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源于国家财政的法定责任和义务不明确，价值判断标准错位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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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破局，确实需要解决深层次结构问题，但不论是问题所在，还是解决方案，都不能苟同楼主的观点。

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来源于国家以及国家财政的法定责任和义务不明确，价值判断标准错位，导致的财政效率日益低下，已经低到了不能支撑当今社会的正常运行的地步了。全国80%以上的省级财政不能自持，就是最好的证明。

首先，由于价值判断标准错位，我们国家财政所遵循的“效率原则”，变成了“捞钱原则”。谁能捞钱，谁的效率就高，就能得到国家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以及政策倾斜和更多的权利。最近这二十多年来，最能捞钱的，当属房地产、金融行业了，因此这两个行业，房地产成了我国的支柱产业；金融也成了收入最高的行业，而且金融行业的法定责任也可以不要了，连存银行的钱被银行工作人员卷走了或挪作他用银行也不需要负责任了。责任没了，各种骚操作频频发生，而且收入还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社会精英趋之若鹜。，

实际上，财政一次分配的“效率原则”所遵循的不应是“捞钱的效率”的价值判断标准，而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效率。“捞钱”，只是在企业创造的新增社会财富中分一杯羹而已。当这一杯羹分的比例过大时，就会严重打击创造新增社会财富的积极性。房地产业好、金融也罢，都不能创造社会新增财富，房地产只是把更多的现金存在的财富，变成了以实物存在的财富（在没有泡沫的情况下）。当我们的社会经济资源向这些行业倾斜时，就产生了负激励，人们就会都不去想方设法的创造财富，而会想方设法的去捞钱。

财政“效率原则”所遵循的价值判断标准，应该是以公平的政策为前提，以单位经济和社会资源创造的新增社会财富的多少来评价。没有新创造出来的“社会新增财富”，经济就没有“活水”的来源，必定会越过越困难。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次，财政的责任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资金被乱用现象十分普遍，社会和经济运行成本远高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政府投资的动则十几亿，上百亿的各种形象工程，遍布全国各地就是最好的证明。财政的责任和义务不明确，也导致了如今除了体制内之外的全国人民，实际上并没有我们国家给予的任何“社会保障”。现在的所谓“五险一金”实际上不过是劳动者的“储蓄式”自我保障，并不是财政初次分配的结果。这也导致了，收入越高，保障水平也越高。收入越低，保障水平也越低，无收入者，无保障，这进一步加大了社会分配不均现象。投入再多的扶贫资金也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就觉不了根本问题。

财政的责任和义务不明确，还导致了财政该干的事情不干，不该干的事情乱干，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和经济运行成本。哪些事情是财政该干的呢，其中就包括建设公共交通，如高速公路；由财政出资而不是劳动者自己出资的国民基本福利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的救济，如失业救济等。而我们国家把这些全部通通的推向了社会，要么由劳动者自己进行“储蓄式”自我保障，要么实行了商业化的运营模式，不仅推卸了财政的责任和义务，反而成了捞钱的工具。不仅没有塑造社会公平和正义，反而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增加了社会和经济运行成本，压缩了能够为社会“创造新增社会财富”这类企业的利润空间和生存空间，更增加了劳动者的生活成本和压力。

该干的事情不干，不该干的事情却乐此不疲。什么事情不该干呢。这就是用纳税人的纳税钱，去建设盈利性的企业，再来赚纳税人的钱。尤其是把大量的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型企业，转变成商业性运营企业。如医院和医疗卫生单位。如公立医院，不仅赚钱，而且还无底线赚钱，什么过度医疗、过度检查、抗生素滥用已经到了无底线的程度，还没有地方讲理。造成除了体制内的人和顶级富豪之外的普通百姓，小病小贫，大病赤贫现象普遍存在。还有不该干的事情就是嫌贫爱富，全国大部分的财政“补贴”，进了企业主的腰包，进了富人的腰包。我们的社会救助赤贫的家庭和公民没有钱，但给私人房主出资安装电梯，却有用不完的钱；给私人房主加装外保温，也有用不完的钱。各种消费补贴，不是直接发放给老百姓，而是补贴给了购买大件商品的消费者。购买这些大件商品的消费者，他们的经济状况应该说是用不着补贴的，真正需要补贴的是那些为一日三餐、为基本生活开支发愁的人，但他们得不到补贴。

（就说到这儿吧，字数所限说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