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 张晓倩｜ 从人口转变到家庭转变：一种理论分析思路_风闻

编者按

2022年7月11日，是第33个世界人口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今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确定为“80亿人的世界：迈向有弹性的未来——抓住机遇，确保人人拥有权利和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世界人口日宣传的通知》要求，“在宣传中注重突出新时代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新特点，突出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新型婚育文化”。我国当前正面临着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挑战。完善家庭制度建设、实施有效的家庭政策，是支持和服务生育，促进实现人口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公共政策议题。本公众号特推出本组文章，供读者思考。

从人口转变到家庭转变：一种理论分析思路

宋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张晓倩｜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人口转变是人口学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其始于西欧，继而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陆续出现。通过对其阶段性特征的概括与描述，人口转变理论反映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不可逆转的变化趋势，成为人口学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理论。与许多其他西方理论相区别，人口转变理论并非纯理论演绎的结果，其主要源自对历史经验和实际资料的分析，在理论框架上，是“总人口”理论和“人口变动内在因素”理论的综合。

当前，世界各国正在发生家庭领域的变革，围绕家庭结构是否核心化、家庭功能是否衰落等关键议题，学界对家庭变迁展开了大量讨论，但由于家庭现象的复杂性，相关研究往往呈现碎片化的形态，大多停留在从家庭现代化等理论出发，对不同国家、地区家庭特征差异及家庭变迁的外部环境进行对比分析。家庭作为一个独立、完整、有机的系统，其变迁不仅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受到系统内不同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家庭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转变并不会同时发生，其转变的先后顺序不仅会使家庭转变的模式存在差异，也会影响整个家庭系统的演变方向。然而，迄今为止，对上述作用机制的综合分析还较为欠缺。

能否借鉴人口转变理论的思路，从纷繁复杂的家庭现象中，概括并预测现代化背景下家庭转变的发生与发展轨迹？家庭转变是否如人口转变一样，具有阶段性特征和不可逆性？本文试图回应上述问题，通过揭示人口转变的要素关系，讨论现代化背景下家庭转变的路径与方向，提出观察家庭转变的一种理论分析思路，为家庭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相对综合的分析框架，整合目前较为零散的家庭现象观察结果，从要素转变与总体转变关系的角度，揭示家庭变化的一般规律及其演变脉络。

人口转变的基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死亡转变和生育转变是人口转变的两个基本要素。死亡转变表现为死亡水平从高到低的下降过程，以及死因模式的根本性变化。20 世纪 20 年代，汤普森（Warren Thompson）根据人口增长率将当时世界各国划分为三个类别，前两类国家均已发生了死亡率从高向低的转变。各国实现死亡率下降的原因基本相同，如疫苗接种、卫生条件改善、营养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医疗技术进步等。生育转变被认为是对死亡率下降的回应。在前现代社会，宗教教义、道德准则、法律规范、社区风俗、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等社会经济环境，都有助于维持高生育率，以应对高死亡率，保证人类生存。随着死亡率下降，维持高生育率的必要性不复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消解了传统社会以集体和家庭为基础的生活方式，成为生育转变的关键性因素。与此同时，对孩子抚育成本与经济贡献的重新评估，相应的生育和家庭观念的转变，以及避孕技术的普遍使用等，促使生育率不断下降。

死亡转变与生育转变的关系是人口转变理论的重要内容，可概括为趋势共向性、水平差异性和转变时滞性三个特点。“趋势共向性”是指无论死亡率和生育率的初始水平如何、两者差值多少、变化速度快慢，最终都趋于下降。“水平差异性”是指死亡率总是会低于生育率，其通过自然增长率指标，在转变的不同时期予以体现：在死亡率和生育率双高的阶段，自然增长率较低；当死亡率先于生育率下降时，自然增长率保持较高水平；当死亡率和生育率都降到较低水平时，自然增长率也恢复到低水平的状态。“转变时滞性”是指死亡转变与生育转变之间存在时间差，生育率的下降普遍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时滞的长短与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相对速度有关，下降的相对速度越小，时滞越短。

尽管世界各国的死亡率和生育率在水平和模式上存在差异，但或早或晚、或急或缓地都将经历从“高位均衡”向“低位均衡”的转变，这一判断成为经典人口转变理论的基本假定。该基本假定中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时间维度是主线，强调死亡率和生育率随着时间推移，将发生不可逆转且方向趋同的变化；空间维度则反映出人口转变的两个基本要素在殊途同归的过程中、在不同空间（如不同国家或地区）会存在差异，即受现代化水平和文化环境的影响会表现出阶段性特征。

家庭转变、人口转变及其现代化背景

家庭转变与人口转变之间的有机联系，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第二次人口转变”得以建立并凸显的。所谓“第二次人口转变”，是指在死亡率和生育率都下降到低水平之后，死亡率维持在相对稳定的状态，而生育率则继续下行，不仅跌破预期的 2.1的更替水平，甚至进入低于1.5的“低生育率陷阱”。该现象同样始于欧洲，但目前已蔓延到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多个地区。学界基本上取得的共识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着重解释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下降的原因，其驱动力显著异于经典人口转变，其中个人主义的兴起、家庭观念的改变，以及婚姻推迟、离婚率上升、婚前同居和非婚生育增加、家庭模式从单一转向多元化等现象 ，被认为导致了生育率的低迷不振。然而，家庭转变应被视为人口转变的内在组成部分，还是与人口转变独立并存的两个现象呢？对这一重要问题，在认识上还存在分歧，也影响了对家庭现象相关变化的理解和理论归因。

有学者指出，家庭领域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使人口转变理论的视野从人口的“外在转变”（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变动）移向人口的“内在转变”（即通过制度、文化和技术等承载的人口行为及其动力机制所引致的变化）；其中，隶属于行为层面的婚育模式的转变，以及家庭类型与结构的转变，均是人口内在转变的重要体现。也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人口转变是用于解释全球范围内家庭领域发生新变化的最主要的理论框架。事实上，上述两种观点各有偏颇。经典人口转变中，死亡转变和生育转变本身不仅展示了其外在指标从高水平向低水平的变化，也蕴含了内在机制的变化，如死亡转变同时亦是流行病转变，生育转变则需要同时满足观念、技术等多个条件才能实现。因此，所谓的“人口内在转变”并非是由家庭领域的变化而激发的，不能认为家庭转变是人口转变的内在组成部分。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生育率继续下降的诸多影响因素里，家庭的作用尤为突出，但家庭转变并非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阐释重点和目标。人口学的关注点往往聚焦个体的微观决策和行为如何聚集并最终影响宏观人口趋势，特别是决定人口规模与结构的生育、死亡和迁移三大事件或过程的变化轨迹与机制，家庭的角色只是为了帮助理解其中的代际传递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用第二次人口转变直接作为家庭领域变化的理论框架并不合适。

我们认为，家庭转变与人口转变之间彼此独立且相互影响。一方面，家庭转变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生育率在到达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下降的原因；另一方面，伴随着人口转变，家庭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生人口减少推动家庭小型化和核心化，子女离家提升了“空巢”家庭和隔代家庭的比例，死亡率下降延长了个体寿命，代际共存时间增加，代际关系在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家庭转变与人口转变的共同背景是现代化，这一共同背景使对二者的分析具有了理论上的同源性。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亨廷顿在概括现代化的九个特征时指出，现代化是“阶段性”“不可逆转”的过程。“阶段性”意指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会经历过渡阶段，这种阶段性在不同社会大致相同，使得现代化过程在不同社会有迹可循；“不可逆转”意指尽管在现代化过程中某些方面可能出现暂时的挫折和偶然的倒退，但在整体上现代化是个长期的趋向，且这种趋向很难逆转。人口转变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方向趋同和模式存异在现代化过程中并行不悖的特点，与现代化的上述特征相当吻合。人口转变的方向趋同即前文所述的趋势共向性在世界各国均有所体现；模式存异则是指在死亡率和生育率向低水平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地区间经济文化制度的差异和独特性形成了不同的转变模式，如欧洲模式、美国模式和东亚模式等。中国是第一个完成人口转变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变具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速度快、转变周期短；三是计划生育外力推动和经济社会发展内在驱动共同作用；四是城乡和地区之间始终存在巨大差异。透过现代化视角审视人口转变过程，尽管模式存异，但方向趋同，反映了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从传统状态最终归为现代状态的一致趋势。人口转变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预测性，即通过观察率先完成转变的欧洲国家的经历，可推测并已在事实上验证了，经历现代化的所有社会终将发生人口转变。

我们感兴趣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是否发生了转变？或换言之，世界范围内家庭领域的诸多变迁可否视为转变？人口学中的“转变”（transition）一词，与“变迁”“演变”“嬗变”等社会学常用概念相区别之处在于，“转变”关注的是具有重大社会经济意涵、不可逆且没有先例的变化。如人口转变也被称为“人口革命”，意指这种转变包含着质的变化。在人口转变中，死亡和生育所发生的变化并非毫无意义的反复变动，而是没有先例、在一定时期内具有不可逆性的“转变”，这种转变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借助于“转变”概念的引入，将有助于区分现代化背景下家庭变迁中的“变”与“不变”、“量变”与“质变”、“暂时性变化”与“趋势性变化”，而这些重要区分在现有的家庭相关研究中是相对被忽视的。

综上所述，家庭研究领域可以从人口转变理论中寻得思路借鉴：一是区分重大转变与寻常变化；二是总体与要素相结合；三是方向趋同与模式存异。

家庭的基本要素与家庭转变相关理论

结构、关系和功能是家庭系统的三个基本要素。家庭结构是由家庭中成员规模及相互关系和居住模式所决定的家庭的外在表现形式，通常按人数、代数或关系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家庭关系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包含婚姻关系、代际关系等，是基于家庭成员在家庭中地位不同、角色不同而产生的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家庭功能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家庭系统与环境相互联系和作用所表现出的适应和改变环境的功用和效能，是家庭对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组织，家庭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变动。家庭系统通过结构、关系和功能这三个基本要素，进行着系统的内部演化，并与系统外的社会人口变迁相适应且互相形塑。

阐述家庭转变的主要理论包括发展论、冲突论、结构功能主义论和现代化理论等。发展论认为，家庭变化的基本动力，来自婚姻、生育、子女抚养、配偶衰老死亡等家庭生命周期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引起家庭结构和功能上的重要变化。相较于其他理论，发展论更关注家庭内部的变化，用家庭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动力来解释这些变化，对外部社会环境的作用仅关注其对家庭内部变化的影响。冲突论将家庭转变与社会变迁直接关联，认为现代家庭更容易引起冲突，这是因为传统功能逐渐消失、个人更为自由、家长与亲属的控制减弱、家庭固有的矛盾得以释放。与此同时，现代化带来社会变迁和人口流动，人们的社会交往增多，家庭成员分属于不同社会群体，造成家庭内部异质性增加，社会上的矛盾和冲突也被带入家庭内部，并可能带来家庭危机，甚至是家庭解体等。冲突论强调外部因素是家庭变化的主要动力，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冲突既与家庭这个特殊组织有关，又是社会宏观结构的基本矛盾的反映。结构功能主义倾向于把社会看作一种尽力使自己保持在某种平衡状态中的有机体，认为稳定和秩序是自然的、正常的状态，冲突和紊乱是系统不正常的标志。因此家庭的中心特点是均衡，其主要功能在于重新确立被外部世界的影响打乱了的和谐均衡状态。

现代化理论是结构功能主义论和进化论的混合体。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科技进步带来的现代化过程对家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引发了关于现代化对家庭变动的影响的广泛探讨，家庭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家庭现代化理论内嵌于现代化理论之中，以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核心范畴和理论预设，将家庭变动作为分析对象。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家庭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变革的源头是宏观社会层面的现代化进程。

上述家庭转变的相关理论分别从内部事件、外部环境、时代变革等角度对家庭的变化机制进行解释，相互补充，也各有侧重，但对一些重要问题仍缺乏整体性的指导。相较而言，人口转变理论在解释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变化机制上概括性和适用性都更强。因此，我们尝试在现代化背景下，借鉴人口转变理论的分析思路对家庭转变进行分析。

现代化背景下家庭转变的分析思路

借鉴人口转变理论的分析思路理解家庭转变，归根结底是要回答以下问题：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变化趋势是趋同还是分化？家庭转变过程中不同要素是如何变动的？其相互作用关系如何？是否存在趋势同向性？如何理解世界不同国家/地区在家庭转变过程中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其共性和差异性是什么?

毫无疑问，家庭转变的起点、过程和终点相较于人口转变而言，更为复杂也存在更多的分歧。借鉴人口转变理论的分析思路研究家庭转变需要重视以下问题。

其一，不仅关注家庭变迁，更要关注那些不可逆的、没有先例且具有重大社会经济意涵的变动。这是最为困难的工作，因为从寻常中觉察不寻常，需要敏锐的判断力，更需要时间的检验。家庭作为一种制度，常常通过时空迁徙、结构和形态上的灵活多变、关系和模式上的流动性和多元化，来满足家庭日益复杂多样的功能性需求，由此表现出来的实践性和主体性模糊了家庭转变的方向。如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威廉·古德（William J. Goode）曾提出，现代社会中夫妻关系将取代代际关系成为家庭的主轴，这种取代如果属实，将对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造成重大影响。然而，现实是代际关系仍在中西社会的家庭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判断家庭转变与否，须注意区分家庭是发生了“暂时的应对性的改变”，还是“不可逆的趋势性的转变”，前者体现了家庭这一系统对外系统的适应性、能动性和灵活性，后者才是触及家庭本质的改变。而目前对于家庭哪些变化属于质变的相关研究和判断并没有取得共识。

其二，不仅要关注家庭总体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关注家庭要素转变的异时同向性特征，即分别观察家庭结构转变、家庭关系转变和家庭功能转变，注意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及其变动方向是否一致，要素的同向转变将带动总体的最终转变。家庭这三个基本要素的转变都只反映了家庭转变的某一侧面，其可能相互影响，但并不存在绝对的先后顺序，三者间关系是复杂的、网状的。社会环境不同，家庭率先发生转变的要素可能也会不同。虽然家庭三个要素的转变时间不一定相同，但方向趋同。任何单一要素发生改变而其他要素维持原状，或者三个要素虽都发生变化但方向各异时，家庭都不可能形成新的不可逆转的稳定模式。比如，仅仅是由于居住安排改变和子女数量减少，造成家庭结构呈现核心化、小型化的特点，而相应的体现情感、照料、经济支持的代际关系并未发生调整，并随之使家庭功能发生改变，就很难说家庭发生了转变。只有三个要素都完成了同一趋势的转变，家庭转变才算真正完成。因此，需要深入观察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化轨迹，并判断其是否带动了家庭总体的转变。这样做将弥补家庭现代化理论以前偏重家庭结构、如今青睐家庭关系的片面性。

其三，既要注重家庭转变是否存在一致性的方向，更要注重转变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和区域性差异。正如人口转变的最终目标是人口的现代性，“现代型家庭”某种意义上是家庭转变的最终方向，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现代化和现代型家庭。西方中心主义的线性发展的现代化理念已被摒弃，人们逐渐接受现代化是多阶段的、过程是多样的，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糅合了其特有的文化和传统，塑造了多元的现代化样貌。家庭在被社会塑造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在多样化的实践中展现出能动性和流动性。各国会根据其阶段性特征对“现代型家庭”作出多元的界定，因而现代型家庭也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是在时空维度不断更新。人口转变和社会转型是家庭转变的外部环境。人口转变中的死亡转变和生育转变深刻改变了家庭的规模、结构和成员间的关系；社会转型既包含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发展、观念变革等现代力量的冲击，也包含传统文化、秩序、惯习、伦理等传统力量的影响，这两者的相互抗衡和交织融合，作用于家庭的各个要素，既决定着又扰动了家庭转变的路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文化情境，造就了家庭转变普遍性中的独特性，时间上从传统到现代的连续性，空间上家庭结构和形态的灵活性、家庭关系的延展性以及家庭功能的多变性，使家庭转变的路径与模式呈现千姿百态的丰富图景。

根据现有研究揭示出的纷繁复杂的家庭现象，我们初步判断家庭转变的基本方向应是：结构从紧凑型向松散型转变（迁移流动的普遍性、居住安排的离散性，使得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简单化等），关系从集权型向分权型转变（从父系权威转为夫妻平权、子代权力意识不断崛起等），功能从复合型向网络型转变（从家庭承担几乎所有功能，到功能外化、社会化的可替代性等），同时尝试给出基本的评判指标（见表1）。家庭转变实践是否将遵循这样的两型划分路径发展，其中间的过渡阶段又是如何表现等，还有待时间和实证的检验。但这样的假设将有助于厘清纷繁复杂的家庭现象背后家庭转变的逻辑与轨迹，更好地回答家庭“是否变化”“发生何种变化”“怎样变化”等问题。

理解中国的家庭转变

循着上述分析思路，可以观察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家庭转变轨迹，从中寻找共同的规律，并对家庭转变的发生时间、空间差异、阶段性特征等问题作出判断。这无疑是极具挑战的任务。仅就中国家庭转变而言，其丰富性和复杂性已令人惊叹。囿于篇幅和主题，以下仅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家庭转变的一些特点进行初步分析。

参照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中国1949年以来的家庭转变轨迹通常被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今。就家庭要素而言，在第一阶段中，家庭结构表现为逐渐松散化，核心家庭增多，多代重叠的直系大家庭和同胞兄弟婚后仍不分家的联合大家庭数量急剧减少。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土地制度改革和20世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城乡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最为显著。在第二阶段中，除了继续延续家庭结构的松散化趋势外，家庭关系开始出现分权化迹象，子女的话语权增加。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与收入格局、家庭成员的职业及与此相联系的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以及价值观念均发生改变，年轻一代确立了其在职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并在涉及自身生活的各种问题上取得更多的发言权。家庭的功能特别是抚幼和养老功能，则随着单位制的建立和解体几经变迁。在上述过程中，家庭要素的转变不仅异时，而且相互交错。如在人口急剧老龄化和家庭趋于小型化的背景下，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外移和替代被认为是一种客观趋势。但一些研究发现，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与家庭功能的网络化，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家庭养老功能的消解。一些研究显示，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大部分与双方父母或兄弟姐妹住在附近或同城，且保持密切的经济生活互动与情感交流；子女数量与子女提供的支持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线性关系是否与子女同住并不必然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学者指出，这种“形式核心化”和“功能网络化”现象是当前中国家庭形式与功能某种程度上脱嵌的表现，反映出“‘传统’与‘现代’相互磨砺后所形成的暂时妥协”。家庭关系在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的脱嵌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反映了家庭内部不同要素（结构、关系、功能）之间的博弈和牵扯。

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家庭总体上呈现出向现代型转变的趋势，但在过程中表现出“摇摆性”特点，即一方面家庭同一要素的变动并不总是朝着固定的方向持续进行，而是具有反复性，比如家庭结构在某一阶段呈现核心化特点，在另一阶段又出现逆核心化态势；另一方面，家庭不同要素的变动方向有所不同，比如当家庭表现出婚姻推迟、单人户增多的个体独立化倾向时，在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中却又呈现出情感上的亲密度上升、抚育功能增强的趋势。遵循本文的分析思路，家庭结构上的“核心化”和家庭关系、家庭功能上的“逆核心化”，是家庭内部要素间两种不同的转变方向，尚未形成稳定的均衡状态并演化为一种固定的模式。

中国家庭转变中的“摇摆性”特点，与家庭所处的外在环境及家庭的应对策略有很大关系。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杂糅交织，这种外部环境是在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和文化规范下产生的，显著区别于其他国家，是研究中国家庭转变时不可忽略的社会情境。与“复杂现代性”的外部环境相对应，家庭特征呈现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家庭，也不同于典型的西方家庭的传统-现代马赛克模式，如代际关系层面突出表现为父母与子女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相互依赖、代际共生的马赛克家庭主义 、父母与成年子女理性合谋的“协商式亲密关系”，以及子代身上出现的、以家庭价值的稳固与个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的“新家庭主义”，等等。与此同时，家庭在生命周期、流动迁移、结构形态甚至家庭关系方面呈现“流动性”特征，家庭的功能性需求和价值观的变动是造成家庭流动的重要机制。从社会层面和从家庭层面看待家庭实践，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判断。比如我们很容易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现象视作现代化冲击下所产生的“家庭问题”，然而家庭的理性决策却将这类现象作为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动策略，认为是家庭成员为实现家庭整体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所做的牺牲与合谋。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中国“伦理-结构-功能”三位一体的立体性家庭制度中，原本居于主导性地位的家庭伦理退居二线，而原先处于从属地位的“功能”得到激活，并再造了家庭伦理和结构，体现了中国家庭的强大能动性，以“功能性家庭”的方式，主动回应现代性带来的风险和压力。

留守儿童

在此状态下，要判断中国家庭转变的方向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家庭的变迁历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的传统家庭制度仍具有很强的韧性，但社会经济与人口政策、婚育意愿与行为、迁移流动与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等正在不同程度地作用于家庭，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自主性和集体性杂糅并存，新生代的观念是其中的关键变量，代际张力和互动形塑着当下的中国家庭。当下，需要更深入地关注家庭内部各要素的转变过程、轨迹，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解构原来关于家庭结构、关系、功能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综合地看待各要素在家庭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更确切地回答以下问题：在现代化的背景下，家庭领域中哪些变化是与社会人口的重大变迁紧密关联以至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内涵的？如何理解中国家庭转变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如此，才能更准确地判断中国家庭未来的转变方向，从而提出更契合中国家庭实际的政策方针。

总体而言，现代化是人口转变和家庭转变的共同背景，个体、家庭和社会在时代的洪流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现代化冲击。在人口领域，几代学者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对人口转变的方向、路径和基本规律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目前面临的是后人口转变时期持续低迷的生育率能否提振、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能否缓解等问题。而在家庭领域，关于变迁中的家庭纷繁复杂的表象，虽有诸多理论对其进行概括和描述，但似乎仍显得凌乱和支离，对家庭转变阶段性特征和方向性趋势的判断仍相对欠缺，对中国国情下模式独特性和世界视域下规律普遍性的联系还极其稀少。本文将人口转变研究中“区分重大转变与寻常变化、总体与要素相结合、方向趋同与模式存异”的理论分析思路引入家庭研究，希望能够对家庭转变研究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