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讲坛】付璐：十年治霾史对实现双碳目标带来的启示_风闻

付璐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 中国首席代表

中国清洁交通伙伴关系执行委员会 成员

过去十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大气治理史上重要的十年。当下的挑战是，臭氧的前体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若减排比例失当的话，“失衡”的话，臭氧浓度反而会不降反升。这就是为什么 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会是中国下一阶段空气治理的重点，也是难点。

演讲实录：

2018年11月15日，我在马来西亚东部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古晋，组织着第十届BAQ大会。BAQ大会 ，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是亚洲清洁空气领域最大的会议，来自亚洲各国的环保决策者和行业领袖交流分享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经验。我面对几百名参会代表，分享了中国自2013年以来的空气质量改善数据。我能看到台下，一些代表露出惊讶的表情。随着会议的推进，来自中国十几位专家分享了中国治理不同污染源的治理方法，我注意到外国代表频频点头。我们机构编写的中国经验报告《突破：中国清洁空气之路》很快被领完。

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所在的城市，空气质量有在变好吗？我想可能很多人的答案是肯定的，蓝天比过去多了。就我所在的城市北京而言，去年2021年全年的优良天数达到了288天，也就是占接近全年天数的八成左右。pm2.5的年均浓度是33微克每立方米，已经达到了这一项中国空气质量的标准。而在2013年北京的优良天数只占全年天数的一半左右，而pm2.5的年均浓度竟高达89.5微克每立方米。我是在2012年底这个时间加入的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开始专注于空气污染治理的工作。在那个时候我国爆发了持续时间比较长、覆盖面积比较大的重污染事件。

这张图就是当时我和我的同事跑到了楼下，在距离北京国贸CBD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拍下了在蓝天之下，曾经清晰的高楼大厦变得模糊不清，好像被一层灰色的滤镜所笼罩。那个时候除了中外媒体上报道的pm2.5的数据，很多发生重霾的城市，公众是根本查不到实时的pm2.5数据的，而缺乏空气质量数据这件事情。

在2013年 “大气十条”发布之后，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之后，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中国政府投入了18.2亿元，仅用3年时间，到2015年底，就建成了覆盖全部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1436个国控监测站点，监控所有六项标准污染物的指标。而且这些实时的空气质量数据是全部向公众开放的。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在团队的头脑风暴中诞生了一个想法，“大气十条”是中国大气治理的重大转折，空气质量数据的公开情况这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以一个第三方的视角去记录进程？也许对于政策的落地，对于未来政策的制定都会有所帮助。

这个想法也得到了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贺克斌院士也是当时我们机构的理事的赞同，他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想法。

这一想法看似简单，但它涉及近百个城市的数据工作量非常大，那个时候我们机构加我就只有5个团队成员，但是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无论多难我们都想把它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请教了贺克斌院士，也请教了北京大学的张世秋教授，同时我们团队还在报告的设计上花了很多心思，将大量的数据转化成可视化的效果，将很多枯燥无味的数据变成了一个个直观的图形。所以当这样一份报告发布的时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也就这十年间，我们用《大气中国》年度报告记录着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进程。这张图展示的就是在2013年到2020年间，连续两个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重点区域部分城市的pm2.5的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在十年前，作为空气污染最重排名倒数第一的河北邢台，它的年均pm2.5的浓度已经从2013年的160降到了2020年的53。而深圳就走得更进一步在2018年它已经达到了“欧盟标准”。截止到2020年底，全国有62.9%的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的年均浓度已经达到了中国的空气质量标准。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改善是必然的结果。可是我想说作为对全球大气治理的研究者，中国的蓝天故事非常可贵。首先，我们在空气质量改善这件事情上也体现了“中国速度”。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做到了边改善边发展。当然最为可贵的是中国的空气质量改善带来了切实的健康效益。根据北京大学朱彤院士团队的研究结果显示，2020年与pm2.5长期和短期暴露相关的过早死亡人数比2013年下降了20%和41%。

我也是中国大气治理的亲历者和参与者，知道了中国蓝天故事背后的筋骨。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种子其实早在五十年前已经种下了。北京大学的唐孝炎院士跟我们讲述了，其实她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对光化学烟雾开展研究，帮助兰州解决了夏季严重的光化学污染问题。

正是这些着众多的科学家和一线的科研工作者们的技术支持，我国在2012年修订了中国空气质量标准，将pm2.5纳入其中。2013年，“大气十条”发布并实施。这一套组合拳是我国的环境管理部门和科研技术团队紧密合作的成果。

与此同时，科学治霾的需求在全国各地井喷式发展。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团队，真的是体会特别深刻。我们团队是从2005年开始，针对中国大气治理的共性问题在邀请国内外的专家来分享经验，介绍优秀的案例。在2013年之前，我们真的是追着城市问需求，在2013年的“大气十条”发布之后，就变成了我们接到越来越多的城市环保厅局的电话，询问国外国内大气治理的优秀案例和材料。由于各地的污染特征不同，我们除了继续举办全国范围主题性的研讨会之外，还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些“大气十条”要求的重点区域，还有东北地区、西南地区举办区域性的技术研讨会，我们还编制了很多主题性的研究报告，来梳理和分享国外大气治理的经验和教训。

贺克斌院士还跟我们分享说，有些城市就是市长或书记带头来直接听取科研团队的意见和建议，回去之后亲自主持治霾的工作。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变。在这之前，环保只是环保局的责任，而从2015年开始《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之后，立法明确规定，改善空气质量是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的责任，环保主管部门是承担着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责任。

而我们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机构从2019年开始就对城市的综合空气污染治理，应该说空气质量管理来进行评估，形成了“蓝天百强城市榜单”。评价的两个核心指标，就是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情况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力度。我们发现在过去几年排名靠前的城市中，一部分是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还有也是一些经济发展并不显眼的城市，说明这些城市都在为他们各地的居民的健康而努力，而且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重塑蓝天，是为了公众；而重塑蓝天的力量，也来自民间。

这些年在与国外的同行进行交流的时候，每次谈到中国空气质量改善取得的成绩，他们普遍是认为中国政府超强的行动力和决心，以及很羡慕我们国内的科研技术团队非常给力。我跟他们说不仅仅是这样，在中国向空气污染宣战之后，还有很多众多的环保组织的积极行动和全民的参与。

在河北也是我国钢铁产量最高的一个省份，有这样一个年轻人叫“李飞”，他在2016年建立了一个环保组织叫“绿行太行”。在过去的几年间，他走遍了河北的钢铁厂，调研和监督钢铁厂的排污情况。对于一些钢铁厂的排污口，他可能比钢铁厂的工人还清楚，正是他和他伙伴的这样一次次扎实的调研，把情况反馈给环保部门和企业，来督促企业提高环境治理的水平。像李飞这样的伙伴还有很多，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在为蓝天助力。

每当我有的时候感觉有点累了，就会看一看旁边同行的坚守，也会看到更多新鲜力量的加入，疲惫感就随之消失。而我们自己的机构也是从只有5个成员的小机构在快速的成长，人员越来越多，工作成果也越来越被认可。

我相信在道路的前方，是所有人都可以安心呼吸的健康空气。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我用“健康”来描述空气质量，那除了我们可以抬头就看到的蓝天之外，还有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义空气质量呢？

世界卫生组织在去年发布了更新的空气治理指南，受世卫组织的邀请，我有幸参加了它的修订工作。世卫组织的空气质量指南是从保护人体健康的角度为我们设定了一个指导值，又从空气质量管理的角度来划分了几个不同阶段的过渡目标。在指导值修订之后，依据最新的指南，pm2.5的年均浓度是已经降低到5微克每立方米，而我国大部分的城市现在处于的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过渡目标之间，也就是说年均浓度是25~35微克每立方米。

除了我国的公众一直比较关注的pm2.5之外，这些年我们在跟踪空气质量的数据发现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就是臭氧污染。对臭氧作用的一个通俗描述，就是在天为佛，在地为魔。臭氧层在高空的平流层可以帮助我们阻挡紫外线，而在对流层的近地面臭氧是一种主要的空气污染物之一，它对人体健康和植被都会造成危害。臭氧污染可能导致人患有心肺疾病，不同于pm2.5，臭氧超标时候可能仍旧是蓝天白云，比如像我也要查AQI才能知道臭氧是否超标。如果AQI显示是轻度及以上污染，首要污染为臭氧的话，那戴防霾口罩也没有什么作用，最好的方法就是关闭门窗留在室内。

中国的臭氧问题现在处于什么水平呢？我们来先来看趋势。在2013年到2019年之间，中国城市平均的臭氧浓度在上升，臭氧达标的城市的数量在下降，而一些城市的臭氧浓度在达标线上徘徊。在过去两年，虽然中国城市的臭氧平均浓度已经下降了，但是在去年2021年，全国168个重点城市出现了6~8三个月，首要污染物为臭氧的情况。

目前我国臭氧的标准是日最大八小时平均滑动160微克每立方米，与世卫组织的第一阶段过渡目标一致，而这个指导值是100微克每立方米，这也就是目前我们与健康的空气之间的距离。

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下一阶段往远看我们的空气治理的重点该是什么？我国大气治理下一阶段的重点是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pm2.5的问题要继续解决，而同时不应该忽视臭氧。那大家都会好奇pm2.5降低了，生产生活的水平下降那为什么臭氧还上升了？这就是因为臭氧它的生成机制很特别，它是二次污染的这个反应过程。因为臭氧有前体物，一个前体物是氮氧化物，还有一个前体物是挥发性有机物。这两个前体物如果在科学上讲叫做减排的比例失衡的话就会导致臭氧这个浓度不降反升。

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在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生产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其实也在间接的影响着大气治理。根据《大气中国2021》年报告的显示，在政府一系列停工停产出行限制的措施之下，在疫情爆发的第一年，全国pm2.5的浓度较历史均值下降了27%，而同一时期臭氧的浓度反而上升了15%。

在疫情下这些特殊的数据其实向我们再次证明，空气污染的问题就是随着经济发展，在城镇化、机动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带来的环境问题。生产生活水平的下降会带来了pm2.5浓度的降低，但是臭氧却受其复杂的二次污染生成机制的影响，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在光化学的反应机制下，臭氧的前体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若减排比例失当的话，“失衡”的话，臭氧浓度反而会不降反升。

这就是为什么 pm2.5和臭氧的协同控制会是中国下一阶段空气治理的重点，也是难点。2020年底中国向世界宣布了双碳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前要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要实现碳中和，双碳和气候变化的词汇更多地出现了在公共媒体上。

左边蓝色的显示的是2019年我国省、自治区直辖市 pm2.5的年均浓度，颜色越深代表着pm2.5的年均浓度越高，而右侧这个橙色的图显示的是同一年这些地方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pm2.5浓度高的地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的地方具有比较高的重合性。

同时，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又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在全球气温升高的背景下，气候对大气环境的影响会导致一些原本空气污染就比较重的地方，扩散条件更为不利，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实现空气质量的改善。而在全球升温的背景下，我国夏季地表的臭氧浓度会普遍上升，这也会加剧臭氧治理的难度。

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这种在中国高度的同源性以及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决定了我们需要减污降碳，同时进行最大程度的实现空气质量改善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协同效益。中国作为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国家，调整能源结构，工业结构，交通结构是减污降碳最优的选择。

基于十年治霾成功的经验，我想有三点是在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应该坚持的。第一，管理部门应该与科研技术团队紧密合作，由科研技术团队为决策提供科学参考。第二，应该有明确的分阶段的地方和行业的目标，清晰的责任主体和考核机制，建立碳监测网络，继续完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来对政策的落地进行跟踪考核。第三，更需要全民的参与和行动。

其实，我更多的是希望来提醒我们关心空气质量的普通朋友。对于大家来说，如果能够养成习惯每次出门之前，像我一样都会打开手机查一下空气质量指数AQI，看一看现在外面的AQI是不是优和良。如果不是的话，到了轻度污染，那首要污染物又是什么，如果这个时候是臭氧，那咱们最好就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做户外的运动。这样是对个体的健康保护非常好的。

最后我想用我的愿望和期待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作为一个因为蓝天而“以物喜”的我，愿望是每天都可以抬头看到蓝天。作为一个以清洁空气为使命的环保公益机构的负责人，我的愿望是希望每个人每天都可以畅快的呼吸到健康的哭泣。作为一名地球公民，我的愿望是气候变化的趋势能够停下来，我们这代人，我们的孩子和未来的人类可以好好的生存和存续。

期待视频前的你，能够多一份对大自然的敬畏，对地球的热爱，多一些对改善空气质量和应对一些气候变化协同的了解，在生活中践行节能和绿色的选择，并呼吁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们一起行动。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