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东营--石油之城的荣光与焦虑_风闻

2005年，我考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刚入学时，宿舍里一位东北的同学给我们讲了一个段子。

他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有亲戚问他：“考哪儿了？”

他回答说：“中国石油大学”。

一般“中”字开头，大家就会联想到北京，于是亲戚称赞说：“北京是个好地方!”

他急忙补充道：“不是‘北京’，是‘华东’。”

一说“华东”，这位亲戚说“上海也很好！”

我同学又赶紧说：“是东营”。

亲戚把“Dongying”理解成了“东瀛”，诧异的问：“日本啊？”

听到这里，我们哄堂大笑。

当他提到胜利油田时，亲戚才把学校位置与所在城市准确联系起来。

前不久，我向同学再次确认当时场景时，他已记不清细节，而我十几年后依然记忆犹新，因为对于曾在这里生活了12年的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段子。

时至今日，每当向别人介绍东营时总要加一句“胜利油田所在地”，我总会隐约感受到东营背后的尴尬。

黑色石油让这片曾经在地图上找不到的荒芜之地一夜繁荣，带给了这座城市诞生理由和无上荣光。

其实，除了石油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待开发的大河三角洲核心城市，这里有波澜壮阔的黄河入海口，浩瀚无边的渤海湾，黄蓝交汇，更诞生了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

然而，经过60多年的开采，胜利油田已步入开发中后期，石油已无法承载起这座城市的雄心与梦想，转型成为东营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命题。

转什么？如何转？转向哪？

这三个资源型城市的“终极之问”一直拷问着这座石油之城，也是所有东营人被笼罩的焦虑。

其实，与众多资源型城市相比，东营似乎幸运的多。

石油、大河、大海，得其一已是许多城市可望而不可即，而东营三者兼得，何其幸哉！

然而，命运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多年的尝试和探索也暗示着东营走出“围城”并不容易。

与世界著名大江大河入海口不同的是，宽广的黄河口几乎没有内河运力，从千里之外而来的泥沙将海岸线推得愈来愈远，时刻威胁着港口建设。

“临海不见海”成了东营人的“心头痛”。

许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里曾是通达河海的重要港口……

一、大河入海

残垣、荒城、枯树、黄沙……

100多年前，当年近暮年的李佐贤眺望着破败的铁门关时，少时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景象不禁浮现在眼前。

铁门关，距离利津城几十华里，地处大清河入海口，得河海交汇之便，从金代开始就成为了鲁北地区重要的交通孔道和军事枢纽。

曾几何时，河上海篷南运、船帆西行；两岸盐场密布、熬波煮海；铁门关内庙宇相连、客商云集，熙熙攘攘的小城戏台上演绎着百态人生。

津者，渡口也。正是依托大清河渡口，利津也得以商业兴盛，故有了“先有铁门关，后有利津城”之说，至清朝末年繁盛已达数百年之久，有“小天津”之称。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千里之外的灾难令这处繁华戛然而止。

1855年初夏，黄河在千里之外的铜瓦厢决堤，滔滔黄水夺路北上，穿大运河，经小盐河，终入大清河，时隔千年再度由此入海。

这年，李佐贤冒雨登上利津县城楼远眺，见往日宁静的大清河化作暴怒的黄龙咆哮而去，一时间诗意大发，写道：

银潢倒泻九天上，水深门处屋如舫。

沄河顿作钱塘潮，奇观斗觉心怀放。

但很快，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李佐贤的想象，大清河狭窄的河道无法容纳下浩荡的黄河水。在此后数年间，洪水漫过堤坝肆意横流，冲垮了盐场、淹没了码头，商船避难而去，商家闭户迁走，曾被寄希望于牢不可破、护佑平安的铁门关亦是自身难保，深陷在洪水之中。

李佐贤，这位曾历任翰林院编修、福建汀州知府等职的利津乡贤，在3年前引退故里，原本打算在利津这座宁静而又繁华的鲁北小城专心研修金石、书画，突然而至的黄河水打乱了他的计划。

此后的几年间，他一直为治理黄河四处奔波，身心俱疲的他已毫无初见黄河水的九天豪情和奔放之意，只有无奈、忧愤、悲怆的呐喊：

河入济，济入海，汤汤汩汩十余载。昏垫不异洪荒时，离居荡析何所之。

坍地粮，遍四乡，黄流过处水汤汤。两岸崩坏如颓墙，须臾千丈万丈长。

黄祸持续之久，破坏之重，由此可见一斑。

受制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物质条件和科技力量，此后的百年间，黄河在入海口处随意摆尾，灾难如魔咒般反复上演，但由于地处尾闾，人烟稀少，并不为统治者所关注。

就这样，来自黄土高原的泥沙随着黄河水沉积下来，与大海合力重塑了海岸线，也重构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历史走向。

其实，这不是黄河第一次从利津入海。

公元11年，黄河决魏郡，首次从利津入海，开始了千年造陆运动，逐渐形成了以利津为顶点的古代黄河三角洲。

至北宋末年，黄河揖别利津，前后历经近千年，为这里留下了广袤的新淤土地。

黄河历次改道图

土地就意味着生存空间。

北宋时期，不断寻找新谋生之地的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向这里聚集，他们中有盐民、灶户、牧民、逃荒户、请住户等不同的身份，零星种子住户在这片土地上开始扎根。

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发生在明洪武年间。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移民使当地人口迅猛增加，一些移民垦荒村落迅速形成，寥若晨星的棚舍逐渐变得人烟密集，有的演化成人丁兴旺的农耕村落。

第二次人口迁徙的高峰则发生在民国时期。1935年，黄河在山东鄄城县决口，菏泽、郓城等地尽成泽国，于是数以万计的灾民携妻带子，肩挑手推，沿黄河乞讨至此，分批安置在“利津洼”的垦区。

新淤地上很快形成了一村、二村、三村……二十九村及八大组等众多移民村落，东营早期主要人口聚居地开始形成，数字命名也成了东营延续至今的特色。

随着人口的增多，为了方便管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建立永安镇，后又设立新安县并在八大组设立了“新安县筹备处”“垦区筹备处”。

渐渐的，“垦区”成为这片新淤地的名字。

1943年，垦区正式被称为垦利县，取垦区和利津洼首字而得名，从此黄河入海口的区域从利津变更为了垦利。

至此，后来的东营行政版图上有了两个板块，但此时距离东营这个名字出现在地图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历经千百年，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移民，出于不同的原因和追求，带着自己的文化理念、传统背景，从四面八方逐黄河而来，在这里落地生根、碰撞融合，逐步形成了特有的乡土文化，也奠定了这片土地的移民基调。

随着人口越来越多，需要的土地就越来越多。

这里虽然土地广袤，但并不肥沃，要养活更多的人也并不容易。由于地下水埋藏浅，土壤结构不稳定，易返盐，于是人们只能采取“躲碱围种”的开荒办法种田。

此外，又时常遭受蝗灾困扰、海水侵袭、黄河决口的威胁，“广种薄收”成了这种靠天吃饭随机模式下的无奈选择。

大规模有规划的开垦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先后建立起了五一、渤海、黄河、广北等众多大型国营农场，建立了济南军区军马场、共青团孤岛林场等，大型国营农场的建立，吸引了全国各地一大批知识青年、退伍军人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农垦、军垦成为了黄河口重要元素。

为了治理盐碱地，兴修了打渔张引黄灌溉工程，更加激发了人们垦荒的动力，但是由于缺乏引黄灌溉的经验，盲目对黄河水大引、大蓄、大灌，不懂科学排碱，造成大量人为的土地碱化和涝灾严重，黄河三角洲出现了大面积的涝洼、盐碱、沙荒。

实践证明，违背规律的操作都会被自然界逆转，要想在这片土地上结出硕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在人们向这片盐碱地要粮食时，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真正改变这片土地命运的东西并未在地表之上，而在几千米的地下。

二、黑色奖赏

1955年，就在人们开垦热情高涨时，一场轰轰烈烈的行动正在全国展开——找油。

此时的中国石油资源匮乏，严重的“缺血症”制约着国家发展，为了解决“卡脖子”能源问题，解放军57师集体转业为石油工程第1师，开始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艰苦创业。

几万石油人在四十万平方公里广袤的华北平原上苦苦寻觅，几年时间一无所获，直到1958年，在渤海岸边一个意外发现，打破了“华北无油”的论调。

1960年夏，惠民地区广饶县辛店公社一个叫“东营”的小村庄被圈定为华北平原第八口井井位选址，而此时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名字。

先表广饶县。广饶算是东营的“原住民”，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居住，秦时设县，西汉始有广饶之名，后改为千乘、乐安，1914年因与江西乐安重名，复称广饶。

1945年，广饶县成立，隶属渤海行政区清河专区，诞生了我国最早的一批农村党组织，中共延集支部、刘集支部。建国后，归属几经变革，最终归惠民专区管辖。

再说东营村。1960年，一支几十人的钻井队拉着重装设备渡过黄河聚集在这里展开钻探工作，历时近半年，在经历了7口井落空后，终传喜讯，打出了华北平原第一口油井。

1965年的东营村

1962年9月23日，一口日产原油555吨油井钻探成功，成为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井，为了纪念这个喜庆日子，将后来成立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总指挥部，特定名为“九二三厂”。

在特殊年代，这个军事化的数字不仅是一个神秘代号更代表着其地位重要。

从此，油田开发大幕开启，几万名来自五湖四海的石油大军浩浩荡荡扎营在荒原上，也拉开了黄河三角洲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移民潮。

为了方便服务油田开发，1965年 ，山东省建立惠民地委东营工作委员会、惠民专署东营办事处，但无行政辖区，只组建和统辖部分为油田服务的商贸、服务、金融、邮电等行业。

从此，“东营”的涵义不再局限于一个村庄，而具有了“区域”的内涵。

就在这时，1966年，另一支特殊的队伍从北京来到这里开始丈量这片盐碱地，他们并不是为了找油，而是为培养找油的大学生们建设学校，他们赤手空拳在这里建立起了“干打垒”的教室，3年后有着“八大院校”之称的北京石油学院搬到了这里，更名为华东石油学院，开始了在东营办学的漫长岁月。

随着油田开发不断深入，管理机构名称和职能几经变更，1971年6月5日，经中共山东省委与石油部商定，正式将“九二三厂”改名为“胜利油田”，半年后将并入垦利的东营工委和办事处机构重新恢复。

此时的油田时刻遭受黄河改道的威胁，为了保护油田生产，历时近10年筹备，1976年5月，黄河人为改道清水沟流路入海，从此黄河随意改道的历史被改写，虽然黄河的威胁并未解除，但这次人工改道为油田生活带来了新机会。

在油田开发初期，油田职工主要吃地瓜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尽管地方政府竭力做好油田物资保障，但地瓜面供应也成了问题，而黄河水流过清水沟，油田周边的大片盐碱荒滩具备了开荒的条件，于是油田组织职工家属开荒种稻，既可以解决部分温饱问题，又解决了许多农村职工家属团聚和就业问题，一举两得。

到1978年，胜利油田先后找到46个油气田，原油年产量达到1946万吨，建成我国仅次于大庆的第二大油田。70年代，全国平均每6辆小汽车中就有1辆烧的是“胜利油”。

胜利的荣光闪耀着石油人的壮志豪情也隐藏着无数艰辛与努力。

1978年，国家巨轮转向，经济蓄势待发，石油需求大增。

就在石油系统大干快上时，一场灾难不期而至。1979年发生在渤海湾的“渤海2号沉船事故”，导致72名石油工人牺牲，是建国以来石油系统最重大的死亡事故，震惊海内外（可以参阅我写的《石油风云四十年》）。

受此影响，石油系统大震，胜利油田也受到波及，原油产量快速增长的势头扭转，从1979年至1981年，以每年100多万吨的速度连续下降，油田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改变石油产量快速下降的局面，1981年，国务院决定对石油工业部实行原油产量一亿吨大包干政策，并将胜利油田作为试点率先实行原油产量1600万吨包干。

改革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此举大大激发了胜利人的激情，1984年突破2000万吨，1987年突破3000万吨，1991年达到3355.19万吨的历史巅峰。

在石油产量日益攀升的同时，一个庞大的社会化企业组织逐渐成型，从此无数青春与梦想在这里汇聚升腾似乎会永不散场。

1982年 ， 胜利油田工职工和家属人口就达24万多人，与石油开采相比，要解决这20多万人的生活问题并不容易，除了前文提到的开荒种稻外，一个被称为“基地”的油田生活圈呼之欲出。

在基地内，住房、上学、看病、理发、公交等生活需求几乎全部免费，每家每月定量供应鱼、肉、蛋、大米等，这些几乎都是油田自给自足。

这样的待遇让油田之外的人无比向往，进油田就意味着一辈子的“铁饭碗”，然而，一辈子很漫长，让人留恋的“铁饭碗”也会生锈，但在当时一切看起来美好而长久。

历经几十年，一套庞大而完整地生活保障体系在胜利油田逐渐建立起来，几乎每个二级单位都有了自己的农场、鱼塘、饲养场、水厂、食品厂、电影院等一系列“三产”。水果、月饼、粽子、洗发水、肥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全部由单位供给。

除了生活保障设施外，医院、学校、公安局、城管、法院等社会职能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除了名称之外，这里与一个城市已毫无差别。

这个封闭而完整的生活圈成了石油人的独立社会，很多人在这里出生求学、结婚生子、工作退休，都没有离开这个圈子。

此外，为满足大规模建设需要，胜利油田总机械厂、胜利油田工程机械总厂等一批服务石油开采的制造企业相继成立，后来随着国企改革推进他们相继脱离油田，发展成为另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改制企业，此为后话。

就这样，油田的规模越来越大、组织架构越来越复杂、人口越来越多，衍生出来的需求逐渐超越了单纯油田生产的需要，问题的积累已不是一个企业组织所能解决的，就是今天所流行的“熵增定律”爆发了。

管理机制、油地矛盾、资源限制越来越成为油田开发和建设的瓶颈。

那么，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会走向何方呢？

三、东城西就

薛定谔说：人活着就是在对抗熵增定律，生命以负熵为生。

其实，小到分子、细胞，再到个人、组织、国家，大到太阳系、宇宙，都无法逃避熵增定律，而打破熵增只有两个办法：开放封闭系统和用外力干预。

为解决胜利油田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油田多次向上级请示成立东营市，以方便与省直部门沟通协调，申请更多外部支援，来破解油田发展遇到的难题。

经过长期筹备，1982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成立东营市；一年后，东营市成立大会在胜利会场前举行。

东营市人民政府揭牌

成立之初的东营市主要包括原惠民地区的垦利、利津、广饶3县，并将沾化县的4个公社，博兴县的1个公社和3个大队划归东营，2年后又成立了河口区，至此现在东营市格局基本形成。

新成立的东营市政府与胜利油田实行一个党委领导，两套班子合署办公、分工负责。胜利油田党委书记李晔担任东营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其他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主要由油田领导调任或兼任，各部门领导成员和骨干工作人员主要从油田抽调。

此时，市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油田，与油田相比待遇较差，以至于组建市政府部门，被抽调员工大都不愿意去市政府工作，市委、市政府甚至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招待所里办公，所以市委市政府选址成为了当务之急。

此时的胜利油田基地已初具规模，由于缺乏规划，布局混乱、压油严重，不适合大发展，为了尽快形成更加合理的区域生产力布局，借鉴大庆经验，市委市政府决定另建市中心城区新城，因新城定址在旧城以东，所以取名东城，市委、市政府设在该区；与之相应，胜利油田机关所在的矿区城镇被称为西城。

市政府一成立就编制了第一个《东营市城市选点和建设规划方案》，著名的“李晔十大工程”就隐含其中。（十大工程是指：东城建设、黄河治理、黄河海港、广利港、飞机场、东王路、广北水库、广南水库、疏挖广利河、建设防潮坝‘具体工程可能有出入’）。

东西城相距15公里，之间通过一条主干路相连，即后来的“北二路”。

14年前落户东营的华东石油学院，就位于北二路旁，坐落在东西城之间，临近西城。此时已经有3000多名师生，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石油高等学府，一大批学子从这里走进石油系统，后来位居高位。

万事开头难。城市建设规划虽已确定，但东城的建设并不一帆风顺，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十大工程”被迫中止或下马，李晔也因此做检讨。在具体实施上，领导层面分歧颇大，推进缓慢，治理城市与管理企业的不同此时已初露端倪。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地方经济逐步放活，油田之外的县区强烈要求市委、市政府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用于支持地方发展 ，原有油田与地方统一的领导体制无法满足地方发展的需要，油田与地方的分离已不可避免。

1988年1月 ，新一届市政府领导机构 ，不再与油田合署办公 ，独立开展政府工作，从烟台调任东营的李殿魁当选东营市长。

第二年，油田结束了20多年会战模式，“胜利油田会战指挥部”更名为“胜利石油管理局”，标志着油田管理进入了新阶段。

至此，一个罕见的局面形成了，四家几乎同等地位的单位聚集在这里——油地军校。在我国行政级别决定了资源和权力的配置方式，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将主导和影响着这里的未来，也考验着每一位管理者的智慧。

在吸收前期经验教训基础上，李殿魁一上任就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进行“东营市城市发展战略研究”，确立了新的中心城区发展原则——“重点发展东城，改造完善西城”，后来李殿魁任东营市委书记，人称“黄河书记”，他对黄河入海口的稳定和东营港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李殿魁之后，东营的历任市委书记、市长都是从地方调任或者选拔。

1987年东城一期工程动工，1989年4月竣工，市委、市政府迁入新址办公，至1992年底，90多个市直部门、单位在东城办公或进行生产经营。

1993年，东营市与油田党委和管理机构彻底分开，其后逐步理顺油地政法体制，检、法、司、安四部门从油田职能剥离，建成独立的司法体系，干部和人事管理也正式分开。至此，东营市的政治体制基本理顺，政府职能逐步健全。

90年代，东城建设进入快速时期，东城先后建设了水系与环境工程、经济开发区建筑群、新世纪广场、东城商贸城、文化广场等一批标志性工程。

1995年底，东城建成区总面积达到了11.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2万人(含东城北区)。市直大部分机关单位移驻东城。

1999年开始，胜利油田最大的自建房锦华小区也开始破土动工，大量石油工人和家属开始向东城搬迁，至2001年底，东城建成区面积达1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万人，

2002年，东营市又投入巨资将东营区政府搬迁至东西城中部区域，操盘这一项目的是从石油大学教授转任东营区区委书记的陈兴銮。后来，新区成为了东营区政府办公、文化教育场所，承担起中西城对接重任，西城则是东营区乃至整个东营的经济、娱乐中心。

依托油田强大的消费能力，西城有人气旺盛的第一条商业街——商河路商业街，还有后来繁华的济南路，供销商场、商业大厦、银座、利群、振华等众多商场云集，东城乃至各县区的人们，在节假日周末喜欢“逛基地”，东营的繁华聚集于此。

商河路商业街老照片

在2008年之前，油地双方关系中油田始终占据优势地位，这是经济基础决定的，此时双方的主基调是合作，地方建设需要油田支持，油田也需要地方协助打击盗油等行为。

长期以来，石油经济在东营市经济总量的比重最高时曾达70%，油田是地方早期主要投资主体，早期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骨干公路、大型水库与配套工程等基础设施，基本都是源于胜利油田投资，在现在看来，当时许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超前的，比如当初的“十大工程”，即使到今天东营的发展还基本在当时的规划框架内。

1984年东营港开工，1985年全国第一个企业自备机场——东营飞机场建成，1987年胜利黄河大桥通车，这一切都离不开油田雄厚的实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脱离的惠民地区，整体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滞后于东营。

此外，依托胜利油田建立起来在山东省领先的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等体系，比如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胜利一中等，都成了东营市响当当的品牌，百姓因此受益。

除了油田本身为国家贡献的大量石油以及这些可见的硬件设施外，油田对东营的影响和改变是彻底和全面的。

黑色石油造就的巨大财富虽然大部分以利税的形式上交给了国家，但由于石油产业链条足够长，胜利油田足够大，产业溢出效应明显，周边民营经济快速崛起，一大批人的命运因“油”改变。

当旧的平衡随着地方的崛起逐渐被打破时，油地关系趋向新平衡，而这一过程注定不会平静。

四、地方崛起

2021年，东营有9家企业入围中国企业500强，13家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15家企业入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数量位居山东第一，超过了济南和青岛。放眼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数量与重庆一样多，超过21个省市自治区，不可谓不亮眼。

在更早些时候，这些榜单上的企业更多，数字变化的背后隐藏着企业家和他管理的企业沉浮。

东营市入围202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企业名单

在东营这个庞大的民营经济图谱中，我们可以清晰梳理出其发展脉络。

以2021年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13家企业为例，几乎所有企业都与石油化工相关，而且九成以上的企业以石油化工为主业，即使华泰、科达这样以造纸和工程起家的公司，也都涉足了石油化工领域。

此外，还有橡胶轮胎、有色金属、石油装备等行业的企业曾出现在这个榜单上，后来因为各种原因相继退出了排名。

纵观这些企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他们的第一桶金几乎与油田密切相关，只有造纸、有色金属等少数产业与油田关联性不大。

他们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1978年，板结的中国大地开始松动，贫穷的人们开始透过裂缝寻找出路。

其后，中国民营经济也相继经历了试探初兴、下海创业潮、改制浪潮等发展阶段，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彰显了民营经济的活力，东营这片土地上一些敏锐的人们也踏着时代的鼓点开始了尝试和探索。

刘双珉的科达最初是从承包油田土建工程起家；尚吉永领导的中国万达集团的前身是垦利县胜坨福利综合厂，受益于油田油管改造；后来占据了全国轮胎行业半壁江山的大王镇其最早从事的塑胶管也是销往油田；更不用提利华益、海科、万通、垦利石化等，他们或者起于小炼油厂，或者脱胎于政府创办的炼油厂等。

此外，东营还有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改制企业。2004年，中石化集团按照国家提出的“主辅分离”原则，开始实施改制分流，胜利油田一大批石油装备企业就地落户东营，其中有代表性的有胜利高原、胜动、胜机、孚瑞特等。

与此同时，油田培养的大量人才纷纷“下海”成立各类石油装备企业和油服公司，成为了东营市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代表。

在这些知名企业的身上都无一例外的烙着创始人或者是领导者的印记，也无一例外的没有逃出他们所具有的时代局限性。

东营企业家群体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了地方与油田两种鲜明的特色，俨然成了油田与地方关系的折射。

地方的企业家大多是农民出身，具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优点。据说刘双珉一个文件袋烂了用胶水沾了继续用，李建华舍不得建办公楼把钱用来买设备，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当然也会有土豪，挥金如土；同时，他们又大都性格低调沉稳，操着一口方言指挥千军万马，善于把握大势，管理方式又接地气。

此外，讲义气爱面子重信用，长期以来，在东营银行业流传着“大王镇不破银行一分钱”等故事。东营的民营企业抱团是出名的，相互担保，来提升与银行的谈判话语权，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

但他们又有局限性，比如公司大多采取家族式管理，内部亲戚盘根错节，处理问题简单粗暴，重义气轻规则等，为企业后续发展埋下了隐忧。

油田出身的企业家则显得“儒雅”很多，他们大多相对文化水平较高，讲普通话，理论水平高，善于处理油田与政府关系，做事更关注政策变化，遵守规则。

但同时也有局限性，过于依赖油田，大都开拓精神不足，再加上改制企业本身股权结构等先天不足，导致改制企业在度过了几年的黄金期后，纷纷陷入发展困境。

他们未来的故事我们有缘再叙，但毫无疑问，一群有个性的企业家带动了东营骨干企业快速成长，从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崛起，到21世纪初期大批民营企业崛起和油田改制企业快速发展，共同书写了东营经济发展的传奇。

2000年东营市民营企业发展到3539家，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5.2亿元，比1995年增长1.3倍。

2008年，东营GDP全省排名第6名，位于济宁、临沂、威海之前，人均GDP常年居山东首位，全国前列，甚至高于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也许有一个侧面更可以反映东营民营企业发展迅速。

2000年，垦利县县长门新国辞去县长职务，以20万年薪加盟黄河集团，令省内外近百位大大小小的官员心动，造成“门新国现象”。

20万年薪相比当县长每月1100余元工资高出20倍，还有一比一配股，这样的待遇无法不令人心动，但其后的结局令人意外，门新国因生病又重返体制内修养。

此时，东营为了大力发展个私经济，市政府三年前下文鼓励党政干部搞民营企业，在门新国影响下，整个东营市辞职的公务员近百人，进一步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印证了当时经济活力。

到2016年，东营原油一次加工能力6900万吨，占全省的1/3、全国的1/10，既是全国地炼能力最大的市，也是全国石化产业最为集中的区域；子午胎年产1.3亿条，占全省的2/5、全国的1/5；阴极铜产能90万吨，居全省首位；石油装备产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3，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装备制造基地。

在这些数据和产业的背后是一大批骨干企业，东营的综合实力非同一般。

产业的崛起也促进了东营整体区位度提升，国家战略批复，国家级园区相继成立。

2009年12月1日，国务院通过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建设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5月6日，东营综合保税区获国务院批复设立，规划面积2.12平方公里，是全省第4家，全国第54家综合保税区，但距离东营主城区几十里。

2015年10月19日，国务院批复设立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成为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其前身就是前文提到的广北农场，农高区的成立预示着科技在这片盐碱地上开始唱主角，而这将是这片土地最大潜力所在。

作为滨海盐碱地和冲积平原的典型代表，黄三角农高区盐碱土壤分布广泛、类型丰富，面积达到43.97万亩，占总面积的83.75%，是探索荒碱地治理新技术的天然试验场。

此时，拥有三区两县的东营市拥有一家国家百强县——广饶县，百强区——东营区，其中垦利区、河口区、利津县亦实力不俗，此外还拥有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区、东营综合保税区三个国家级平台和7个省级经济开发区（高新区）。这样的豪华配置令周边地市羡慕不已。

这期间，东营屡屡得到国家政策支持，与时任市委书记申长友自身资源和努力争取有着莫大关系，可惜他后来病逝在省政府秘书长的位置上，网络上许多人自发悼念，也可以反映出东营人对他的认可。

但在热闹与荣光背后，东营“资源的诅咒”却并未解除，过于单一的产业结构始终是东营走向远方的掣肘，而油地关系则是东营能否走的更远基本盘。

五、油地风云

2011年，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

“这座因石油而诞生的城市，和胜利油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今年冬天全国多地遭遇的气荒现象，也同样发生在东营。”

关键词油地矛盾，被当地百姓，油田职工，政府官员频频提及。其实，油地矛盾在当地早已不是新鲜事。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油吃油”，这句被篡改的俗语，在东营流传已久。

“靠油吃油”开始成为了周边地区一些人的生活方式，而“吃与被吃”表面上是油田与部分不法分子之间的纠纷，实际上是油田与地方之间关系的博弈。

改革开放初期，东营建起了一大批小的土法炼油厂，而胜利油田的原油都被运输到了临淄的胜利炼油厂，这些小炼油厂的油只能从"落地油"等灰色渠道获取，而这些小炼油厂是当地人谋生的重要手段也是基层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

据报道，1995年以前，当地平均每年发生油区治安案件230多起，1993年甚至高达800多起。破坏油井、盗挖管线、偷窃原油等案件层出不穷。

在一段时期内，偷油偷气司空见惯，开着桑塔纳、面包车偷油都是小打小闹，有的甚至在输油管线上盖房子、大棚掩人耳目，直接在管线上打孔，疯狂至极。

曾经，在油田周边的村庄里，几乎每户家里都有漏斗、油管、钻头之类的工具。我曾亲眼看到一次油井出现故障原油泄露，周边村民不分年少老幼集体出动前来哄抢石油，而油田员工几乎束手无策，任由哄抢。原油被抢后，土壤治理、庄稼补偿、环保罚款也是一笔不小支出。

这从侧面反应了，油田单位驻地与周边村庄、居民的关系错综复杂，油田要花费大量的精力与地方打交道，比如一些工程优先承包给地方，还有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过路费等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除了向县级政府缴纳外，还需要向乡镇、村缴纳，各种过路财神惹不得，没有规范流程和统一标准，但酒桌上的规矩却清清楚楚。

在很长时间内，地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油田则花钱免灾，几乎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在胜利油田产量不断提升的阶段，这些偷盗行为、多交些费用对油田整体生产影响不大，而且早期油地一家，油地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中。

然而，当狂风来袭，原本脆弱的平衡在内外交困中难以维系。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原油暴跌，与此同时，且开采了50年的油田进入衰退期，东营境内大区块、易开采、质量高的油藏已基本开采殆尽，采油成本不断上涨，胜利油田不得不更多地向海上以及西部找油，大量石油工人外闯市场。

其实，在此之前中石化已经开启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减负”改革，各种副业开始剥离，胜利油田作为中石化最大的单位，数量庞大的改制企业开始脱离油田，有石油装备、石油化工、工程服务、医药等产业，后来达到74家之多。

在改制初期，借助我国石油工业乘势而上东风，新体制释放了员工活力，改制企业的日子红红火火，一度让留在主业的人羡慕不已。

2014年国际油价再次暴跌，比2008年来的更加凶猛。受此影响，2015年胜利油田企业税收快速下降至87.37亿元，跌出税收“百亿俱乐部”，全年亏损超过92亿元。

就在这时，一个市场声音越来越大：在国内开采成本偏高，而国际油价较低的情况下，要尽可能地降低国内产量而加大进口。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国家放开进口原油使用权。

东方不亮西方亮。进口原油放开让原本受制于原油而开工不足的东营地炼迎来了发展黄金时期，炼油企业为东营市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胜利油田带来的冲击，油地双方的天平已经完全倾向地方。

这一时期，东营东城快速发展，而西城则显得步履蹒跚，很多油田小区还是90年代初的样子，基础设施陈旧、破败不堪，巨额亏损的油田已无力承担庞大的社会化职能，而政府又将重心放在了东城建设上，一时间矛盾四起。

这样的矛盾体现在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诸如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对油地双方差异化对待，油田生产纠纷、与村民矛盾更是司空见惯，城市建设、区域发展、重大民生问题则需要上升到双方高层领导协调，因决策和实施主体不同而左右掣肘，从而呈现出了同一个城市割裂的状态。

双方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加上利益的交织，双方的矛盾时而缓和时而紧张，但始终无法消除，角力的天平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官员的更替而左右摇摆。

就在出租车司机为了加气上访时，还有一件事情发生了。

这一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这所全国知名的石油院校全部搬迁至青岛办学。

2021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注册地址变更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西路66号，承载了几十万校友青春的东营校区成了记忆。

石油大学北门（现已拆除）

2022年，在石大东营校区原址上山东石油化工学院揭牌，也许能够弥补了东营没有大学的遗憾，但依旧无法填补东营人心目中石油大学搬走的空缺，短时间内更无法重塑一所重点大学的内涵和影响。

至今，关于石油大学搬离东营的传闻充盈网络，揭秘式的观点大都哗众取宠，其中地校关系最为津津乐道，虽然八卦似的流言无法决定终局。这样的决策重大而复杂，绝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但东营时任执政者的短视和不作为催化了这一进程却是不争的事实，后来者当深思。

2004年8月，教育部批准石油大学（华东）立项建设青岛校区，此时的石油大学决策者并没有完全决心全部搬走，更高层也并不支持。因为这里有几十年，几代人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庞大校园，建设新的校园需要巨额投资，几万人的学校动迁伤筋动骨，数以千计的老师要为此两地分居，阻力巨大。

但随着青岛校区建设的深入，地理位置优势进一步凸显，加上青岛市政府积极主动，东营市政府无动于衷的态度，使得搬迁变得不可逆转。

更有意思的是，2011年，当时石大搬迁青岛方面具体操盘手时任黄岛区区委书记姜杰调任东营出任代市长。到任后不久，姜杰在石油大学调研称，作为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的主战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前沿城市，东营需要石油大学的支持和参与。

屁股决定脑袋。姜杰或许曾努力再次挽留石油大学，具体不可而知，但两年后他就调离了东营。而石油大学搬迁对东营的影响可能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能浮现出来，承受这一切只能是在这里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和这座城市的未来。

依山傍海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园

对石油大学来说，搬迁是一次对未来的选择，对东营来说，搬走的也是一种未来的选择，油地军校的格局被打破，转型路上少了一份智力加持。

就在东营石化企业起死回生时，东营的另一个支柱产业——橡胶轮胎相关企业在承受了美国几年的“双反”后，终于无力支撑下去，德瑞宝率先宣布破产，其后盛泰轮胎、永泰轮胎、奥戈瑞轮胎等一大批企业被接管、重组、破产清算。

广饶轮胎产业仿佛被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曾经被推崇的村镇企业“西水模式”也传奇褪去。

由于这几年企业规模不大，影响在可控范围内，在政府救市下并未伤筋动骨，但是2017年一则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推倒了东营民营企业的多米诺骨牌。

天信集团及其6家关联公司进入破产重整。其中山东天圆铜业负债最多，高达104.52亿元，其次为天信集团，负债34.46亿元。

其后，为其担保的大海集团和金茂集团同一天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胜通、东辰这些曾经响当当的企业名字出现在破产名单上，9家核心互保圈企业，19个小的互保圈，如同涟漪一样在东营经济的水面上荡开。

互保，是指民营企业为了增加与银行谈判能力而形成的相互担保关系。经济向上周期，这种方式能增强信用，扩张融资能力，一荣俱荣。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东营民营企业发展受益于这种形式，但一有风吹草动，当一家企业出现风险时，风险也会迅速传递到整个互保圈，一损俱损。

此外，此次金融危机也暴露出东营这些带有家族印记的民营企业，混乱的财务、管理以及经营问题。

为了化解危机，东营市政府也采取了各种办法，但在市场规律面前，政府的力量也显得苍白无力。

但，谁也没有想到，高潮在后面。

2020年6月份，审计机构安永的一份报告显示，方圆有色集团涉嫌财务造假。

2022年1月26日，这家电解铜产量居全国第四，年营业收入号称800亿元，国内最大民营铜企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在东营经济风波不断时，东营和油田的权力场上早已暗流涌动……

从2013年开始，胜利油田乃至一批与胜利油田有交集的石油系高管落马，媒体从他们过往的经历中整理出他们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

就在油田官场震动时，东营市也不平静，先后有前任市委书记、市长落马，前文提到的陈兴銮也早因贪腐落马。

欲望升腾，泥沙俱下。对于后来许多身居高位的管理者来说，在他们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自己青葱岁月中，他们用汗水和青春为石油工业贡献着力量，直到他们尝到了权力的滋味……

历经风雨的东营，能否见到彩虹呢？

六、赢在何方

2022年，国际油价开始新一轮暴涨。

这样的轮回，对于东营来说并不新鲜。

受益于油价高涨，东营经济再次回归高速增长的轨道，2022年东营第一季度GDP名义增速超过14%，在山东省一骑绝尘。

但把所有原因归于油价似乎也不公平，因为一季度东营市采矿业增长仅2.1%，但制造业增长达11.5%，其中医药制造业增长55.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18.4%。文体娱乐业和信息软件服务业增长也分别达到16%和11.7%。

这背后有东营近年来不断谋求转型的努力，但根本上来说，东营依赖石油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油价暴涨之后总会有暴跌，而且当前新能源发展趋势已势不可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东营未来，如何赢？

回到最初的三个“终极之问”：转什么？转向哪？如何转？

关于这三个问题，东营政府工作报告中年年都在讲，各级政府也时刻在努力和践行，但官方语言难免有些含蓄，放之四海而皆准，在此我且抛砖引玉。

第一问：转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东营的短板在哪里。文章开篇就提到东营作为能源型沿海城市，资源禀赋自然不是短板所在，而真正的短板恰恰在优势产业，更在思想和心态，所以在转产业的前提是转思想、转心态。

转思想。过度依赖“有形的要素资源”是能源型城市的通病。东营在过去将近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依托石油实现了工业化和经济腾飞，一跃成为全省人均GDP状元，居民消费能力远超周边地市，人们难免有些优越感。

但随着胜利油田步入开发中后期，近年来经济疲态初现，表面上来看面临的是资源优势的衰退，实则是在长期经济领先虚幻的表象下思想解放不足。

比如许多油田家长，宁可让孩子大学毕业后回到油田干一份临时工，也不愿意让孩子去大城市闯荡；再如东营出租车拒绝使用全国流行的通用打车软件，而是使用一款叫“东营出行”的打车软件，政府却回复说这是一种市场行为，毫无疑问对外来人口并不友好。东营有许多像出租车这样封闭的行业，外部市场几乎无法进入，而政府似乎也束手无策，从侧面反应了这座城市的封闭。

所以，东营未来要赢，就摒弃优越感，解放思想是关键。

转心态。思想决定着这座城市的格局，而心态则决定了发展的成败。长期以来，对于油地双方的关系，双方其实都清楚“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对于这点双方有着统一思想和清晰认知，但是问题出在心态上，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吃亏一方。

地方希望油田能够给予自己最大限度的经济支持，许多人认为这是我的地盘，税收大部分交给了国家，油田通过其他方式回报地方是理所当然的。油田则认为石油属于国家，大部分石油城市都是因油而生，没有油田地方将一无是处。所以，在相互交往中，往往有“占便宜”的心态。

双方把更多的精力和关注放在了彼此身上，而忽视了外面更大的世界。

可喜的是，今天油地关系趋于稳定，双方的职能和界限越来越清晰，各自决策者对双方关系的理解也更加理性和深刻。除了决策层外，每个人都应该转变心态，消弭油田与地方的隔阂，真正融为一体，显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转产业。思想和心态的转变是意识层面，那么产业的转变则显得具体而迫切。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割裂了中央企业与地方经济的内在联系 ， 造成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 ，现代化的石油工业和落后的农业交织在一起 。

石油、与油相关产业以及石油人口，依旧是构成东营城市经济和社会最底层的元素，所以旧的产业不是一无是处，而是东营的立身之本。

产业转型逻辑有三：一是变中求稳。稳住石油、石化主导产业，坚持不懈优化升级；二是稳中求变。寻找接续产业，保持定力支持发展；三是变中求新，超常规加大科技投入。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坚持下去更难。

东营曾试图打造“东方休斯顿”，但随着领导更替、政策的不连续性，免不了“邯郸学步”；如果说休斯顿过于遥远，那么大庆汽车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也再次说明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

其实，东营不缺乏好的产业链条，比如化工产业、新材料、石油装备、橡胶轮胎等，每一个产业都具备做大做强的潜力，政府有定力，企业有远见，东营的产业转型不是难题。

第二问：转向哪？

转向哪是指发展方向。当前，全球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技术革命和能源革命，旧的产业优势可能在一夜之间被颠覆，新的能源体系将催生新经济生发，对于东营这样的石油城市来说，是颠覆还是重生？

在双碳的历史背景下，东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全球能源变局背景下石油以及相关产业深度转型和重塑的问题，将直接影响东营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东营需要面向更长的历史周期寻求新的突破，而关键因素则是：石油、黄河和海洋。石油代表着产业新旧交替，黄河代表着经济与环境互动，海洋则代表世界与未来。

深挖油气。对于资源型城市来说，转型发展不代表将之前的资源型产业全部替换为高新技术产业，也就是说城市转型不是“一边倒”，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对历史环境的延续和再创造。

除了主动寻找适合地方发展的新兴产业，对于现有传统优势产业则是应该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等层面进行优化升级，加快延伸产业链条，全面实施绿色化改造、智能化改造和技术改造，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

这一点与前面提到转产业有重叠，不再赘述。

拥抱黄河。如果石油是东营的底色，那么黄河则是东营的亮色。一年四季颜色不断变化的黄河三角洲构成了这边土地最壮丽的自然景观，单凭黄河入海处这一条，就足以使东营具有充分的全球化表达空间。

黄河入海口河海交汇奇观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要抓紧谋划创建黄河口国家公园，科学论证、扎实推进。不久，国家公园管理局批准《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方案》，东营再添金字招牌。

除了国家公园外，黄河三角洲的农业、渔业也大有可为，更重要的是，黄河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内涵，以及东营在黄河流域中独特的节点地位，将为东营的城市文旅产业发展的项目平台和产品体验打造提供切实的抓手。

东营旅游资源开发要有大手笔，邀请海外内智库，加大对黄河自然人文元素的挖掘，统筹东营及其周边的文旅资源的开发，快速形成东营文旅产业发展的超级符号，构建东营地区文旅产业发展的超级平台，更要注重宣传手段和渠道的更新，毫无疑问，这是东营未来最具有想象力的板块。

面向大海。大海是东营的梦想，向东、向海、向未来。如何将城市发展与海岸线和港口资源的利用结合起来，是东营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为了解决“临海不见海”的尴尬，应该加快广利港建设，高水准拓宽加深广利河入海处的河道，使港口功能内移，从而使港口发展与城市建设密切互动，在周边进行更综合的港口城市功能配套，城市建设可以尽可能东移，但规划需要持之以恒，应吸取东营观海栈桥烂尾的教训。

同时，将东营港打造为专业化港口，与周边其他港口形成错位发展，目前来看，东营港有望成为东营产业重要的接续区。

此外，可以大力发展海洋产业，近年来东营大力发展海上风电、海洋装备不失为一条向海洋进军的新路，但这条路注定也难以规避风浪，技术与人才是关键。

但无论前面的风浪多大，东营面向大海的决心不能动摇。

第三问：如何转？

如何转则是具体的路径和方法，大概需要做好三件事。

拓交通。疫情爆发以来，东营是山东省唯一一个没有发现病例的地级市，一则说明了东营疫情防控工作做得好，侧面也说明了东营交通相对比较封闭，人流较小。

目前，虽然东营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也正逐渐完善，构建区域性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但东营位于交通末梢的区位位置使得东营与外界的交通并不顺畅，至今没有通高铁，急需补短板。

好消息是京沪二线马上开工，对东营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可以设想，高铁的开通可以为东营带来大量的旅游客源，但同时高铁的虹吸作用不容小觑，如果东营无法快速发展高端产业，提升城市容纳能力，那么众多的人才将被外地所吸引，被“虹吸”，留给东营的时间也不多了。

优环境。东营民营经济发达，顶梁柱还是土生土长的企业。东营经开区的金融聚集区位于府前大街两侧高楼林立，然而除了银行等金融企业外，并没有太多高科技企业入驻，写字楼闲置率很高，其实东营整体招商效果并不佳。虽然说，“外来和尚”并不一定就“本地僧”会念经，但招商引资反映了资本对区域的认同和经济活力。

花开蜂自来。与其走出去招商，不如练好内功。政府要做的就是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东营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接纳度和容忍度很高，这是东营的优势，但同时，特殊的组织环境也形成了相对封闭的产业，相对封闭的人际关系。东营有着很好的经济基础和消费能力，理论上来说具有创业的天然优势，然而相对保守的环境又让许多创业者望而却步。

破解现状，需要政府出奇招，至于具体如何做，我也不知道答案。

重人才。对于这个人口仅有200万的城市来说，与石油的减少相比更可怕的是人才流失。东营的转型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城市战争——除了要面对因国际能源变局而带来的经济下滑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这样的一场整体性经济转型中，整个城市不得不面对一次深刻的城市人力资源结构或者说是人口结构的转变。

中国石油大学搬迁不仅损失的是当下数千名高校老师和数万名学生，损失更多的是每年选择留在这座城市数以千计的大学生，他们是这座城市的新生力量和未来赓续。

此外，随着胜利油田产量下滑和改革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石油高端人才也纷纷远走他乡，与其把目光盯在外来人才身上，不如思考如何利用好胜利油田这个人才宝库，能不能出台优惠的政策让他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诚意，让他们在东营发光发热；

再进一步，东营市有没有更多的智慧与石油大学深化合作（从广义上讲，石油大学还包括几十万毕业校友）？从情感上来说无论是石大老师，还是几十万毕业校友，他们与东营的这份感情是维系关系的天然纽带。

东营对石大搬迁的失落可以理解，但还是要有更大的胸怀与格局，把这份感情保持下去，维护好校友可以寄托感情的各种设施，给他们一个可以常回来看看、回报这座城市的的理由，让他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包容与温暖。如果盲目的抹掉他们曾经在这里的记忆，恐怕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石大。

此外，对人才的吸引关键在于提供公平且有活力的竞争环境，让他们有梦想承载的舞台，有容纳生活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有对人才足够的尊重。

东营未来要赢，人才争夺战一定不能输。

絮絮叨叨了这么多，其实我也没法提出太多的真知灼见。

天底下没有新鲜事，与其他城市一样，东营面临着相同的焦虑和烦忧，也有着不一样的优势和基础。如果这篇文章中的只言片语，能够引起大家一点思考就够了。

最后：

东营篇写了将近半年，而我离开东营已将近5年。

我无法用苍白的语言写出对这座城市的复杂感情，无法用文字描绘出4000多个日夜的琐碎。

今天尝试以一种第三者的视线，一位旁观者，去凝视和追忆一座石油之城的昨日荣光和今日变迁，也来纪念我在这边土地上渡过四年美好的大学生活和八年懵懂的职业生涯。

感恩每一位在东营相遇的人们，愿你我共同静守美好岁月。

石油曾经是这片土地的慷慨馈赠，也是这座城市曾经的热烈希冀，也充满着岁月流逝的惆怅，同样，也曾寄托着我的人生与理想。

我坚信走过的每一步路都算数，而东营每一步探索和尝试都是打破宿命的号角。

东营能否赢下转型这盘大棋，棋子在200万东营人手中!

除了胜利，已无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