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人生最痛苦的经历_风闻

作者：马振岗 1940年11月生，山东省人；1995年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副部级）；1997年至2002年担任驻英国大使；在英期间，获得米德萨克斯大学名誉博士、中兰克郡大学名誉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名誉会员等称号。

人生的道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经常要经受酸甜苦辣的多样考验。在驻南使馆，我也尝到人生三大“劫难”的极端痛苦。

第一是生病。我身体很不错，常自吹从来没因生病扎过针、进过医院。谁想到使馆不久，我就闹了盲肠炎。那天午饭，我把炒饭从厨房端到食堂，就忍不住想要呕吐，接着感到腹部绞痛难忍。陈道贵主任立即把我送进外交人员看病的医院，一检查是盲肠炎，需要动手术。

作者（右）同陈道贵合影于使馆后院

这本算不上大病，但医院对外交人员特别慎重，由主任医生亲自动了手术，还住了一个星期医院。一切都是陈道贵主任帮我张罗，而且一直陪着我。安顿到病房后，他又送来暖水瓶等物品。于立暄代办和使馆的同事不断来看我，使我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同病房的是位医学老教授，会蹦几个英文词，我俩就这样连说带比划地聊天交流。他女儿每次来看望他，只是带来一束鲜花。陈道贵主任天天都来探望我，带来水果和可口的中国菜。那老教授很羡慕，问他是不是我哥。在国外生病住院，有陈道贵这样比亲哥还亲切的关照，我特别感动。

在大伙的关照下，我顺利康复了，但年底却遭遇了丧母之痛。那时候，使馆人员与所有国内亲属朋友等的私人通信，只靠一月一班的外交信使，每到信使来的日子，大家都热盼着收到书信，然后抓紧时间写好给国内的信件并交信使带回去。每个月，我父亲总要赶到截止日期前把信寄到外交部信使队，虽然每次只是二三十个字，却带来全家平安的安慰。

作者一家人

10月，父亲来信说母亲牙不好，想用我留在家中的那笔钱给母亲看牙，我立即回信要母亲抓紧去医治。11月没收到家信，心里有些不安，我以为父亲信发晚了，没有赶上那一班信使。盼到12月，总算收到了信，但一看是我哥的笔记，不由一惊。因为他只在春节时才从北京回青岛探亲，怎么会12月从青岛给我写信？我急忙打开一看，眼泪顿时流淌下来，原来母亲已于11月去世了。

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抚养长大，我却未能在她面前尽孝一天，而在她辞世后一个多月我才得知，我的心都要碎了，跑回自己的房间，趴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

曾大使得知后，亲自到我房间安慰我。临走前，他问我晚上的活动还能不能坚持，不行的话就取消那场活动。我想起当晚大使已安排宴请丹麦等国大使夫妇，我要当翻译。尽管心中十分悲痛，但想到使馆只有我一个英语翻译，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因自己的家事耽误工作。我擦干眼泪对大使说了句：“我行。”

晚上，我擦干了泪痕，忍住悲伤，强作笑颜，完成了任务。送走了客人，我再也忍受不住，跑回房间痛哭起来。这一夜，我断断续续低声哭泣不止，满脑子都是母亲给我送行时那最后的目光。

作者夫妇

第三劫难也使我悲痛欲绝。我回国休假后妻子怀孕。随后的来信告诉我一切都好，转眼她已怀孕八个月，我不在她身边，却不断祈祷她一切顺利。就在这个时候，外交部干部司突然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说妻子流产进了医院，我一听如同五雷轰顶，恨不能立即回到她身边，但按规定，国外亲属只能回去一人照顾，妻子希望母亲回去，征求我的意见。我虽然很想回去，但考虑到她母亲回去比我更能照顾她，就表示了同意。

干部司的人又问，现正在抢救，如有危险是要大人还是要孩子，我毫不犹豫地说救大人。事情来得太突然，电话又很急促，我当时确实有些发懵。放下电话，想到“抢救”两个字，我顿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可我没有办法再同国内联系，急得抓耳挠腮却毫无办法。

那些日子我六神不安，度日如年，只能祈求老天保佑。直到接到妻子来信，才知道她几乎丧生，但总算抢救过来了。孩子自然丢了，是个男孩。我关心妻子的安危，急切想回到她身边。妻子遇到难处，儿子丧失，我却远在天涯无能为力，内心的那种痛苦只能自己咀嚼，但在国外工作是国家交给的任务，是外交官应担负的职责。尽管痛苦，我还是打起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

到我任期结束时，张大使希望我再留下干两年，我经过思考，特别想到妻子经此大难，应该尽快回到她身旁，坚决选择了回国。

作者在使馆办公室

在南斯拉夫的四年两个月，是我外交生涯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驻南斯拉夫使馆，就是我学习外交的大课堂，而使馆的同事，都是我的老师。在两位大使和领导以及诸多同事的帮助下，我学到了很多，并实现了从外交新手到外交官员的转变，1972年10月我被提拔为随员。

看着手中的红皮外交护照，我觉得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更深切感到自己肩负责任的沉重。在这段时间，我也遭遇到种种不幸，经受了人生磨难的考验。外交官的道路是艰难的，但能为培养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贡献力量，也是光荣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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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 |《外交官是这样炼成的》

作者 | 马振岗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