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决策者还没搞清，家长的焦虑就不会减轻_风闻

       今天看到新闻：关于孩子的“体育法”，教育部门正在研究。其实类似话题还其多得很——比如科学从娃娃抓起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孩子从出生到大学之前的九年义务教育是不是就可以实现科学从娃娃抓起的时代要求？到18岁之前的孩子成长过程到底需要什么程度的纯智性培养？自己能做什么、具备什么能力，以及从感性思维导理性思维具备怎样的推理认知能力，等等。这些不仅是国家要关注的问题，更是家长的一种焦虑。

      到底什么是“起跑线”，什么是人才？大概教育管理者和家长都没有确切的定义。我爱人的表妹因为父亲去世，80年代初，我的岳母把她从河北农村接到了城里读书（行署所在的县城）。我去过那个农村，村里的小学可以说没法与县城的小学比较——一个班级2个年级同时上课先上2年级，后半截是3年级的课。土坯教室墙上水泥抹了一个水泥“黑板”，这是唯一的教具。没见过汽车火车，也不知道红绿灯，蜂窝煤炉和自来水也不知道是咋回事。进城重新上一年级还跟不上这就是现实：出门看见汽车很紧张，单位露天放电影很新奇，洗衣服老是习惯找水缸。有空总想四处找点柴火存着——学习顾不上，先得适应城里的生活。这是不是算是“城乡起跑线”的不同？

      我22岁才见到9寸黑白电视，现在3-4岁的孙子用智能电视找自己喜欢的动画溜得很。孙子刚上幼儿园就问“风是什么”、龙卷风为什么是那样的问个不停。反过来韭菜和麦子是分不清的——这也是起跑线的一种差异。现在乡村的孩子知道爹妈怎样种地，而城里的孩子对火车知道的不少，这也是起跑线的一种差异。农村的孩子玩具少，不会从皮球想到地球，但城里的孩子能有印着地球的皮球意识到地球是个球体。这未必就证明城里的孩子就聪明，只不过是“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知的一种客观反应。

      但是，正是这种“感性认知上升到理性认知的一种客观反应体现出一定条件下人的智性的提高。也就是说没有感性也就无从实现理性的认知过程。所以一定条件决定了一定的起跑线。由此我们可以想到“科学从娃娃抓起”应该是怎样的一回事。

       60年代初科时，普条件是很差的。尽管如此，青岛市还是组织中学生观看3个小时的科普电影专场.虽然步行路程很远（从学校到电影院来回走将近4个小时），对于新奇的科普教育来说，那还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比如《不平静的夜》和《机械包装》，对那时的孩子来说就是“神奇的高科技”。

       当然，随着社会发展，现在的孩子知识域远非同日可比。所以绝对不能把以前的”起跑线“和今天的起跑线进行比较——时代不同了，认知的起跑线也必须“与时俱进”。其实家长的焦虑也就在于此。君不见，武汉的大学教授夫妇教12岁的孩子“研究基因”写论文；山东的教授夫妇教孩子研究数学“猜想”；北京的数学教授声讨孙子的数学题是“变戏法”吗？这也是一种焦虑，一种“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尤其是自打社会办学的“义务教育课程”被禁止，家长又是一种焦虑：孩子跟不上可咋办？

       所以，实际上不同的教育阶段家长有不同的焦虑。

      还有一种焦虑那就是“专本分流”——高考不过分数线，只能走“职业化道路”。这倒不是发展职业教育不对，而是职教和本科教育之间有一条“鸿沟”或者说是“天花板”。本科学历教育是通向博硕培养的唯一道路。职教毕业的学生如果想考本科肯定吃亏：课程不同教材也不同：比如职教的《工程力学》或者《化工工程》等于高考的物理化学重点大不相同，而高考试卷是以高中物理化学出题的，所以职教学生“高升”无门。这就好比是“私塾科举”和“科学救国”：前者是做官教育，后者是实业救国的教育之间的不同之处。

        学海无涯，知识无尽。人类社会的智慧成长原本像无尽边际的宇宙“膨胀”看不到终极。也就是说人类总是处在“什么和为什么”的探索过程中永不停歇。无论怎样的起跑线，最终都要面对“什么和为什么”的探索过程，永不停歇。这是科学的规律——人类永远都有“未知数”。

      其实，从知识域来讲，义务教育是最基本的要求，是基础性教育。但是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人生每个人阶段的起跑线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这也就是教材不断由上而下地迭代更新的过程。也就是说，家长和孩子都要面对“起跑线的升华”。问题是新型考试制度和内容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教材不能再是提纲式的编纂，要增加阅读的分量。我看过一些国外的教材，有一个印象就是阅读量占比很大，自然知识域也就相对宽阔。不要以为美国教授不掌握学生的阅读情况：你读到什么程度，课堂上一讨论和提问就是到那个学生偷懒了。

      中国人有个错觉就是职教培养“匠人”，不同高校培养这个“家”和那个“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匠”是庶民。“匠术”算是“奇技淫巧”；士农工商中的“士”当然是高人一等，是可以有权和做官的。上下几千年，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思维就是如此。其实到了工业革命前后，西方社会完全不是这样的认知。工业革命前后的西方已经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架马车的两个轮子：一个是科学发现，另一个是技术的实现，缺一不可。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给我一个支点可以翘起地球”这句话。道理在那里摆着，这句话说的的确不错。但人类是看不到这种情景何时才能实现——理论假设没错，但技术实现不了。只能像陈嘉映说的“闹着玩的”。这就是“士人”可以想象，“匠人”却说不可能的道理。在中国企业中很在就有一种说法：工程师画个圈，技师点个点就是一只眼睛。这只眼睛有没有神全看技师的造化。还有一句换就是工匠经验和技巧背后都有理论的依据，只是这些理论在书本上未必找得到。因为书本的理论知识简单的概括。按照现在的说法，理论是高度的概括，是简化的模型。

       总的来讲，中国文化中的“匠”带有贬义的意思，而“士”的背后是褒扬的意思。日本文化尽管来源于中华文明，但日本没有“匠”的意思，而是用和西方文化的中的“师”表述。“师”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尊称，这表明不同的文化中对技能型人才给予的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儿时我住的家属院是日本投降后留下的“高等职员宿舍”，里面前后的房子标准是有等级的，日本人按职务职称不同住不同标准的房子。房门前都有牌子表明居住者的身份。技师按等级高低等级也在这里居住。其实50年代我们也是这样分配居住的。后来才有“工农兵占领阵地”的情况，这是一个具体例子。

       我们至今对“匠”和“士”有错误的看法。就企业而言，“士”和“匠”只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就科学技术两个层面中，“士”在设计层，“匠”在制造曾。前者是发现，后者是实现。就像四肢：手臂拿起东西，迈开两腿才能搬东西一样，是一个运动体系的2个部分。就中国制造而言，我们制造工艺性的问题要比设计难度更大。例如航空发动机，原理也都清楚但整机的可靠性差的问题大都在制造工艺层面。现有理论也还不能解决加工工艺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多科技成果转化困难也就在于此。实际上中国企业最缺的人才就是制造工艺大师（我不用“匠”字）。总的来讲，职业教育应该投资更大，师资要求更高，其实把“匠”换乘“师”更贴切这个职业。当然现在得到了重视工人技术职称序列已经有了改变。但职教要冲破“天花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