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后信仰与清代湘潭闽人的活动——以《类成堂集》为中心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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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祖信仰发端于宋代“十闽”地区，后在海内外广泛传播。清乾隆二年（1737），妈祖被敕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天后”，得到官方的大力推崇，妈祖信仰上升为天后信仰，多地建有宫祠虔奉“天后”。

　　妈祖信仰发端于宋代“十闽”地区，后在海内外广泛传播。清乾隆二年（1737），妈祖被敕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咸孚天后”，得到官方的大力推崇，妈祖信仰上升为天后信仰，多地建有宫祠虔奉“天后”。湘潭的天后宫由闽人所建，“天后宫在十八总，祀海神官，未立祠，就附件会馆所祀，春秋仲月卜吉日用少牢”。

　　由于湘潭“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天后信仰这一随移民而来的海神信仰，于地处内陆且封闭保守的湘潭而言实属另类，天后信仰在清代湘潭只于闽人中有重大影响力。清代在湘潭闽人崇祀天后的概况，学者已有所谈及，但对天后信仰与闽人在湘潭的活动之间的关系缺乏系统分析。藉是之故，本文拟以《类成堂集》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一定的探究。

　　嘉庆丁丑岁 (1817 年 ) 刊刻的《湘潭县志》所附《城总全图》

　　创继宫宇以酬酢祐神

　　清初，整个湖南备历兵刃，人口凋零，经济重建缓慢。在此背景下，福建籍百姓大规模来到湖南垦荒，“迩来闽粤之民，侨居吴楚，自吉、袁至楚南各郡县所在皆是。为主户则本非土著，以为客户则已无他徙。而其人又皆居山而不居泽，凿冈伐岭”。同时，从闽人龙处于“顺治十八年（1661）始买其地而创建”闽商会馆来看，顺治、康熙时期湘潭应已有一定数量的闽人。从乾隆中期开始，由于清廷实行严密的海禁政策，以广州为出海口的南北商路变得极为重要，湘潭是这条商路上的重要转运站。凭借着地缘优势和水运条件，湘潭恢复明中后期万商云集的盛况，“长沙水步不利泊船，故皆辏湘潭，自前明移县治以来，杨梅洲至水东门岸，帆樯蚁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天下第一壮县也”。因湘潭为湖南重要商埠，闽商亦如他省商人一般，不断前来湘潭贸易。至道光时，闽帮整合成立类成堂，成为湘潭的重要商贸力量。闽人素有浓厚的天后信仰，他们认为：“天后之英灵，非独著于江淮河海已也。上而国家之大事，下而草野之细故，凡竭诚致敬而祷者，如影之随形，音之随声，靡不从其愿而锡之福，其或不为神所佑者，必其元恶而自绝于天也，必其大憞而自殒其生也。否则必神体好生之心，以保佑之矣。” 为答谢并祈祷天后保佑，在潭闽商创建并重修天后宫 。

　　妈祖石像

　　闽人作为移民族群，在客籍之地为安身立命，渴望建有会馆以作聚集力量之所。龙处所买之地基，原系安徽人士程君选所有，后来程君选遁入空门，将房屋转让，“任吾闽人创建宾馆，聚族于斯”。康熙二十年（1681）时，天后宫 ，又称建福宫，供奉闽人崇信的妈祖，实际上也是福建商人在湘潭的会馆，建在湘潭十八总正街。

　　妈祖出巡图

　　闽人又在此处地方购得欧阳曙东所卖地基，之后将两处地基合并建设闽商会馆。由于康熙十九年（1680）时，清军在三藩之乱中攻克厦门，降服耿精忠，水师提督万正色有感神灵协助，进而上奏请求加封妈祖。妈祖被敕封为“天妃”，康熙帝派官专祭；康熙二十二年（1683）时，施琅顺利收复台湾，众将士皆认为“乃天妃默佑”，康熙帝恩准春秋祭祀天妃。本就有着浓厚妈祖信仰的闽人，在朝廷的崇礼之下，于多地建宫宇以祈妈祖庇护。湘潭闽商会馆建成之后，“谨事天后（当时应称天妃）圣母元君为福主”쀁，会馆与宫宇合二为一（馆对人称，宫对神称）。

　　康熙之后，官方对妈祖的崇礼更隆。雍正十一年（1733），清廷下令“查各省府州县，地方设有天后神祠，令该地方官春秋致祭，造册报部开销，正项钱粮一例举 行”。乾隆时，不仅加封妈祖为天后，更是在乾隆五十三 年（1788）依照福康安所请，在妈祖原有封号基础上加 “显神赞顺”四字，于沿海庙宇悬挂，并修庙以昭灵贶。“嘉庆六年（1801），议准于天后宫后殿，崇祀天后父母”。清廷的一系列崇祀典礼，不仅表达了对天后庇佑的感恩， 而且也将天后更加神化，加强了天后信仰的“可靠性”。各地闽人遇事多乞求天后庇佑，湘潭闽人也将天后宫视为 神圣之地，对其崇敬有加。

　　在潭闽人遇事多化险为夷，为答谢天后对他们的庇护，希望为天后建筑雄伟庙宇。但“夫事艰于创始而尤难于继兴”，限于闽人群体财力，天后宫在“乾隆四十年（1775）稍微修饰”，后一直未得妥善维护，直至嘉庆年间才得大规模重修。“重修之始，因前两年倒塌左边馆墙数十丈，公议重修”。经过募捐后，筹得四万六千多两银子，嘉庆二十一年（1816）开始重建天后宫，经“汀郡赖又荣、漳府杨经典、兴府林跃云暨同乡人等鸠工庀材，与匠石均艰苦，阅七寒暑而工成”。重建过程中，闽人也深感天后护佑，“其土顷刻崩塌，未伤一人，足征神灵默佑，后有被石压者几人，随祷随愈合”，“天后圣母新像系嘉庆二十二年（1817）乡人于漳府敬谨塑就迎来，其时一路天旱，圣母所过之处，河道为之顺遂，客舟随行沾恩者不知胜数”。此次重建完成后，天后宫宫殿巍峨、台榭宏廠、垣墉坚固、丹漆辉煌，闽人对天后的感恩展露无遗，但闽人仍感此举为“举手投足之功”，与天后的福泽恩赐无法比拟。“矧吾闽人食德饮和，慨邀神贶，是区区者岂遽足以答神庥也”。

　　道光十四年（1834），在潭闽人何字恕写成《类成堂集》，内中称“惟我桑梓馆潭，或莫知事，百数十年载亦如此其恭且敬者也。故凡设立章程，创继宫宇，以及所置田山塘屋，有可以酬酢祐神者，各从其类而编之”，并且希望对天后的崇敬“可垂于万世，有不能去云”。

　　崇奉天后而谊笃桑梓

　　福建多山、沿海的自然地理环境，造成“闽中有可耕之人，无可耕之地”的困局，大批闽人为求生存而外出， 或为“棚民”，或为商贾。随着航运条件的改善和区域联系的加强，闽人沿江沿河而徙至各繁盛的经济市镇，湘潭就是其中之一。湘潭的地理环境，吸引着闽人来此经商。也由于环境使然，闽人这类客籍百姓，很难融入封闭保守、以耕读为生的湘潭土著之中，“与外界的隔膜使乡土之情显得特别重要，人们便由对家族的依附转向了对乡亲的依附，乡音、乡俗、乡土神灵直至乡土建筑都可成为乡人凝聚的纽带，从而显示出较强烈的地域内倾性”。天后信仰不仅是在外闽人的精神慰藉，也是闽人联络乡情的重要媒介。

　　天后瑞诞之时，连续演戏庆祝，以缓在潭闽人思乡之苦。中国有着安土重迁的传统，对于离家之人，最大的伤心之事莫过于思乡而不能回。戏曲“不惟世运有关，抑亦民俗所寓”，演戏成为沟通人与故乡的重要方式。如同道观、寺庙一样，天后宫中也非单独存在妈祖一神，同样供奉着关圣帝、金大王爷、柳大王爷、观音菩萨等诸神。闽商在逢诸神寿诞时，都会举行隆重的庆典，演戏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后是闽商供奉的最为重要的圣神， 其瑞诞祭典在闽商礼典中最为盛大隆重，演戏规格和连续时间自然也最为特殊，“谨照民祭旧规，连日演戏庆祝”。从《类成堂集》卷四中，可以看到，在天后瑞诞的三月和七月，基本每日都安排演戏。在表达对天后崇敬的同时， 闽人通过亲耳所听之乡音，亲眼所见之乡戏，缓解了思乡情绪，并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故乡紧密联系起来。

　　天后信仰是维系湘潭闽商组织和闽人情谊的精神纽带，通过崇奉天后，能够更好地将闽人联合成一个整体。闽商规定：“凡我乡人，上达自游泮至科甲翰院，晋馆拜谒天后元君者，必恭敬止，公具馈程，勿拘原籍客籍，上府下府，无分彼此，一体施行。”在共同的天后信仰下， 闽人内部的差异性被淡化，在潭闽人虽因捐厘头银等事由偶有内讧，但绝大多数时段都能携手同行。闽人从清前期就依籍贯成立了各堂进行管理，分散的各堂由于天后信仰，聚集于天后宫这一湘潭闽商会馆所在地。以会馆为中心，各堂通力协商，共谋闽商在潭发展之路。同时，天后庆典时的分胙肉、共同观戏、共同祭拜等活动，也给了闽人群体直接接触的机会。闽人通过天后信仰的衍生功能， 将同乡情谊的作用放大，调节了内部关系，稳固了在潭闽商力量。

　　在潭闽人注重利用天后信仰，加强与闽籍官员的联系，以天后庇护求官员庇护。闽人属于外来力量，他们虽然形成商帮力量，但也害怕侵扰和勒索之事，尤其力图避免与土著之人发生冲突。嘉庆二十四年（1819），湘潭发生土著与江西商帮械斗事件，酿成仇杀事故，“土客相仇，江西客商亦谙不得意几五十年，军兴乃始和睦云”。此次事件虽未直接牵连闽人，但也给予警示，闽人若想安保，最为稳妥的方式就是寻求官员庇护。事实上，闽人自乾隆十四年（1749）至道光二年（1822），陆续求得 11 位官员赐匾，这些官员或为闽籍，或与天后信仰相关。在注重尊卑秩序的清代，这些匾额增强了在潭闽人的安全感。正是在湘潭发生土客仇杀的那一年，福建闽县人士陈增德就任湘潭知县，他前往天后宫拜谒后，湘潭官祭天后成为定例。道光二年（1822）时，陈增德之兄陈若霖节制两湖，以总督身份巡视湘潭，受邀至天后宫谒神。时人皆曰：“从来制宪巡边皆由对河驿路，未有由总正街过身者，此重乡谊所致也。”除寻求闽籍官员庇护外， 闽商也注重与湘潭知县交好。如知县叶攀鳞就亲为《类成堂集》作序， 并赞扬闽人“体天后慈济之仁”，在叶攀鳞的庇护之下，闽商会馆解决了道光十三年（1833）世袭守备赖某闹祭风波。总之，闽人通过天后信仰，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一些官方庇护。

　　繁盛的转口贸易带来了“金湘潭”，吸引着众多福建客商来此置产兴业

　　置产兴业与“建福”湘潭

　　天后信仰自宋兴起后，元明清各朝都大加推崇，不仅归功于天后的“庇护”，也得益于后世之人对天后精神的传承与发扬。道德教化有着正人心、助善举的积极作用， 信仰天后之人在“其救世利人，扶危济险之灵，慈航宝筏，度一切苦厄，均属慈悲至性”的精神内核感召下，也倡导慈悲博爱、护国庇民。闽人既将天后信仰带向世界各地，同时，也在各地积极地发挥天后信仰的社会功用。清代在潭闽人热心于社会公共事务，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湘潭社会的发展。

　　凡事无财皆不能行，闽人能行善举，也是基于置产兴业的良好收益。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在潭闽人赚钱之后，热衷于买房置地。清代名臣张英曾言：“典质贸易权子母，断无久而不弊之理，始虽乍获厚利，终必化为子虚，惟田产房屋二者可持以久远，以二者较之，房舍又不如田产。”于闽人而言，置产有利于财富保值，另外在农本商末的时代背景下，成为地主也能带动社会地位的提高。根据《类成堂集》记载，闽人在湘潭的产业较多，闽商会馆“业计田二百余亩，山岭竹木房屋地基不下数十处”，其下属的永盛堂、恭圣堂等也购有田地、房屋、商铺等产业。闽人置产豪迈，契买规模较大，所买田山房屋“皆系一处一境，并无间杂，到去一望了然，最易认识”。买房置地后，闽人并未将其空置，而是运用出租的方式进行资本再生。闽商经商所得与各堂租佃收入相加，使得闽商群体有较为充足的资金进行各项社会活动。嘉庆、道光年间重建天后宫， 能一时之间募集 46000 两银子，足以证明闽商置产兴业的成就。

　　受天后信仰影响，闽人有着周济乡党、体恤宗族、服务社会的品质，他们经营所得资金中的一部分便投入这些事业之中。在潭闽人，对同乡是颇为照顾的，“诘朝在任文武各宪及乡帮绅士诣馆行礼，分别款待，务必精洁隆重，其分班各衙及乡帮福胙，悉照旧额”，“凡有乡谊荣登仕版，现任各省府县因公经过，诣馆行礼，值年致敬迎送，以敦乡情”，“本馆（闽商会馆）义山，凡同乡觅地安葬者，务同帮认识之人先为值年领票，照票注定丈尺安厝。每逢春秋祭扫，值年偏视岗原，一有崩塌，立即饬佃修筑，所以安旅榇也”。这些举措被闽人公议成规则， 严格执行。一方面，对同乡热情，体现了闽人隆重乡谊、周济乡党的美德。另一方面，闽人的这些举措降低了闽人给湘潭带来的潜在隐患（如因贫抢劫等行为），给予路经湘潭的同乡以热情款待也提高了湘潭的城市形象。

　　闽人还切身实地加入到湘潭的公共事业之中，为湘潭建设贡献了较大力量。清代湘潭天灾人祸不断，“自嘉庆十五年（1810）五月，迄道 光十四年（1834）五月，火七、大水六，寻常偏灾且未之备”。闽人群 体不仅十分关注这些灾祸，而且还热心为官方排忧解难。应对火灾时， “闻有此事必击鼓鸣钟，并开山门，以便难人搬移寄物”；应对水灾时，闽人多捐助赈灾，如道光十四年（1834）五月大水，六月初旬闽商会馆捐三十石米；应对养济孤寡弱小时，闽商也多有支援，“道光十年（1830）与十一年（1831），各堂各号行店共捐银二百五十二两正，仅付养济院银二百两正”。闽商作为湘潭的一大商帮，在经济上对湘潭的建设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故凡科派、置业、济众等情，本馆无不在列”。总之，闽人群体虽未事事都展现救弱扶危的美德，如出于保护私产的目的，不准义山安葬土著，“道光九年（1829）……又有杨某私将仙峰义山借与本地陈某紊葬，众知莫使起纤，尤为可叹，此时本馆章程概可知矣”。但综上而论，受天后精神的影响，在潭闽人对湘潭社会发展确有一定贡献，起到了“建福”湘潭的作用。

　　天后宫遗址现状（湘潭市雨湖区窑湾街道朝阳街爱民巷 33 号附近）

　　结语

　　清代前来湘潭的各地商人都建有会馆，以作联络同乡之地，会馆兼有庙宇功用，其中祭祀的主要是该地的特殊信仰之神。闽商在湘潭只建有十八总闽商会馆一处，在潭闽人聚集于此崇奉“天后”，闽商会馆更多时候以天后宫的形象展现在闽人面前。他们将天后宫建造得巍峨宏伟，“然我闽建宫殿而祀者，皆推湄洲为第一，至得瑰伟特绝之称。或又以潭馆为最”。为天后建造宫宇，反映出闽人对天后庇护的感恩之情， 也表现出闽人害怕失去天后庇护的敬畏之心。除精神层面外，闽人崇奉天后，也意在使用天后信仰的社会功用。通过天后信仰这一媒介，在潭闽人缓解了乡思，实现了联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官护，更好地适应了在湘潭的生活。当拥有一定的财富后，闽人乐于“建福”社会，这又是对天后信仰的反馈。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现今在潭闽人数量有限，有形的天后信仰也难觅痕迹，但天后信仰的精神实质，仍是湘潭和福建沟通的重要桥梁，仍是两地文化记忆中不可抹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