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参加共产党_风闻

新青年2020 · 2022-07-01

（节选）

二战期间，日本一个被捕日本共产党员在法庭上的陈述：

法官问，你为什么加入共产党？

他说他家是大地主，他妈妈患了严重的气喘病，他从小立志做医生救病人。

一天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工，一看就知道染上了肺结核。

他告诉女工，肺病是初期的，只要多休息、多吃有营养的食物，就会好。

两年后，女工又来看病，却恶化为末期，没救了。

医生骂她为什么不听话。

女工哭着说，她爸爸早就过世，妈妈长期生病，家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弟弟，她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

这位医生说以他的经济条件，就算可以救女工一家人，仍无法救全国同样需要帮助的家庭，所以他加入共产党。

他讲这些话时，整个法庭寂静无声。

法官说：他能理解这样的心情，但为什么非要参加共产党呢？

医生反问，（除了共产党以外）现在有哪一个政党有意愿、有胆识提出解决这种社会问题的纲领呢？因此他认为，参加共产党是唯一的选择。

我们再来谈一谈和电影《我不是药神》相关的人物——白求恩。

在上世纪初的西方，白求恩式的人物虽然一心只想救死扶伤，也难免身后骂名滚滚来，因为他们损害西方大资本利益，与穷人分享医疗知识，并提供服务和廉价物资。

不管是在那时还是当今的欧美世界，医生的身份是“富有”、“安稳”的代名词；医生数量稀少（读医科学校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行医资格证也被人为控制），使得他们能够收取高额的诊疗费用，在社会体系中维持崇高的地位和良好的生活。

如果谁要是打破了这种默契（例如义务出诊、降低出诊费治疗疑难杂症），就要遭到行业“圈子”里无情地嘲弄和打压：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36年5月，白求恩写了一部报告：《我在胸外科手术中犯过的25个错误》，这是一篇价值极高的自我批评文章，它能够帮助年轻的外科医生在白求恩的错误和经验中——而不是以患者的健康与生命为代价——学习医术并且避免错误。

然而，这篇文章激怒了“圈子”里的许多同行，在他们看来这等于是向社会“揭同行短”、“败坏医生声誉”，某种意义上还破坏了资深医生带实习医生，门徒、派系/学阀式“口口相传”的不成文规矩。

最终这篇文章没能公开发表。

除了不计较个人和小利益团体的私利，以真理为标杆，全身心地投入到医疗科学事业。白求恩还义务出诊，派发药品，他深感无产阶级贫穷的生活、高强度的工作和恶劣的居住环境、无法得到保障的休息以及匮乏的医疗卫生保健是导致各类传染病和慢性病的重要原因。他呼吁自己的医生同行都对穷苦人予以帮助，此外他向政府请求：应当建设各类公立医院和保健机构、承担部分诊疗费、平抑药价。

不出所料，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和恶毒的攻讦：在政府和医疗行业，他得到的是冷漠和敌意，他的“赤化”言行和他本人的私生活被人当成把柄大肆宣扬——一如当今中国，有些网络媒体就有点得意忘形地不断重复，白求恩是一个薄情无义的花花公子、浪荡阔少……

1935年8月，白求恩奔赴苏联莫斯科参加国际病理学大会，他在苏联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他广泛地参观了苏联各地的医院、疗养院和休憩地。详细地了解苏联的医疗制度和保健、劳动保护与疗养体系。

他惊叹于苏联在连年动乱、战争，一片废墟还遭受西方经济和技术封锁的背景下，还能够普及全民医疗，着力于提升全民的身体素质，控制与消灭诸多疫病的蔓延与疫情。

白求恩确信，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所有的人都能看得起病，医生面前再也没有穷富之分，医疗能够真正地践行其救死扶伤的职责，而不是被利益集团绑架，沾满铜臭味。即使一个人得了慢性病或者传染病，他也能安心地去住院和疗养，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生命与健康权利。

在白求恩和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苏维埃制度所能够控制并消灭的不仅仅是传染病本身，更重要的是“穷病”的源头——那位日本女工的哭泣和哀怨：“妈妈重病，两个弟弟年幼；我不做工，一家人都要饿死，只能工作多久算多久，好让弟弟长大，哪有时间休息……”

是啊，谁不想活命？那位年轻的日本少女不想活命？可她必须要在重病的母亲，年幼的弟弟和她自己的生命当中二选一……都是被逼的，被这……被这不问人命，只问钞票的世道逼的。

除了共产党，没有人愿意和致力于解决“让人活命”、“人能做人”的问题……

于是白求恩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中国人民都无比熟悉的那一段艰苦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