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夫曼和他的团队_风闻

作者：王昌义 1936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60年在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先后在西亚非洲司、新闻司和驻外使馆工作，历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82年任新闻司副司长；1983年至1989年先后任中国驻吉布提和驻叙利亚大使，1989年至1993年任西亚北非司司长，1993年至1995年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95年至2000年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01

早就听说以色列有个曾经在中国居住过的犹太人组织，很活跃。它的全名是“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又称“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我们通常就称它“以中友协”。

1996年初，我刚到以色列不久，就去拜访以中友协主席考夫曼。协会办公地点在特拉维夫市内一座居民楼内。考夫曼和其他几位协会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身材不高，体格健壮，步伐轻快，思维敏捷，完全不像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

他说，他们将中国朋友称作“老乡”，中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介绍了协会的情况，欢迎我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考夫曼

（《光明日报》图）

考夫曼是从哈尔滨移居到以色列的。他的父母是俄罗斯人，在瑞士大学学医后，迫于沙俄的排犹浪潮，1912年移居到哈尔滨，从事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并在当地犹太人的医院行医。他的父亲曾任哈尔滨犹太社团的主席、俄语周刊《犹太生活》主编。考夫曼年轻时协助父亲工作，担任犹太社团和周刊的秘书，1949年赴以色列定居。

以色列建国初期，在中国居住的犹太人陆续离开，前往以色列和美国等其他国家。移民到以色列的约有8000人。这些人曾在中国的不同城市生活，回到以色列以后，对中国的“故乡情”使他们聚集在一起。1951年，考夫曼和其他一些人建立了“原居中国犹太人协会”，成员达到5000人。1951年，考夫曼当选协会主席。1992年中以建交前，协会为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为促进两国建交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两国建交后，在考夫曼的建议下，协会多了一个头衔——以色列-中国友好协会。

02

考夫曼经常强调，协会的宗旨就是“在现代社会中继续牢记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促进两个民族和两个国家的友谊”。

有一次，我参观协会所属的文化中心。考夫曼指点着挂在墙上的世界地图，介绍了犹太人同中国交往的近代历史。

1854年前后，犹太人开始通过丝绸之路去中国；第二批是在1894年；1904年至1906年去了第三批；第四批在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前后共约5万人。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去中国的犹太人，大多来自中东国家，特别是伊拉克。从俄国远东地区到中国东北的犹太人，大多来自东欧和俄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有2万多人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从欧洲乘船到了上海。

犹太人比较集中居住的城市就是上海、哈尔滨和天津。还有少数人散居在沈阳、大连、青岛、广州和海拉尔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犹太人开始离开中国，最后一批是1962年离开的。现在，香港还有大约2000人的犹太社团。

考夫曼在最后作了总结：犹太人在中国居住期间，同当地居民友好相处。中国允许他们自由出入境，允许他们过犹太人的生活，不歧视他们。他还激动地补充，犹太人在其他国家受过排斥，流过血，但在中国没有。在中国唯一流血的情况是，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期间，有10余名犹太人被日本占领军杀害。

03

以中友协为了实现自己的宗旨，每年都要举办不少活动，如画展、图片展、报告会等；每两个月出版英文版《以中友协之声》和《公报》，还不定期出版英、俄和希伯来文的刊物，开设网站，报道协会的活动，介绍以中双边关系，登载原居中国犹太人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以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情况。

以中友协除了同中国对外友协交往外，还同一些研究机构和犹太人居住过的城市进行交流，联合举办犹太历史文化研讨会等活动。

作者（左二）出席考夫曼（左一）的光明节聚会

（《中东散记》图）

以中友协最重要的一场活动，就是每年的“光明节”聚会一次，授予部分学生助学金。“光明节”是以色列的喜庆节日。以中友协利用这个机会，在特拉维夫的工人俱乐部大厅安排这项活动。出席聚会的有400多人，大都是来自以色列许多城市的原居中国犹太人及其家庭成员。有时还有临时从其他国家来的犹太人。他们中间有十几岁的学生，也有八十岁左右的耄耋老人。

作者（中）向中国留学生发奖（右一是考夫曼）

（《中东散记》图）

我曾几次应邀出席这个聚会，每次，都由考夫曼和我先后讲话，回顾中以友谊，表示传承发扬。然后宣布获奖名单，由一些嘉宾发奖。领奖者当中，有10余名中国留学生和100余名以色列大学生。以色列学生大多是原居中国犹太人的后代。这项活动是从1956年开始的，初期助学金名额很少，后来逐渐增多。迄今，共有2500人领取了共计60多万美元。这些钱都来自一些犹太基金组织或个人捐赠。每个学生领取的钱虽然不多，但是很有象征意义。

04

我每次出席以中友协的活动，都感到安排得很有条理。按“官式”礼宾标准去衡量，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尤其可贵的是，以中友协领导班子只有10余人，都是退休多年的老人，除了雇有两个领取工资的工作人员外，都是志愿者。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很艰苦，特别是没有固定的财政来源。绝大部分协会成员都已退休，本身生活就不富裕，政府和社会团体不给他们资助，只靠来自国外犹太人的一些零星捐赠。

我还感到他们的工作很有效率。我离开以色列回国后，还会定期收到以中友协寄给我的刊物。有一次，一位《天津日报》的朋友向我了解以前天津犹太人的情况，我就推荐她去找考夫曼。考夫曼得悉后，立即在网站公布此事，使以色列和美国的原居中国犹太人同我的朋友建立了网上通信联系。

05

以中友协有很多积极分子。他们不顾年迈，经常参加协会和我们使馆举行的活动，每次都不迟到、不早退。有些会员还根据自己的特长，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维系和发展以中友谊。

莎妮女士就是其中之一。我最早认识莎妮是在一次协会为她举办的个人画展上。考夫曼请我去主持画展开幕式，我欣然答应。

我刚进会场，考夫曼就带着莎妮向我介绍：“这是你的又一个老乡。她在上海生活了10年，擅长中国的丝绸画。”我学着上海腔问她：“侬（你）会讲上海话？”她没有回答，却兴奋地问我：“侬（你）是上海宁（人）？”我顿时体味到，一种少小离家的人在异国他乡碰到老乡时的激动之情。我本不想扫她的兴，但还是说了句：“阿拉（我）弗（不）是上海宁（人）。”接着又补充：“阿拉是杜（大）老乡，杜（大）老乡！”

莎妮出生在德国柏林。父亲是德国人，但母亲是犹太人。在纳粹疯狂的年代，他们同样在德国待不下去，全家被迫于1939年逃往上海，住在虹口区的犹太难民区。受生活所困，15岁的莎妮不得不外出找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一位中国艺术家，他教她用丝绸作画。1949年，莎妮移居以色列。

回到以色列后，莎妮继续丝绸画工作，一直用中国的毛笔、丝绸和自制的颜料作画。她引以为豪的是，以色列从事丝绸画的已不止她一人，但她的画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他人没有她那样在中国的特殊经历，没有她那样的特殊灵感。

作者（右一）接受莎妮（左四）赠送的画

（《中东散记》图）

在那次个人画展结束时，莎妮送给我一幅画。画面远处是朦胧的水天一色，近处花草簇簇，中间一束紫花在晨风中绽放。我对画缺乏欣赏能力，但我感觉得出，它是作者心灵深处的祈祷，祈祷自己的艺术青春长在；它更是作者心灵深处的祝福，祝福以中友谊万古长青。我高兴地将它带回使馆，挂在办公室的墙壁上。

中以建交以后，莎妮多次到过上海，寻找年轻时的足迹。2001年，她同丈夫到上海时，很惊讶上海变化之大，几乎完全变了样。不过，她还是找到了从前常去的电影院和其他一些场所。在2005年“重返上海——前犹太难民故乡游”活动中，她再次回到上海，很幸运地找到当年虹口区的老邻居，同他们亲切话旧。

莎妮曾在欧洲和美国等地举办过30多次个人画展，但就是没有在中国举办过。她有一个埋藏心底多年的夙愿：到中国举办个人画展。她渴望有一天，重返激起生活勇气的故土，重返开始艺术生命的故土，展现自己几十年的艺术创作成就。2007年3月，她终于如愿以偿，满怀对中国的爱，对艺术的爱，在北京举办了个人画展，为她的艺术人生增添了华彩的一笔。

只可惜，那时我不在北京，错过了一次叙旧和欣赏的机会。

06

考夫曼常说，他们的工作是为了“不忘历史，教育后人”。如何让以中传统友谊世代相传，让年轻一代了解长辈们在中国度过的岁月，是以中友协一项经常的、意义深远的工作。为此，协会采取不少措施，包括接纳第二代、第三代年轻人作为会员，定期组织年轻人参加报告会，听取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介绍，组织曾在中国居住过的犹太人后裔去中国扫墓祭祖，安排年轻人去中国参观访问。

有时在我们的活动中，考夫曼还请来一些犹太人家庭，不仅有儿辈，还有孙辈。他对我说，教育后人应从孩子抓起，让他们从小就受到以中友好的熏陶。以中友谊能在年轻人中间传承，就是他最大的快乐。

我相信他的话，我知道犹太人是不忘历史的。我对他说：“让我们共同努力，使传统友谊不断谱写新篇章。”

- end -

文章来源 |《中东散记》

作者 | 王昌义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