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 | “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走向何处？_风闻

编者按

据新华社东京7月8日消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县街头演讲时遭枪击，经数小时抢救后不治身亡，终年67岁。安倍晋三是日本宪政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其死亡代表着其个人政治生涯的终结，但其留下的”政治遗产”仍然深刻影响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后安倍时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基本走势如何，我国如何应对日本政界“制衡中国论”的对外政策，需要我们认真分析。本公众号特推出此文，供读者思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立场。

“后安倍时代”中日关系走向何处？

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原题《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2022年，中日两国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自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关系以来，努力建设和推进两国“睦邻合作”关系、实现“世代友好”，让两国记取日本侵华战争的教训、保证两国“永不再战”，一直是中国对日关系的基本方针。2021年10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与日本新任首相岸田文雄的电话通话中，语重心长地提出“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然而，从安倍晋三、菅义伟到岸田文雄，近十年来日本对华战略呈现出明显质变的态势。受两国久拖不决的钓鱼岛主权争端以及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的双重刺激，日本政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认识越来越趋向于全面加强日美军事同盟、扩大与区域内外国家的防务合作、在美国“印太战略”下直接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其防卫法案的涉华解释也越来越具有直接军事对抗的性质。从2013年推出系统性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到2021年日本前副首相麻生太郎将台湾冲突直接同日本集体防卫法中的“国家兴亡事态”挂钩，日本安保外交和军事战略的“中国指向”已经完全确定。冷战结束30年后，日本的国家安全战略、军力发展规划和安保法制体制已经完成从“应对俄罗斯和中国”到完全“制衡中国”为主体的转变。岸田文雄在自民党总裁竞选中甚至直言不讳地公开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目标是“对付中国”。我们无须惊讶日本地缘战略的这一战略性变化，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 Waltz）就曾明确指出，随着大国崛起带来的力量对比实质性变化以及“安全困境”效应的深化，地缘上邻近大国对崛起大国采取战略、军事和外交上“制衡”（rebalancing）战略，是常见的战略选择和地缘政治演变态势。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岸田文雄政府执政时间有多长，在当前美国对华全面展开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将通过制定和推出新的防卫法和国家安全战略、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协作、扩大对地区内国家的防务援助等方式，进一步凸显国家安全战略与防卫法的修订和更新。其结果是，日本的安保法制将会加速摆脱二战后日本宪法规定的“非战条款”。或早或晚，中国很可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摆脱“和平宪法”限制、以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实力扩军备战并顽固地以“制衡中国”来重新定义其“国际贡献”的日本。尽管日本出于对华经济利益，提出从“竞争”到“协调”的日中关系，但很难改变日本“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对华针对性。这是在东亚区域安全秩序调整中，中国不得不重新正视和长期面对的新挑战。

一、新冠肺炎疫情难以拉近中日关系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日两国高层保持频繁互动，就抗疫、防疫等展开积极沟通和协商，曾一度开创了中日关系中的“疫情外交”，为两国关系注入了难得的温情。

2020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东京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北村滋共同主持中日第八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此次对话正值中日两国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刻，双方就携手抗疫交换意见。杨洁篪指出，加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增进国际协调合作至关重要，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中方愿同包括日本在内的有关国家、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密切沟通，分享防疫经验，协调防控措施，更好地维护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北村表示，中方的抗疫经验对日方具有积极借鉴意义；日方愿同中方加强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信息共享、经验交流和技术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同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东盟与中日韩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领导人特别会议上指出，密切各国卫生、海关、交通、移民等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探讨建立通畅的联络机制，就疫情信息、防控措施、出入境人员管理等进行密切沟通，形成防控合力，遏制疫情蔓延；分享诊疗经验，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积极开展药物、疫苗等研发合作；各方应当就医疗物资的生产、需求和供给保持协调，为商业采购相互提供便利。9月，习近平主席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习近平指出，持续拓展共同利益、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是新时代中日关系发展的本质要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成为各国共同政策选择；中日双方可以相互支持，实现共赢。菅义伟表示，日方高度重视中国，把日中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相互支持；稳定的日中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对世界和平繁荣亦不可或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初，日本政府和民间积极向中方提供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大量防疫物资，以助力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当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得到控制而日本的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时，中国不仅同日本有关部门通过视频会议或电话会谈来交流各领域疫情防控和治疗新冠肺炎的诊疗经验、提供无偿援助和全力满足日本对医护用品的商业订单，包括医疗口罩、防护服以及核酸检测试剂盒等紧缺的医疗物资，向日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2020年2月大阪府曾向上海市和江苏省捐赠1万套防护用品，爱知县丰川市向江苏省无锡市捐赠4500只口罩；在大阪和丰川疫情告急后，中国有关地方火速行动，立即向大阪捐助7万只口罩，向丰川市捐赠5万只口罩。中国驻日大使孔铉佑指出:“每当遭遇重大灾害时，中日两国总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日两国之间的相互支持对中日关系起到了明显的升温作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一中日邻国之间守望相助的情感再度被“激活”。2020年2月10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自民党干部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针对在中国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自民党将向中国提供支援资金，自民党内的国会议员每人将向中国捐款5000日元。日本自民党国会议员共计397人，其中众议员284名、参议员113名，以每人5000日元计算，支援总金额约为198.5万日元。在民间层面，两国民众纷纷为奋战在一线的医疗机构捐赠紧缺防疫医疗物资，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其中涌现出了不少感人事例。中国留学生洪喆得知高知县出现病例时，主动联系宿毛市方面表示要寄送口罩。他在通过电子邮件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尽管数量有限，但希望多少能帮到宿毛居民，回报曾经热情款待过我的人们。”此外，一名刚满14岁的日本女孩怀抱募捐箱，在路边不停向捐款人行90度鞠躬来为武汉募捐。日本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基本对策方针咨询委员、感染症对策专家会议成员、东邦大学教授馆田一博先生指出，在疫情初期日本尚无感染病例时，中国及时发布大量疫情信息，包括学术论文、感染者胸部图像及新冠病毒遗传基因信息，日本据此开发出病毒检测试剂。同时，日本参考中国患者病历、治疗过程，筹备了日本的应对方略。在具体合作方面，中方在网站上较早公布了日文版的治疗方案，日本感染症学会以此为参考制定了本国的治疗指针。在日本防护物资缺乏时，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紧急援助医用口罩等防疫物资，对日本医务工作者提供了重要帮助。疫情暴发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相互支持、帮助与合作确实增进了中日两国民众的情感交流，为两国关系注入了难得一见的温情。

然而，疫情期间未能停止的钓鱼岛海域海警船进入之争和特朗普政府大肆炒作的“新冠溯源论”迅速恶化了日本政界和民间开始出现积极势头的“中国认知”。2020年11月，日本“言论 NPO”网站发布了一份中日联合民调。据民调显示，当被问到“对中国的印象”时，回答“不好”和“算是不好”的受访民众，在日本高达89.7%，比2019年民调结果增加5个百分点。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回答“差”或“算是差”的比例达到54.1%。从日本相关机构的民意调查结果来看，将近九成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尤其是看中国取得了抗疫的胜利，而日本每况愈下，一部分日本人对中国愈发不具有好感，不承认中国的抗疫方式，完全不谈要从中国吸取一定的抗疫经验。2020年2、3月中国疫情比较严重时，还有不少日本人积极支援中国抗疫；但到日本情况危急、中国反过来支援日本时，对于这些信息日本国内却报道得非常少。这反映出日本国内对华好感度仍在低位徘徊。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具体来说，一是中国发展迅速，中日实力差距拉大。截止到2021年末，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经是日本的三倍，再加上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的长足进步，日本对于中国崛起的安全和战略担心在其政治和政策精英层中不断增强。日本还没做好准备去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二是日本媒体与美西方的媒体和舆论基本同调。在信息化时代，美日欧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在视角选择和问题判断上几乎一致。日本长期的“脱亚入欧”的观念、制度和心态传统，决定了日本的“西方国家”定位。三是中日两国存在着钓鱼岛主权争议。2020年下半年，日本媒体多次密集报道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中方采取这一举措，是为了驱离试图登岛的日本右翼势力船只，但日本媒体和政府却动不动就指责中国“入侵”，对日本社会的对华认知有很大的煽动性和伤害性。

此外，中日两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两国在处理同一问题时往往采取不同做法，日本国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其根本原因是“历史演变中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近20年里出现了“中日同强”局面。这在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上尚属首次。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的研究，日本对华政策中的“竞争—合作”光谱定位将大幅倾向于竞争一侧，中日关系下滑态势将加剧。

随着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日本对外加强与美国的安全与军事合作、对内积极修宪扩军，两国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调整进程中的努力事实上在越走越远。2020年的“疫情外交”也只是两国关系近年来难得的“温情”闪现。“以民促官”、大力开展民间交流在改善两国关系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两国的力量对比、安全认知以及利益选择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事实面前，2020年“疫情外交”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变化非常有限。正如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指出的，“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中日两国民众相互理解存在短板，日本社会存在的一些对华片面认识对日本民众对华感情造成消极影响”。这也从另外一个视角说明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严峻性。

二、菅义伟政府全力配合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遏制行动

菅义伟上台后，迅速加强同印太地区和欧洲地区重要国家的安全合作，为特朗普政府疯狂的对华疫情报复和战略抑制充当直接的帮手。中日关系没有因为“疫情外交”而继续改善，根本原因就是日本政府在美国采取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对美 “一边倒”。2020年，日本在推进“印太战略”、强化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简称“四边机制”）及扩大与域内外国家的访问合作等领域表现得十分活跃。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从特朗普到拜登时期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和对华战略压制政策最积极、最重要的帮手。

日美同盟既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也是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的基轴。菅义伟政府高度重视日美同盟，致力于通过高层互访、举行联合军演等手段来加强日美同盟。对日本而言，“保护其和平的并非宪法第九条，而是自卫队和基于《日美安全条约》的美军威慑力”。2020年10月，日美两国在日本冲绳县及周边海域举行代号为 “利剑-21”（Keen Sword 21）的陆海空联合军演。在为期11天的军演中，日美两国共计出动4.6万余人的兵力，动用了数十艘舰艇和300余架战机，这是菅义伟上台后日美两国首次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2021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与菅义伟举行的电话会谈中称，《日美安全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同年9月，日媒撰文称，日本新安保法成立至今已满六年，在这期间，日美之间的外交、军事和防务一体化得到切实推进。在中美冲突加剧和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日本卷入偶发性冲突的风险令人担忧。在此背景下，要稳步推进落实安保法，保证日美同盟的牢固力、威慑力以及应对力。

日本也是日美印澳“四边机制”最积极、最主动的参与者之一。菅义伟上台后，日美印澳四国的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快速推进。2020年9月，日印签署《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这意味着两国可以相互提供燃料和弹药等物资以及运输劳务等。同年10月，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部长琳达·雷诺兹（Linda ReynoldS）在东京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联合演习、军事人员互访、航天与网络安全合作、陆基无人机联合研发等领域达成一致。11月，日澳两国达成一项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军事协议——《互惠准入协定》。两国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指出，该协定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防务条约，它确立了日本自卫队和澳大利亚国防军在联合演习和救灾行动等领域的法律程序。同时，两国将进一步精简程序，以便两国军事人员进入对方国家境内展开联合军事行动。2021年6月，日澳两国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了两国外长和防长的“2+2”会谈。会谈期间，两国明确提出要深化日澳“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加强在国防工业基础设施、网络与关键技术、信息共享与军事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同年8月，日美印澳高层对话以视频方式举行，四国就推动在高质量基础设施、海洋安全、反恐、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达成共识。四国高层对话结束后不久，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西太平洋举行 “马拉巴尔” 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包括反潜、海上补给、实弹射击、防空作战等。可见，2020年以来，日本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实施中最为积极和主动的依靠。

尤其是2020年下半年之后，加强同菲律宾、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间的防务与安全合作，扩大和提升日本对东盟国家防卫战略的介入和影响，是日本全力协助美国在地区安全秩序中孤立中国、联合应对中国外交与防务举措的重要行动。

2021年3月，日本和印尼的外长、防长在东京举行“2+2” 会谈期间，两国签署《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协定》，在转让的国防装备中，包括日本向印尼出售八艘30FFM导弹护卫舰，其中日本承建前四艘，后四艘根据技术转移协议由印尼方面建造。同年5月，日本开始向菲律宾军方提供自卫队在行动中使用过的提钻、声呐和发动机、切割机等救生设备。装备交付完成后，日本陆上自卫队队员还将被派往菲律宾，训练当地军队使用这些工具。9月，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访问越南，两国签署《防卫装备出口协定》。根据协定，两国成立国防装备与技术转让联合委员会，确定转让的具体国防装备及其相关军事技术；任何一方不得向第三方泄露关于转让国防装备的机密信息。岸信夫称，对日本而言，越南是可称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国家之一，两国的防务安全合作正在迈入“新阶段。

更令人瞩目的是，2020年末以来，日本利用自己是“美西方阵营”坚定分子的地位，全面加强同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协助和配合美国将北约成员国“引入”印太区域，共同围堵和遏制中国。

2021年2月，日英以视频方式举行“2+2”部长级会谈。会谈期间，两国在以下方面达成共识：一是英国将把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为中心的航母打击群部署至东亚；二是签署《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协议》，稳步推进日英陆军联合训练；三是联合研发新型空空导弹和先进射频系统。《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协议》涉及人员交流、港口互访、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海洋恐怖主义和海盗等内容。英国国防部表示，《深化海洋安全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助于提升两国的海洋态势感知能力，标志着两国的军事合作不断走向深化。同年9月，英国海军最尖端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长期航行中首次停靠日本，该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史蒂夫·穆尔豪斯准将在记者会上称，“停靠日本是本次航海的重点”，对扩大日英防卫合作表达了期待。据日本外务省消息，日本和英国就缔结两国联合军事行动的《互惠准入协定》达成了启动谈判的协议。

继日英加强防务合作之后，日本又全力推进和德国针对印太地区的防务合作。2020年12月，德国国防部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Kramp Karrenbauer）对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最快 2021 年向印度太平洋地区派遣德国海军舰艇。2021年3月，日德两国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该协议的缔结将适当保护两国政府相互提供的机密信息，并进一步交换两国政府间的有用信息。同年5月，日美法三国首次在日本本土展开联合训练。同月，日美法澳在日本佐世保举行代号为“圣女贞德21”的联合军演。

菅义伟上台之初，外界普遍认为由于菅不属于任何派系，在内政外交上会比安倍晋三持更加开明的态度。但菅义伟在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关键议题上频频挑战中国，充分显示出菅义伟作为安倍前首相的“御前重臣”在防卫和安保政策上完全接受了安倍的理念。

2012 年安倍上台执政，并成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安倍及其幕僚的安保理念，是典型的自民党右翼的主张，即认为在冷战后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日本必须摆脱“和平宪法”约束，强化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正常国家化”进程和国家利益追求，提升日本在国际舞台的大国角色。日本自民党右翼政治势力具有根深蒂固的“亲美远华”、扩军修宪、在亚太事务中扮演正常国家、以制衡中国重塑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等传统。自民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保守主义。虽然其保守主义的内涵与西方国家不同，但是国家利益追求和防卫政策制定与实施领域的“超级现实主义”取向是非常明确的。安倍上台之前，日本政界就将松动防卫体制、加强军事实力和准备介入美军在东亚战争行动确定为“重新定位日本国家利益”的基本方向。安倍上台后，面对钓鱼岛争议，一方面顽固拒绝对华谈判，另一方面紧抓美国这一日本对华冲突的可靠后盾。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国转变对华“接触政策”，这是日本政府多年期盼实现的目标。强化“中国威胁”、松动安保法制、谋求修宪和增加军费，是日本以日美同盟为轴心、扩大防卫行动范围、对华实施制衡政策需要采取的基本行动。

早在2012年4月自民党就公布了“宪法修正案”，涉及天皇、安全保障、国民权利以及义务、国会、内阁、司法等11个方面。与现行的《日本国宪法》相比，自民党“宪法修正案”中明确了自卫权的使用以及设置国防军等义务，其实质就是使日本有行使集体自卫权和保有军队的权利。在自民党“宪法修正案增补版”中又对上述内容做出了进一步解释。比如设置国防军一项，自民党“宪法修正案”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除了城市国家以外，在拥有一定规模以上人口的国家中没有保有军队的只有日本，独立国家为了保持独立和和平以及国民安全而拥有军队是现代世界的常识。国防军参加国际和平活动是可能的。国防军既然作为军队，就要依据法律规定把行使武力变成可能。关于在集体安全保障中的制裁行动同样是有可能的”。虽然因国内阻力直接修改宪法的目的未能实现，但在自民党“一党独大”的背景下，安倍政府先后通过实施“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新安保法”来一步一步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目的。安倍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目的是壮大日本的军工生产能力，形成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加大武器出口的力度，突破宪法对“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的规定。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制定新安保法案是一种解释性修宪的策略，实质是让日本军队拥有对外作战的权力，使日本成为一个“普通国家”，从而为最终修改宪法第九条奠定强有力的基础。2016年3月29日，“新安保法”正式实施，标志着日本政府长期坚守的“专守防卫”政策被彻底架空，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重大转折，为日本自卫队在全球展开军事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正式修宪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菅义伟上台后，再次明确表示会继续把修宪作为自民党的基本方针。2021年5月3日，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在现行宪法迎来施行74周年纪念日前夕，菅义伟接受《产经新闻》的独家专访，再次表达了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意愿。菅义伟表示：将自卫队写入宪法“是理所当然的，（自卫队）已经和当年完全不同，当今大多数国民已经理解，应当对自卫队的定位予以明确”。6月11日，与修宪程序密切相关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 在国会获得通过，正式成为法律。《日本经济新闻》撰文称，“国民投票法修正案”通过后，日本国内已经建立起修宪的整体环境。鉴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日本自民党会围绕修宪展开讨论，并尽快提出修宪提案。6月16日，日本自民党修宪推进本部在《国民投票法（修正版）》颁布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就修宪程序展开了具体讨论。卫藤征士郎在会议上表示，自民党会把明确自卫队的地位、制定紧急事项条款、取消参议院选举、加强教育作为讨论修宪的起点。在7月26日发布的月刊《花田》的采访中，菅义伟表示，“自民党自建党以来就将修宪作为根本政策。我们会努力修宪，这个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

“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核心内容是放弃交战权和不保持军备，这意味着日本既不能发动任何形式的战争，也不能拥有各种军事力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日本并非一个“普通国家”。二战后，日本在“和平宪法”的指导下，实行“重经济、轻军备”的发展路线，一步步地走向复兴，最终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所蕴含的和平主义精神对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促进战后日本的和平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才是 “和平宪法” 最大的历史价值。美国资深的现代日本问题专家约翰·道尔 （John Dower）认为新宪法（“和平宪法”）将民主主义思想贯穿于宪法之中，并且明确禁止日本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的权利，与“非军事化”的原则完美结合起来。从全方位来看，宪法修正案中最具冲击性的部分是序言和第九条中提到的“战争的放弃”，也就是所谓的 “和平宪法” 第九条。“和平宪法”和自民党“宪法修正案”是绝对矛盾的，两者不能兼得。日本学者指出，一般认为宪法的基本原理要符合国民主权、基本人权和和平主义这三大原则。自民党的“宪法修正案”，改变了宪法的三个基本原理和宪法本身的历史连续性，与其说是“宪法修正案”，莫不如说实质上制定了一部新宪法。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Sheila Smith）认为，“和平宪法”由盟军起草，其中的100多条内容主要是尊重基本人权，加强人民的权利，削弱战前的国家权力，天皇作为象征性元首不再拥有实权。在宗教、工作、抗议、正当法律程序等方面，这部宪法保护了人民的自由选择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如今日本公民对这些权利已经习以为常，“和平宪法”中的人民主权给人民带来能动性，它不应该轻易被抛弃；所有社会机构都应该参与这一过程，所有日本公民都必须对修宪的结果负起责任。“和平宪法” 不仅有利于防止日本重走侵略战争的道路，更是战后日本国民开展和平运动的重要法律依据。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强推“新安保法”曾引起大多数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但随着东亚区域政治在后冷战时代的深刻变化，日本国内反对修宪的和平主义力量被大大削弱。

菅义伟政府的安保追求就是通过修宪扩军来改变“战后体制”，以通过实现“普通国家”的方式来取得对华制衡战略的合法性和可行性。这一日本政界的主流立场在今天的岸田文雄政府继续得到明确体现。2021年9月29日，岸田文雄以257票当选自民党总裁，就任日本第100任首相。岸田明确表示，“对付中国”是政府首要任务，将积极推动修宪。从安倍晋三到菅义伟再到岸田文雄，他们的安保主张和对华战略可谓一脉相承。面对这样连续性奉行“联美制华” 战略的日本政府，未来的中日关系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

三、岸田政府的对华制衡战略会走多远

岸田政府的“安保观”和“中国观”将延续从安倍到麻生等自民党强硬派的传统路线。岸田文雄在竞选期间主张修宪扩军、对抗中国，其政策主张鲜明地体现了“安倍派”的涉华路线。即便如此，中日经贸关系和正常交往仍然存在着很大空间。岸田文雄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控制疫情和发展经济，只有这两方面做得出色，才能得到国民的认可。2021年10月8日，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通电话。岸田文雄表示，日方愿同中方一道，从日中关系历史中汲取重要启示，以202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在经贸领域依然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即便岸田政府继续对美“选边”，基于中日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深度融合，日本也难以追求对华经贸“脱钩”，中日关系仍然存在“协调”的一面。

中日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已经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活力。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两国间一年的人员往来已突破1000万人次，贸易往来超过3000亿美元，在华日企超过3万家。“如此紧密的交流，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的。”而且，自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经贸合作就已成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当两国的政治关系陷入紧张局面时，以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经贸合作通常会成为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突破口。经贸先行、“以经促政”成为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这不仅有助于两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还对构筑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虽然中日双边经贸关系仍有起伏，但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经贸合作伙伴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2019年，即使受到中美贸易战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影响，中日贸易额仍维持在30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已经连续12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同时，日本居欧盟、美国、东盟之后，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如果按国别计算则继续保持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2021年1—10月，中日双边贸易额增长1.5%，显示出两国经贸关系的强劲韧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了严峻挑战，日本企业难以放弃庞大的中国市场，中国企业也会继续引进日本高端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日经济的互补性将会长期存在，两国经贸合作良性发展的基本盘难以出现根本变化。2021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向日方展示了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积极信号。从中国台湾当局提出也要加入CPTPP时岸田政府表现出的欢迎态度来看，日本短期内不会给中国提供加入CPTPP的机会，这将是经贸规则领域日本“制衡中国”的表现。

需要警惕的是，岸田内阁上台后组建了经济安全保障室，并任命前防卫副大臣小林鹰之出任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一职。小林鹰之将会与自民党内相关干部合作，制定半导体供应链战略，防止技术外流。《日本经济新闻》刊文称，半导体是各种数字设备不可或缺的零部件。随着中美竞争的日益深化，构建半导体供应链已上升至日本经济安保的核心位置，日本此举旨在阻止尖端技术流向外国和打造自身重要物资的供应链。在大国总体趋向于把安全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当代世界政治中，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加入美国对华“科技战”甚至准备部分“脱钩”，是其为了在军事和安全上对抗中国而正在采取的步骤。至于岸田政府所采取的“制衡中国”的战略能走多远，一是取决于中美关系，二是取决于日本国内新安保法体制和修宪进程，三是取决于中日关系的整体架构是否能继续保持稳定与协调。

大多数亚太国家不愿意在中美战略竞争之间“选边”，日本却是一个例外。日本已经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明确选择了美国这一边。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日美同盟早已成为日本历届政府对外关系的基轴。作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深化和巩固日美同盟已成为美国“向亚洲全境辐射军力，维持或增强在这一重要地区霸权的既定战略”。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基本状态成为影响中日关系走向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美国是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变量。在中美关系短期内难以出现实质性改善、拜登政府的对华冲突和竞争战略将会继续以压制中国为基本目标的情势下，日美在对中国战略上的合作将会进一步深化、细化。与美国在军事、情报、“印太战略”、“四边机制”、台湾问题等相关的一系列军事和安全政策上保持“联手”，将是日本的基本政策。2021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伯恩斯（Bill BurnS）宣称，将在中情局设立一个辐射所有领域的“中国任务中心”。该中心将把间谍、情报分析员、技术专家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聚集在一个单位，并会在世界各地部署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由于美日两国已建立起高级别的情报共享机制，预计日本也会全面配合、积极参与美国中情局的“中国任务中心”，同美国共享关于中国问题的情报，甚至日本有可能参加美国组织的“五眼联盟”。在战略和安全选择上的“对美一边倒”是今天日本外交的既定方针。

拜登政府也将继续强化美日军事同盟义务，干预中日钓鱼岛领土纷争。拜登总统在2021年4月与菅义伟第一次举行首脑会晤时，就明确重申《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中日东海领土争议的所谓“盟国义务”。中日两国间不仅存在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等结构性矛盾，而且日本右翼势力在中日关系中持续制造紧张议题也是日本政治和社会心理出现“排华、恐华”情绪的重要因素。在钓鱼岛问题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从历史、地理还是从法理的角度来看，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然而，日本官方却始终坚持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这一错误立场。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曾公开扬言，“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钓鱼岛领土争议的恶化完全是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签署所谓“购岛合同”而引发的。不仅如此，从2012年以来日本政府始终拒绝承认中日存在领土争议、拒绝就降低钓鱼岛主权争议烈度和中方进行务实对话。2020年中国颁布《中国海警法》，依法对海上维权进行了新的规范解释和法律宣示。然而，日本国内却大肆鼓噪《中国海警法》的“侵略性”，指责中国想要强力改变钓鱼岛现状。归根结底，钓鱼岛争端持续化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不愿意正视和接受双方存在领土争议的事实。对美国而言，继续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来提升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的 “角色地位”，也是其既定方针。在亚太区域安全议题上美日高度“捆绑”的战略需求面前，钓鱼岛领土争议的外交解决进程将更为艰难。

更重要的是，中国崛起进程的加速，使日本对华战略戒备与安全疑虑不断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推进，海空军武器装备持续更新，中国海军突破第一岛链进入南海和西太平洋海域展开军事训练已实现常态化和机制化。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对国际海运线路的高度依赖、中国军事力量现代化进程以及紧张对峙时断时续的两国东海钓鱼岛主权争议，使日本近十年来锁定中国为最大的“威胁”。通过提出“印太构想”、支持日美印澳“四边机制”等做法，日本明显摆出了“制衡中国”的战略决心和战略走势。2018年12月，日本出台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强调以应对“岛屿防卫”与“灰色地带事态”为主的跨域联合防卫、优先发展空网电等新领域作战能力等作为未来国防的优先任务。2019年，日本宣布把“出云”号与“加贺”号驱逐舰改造成航空母舰，以提升其作战能力。这些舰船装备了 F—35B战斗机，已被视为“攻击航母”。上述动向均与中日安全关系直接关联或主要就是为威慑中国。日本媒体也认为，安倍政府增加国防军费和扩大日美印澳安全与海上合作的诸多行动，都是旨在通过大规模增加军事投入和谋求扩大日本军事行动范围和能力，实质性地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承担“日本角色”，强势应对所谓中国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和在西太平洋海上行动范围的扩大。

继续推动安倍政府未能完成的修宪进程，很可能是岸田政府的基本施政目标。为了尽快完成修宪，岸田政府也将继续修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凸显日本需要从军事和防卫力量建设、深化日美同盟、扩大区域安全与防务行动等方面来应对中国崛起的必要性。岸田政府很可能在2022年颁布新的对华更具有攻击性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从日本国内来看，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国内的快速蔓延和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护宪势力和修宪势力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据 2021年5月3日《朝日新闻》报道，在5月3日宪法纪念日到来前夕，朝日新闻社进行了以宪法为主题的全国舆论调查。在被问及现行宪法是否有必要修改时，回答“有必要修改”的受访者占比为45%，比2020年有小幅上升（2020年为43%）；回答“没必要修改”的受访者占比为44%（2020 年为46%）。关于宪法第九条，61%的受访者认为“不变为好”（2020年为 65%），回答“修改为好”的占比为 30%（2020年为27%）。

可以肯定的是，修改宪法第九条、建立国防军，让日本在安保体制上摆脱束缚、强化对华战略制衡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将是岸田政府的基本目标。日本修宪扩军将很大程度上改变亚太军力对比和区域战略态势。而且，日本修宪绝非止于获得法理交战权，而是意味着战后延续了70余年的日本自卫队体制和有限军事力量设置将会出现颠覆性变化。以本土专守防卫为核心使命的日本自卫队，不仅将正式更名为“国防军”，还将扩充力量并完善不同军兵种配置，形成以海空军为主的复合型和攻守兼备型正规军队。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韩国等国对日本政府强行修改宪法第九条一直表达深深的担忧，势必也将增强自身军事力量来应对日本政府的修宪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明确指出，“希望日本能够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真正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同时也为日本与其他邻国关系改善创造条件”。近年来，“历史问题”争议虽然不再那么尖锐，但中国作为日本发动侵略和殖民战争的最大受害国，要求两国关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的基本立场不会变。而在日本国内泛滥的修正主义史观，其主张不仅是对加害部分的忘却，甚至有人根本就不承认加害事实的存在。2021年10月岸田内阁上台后，上百位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反映出一个竭力追求在安全领域内 “大国化”的日本，必定试图从重塑历史记忆、追思军国主义时代日本的“英雄主义”中寻觅精神食粮。岸田作为日本政坛的“温和派”，仍然仿效安倍的做法给靖国神社奉献贡品。这说明“大国化”的日本政治人物，即便不会轻易否定军国主义日本侵略和残害亚洲人民的历史事实，也仍然会从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获取精神资源。这样的日本，是无法真正平息与亚洲邻国的历史问题争议的。

四、结语

当前，世界正受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三重叠加效应的冲击，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格局尖锐而复杂的动荡效应还在不断深化。对于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而言，这本来应该是双方加强合作、共担责任的重要契机。历史已经把中日两国推到了需要为未来的世界发展、繁荣与和平深度携手合作的关键时刻。正如王毅国务委员指出，“国际格局的演进正在提速换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人类社会对健康安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命运与共的认知更加深刻。世界回不到过去，人们在求索未来。各国都要做出团结还是分裂、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的重要抉择”。日本政府在美国打压中国、妖魔化中国的对华战略竞争与冲突进程中赤裸裸地在美国一边“选边站队”，在军事安全上全力推行对华 “制衡战略”，不仅有悖于今天动荡时代世界和平与繁荣发展的现实需求，同样也违背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人民和两国社会在广泛接触、交流与合作进程中所取得的建设性成就。如果日本继续全力扮演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对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东亚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必将带来重大损害。

从安倍晋三政府到菅义伟政府再到岸田文雄政府，日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所采取的选择是典型的“战略清晰”（Strategic clearance）策略，而不是更多的东亚国家所采取的“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策略。这两者的区别是，坚持在中美两国之间采取“战略模糊”策略的国家，即便继续保持对美军事同盟或者安全伙伴关系，但注重在保持与中国强大的经贸联系的同时警惕美国想要把“新冷战”强压给中国和东亚地区，因而倾向于在地区安全秩序建设和可能出现的中美战略对抗中不“选边站队”，更倾向于不直接参与美国的各种对华打压行动，以便与中美两国都保持友好与互利的关系；而“战略清晰”策略则强调对美国的同盟责任、认同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妖魔化和战略打压、准备在中美未来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中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采取“战略清晰”策略的日本，为了应对未来在南海、东海和台海可能出现的冲突，必然将追随、配合甚至在个别问题上主动推动美国对华采取遏制行动。日本的对华经贸与科技合作的原有框架必然在这样的“战略清晰”策略的选择中逐步进行调整，以便降低未来涉华安全风险可能带来的经贸代价。从2020年6月开始，安倍政府就提出政府出资鼓励更多的在华日企转移投资，这就已经传递了明确的信号。岸田政府宣布设立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和首相办公室的“经济安全协调员”，都已经反映出在中美之间奉行“战略清晰”策略的日本，正在全面准备削减和降低“联美制华”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尽管疫情严峻，2020—2021年中日双边进出口贸易不仅没有衰退，反而继续有所增加。2020年全年中日贸易额达到3175.38亿美元，同比增长0.8%，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2.1%，反映出中日经贸合作带来的收益仍然在明显上升。但在将安全优先于经济的大国政治中，日本对华“经贸转向”将是未来长期持续的过程。

即便如此，面对把“制衡中国”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心目标与手段配置的日本，中国的战略反应不是简单地在“敌国”还是“睦邻”之间做出选择。中国崛起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利益和财富再分配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导致地区和全球秩序的调整和变化。明确地选择“制衡中国”是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与中国存在地缘政治竞争、两国仍然存在未解决的领土纠纷和复杂的历史情结的日本做出的选择。在中美之间采取“战略清晰”策略的日本，也正在为日本的“大国化”注入新的国内政治动力。但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必须认识到，把日本“捆绑”到美国战船上，从长期来看是否真的有利于日本人民的福祉。冷战结束30年以来，世界经济中心之所以向东亚转移，东亚之所以成为这一时期战乱最少、发展最快的地区，根本原因是中国、东盟、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共同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和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如果日本的“战略清晰”策略进一步助长美国在东亚的 “新冷战”企图，东亚的繁荣与稳定前景可能难以避免地存在崩溃的风险。即便面对采取“战略清晰”策略的日本，中国仍然需要加强“战略协调”。我们需要鼓励日本在地区安全合作、稳定与繁荣这一共同目标上，拿出日本的智慧、眼光和决断。

中国必须警惕的是，中短期来看，日本的这一“联美制华”的战略选择将有助于美国继续增强和巩固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加剧亚太地区力量对比的失衡，增强美西方在亚太权力、财富和利益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给中国致力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带来新的阻力和挑战。事实上，中国的周边安全态势正在出现恶化。自冷战结束以来，中日两国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和多样化的沟通交流机制，双方经贸和社会交流广泛而深入，但两国之间的差异同样是巨大的。日本把自己作为“美西方阵营坚定分子”的国家定位和利益选择，是中短期内中日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仍然难以跨越的鸿沟。日本政界对美国实施对华竞争战略充分肯定、日中长期未能缓和领土争议以及地缘战略上日本对中国消极认知，都将继续成为中日关系改善难以顺利实现的严峻考验。东亚区域战略局势的尖锐性、复杂性将会长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