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一篇小作文,就把阿里搞的这么惨?_风闻
Lighttt-2022-07-08 15:42

作者梳子姐
一颗“小草莓”,推翻了史上破坏力最强的小作文。
近日,《南方周末》以《聊天记录与脖子“红印”: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一审关键证据披露》为题,还原了这起罗生门背后触目惊心的一些细节。
报道援引庭审材料称,阿里女员工周某在与同事王某文同乘出租车回酒店的途中,曾在王某文脖子上留下一个吻痕。正是这朵“小草莓”,为这起扑朔迷离的性侵案提供了关键证据。
周某当时那篇8000字的小作文曾让舆论场群情激愤,如今新证据披露,显示“小作文”中所列信息大多不实,社交媒体上,周某翻车的声浪高涨。
而此前不久,此案所涉另一当事人张国被济南市槐荫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判之时,张国当庭表示上诉。
这到底是阴差阳错,还是阴谋败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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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贵小作文
这篇小作文发布后近一年,阿里巴巴市值蒸发了2万亿港元。
即使现在法院为阿里“平反洗冤”,失去的市值也回不来了。打击更大的是,去年8月陷入舆论漩涡后,阿里的男员工在杭州头都抬不起来。
以前他们可称是杭州婚恋市场的宠儿,一个阿里P8就能在杭州丈母娘心中横着走,出事之后,据说相亲时只敢说自己是“互联网公司的”,巴不得被对方误认为字节或网易员工。
舆论场有无数双眼睛,每天都盯着阿里巴巴等大公司,而近年来真正让阿里伤筋动骨的舆情,首推这篇小作文。
彼时,阿里内部曾流传一句话,“倒霉不可怕,丢人才可怕”。这家长期以企业文化为傲的公司,据说因此士气低落了很长时间。
如果没有周某留在王某文脖子上的吻痕,王某文很难脱罪,阿里的市值恐怕蒸发的也远不止两万亿。
《南方周末》援引法律专家的评论道:
“在司法实践中,不管是强奸案还是强制猥亵案,女方但凡酒后与男方发生性关系或亲密行为,只要去告,男方一般都会被定罪。”
女员工周某虽然百密一疏,差在最后临门一脚,但她对小作文的贡献不可磨灭。
自从娱乐圈开始流行用小作文打倒明星,真正把它应用在商业领域,产生巨大破坏力的,至今只有周某一人。
如果今天有哪个大厂员工心情不好,想用小作文修理自己的公司,周某的小作文仍然是一篇含金量十足的操作指南。
高墙立起来,鸡蛋才会被同情。
周某小作文的第一个高明之处,是将第一指控对象牢牢锁定在王某文身上。
根据近日济南槐荫区法院的判决书,事发当日,真正对周某实施强制猥亵的是张国。
王某文虽然在当晚与周某发生了亲密行为,一来周某此前在出租车上就给王某文留下吻痕,主动在先;二来王某文在前台办房卡征求了周某的电话同意,二人之间不存在强迫。
而周某在小作文中,对张国的强制猥亵惜墨如金,王某文的“性侵”反倒占据了大量篇幅。张国的名字一共只在文中出现4次,王某文出现了21次,文中的“他”几乎也都指的是王某文,甚至王某文的上级阿甘都出现了14次。
此外,小作文中的关键证物,被偷走的内裤和打开的避孕套盒,也被警方证实都是张国所为。
这一反常行为,是去年8月之后网友质疑周某的主要原因。但周某这么做,其实经过精心设计。
张国的身份并非济南华联超市员工,而是华联方的礼节陪客。
因此,张国的强制猥亵,必须安在王某文头上。
不过,王某文并非周某的上级,而是同一个团队的平级同事,这让“职场性侵”也难以成立。
“职场性侵”通常包含权力关系,平级同事很难用权力胁迫就范,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幸运的是,周某所在的阿里巴巴为了搞扁平化管理,所有员工的职级都被系统隐藏,团队以外的人是很难知道周某和王某文是否有上下级关系的,所以小作文在阿里内网发布后,内网同事与外网网友一样不明就里。
周某小作文开篇提到的“被男领导强制要求去出差”,几乎无人质疑。
但如果“反派”只有一个王某文,此事也只是一件普通的“职场性侵”案,难以上升至阿里巴巴的管理和文化问题。
阿里巴巴毕竟是一个员工数量25万人的庞然大物,而周某和王某文所在的团队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胞——王某文的上级阿甘职级也只是p8,阿里p8没有上万也有几千。
因此,周某必须给“反派”安排大boss,这个大boss就是时任本地生活事业群总裁的老鼎(李永和)。
在阿里巴巴的治理结构中,只有老鼎这样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高管。
事实上,李永和接到周某控诉后,第一时间同意了她“休假调整、心理医生介入”的要求,并对王某文作停职处理,但因为警方当时尚未进行事实调查,无法按周某要求立即将王某文开除。
周某一定要用“没有立即开除王某文”这一明显牵强的理由把李永和牵扯进来,是因为她深深明白,只有创作出上下包庇的窝案,才能对整个公司形成致命一击。
这正是公司越大,越害怕小作文的主要原因。一件基层员工身上发生的“性侵”案,警方尚未给出调查结论,对于需要管理25万员工的企业负责人,信息传递链条极长。号称“天团”的阿里公关,似乎一夜之间也失去了神奇,唯一的指望就是济南的警情通报早点出来。
反而是阿里员工出于“震惊、气愤、羞愧”自发建立的6000人内部群,还被误解为公关操作。其实稍有常识也能明白,操纵6000人的大群如臂使指、不露马脚,就算职业军队也很难做到。
村上春树的一句名言被广为传颂:“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
周某将反派设定为一个上下串通的强大阵营,是要让读者感知到她所面对的是一堵高墙,而非几个坏人。
这一点有意用小作文修理大公司的读者应该用心领会,作文主题绝不能单单只是“坏人欺负好人”,而得是“高墙压迫鸡蛋”。
让高墙占据C位,才能让每一个身在职场的读者产生最大共情,也便于让话题进一步发酵——各种“砖头”会自发帮你一起把这堵墙越垒越高。
去年8月之后,“性侵案”虽然因周某的操作纰漏产生反转,但对于阿里企业文化的种种指责,成了舆论场的长期话题。
正所谓,“人居下流,众恶归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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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完美加害者”
Metoo运动以来,“完美受害者”这一概念为公众所熟知。
性侵案中,要求受害者必须毫无瑕疵,确实是长期以来的社会陋习,这也成为微博女权群体重要的理论武器,在“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发生舆论反转之后,仍有不少账号用“不能要求完美受害者”来为周某辩护。
受害者可以不完美,但在小作文中,加害者必须是完美的。
比对事实可以发现,王某文与周某临时起意的亲密行为,在周某笔下成为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
从强迫出差、饭局灌酒到偷办房卡,王某文的“预谋”跃然纸上,但事实截然相反。
第一,出差不是强迫:根据警方查证,周某去济南出差早在一周之前就已确定,手续齐全且是自己要求。
第二,饭局无人灌酒:据《南方周末》报道,“周某之外的饭局参与者以及包间服务员,在向警方作证时均称无人灌酒”,“张国未喝完,周某用右手抓住张国的左手,劝张国把酒喝完”。饭局过程中,同为女性的陈某丽也是滴酒未沾。
第三,办房卡经过周某同意:饭局于10点多结束后,陈某丽、王某文一起送周某返回下榻酒店,出租车上,陈某丽听到后排的王某文劝周某说“不要这样”,周某在王某文脖子上留下一个深深的吻痕。
周某抵达酒店房间后,王某文随即离开,但很快接到同事胡某敏电话,对方称周某与他联系,哭哭啼啼,胡某敏让其去看看周某的情况。
王某文返回酒店,经前台电话联系周某征得同意后,办了房卡进入房间,二人发生亲密行为。
周某一定要将这一切写成阴谋,在于对社会观念的深刻体察。
虽然在司法层面,“酒后乱性”不是一个性侵者可以用于自我辩护的理由,但传统观念对“酒后乱性”通常有一定谅解,“乱性”与“预谋”性质完全不同。如果王某文的行为只是“酒后乱性”,就难以把邪恶上纲到企业文化的层面。
而一个完美的加害者除了要有充分邪恶的动机,还得有精彩的台词,这也是周某小作文不同于其他“俗手”的“妙手”。
饭局上,王某文“刚到饭桌,就和商家的男领导们说,看我对你们多好,给你们‘送’了一个美女来。”
喝酒部分,周某的小标题是“酒我负责灌,安全我不管,商家想怎么玩你随便!”
“性侵”部分,小标题是“光看别人玩不过瘾呀,自己的女同事,怎能放过呢?”
这两句话并非直接引语,但会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心理暗示,以为是王某文的话。
再看王某文上级阿甘的台词,听周某陈述完之后,他的回答是:“都是业务性质的问题,经常要出差,我早就知道要出问题。”
这句台词尤其精彩,业务性质出了问题,就是对整个业务的否定,也可以轻易上升到企业文化和管理出了问题。
台词为什么能让加害者更加完美?这是周某对戏剧创作中“人物锚点”的巧妙运用。
我们对某个人物产生记忆点,标志性台词通常是最重要的元素。比如提起哈姆雷特,必然会想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
一句好台词,也能让反派的形象立刻生动起来。
如果《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只是杀了吕伯奢一家,没有说出那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就坏得不够深刻。
如果秦桧只是让岳飞蒙冤而死,没有说出那句“莫须有”,就奸得不够突出。
如果慈禧只是同意签署《辛丑条约》,没有留下那句“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卖得不够无耻。
至于曹操有没有说过“宁教我”,秦桧有没有说过“莫须有”,历史学家其实有很大争议,我们只知道,曹操和秦桧的形象构建,这两句真实性存疑的话居功至伟。
这也是给“反派”配上台词的另一个好处:没有人24小时带着录音机,说出去的话难以证实更难以证伪,虽然事后王某文和阿甘均表示从未说过这些话,但他们也无法自证。
舆论场和法庭不同,没人会搭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如果将小作文比作一种影视类型,那它绝不是严肃电影,而是八点档肥皂剧,因为本质上,它和肥皂剧一样都是为茶余饭后提供消遣和谈资。
严肃电影中的反派可以有复杂的人性和灰色的动机,肥皂剧中的反派却是坏得越彻底、越完美越好。
小作文越是黑白分明,越能调动吃瓜群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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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文噬血成性
以上的精心设计,足以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感到愤怒,但这还不够。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火一阵不难,难在持续火,充分调动舆论基本盘,“自来水”才能持续涌动。
在小作文的末尾部分,周某通过阿甘的台词和保安的行为,精准触达了女权主义者的敏感点。
“性别歧视”:“(阿甘)过了一会儿又说,现在我已经开始有意识的只招男生不招女生了,女生不适合这个工作。
“受害者有罪”:“这是受害者有罪论吗?性别是女性的错误吗?”
“荡妇羞辱”:“3天之后,我在老公的陪同下,来找悦尔和阿甘了解处理的结果。结果竟然告诉我说,我们没有做出开除他的决定,原因竟是因为考虑到我的名声。”
“男性暴力”:“但是很快就冲进来一群保安,抢走了我的东西,并且推推搡搡的,还扬言要报警让警察把我抓走。十来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围着我一个小女生,轮番恐吓。”
一个被侵害的普通女孩,和一个被侵害的女权主义者,谁更能调动舆论基本盘,显然是后者。
不难猜测,周某在撰写小作文之时,已经对微博舆论趋势做了预判,以上描写,类似于美国报纸形容政党选举时的“狗哨”,哨声一响,基本盘便会蜂拥而至。
作为舆论武器,小作文有别于其他手段的优势,不仅在于破坏性大,更在于不可逆。
2020年,重庆人罗冠军被前女友梁颖写下小作文,指控其长期强奸。之后,罗冠军“微信和电话全爆了,手机频繁死机。”“辞去了一份年薪20万的工作。”“每天要被骂成千上万次。”“半年搬了三次家,工作换了三个。”
后来,前女友后续小作文中细节处理失当,先后出现握着八周大死胎的小手、花两千万请律师等纰漏,让罗冠军侥幸反转,不过也只是免于继续被网暴,至于罗将来成家立业会不会受影响,网民不知道也不再关心。
2021年,清华美院一名女生发小作文指控某师弟在食堂摸自己臀部。作文中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但该师弟还是被网暴一整天,彻夜失眠。后来,这位师弟虽然靠监控录像找回清白、免于社死,恐怕以后在食堂打饭再也不敢站在女生后面了。
至于被小作文搞得鸡飞狗跳的阿里巴巴,则成为有史以来体量最大的大冤种。
群情汹涌之下,阿里只能立正挨骂,除了发布开除事业群总裁、处理一批高管等信息,丝毫不敢辩白。有合伙人级别的阿里高管都曾感叹,事发之后好一段时间,甚至不好意思出门见客户。
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和组织哲学,曾经是很多行业和公司模仿的样板,可当时的小作文发出后,一提起“阿里味儿”,很多人的眉头和鼻子会同时皱起。
即便警方通报、庭审材料陆续放出,证明这篇小作文对阿里公司制度、企业文化层面的指控,基本属于“文学创作”,但在公众情绪中,阿里这家公司从此与“性侵”、“不良职场文化”形成了深度绑定。
至今,用百度搜索“阿里女员工”,出来的词条几乎全是“性侵”相关,除非在阿里某位女员工身上发生更大的正面新闻,这种破坏将会一直持续。
这是“小作文”对于舆论场带来的最大伤害,它极对胃口的迎合了舆论场对于吃瓜看戏的狂欢需求,却从不保证对事实真相的负责。
瓜吃的太多,养成了习惯,舆论场也越来越失去了对事实的兴趣与对公信力的要求,只要一波接一波或翻转接翻转的戏剧性够足,还有多少人会在乎是非曲直呢。
小作文本是“弱者的武器”,但吃瓜的惯性、看戏的狂热,与社交媒体流量为王的本性,合力将这一难得却也脆弱的武器滥用。
社会互信与社交媒体公信力一起向谷底俯冲,小作文如今已很难承担刚刚出现时的正面意义,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小作文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吃瓜群众的口味也越来越刁钻,像罗冠军前女友、清华学姐这个等级的选手已经很难出来匡扶正义。今年以来的社会热点事件,已难见小作文闹出如周某那么大的动静。
话说回来,既然现在事实已经查清,阿里是否考虑通过法律手段,让这名满嘴谎话的女员工,赔个倾家荡产?
如果不能让撒谎者付出惨重代价,小作文还将重出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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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吃阿里的人血馒头
小作文就这样没落了吗?
当然还远远没有。我们发现,小作文已经从各路作文高手的手中,悄悄传递到了原本应该具有公信力的正规媒体手上。
6月28日,《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报道《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当事人:难以重建的生活》,记者回避了出租车王某文被“种草莓”的关键事实,除了采访一位与事件无关的律师,剩下的陈述几乎全部来自一位名叫“周青山”的采访对象,全文描绘了一个纯粹的受害者形象。
是的,你没看错,“周青山”就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史上最具威力的小作文原作者周某。
一家正规媒体的采访报道,放弃了多方交叉采访求证的基本原则,以单一信源完成“重磅新闻”,这种严肃报道的“小作文化”,不能不说是我国小作文发展史上的突破性成就。
沸沸扬扬的“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真相虽已水落石出,但这篇满纸谎言的小作文给阿里造成的巨大损失,已经再也无法挽回了。
小作文的确是弱势群体维权的一个有效手段,但如果它成为别有用心者操弄舆论、博取同情的工具,受害者绝不仅仅是一个阿里巴巴,而是最基本的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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