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歌词，切镜头，兴起了就来一剪刀_风闻

改词的事，古已有之。

有些是传抄错误，有些是主动修改。总而言之，留下了许多不同版本。

李白的“古来贤圣皆死尽”vs“古来圣贤皆寂寞”。

苏轼的“乱石穿空”vs“乱石崩云”。

诸如此类。

有些修改的意图，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领会妙处。

比如看过《忍者神龟》的诸位，一定都知道：四个忍者龟，蓝眼带使刀的那位叫达芬奇，红眼带使叉子的那位叫拉斐尔，橙眼带使双截棍那位叫米开朗琪罗，而紫眼带使棍子那位发明家忍者龟比较特殊——原版，他叫做多纳泰罗；引进我国的，就改叫爱因斯坦。

为啥？

据说是1987年，《忍者神龟》动画片刚由北京电视台译制引进时改的。

我个人猜测：大雕塑家多纳泰罗，比起其他文艺复兴三杰，实在不那么知名；为了让大家觉得“忍者龟都耳熟能详”，又考虑到他好发明个机械什么，就叫他爱因斯坦得了。

我觉得这修改其实挺妙：既有名，又切题，大家也觉得理所当然。

题外话，姆巴佩刚去巴黎圣日耳曼时，就被起名叫多纳泰罗。

类似的创意，老《变形金刚》爱好者一定感受过。

Starscream怎么会被翻译成红蜘蛛的呢？Bruticus如何变成了浑天豹？Bonstructcon被译成了挖地虎？

这是伟大的再创造：本来硬头硬脑的变形金刚，被上译诸位老先生一把玩，个个都戴上了水泊梁山式的绰号。习惯成自然，现在估计也没人特意去挑剔擎天柱和威震天这俩名字，为啥听上去一点儿都不洋气了——因为太经典了。

在周星驰的《九品芝麻官》里，吴启华演的方唐镜在恶搞周星驰的包龙星。举一张小的契约，一张大的契约。

国语版台词：

方唐镜：一张湿的，一张干的。大人要哪张啊？

包龙星：干的！

方唐镜：对嘛，大人还是经常叫人干爹嘛！

我小时候看，知道了方唐镜是要占伦理哏的便宜；只是怎么都不懂：那明明是大小之分，怎么能论干湿呢？后来看原版：

包龙星：这么小的“契崽”怎么看？

方唐镜：小的“契崽”不好，还有张大的“契爷”（干爹），大人想看那一张呢？

包龙星：契爷呀

方唐镜：乖哦，大人未必不叫人“契爷”（干爹）的嘛！

对粤语观众群来说，这个包袱就流畅多了。但依次回推，可以知道翻译成国语时，必须重新制造一个包袱的艰难程度。

类似的修改，体现的是热爱与智慧。

同理适用于当年野生汉化组各种试图本地化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

还有一种修改，体现的就是力量了。

比如楚汉之际，曾企图忽悠韩信自立为王的蒯彻，《史记》里叫蒯通。为啥？犯了刘彻的讳。

比如蔡琰本来叫蔡昭姬，硬生生改成了蔡文姬，而且流传千年，大家都习惯叫她蔡文姬了。为啥？犯了司马昭的讳。

三省六部，最初有个民部，后来改了户部，为啥？犯了李世民的讳。

李世民自己的弟弟李玄霸，说书人都叫做李元霸。为啥？犯了玄烨的讳。

虽然有点奇奇怪怪，但你敢不改？

当然，力量也不一定通过直白的方式流露。

据说南宋淳熙十二年，有个太学生俞国宝在酒肆写了首词，《风入松》：

“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

玉骢惯识西湖路，骄嘶过、沽酒楼前。

红杏香中箫鼓，绿杨影里秋千。

暖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

画船载取春归去，馀情付、湖水湖烟。

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

赵构赵老九，那时已经是太上皇了，去逛西湖，看见了，说这词挺好，就是“明日重携残酒”有点儒酸，不够大气，于是改成“明日重扶残醉”。

看着是改得挺大气，但赵老九凭啥有能耐改？是他才华多好吗？未必，只是因为他是赵老九罢了。

大概，那会儿七十八岁的赵构，已经忘了四十三年前自己弄死岳飞、三十年前熬死秦桧。大概他自觉承平日久，错把杭州当汴州；看人写词不够富贵太平气，都要手痒去改一改，以便符合自己的审美。

当然也可能是，他记得这一切，但就像相声里那些所谓大善人，“我眼里见不得穷人！”于是把穷人都赶跑了。

一定要把眼前的一切都改得富贵太平潇洒有致，他才爽吧？

侯宝林先生说相声，以前晚清国服时，不许用不好听的字眼，不许娱乐。什么不好听的字眼都得改成吉祥话，这才好。

这就得说到上世纪末了：那会儿引进的《泰坦尼克号》，真是一刀不剪。

所以大家还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凯特·温斯莱特的身段。

具体原因，经过的诸位都懂。

我擅自引一段话：

“……最近要上演一部叫《铁达尼号》的电影，过去叫《冰海沉船》，花了两亿五拍的这部电影，现在收入已经十亿，这也是风险投资啊。这部片子把金钱与爱情的关系，贫与富的关系，在危难当中每一种人的表现描绘得淋漓尽致。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在上海看了不少好莱坞的片子，好的片子有《乱世佳人》《一曲难忘》《魂断蓝桥》。这次我请同志也去看一看，不是说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切不可以为我们才会做思想工作。”

这种姿态，让好作品不至于被嘁哩喀喳；这种姿态背后，带着一种对当时世界的尊重与兼容：

“切不可以为我们才会做思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