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友被迫自证爱国? 所有人都不能无视一个烫手问题了｜文化纵横_风闻

✪ 罗迪 | 广州大学法学院

✪ 毛玉西 | 《广州日报》国际部

【导读】近日，著名歌手、“香港四大天王”之一张学友因一则祝福香港回归25周年的视频而陷入舆论漩涡，一些人指责其在视频中没有提到“祖国”和“回归”，批评言辞颇为激烈。张学友本人则发布声明回应，强调“本人是否爱国爱港，自有公论”。

近年来，此类事件已非孤例。有评论指出，某种意义上，“爱国”被塑造为一种大众网络围观的权力话语，其背后涌动着一股网络民族主义浪潮。本文追溯网络民族主义起源，认为国际摩擦的高发频发、国家实力对比变化以及国人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等因素，共同促成网络民族主义高涨的现实。作者指出，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最新表现形态，它一方面可以维护国家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某种意义上，网络民族主义是网民政治参与、政治表达和政治交往的一种形式。如今，对网络民族主义的研究，尚与其现实困境不相匹配。如何理解网络民族主义存在的土壤，如何去除标签化而还其本来面目，仍有待学界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原题为《争论中的“网络民族主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参考。

争论中的“网络民族主义”

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中国互联网发展迅猛，给民族意识表达提供了新平台。借助网络工具，民族意识在网络时代获得了全新表达方式。“网络”与“民族主义”结合下的“网络民族主义”新术语与新现象的凸显，成为近年来媒体关注的最新话题，其探讨散乱于电视、网络、报纸与时政杂志评论中。对“网络民族主义”这种最新现象的争论，笔者试图从学理角度加以梳理与分析。

▍术语兴起

在中国学者的视野中，“网络民族主义”概念的提出与讨论，离不开与现实紧密相连的时代背景——民众对中日关系的关注。

2003年的中日关系是引发“网络民族主义”激烈争论的最直接诱因。2003年6月，民间组织发起登上钓鱼岛活动(“保钓”运动)；8月，网上万人签名反京沪高速铁路使用日本技术(“京沪高铁”大讨论)；8月，百万网友联名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毒气弹中国民间受害者并彻底清除遗留毒气弹(8·4毒气事件)；9月，发生日本游客集体赴珠海嫖娼的事件(日本人嫖娼事件)；2003年10月29日，西北大学爆发反日抗议活动，后来演变成西安街头的示威游行(西北大学事件)。

笔者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概念的提出，准确地说出现在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的报道中。该报在《京沪高速铁路撞上民族主义浪潮》的一组报道中，有一篇北大博士生李颖对“民族主义”看法的文章。文中提到“以此看来，目前中国民族主义尤其是网络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之一就在于：也许标榜民族认同但却无实际行动捍卫民族利益。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可以宣泄口号而无责任约束，可以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可以言行不一。”这是迄今为止笔者查找到的最早使用“网络民族主义”术语的正式报道。

9月19日(9.18纪念日的第二天)的报道中，《国际先驱导报》有一篇题为《网络民族主义=义和团思想》的文章。此后该报又陆续刊登民间对中日关系看法的后续报道，都涉及到“网络民族主义”有关事件的报道与现象分析。此后，“网络民族主义”开始缓慢浮出水面，成为网络网民、甚至学者关注的重要话题。进入2005年以来，中日政治关系再次处于“停滞”状态，面对日本国内修宪、扩军、参拜靖国神社、“入常”(争取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等议题，网络中再次掀起激烈争论，并一定程度上再次波及到现实，成为影响国内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概念界定

简单说来，“网络民族主义”正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时代的最新表现，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中获得了充分表达平台，从而获得了表达途径与相关目标的实现。对此，有学者曾对“网络民族主义”做出了这样描述：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针对这种现象，媒体报道称，2003年民族主义呈现出的最显著特点是：以网络为平台，发表爱国主义言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以网络为“根据地”，集结志同道合者并采取反对日本右翼的具体行动，故而可称为“网络民族主义”。

可以说，没有网络的普及，就不会有网络舆论的出现，也就不会有“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网络民族主义”思潮是依托网络技术的成熟，才得以通过网络传播下拓展到现实，并影响现实社会。对深层原因的分析，有媒体提到，国家经济实力增强让中国人自信心“膨胀”，与外界交往日益频密导致摩擦频率的相应提高，还有中国人在接触其他社会后对自我身份的重新思考及再认识，都是导致民族主义高涨的原因。

有论者于《凤凰周刊》中提到，网络民族主义的产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前期，1993年北京申奥失败和同年的“银河号事件”掀起新民族主义的第一次热潮，其标志是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风靡一时。文章接着提到，这股思潮真正成为重要舆论力量，还要等到互联网在国内的普及以后⋯⋯一批论坛迅速崛起，成为网络民族主义传播的平台。这可以说是追溯“网络民族主义”最重要的文章，很好地揭示了“网络民族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与技术背景。

需要说明的是，“网络民族主义”与“网络爱国主义”概念术语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正如有关学者提到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原本是接近的概念。而另一方面，似乎在各种语言中，爱国主义都是褒义的，民族主义有时却是贬义的。

▍构成分析

“网络民族主义”现象兴起，显然来自广大网民的言论或化言论为行动的各种尝试。到底“网络民族主义者”是怎样的构成群体，目前还一直没有被明确，而是处于激烈的争议中。

对于这种模糊状态，媒体评论中多少有所提及。比如，凤凰卫视的资深评论员杨锦麟就提到：拥有上网条件，是成为网络民族主义者的必须前提条件。不奇怪的是，据说新一代的“愤青”，尤其是在学的“愤青”们，是目前网络民族主义的主要构成成分。因此，所谓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者，他们或许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部分，但可能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社会成分结构的局限性。这正是他对“网络民族主义”由哪些人员构成提出了疑问。

而在网络上流行的一篇评论，则对“愤青”与“民族主义者”做了区别，认为“所谓愤青，就是正直、善良、有同情心的青年；往大里说，又具有关注民生疾苦的胸怀。”“民族主义者通常头脑发热，做出不理智的行为，这难道是正直和善良导致的么？”该文得出结论称 “愤青是愤青，民族主义者是民族主义者”。而在CCTV网站的一个“网评天下”栏目中，说网络上的“愤青”就是“民族主义”、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看法的网民，也是振振有辞。

具体来说，“网络民族主义者”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 具有明显的突发性，行为主体的网络或实际行动，往往由某些重大事件引发。“网络民族主义”往往由突发事件激起，突发事件作为由头，引发互联网上民众对国家、民族前途、利益的思考。事态一旦平静或趋于缓和，类似网络表达往往就趋于缓和平淡。2003年以来，在中日关系等历史遗留问题的直接诱发下，“反日”成为民族意识网络表达主流。在众多网络讨论中，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事件：西北大学事件、珠海买春事件、钓鱼岛事件、京沪新干线事件、丰田广告事件、抵制日货事件等。

2. 具有一定的自发性，是一种非组织的自发行为。一般来说，国民过去的多数政治参与都是具有组织性(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但民族意识的网络表达却并不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和非组织性。网络无中心的特点，让个人行为日益成为网络行为的主体，个人对组织的依赖明显减弱。他们的行为完全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状态，并且可以随时随地不受到任何事件和空间限制——只要拥有上网条件即可，每个人在互联网上都可以匿名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价值观。

3. 从言论表达上可看出，各种探讨具有非理性(诸多的政治冲动和不成熟表现)与理性思考(反思与提出可行性建议等)相结合的特点。有些网络言论失之幼稚偏激，只有情感的抒发和宣泄，无法促使言论系统化和理论化，他们给外界造成的印象不是理性思考，而是带有若干失控形式的鲁莽情绪发泄。对此，有评论家提到“所谓的网络民族主义仍具有诸多的政治冲动和不成熟的表现。”当然，有些文章篇幅较长，行文流畅、逻辑严密、观点深刻，甚至被其他论坛甚至平面媒体转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类似文章是对国家利益、民族复兴的强国之路的深刻理性反思，彰显着理性的光辉。

以上几个特点，正意味着“网络民族主义”还处于动态发展中，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进一步把握网络新群体的动向。

▍观点之争

“民族主义”的争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论者把国内兴起的“网络民族主义”纳入到“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分析框架中，从而对“网络民族主义”持严厉批判的态度。张超《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分析》的文章指出，“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真正在全国发生影响，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始自世纪之交，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活跃起来的。”顺便提到“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毫无顾忌地在网站上发表和转载反日、仇日的言论和文章，这样的言论在平面和音像媒体上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分析“极端民族主义”比较透彻的文章，但把“网络民族主义”纳入“极端民族主义”，遭到了众多“批判”。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论坛上有一篇匿名发表的文章，认为：网络民族主义者们声势浩大的活动，展示的不是真正的民间力量，而是民间的巨大情绪。无论那些为民族主义辩护的人说它有多少诸如增强凝聚力之类的好处，在自激、自渎中不断泛滥膨胀的民族主义，对中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长远看，它更可能为中华民族带来一场深重的灾难。

第二，掀起“网络民族主义”讨论的《国际先驱导报》，其报道文章则把“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看成是“政治上的进步”。针对国外媒体认为国内民众“反日”情绪高涨的指责，《国际先驱导报》较早报道中提到，即使作为处于民族主义最初级、最不成熟的“网络民族主义”，依然有其被宽容的必要。且不说，网络民族主义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做出的贡献——这种贡献至少体现在为民族主义的整合提供了平台，就是“网络民族主义”所蕴涵的“偏激”和“幼稚”也不是没有存在的必要。此后陆续的报道中，《国际先驱导报》提到：在民族主义的此轮高涨中，最值得肯定的正是民族主义者们的这种责任意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此问题的介入，绝对不是排日思想作怪，而是中国人国家观念日益深入的体现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评论指出：“正在成长中的网络民族主义，不仅宣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而且谋求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补充。”

第三，平衡上述两种对“网络民族主义”所谓“极端看法”观点，行文提出了对“网络民族主义”的辨证认识。有些时事评论员对“网络民族主义”做出了“辨证认识”，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避免“非此即彼”的思考视角。《凤凰周刊》的一篇评论提到：“正如所有自发的民间运动一样，网络民族主义也有其过激、非理性的一面，个别极端行为甚至违反了法制社会的一些原则。”但同时认为“网络民意也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公众的重视。譬如，2007年底时任外交部长在外交部网站上接受网友提问，成为有史以来‘网上做客’的最高层政府官员。”

▍几点结论

针对以上梳理与分析，以下几个结论值得进一步关注:

1. 从历史纵深的发展轨迹看，“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思潮的最新表现形态。

思想大师钱穆在《中国思想史》中曾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虽在知识分子们之脑筋里早已失去了，但在民众中间是依然存在的。”话语虽有些偏激，但却一语中的，深刻指出了我国民众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国家与民族的不同命运，都会做出不同反应。从历史发展的纵深层面看，国内各种民族主义思潮曾以不同的表现形态出现过。比如，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反“二十一条”、五四运动等。

当前，“网络民族主义”思潮显然是20世纪90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延续。伴随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伴随我国对外关系上与其它国家的一些摩擦，民众滋生出的一种反应性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强化，其标志性事件有：1993年出现的“银河号”事件，刺激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结；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使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顶峰；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再次引发民族情绪。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也是严重影响民众民族主义情感的重要议题。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最新兴起的“网络民族主义”，依然具有过去民族主义思潮所夹杂着的理性与感性、激情与极端、思考与宣泄、建设与破坏等特征。但与过去现实中的“实体性思潮”相比，借助网络平台下的“网络民族主义”，在国家整体实力与民族自豪感增强下，显然更多显示了过去思潮所未有的建设性与反思性，大大消除了“实体性思潮”所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呈现出总体理性的特点。换句话说，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网络情感宣泄与思考的“起波澜但不大惊”，则是一种最好的感性描述。

2. “网络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带来的双重影响初见端倪。

在网络对“民族主义”的各种讨论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中国需要不需要民族主义、需要怎样的民族主义”的话题。作为科技时代的“延伸”——“网络民族主义”，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思考疑问。“网络民族主义”兴起以来，给人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民族主义与网络结合下能够发挥巨大威力。国民以网络为平台抒发民族情感，发表爱国主义言论，以网络为根据地，进行“化言论为行动”的尝试，对现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正如上述提及的，与“民族主义”思潮始终伴随感性与理性、狂热与温和、极端与适度的矛盾斗争一样，“网络民族主义”已经彰显了历史形态中“民族主义”所表现的特征：激励民族斗争、维护国家利益与制造混乱、麻烦并存。这种双重影响，一方面通过受众接受的扩大化体现，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影响着政府权力决策——无论影响是良性还是恶性。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民族主义”的未来影响可能才初步显露，目前总体理性、破坏性较小的现实，在未来可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随着具体事态的出现，“网络民族主义”具体以何种形态、何种规模、何种程度出现，政府与广大民众如何应对等，都值得进一步思考。

3. 网络成为民众政治参与、政治表达和政治交往的重要平台，这种“参与”在今后不可阻挡、也不可避免。

网络为民意表达和公众参与提供了全新、有效的技术手段。通过网上论坛，公民可以对政治问题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特别涉及到我国的民族、爱国情感议题时，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感的网络表达不绝于耳。这种网络民族意识的出现，一是基于我国整体自由与民主理念的发展；二是基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当然，在我国尚未完全达到成熟的法制体制下，网络民族意识表达有时属于“超越”现实政治诉求的表达方式，部分反映了现实表达途径的“缺位”状态。

从长远看，“网络民族主义”现象应该纳入到“网络舆论”的范畴中来研究。从目前看，我国政府部门正日益重视网民对具体事态的意见，成为高层领导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4. “网络民族主义”备受媒体关注，其实质是在探讨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下，民众、媒体与政府三者如何表达、如何面对的问题。

自2003年以来，“中国崛起”的声音引起了世界关注——尤其是美国与日本等国家，关注焦点就是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民众如何对待国家冲突与矛盾，对待非常态事件有如何反应与举动。从深层次来说，“网络民族主义”涉及到这样一个“三角关系”：媒体与民众、民众与政府、媒体与政府。就目前来看，“三角关系”的互动，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相互影响的过程。

目前，“网络民族主义”所关注的政治议题，由于涉及的政治敏感度较低，受制约的可能性机率不高，从而促使诸多网民趋之若鹜，乐此不疲。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新民族主义力量重新集结面临良好际遇，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奠定思想基础，则需时间来验证。

5. 当前，“网络民族主义”还缺乏实证研究与具体调查，其话语系统一定程度上处于被泛化、标签化的混乱状态。

近两年来，国外网民也出现了“愤青”一族，目标直指相对敏感的本国对外事件处理与民族利益。比如，针对“中国崛起”下的中美关系，美国网民也通过论坛与电子邮件发出敌视中国的言论。此外，带有鲜明民族危机感的告白，也充分体现在其它国家或民族的民族主义网站上——亚美尼亚、马其顿、威尔士、苏格兰、巴勒斯坦、阿尔巴尼亚、爱尔兰、法国的布里多尼和科西嘉、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和巴斯克、俄罗斯的车臣，所有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者纷纷开设了网站，占据网络舆论这块“新高地”。

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群体构筑了国内、甚至国外高涨的“网络民族主义”？如何定义“网络民族主义”？“网络民族主义”研究，是否可以纳入世界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最新发展阶段中？如此众多问题的答案，目前还基本处在“叙述表达”的状态，缺乏严格的学理性实证分析。因此，彻底梳理“网络民族主义”现象，还需要相关学者进行深入细致调查，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从调查统计上，得出相关的基本现状资料，这样才可能进行下一步研究。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5期，原题为《争论中的“网络民族主义”》。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