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都提出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我估计是受几方面因素的影响_风闻

7月9日的中美外长对话，国际舆论很是关注，用同传翻译、交流了5个小时左右，可以说这次谈的内容比较丰富。而且会后双方都给出了比较积极的评价，布林肯在后来的记者会上还透露一个信息，说是双方正推进两国元首再进行视频对话。有记者问外交部这一情况时，外交部给了一个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回答。按理说，元首会谈应该会有实质性的成果，否则只是形式上谈一谈，意义相对不大。估计元首对话还没有确定，仍在筹办中。

从大背景来看，一个月内中美高层举行了5次会晤，即一个月内3次线下面对面、2次视频对话，且这两次线上会晤还是美方主动提出、中方“应约”。这说明美方现在比较急于控制中美关系，有着急跟中国谈的需求——中方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是常量，美方对这一关系的重视是变量，当它有政治或战略需要，就会“扁”一下中国；当它有政治或战略需要，就会“扁”一下中国；当它需要稳定，就会主动来对话。

这5次高层对话，中方的态度都是非常强硬的，借对话机会非常清晰地摆明我们的立场。这跟以前不太一样，说明当下中美之间的力量在发生变化。美国现在咋呼得挺厉害，实际上比较虚弱；而中国虽也面临很多困难，但总体态势还是挺好的。

另外，这也可以看出我们的战略还是有所变化的，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忍气吞声，最后却只会让它们变本加厉。王毅外长这次直接清晰地提了四个既然、列出四份清单，我相信美方还是感受到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布林肯回应了“六个不”，即“美方不寻求对华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挑战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寻求围堵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寻求改变台海现状”，这是对拜登之前“四不一无意”表态的细化。

虽然美国对华政策变化性很大、虚伪性很强，但是考虑到中美关系对两国民众福祉、对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仍必须和他们打交道。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发展自己提升实力，让对方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决心，另一方面仍要通过这类对话阐述立场、讲明道理，一是争取国际社会中的中间力量，再就是让他们被动一些，面对中方诉求，不得不给出回应。他们答应把中方的诉求记在小本本上，从长期战略博弈视角来看，中方提要求的行为属于为自己争取战略主动。

这几次会谈，美方都提出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的目标，我估计是受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现在世界局势很乱，乌东危机还在延续，这牵住了美国的很大精力；与此同时，美国的很多盟国内部政局不稳，如英国约翰逊下台、日本前首相安倍遇刺；此外还有斯里兰卡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正发生政治变动，美国作为世界“一把手”，对第三世界的乱局也是要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其次，美国国内还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那就是通胀压力在不断上升，这对拜登政府的执政带来很大的压力。美国5月的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已达8.6%，这是自198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至于6月份的数据，看报道，美国白宫已开始打“预防针”，预计6月通胀率将处于“高位”，市场普遍预期会升至8.8%，结果最新公布的数据是9.1%。各项物价全面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飙升超过10%，这对美国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形成很大的压力；对中等收入群体而言，影响因素最大的可能是油气的价格。6月份有一则新闻报道，加州一油站惊现每加仑9.6美元的标价，按1美元约兑6.7元人民币的汇率算，一公升汽油价格高达17块人民币左右。现在美国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回落到5美元上下，但也仍处于高位。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特点之一是一般配两辆车，大部分夫妇开车上班，而不是搭乘相对不发达的公共交通。我看到美国有一个数据，从住处到工作单位的平均通勤距离是36.6英里（约58.9公里），按现在的油价，两辆车每天分别开120公里左右，虽然美国人有钱，但这生活成本也太高了，受不了。

除了经济压力，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挺严重的，比如围绕堕胎权和持枪权争论不休。国内党争厉害，通胀压力影响外交，经济不好又使得支持率跌至30%，再创新低，这些问题让拜登焦头烂额，所以他第一不希望中美关系此时出大事，第二可能也希望中国能在通胀问题上帮美国一把，也为此一方面多次强调中美关系要设立“护栏”，另一方面在内部探讨是否降低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这就是我理解的美方为什么这么主动的原因。

关于“护栏”的内涵，我的理解可能还分等级，我估计最低等级就是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在这之上可能是尽量不发生其他冲突，比如不出现新一轮的贸易战或公开的外交对抗。

今年，美国除了在新疆问题上对我们有新的指责，他们今年在台湾问题上小动作也很多，比如最近一个名叫斯科特（Rick Scott）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就率团访台了；近日，也有5家中企因所谓的“支持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地建设”而被美国政府列入制裁清单。

坦率地讲，现在在美国内部，反华已成了政治正确。所以他们在战略上对我们怀有敌意，要根据需要整我们，但又怕为此付出代价，因此给我们提要求，让我们不许反抗。换言之，他们设想的“护栏”的核心标准是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具体内涵就是“我干的事儿，你不能反抗”。

关于关税问题，那些工会肯定是反对减税的，这一社会基础还是很强大的；然后是和中国在产业上有竞争的商家。比如我们中国在新能源领域有优势，美国乃至加拿大、欧洲的新能源公司肯定是天天反对减税的，因为搞不赢中国，而美国的市场又大，所以就不断找人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尽可能地阻止中国的新能源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此外，还有一些不断围绕人权、宗教等话题做文章的社会活动集团。

政党政治层面，共和党方面的很多人出于政党政治考虑，也会阻挠拜登——只要是你拜登想做的，都是错的。即使在拜登政府内部，也有反对减税的声音。希望稳定中美关系、减少关税的代表是耶伦，而你看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贸易代表戴琪，他们现在的态度还是很强硬的。

从中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现在的政治权威基础还不稳，协调能力还不够。也因此，虽然我们对于对话积极呼应，但也不要对此抱有幻想，美国的内部政治状况使得它们的承诺越来越没有意义，言行容易不一。

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说美国对华认知出现了问题。我想，说到底还是因为美国的霸权主义心态，唯我独尊，不接受中国崛起。

原本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是很稳定的，但因为自己瞎搞，所以出了一堆问题，比如经济虚拟化、贫富分化、政党政治恶化、种族矛盾加剧、对外关系陷入很多冲突等等。这些其实都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但它把责任推给了中国。这么多问题的出现使得它的地位有点下降、自信心有点受挫，在这情况下看到中国崛起，就愈发不能接受了。好比家里出了事，脾气暴躁，到单位训人。

第二个影响因素就是种族主义。美国一直把中国当有色人种来看待。即使在白种人内部，它都要分等级，比如内心瞧不起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人是“长了白皮肤的蒙古人”，对我们这纯粹的黄种人自然是更看不起了。我看到美国有一个学者说过，中国其实没做错什么，只不过中国的存在就是原罪。也就是说，在他们眼里，一个黄种人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干得还不错，但本身就是“错误的存在”。

另外，可能还要加上宗教的原因。美国是一神教国家，觉得自己是上帝的宠儿，对于几乎不信神的中国，认为“上帝都不认识你，你怎么能混得好？这不科学”。从这次取消堕胎权事件来看，他们的宗教保守思维确实有加强的趋势。

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军事方面的冲突和挑战，是世俗的；像人种和宗教这玩意儿，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处理起来更麻烦。

至于说，美国对华充满敌意，是否与这些新生代的美国学者有关？我觉得美国新生代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其实汉语水平都挺好的，也都有在中国生活过的经历，目前这群人里真正反华的不多；对于美国的对华认知，他们确实要付一定的责任，不过责任相对有限。

在中国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以后，基本上所有的战略家都进来了。这些战略家大部分都不了解中国，但他们看到了一个事实——老一批战略家如已经99岁的基辛格、快80岁的米尔斯海默，他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时主要面临的是苏联威胁，他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考虑怎么对付“苏联集团”；而现在位于各个关键岗位的70后、80后，当他们大学毕业开始工作时，面临的外部竞争对手就不再是俄罗斯了，而是中国。

这批年轻的战略家，意识形态色彩比老一代强多了。比如基辛格，近来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引来争议。他属于传统现实主义派，认为西方一定要拉住俄罗斯，所以现在乌克兰你牺牲一点领土，赶紧投降算了。结果这说法被骂惨了。而现在整个新一代战略家，他们在冷战美国胜利的光环下成长起来，因此对那套意识形态坚信不疑。

而且现在美国国内意识形态斗争相当激烈，左派搞身份政治，右派搞传统的保守政治，可以说美国是个“意识形态帝国”。

概言之，中国问题专家被边缘化、加入的新生代战略家是外行但对“中国威胁”认知很重，以及美国国内强大的意识形态思潮，这些也是导致美国现在对中国的认知出现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