中外交流更加频繁，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刘炜感慨，随着中国富裕家庭不断增多，出国留学的需求激增。

数据支撑了刘炜的观点。新东方发布的《2019中国留学白皮书》援引教育部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人。该报告还称，对比2015年-2019年数据，低龄留学浪潮渐兴，就读于私立学校国际班、国际学校的群体持续上升。此外，2019年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占比达到43%，成为留学群体的主力。

然而，随着国际学校越来越多，在满足留学需求、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高收费、掐尖招生、课程设置混乱等问题。多年前，就有教育专家和政协委员质疑，公立高中国际班挤占了公共资源，加剧了教育不公平。

“非营利”之后

在民办国际学校的举办者中，无论哪种类型，办学的前提都是先拿到牌照，一种常见做法是使用国外教育机构名称，业内俗称“贴牌”。张海解释：“运营方先拿到使用品牌的授权，然后再与地产商谈合作。比如说，你（地产商）给我出场地建学校，我（运营方）给你推荐地产项目。一般情况下，都是运营方和品牌方打包一个价格，品牌使用费和利润分成具体是多少，就要看合作的深浅了。在沿海发达城市，这已经是很成熟的商业运作模式了。”

与地产商互为捆绑办学的“公参民”学校类似，一些民办国际学校与公立中学、高校的合作也多为名义上的。“办学初期，主要是借用公立学校的牌子把体系建起来，等成熟之后，双方的合作就取消了，再独立出去。”张海透露，改名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后面可能还牵涉到股权调整、工商变更、利益分配方式及教学体系的变化——这也就不难解释，在本次“更名潮”中，也有部分民办学校兼具国际（双语）学校和“公参民”学校的双重特征。

“在义务教育阶段，各国都是以公办教育为主。但是20年前，我们的公办教育发展还不完善，放在当时的背景来看，鼓励‘公参民’学校和社会力量办学，允许‘合理回报’也是可行的。但办学校的初衷应该是办教育，而不是办公司，这一点当时好像并没有想透。”

“未来的整体思路是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符合这一方向才能留下来。”马学雷认为，赚快钱、野蛮生长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一些民办学校还是像过去一样，简单地贴标签，吃人口红利、政策红利和城市红利，今后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

“双轨制”趋势

如何不踩政策红线，同时又办出特色，这是每一所国际化学校都在思考的问题。

按照马学雷对相关政策的理解，国内高中可以将国际课程本土化，但仅限于经过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或者融合、探索、研究型课程项目。在他看来，国际化学校要想合规发展，使用国家规定课程与教材是必然之举。

目前，具备“双轨制”办学经验的学校还不算多。根据“新学说”近期的一项不完全统计，全国有50所民办学校采用了“双轨制”，绝大多数学校将分流的时间定为高中阶段。北京市新府学外国语学校（下称“新府学”）高中部校长刘燕海判断，国际化学校正面临着转型，今后，“双轨制”可能成为趋势。

新府学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双语学校，招收中外籍学生，采用小班制的教学形式。据该校官网介绍，高中部包括美国国际高中班、加拿大国际高中班、英澳国际高中班等七种项目。不过，随着《民促法实施条例》的实施，从2021年9月开始，该校开始推出“双轨”课程，首期招生面向高一新生。

“只要学生参加国内的高中会考，就已经具备申请国外大学的水平和资格，如果继续参加高考，申请国外名校的可能性更大。”刘燕海曾在一所美国大学国际课程项目担任中国区校长十年。他注意到，申请国外大学的中国学生当中，很多都参加过高考，回国后的这些年，他发现在一些公立中学，尤其是发达地区，申请国外大学的学生中有相当比例参加过高考。

上海外国语大学西外外国语学校（下称“西外”）校长林敏觉得，“真正的双语人，要做到既认同中国文化，同时又要有世界眼光、胸襟和格局。”他是中国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毕业后又去国外读硕士、博士，然后留在国外大学工作，一待就是20年。

经历多年摸索，西外对高中课程进行了创新。林敏介绍，考虑到学生在八九年级就要开始规划将来的发展方向，学校进行了理科大类（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的融合，并开设理科大类课程融合班，在这背后，是教师根据国内课程知识点和AP、A-Level（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英国高中课程）等国际考试知识点进行的重新编排，如此一来，学生既有底气参加高考，也不耽误申请国外大学。

对于走“双轨制”路线的学生，新府学除了在中国高中课程的基础上进行外语教学，将语言标化及应用课程、双语学科课程两部分作为补充，还开设了综合素质课程。

除了国际学校在政策下的转变，很多人似乎对于国际学校还抱有一种偏见的标签——好像国际学校的学生比普通学校的学生要轻松很多？好像国际学校的学生比不上普通学校的学生？好像读国际学校的都是些无所事事的富家子弟？

有亲自就读于国际学校的学生对于这种偏见发出了反驳。

我本人也有不少就读国际学校的同学，这种人里分三种。

一种是在国内教育里被淘汰，只能选择就读国际学校出国求个文凭的人；一种是从很早开始就决定要出国求学的人；还有一种是从小在一线城市长大但没有当地户口，无法参加当地高考，选择出国留学的人。

对于后两种，基本都考上了在世界排名上还不错的大学。

而对于第一种，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应该也不难想象吧。

国际学校更名的背后，是民办教育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的转变。

但是对于我们学生本人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只要你想学，不管接受的哪种教育，都能有个好的出路。

只是可能考虑到目前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疫情的影响，是否依旧要选择国际学校这条道路，会是每个家庭都需要慎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