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场”正式开启，香港的出路在哪里？_风闻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中国的谷智轩。明天，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了。记得1997年的夏天，我还没踏入小学校门。街头巷尾、电视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庆祝标语，对一个学龄前儿童来说，更多是下意识的激动与自豪。但我当时不知道的是，一场伟大的制度试验，即将拉开帷幕，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我们都是这段不平凡历史的见证者。“五十年不变”看似漫长，一转眼却已经过半。前不久，我们借着香港新特首当选，从政治的角度，聊过这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意义。本期《轩讲》就从产业和经济角度，继续聊聊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以及“一国两制”进入下半场，香港的出路在哪里。

香港这25年，到底发展得怎么样，我们先上数据看一看。回归之后，香港经历了十年左右的调整期，从2009年开始，经济突飞猛进。短短十年间，GDP翻了1.7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7%，人均寿命增加近五岁。1997年到2022年，香港四人家庭的每月收入中位数，翻了一倍，民生物资供应充足，文体休闲设施大幅增加。对一个发达经济体来说，这样的成就，属实是令人瞩目的。

但我们也看到，从“占领中环”到“修例风波”，香港这几年很不太平。无风不起浪，除了外部势力要搞乱香港，这“病根子”，还是出在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上。

首先，虽然香港市民收入长得快，但消费同样也涨得快。如果扣除物价变化，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香港的消费收入比，远远低于体量接近的其他“经济优等生”，比如新加坡、瑞士、荷兰。所以，香港民众亲身感受到的生活变化，可能没有纸面数据显示得那么好。

另一方面，虽然从平均水平看，香港市民的收入增长迅速，但不同行业与阶层的区别很大。折算物价变化之后，金融保险、污染防治等行业，收入相比1999年，几乎翻了一倍；至于物流业、住宿餐饮、家政等行业，收入几乎没变，部分还降低了。从小时工资来看，前5%的人，近10年内增加了51元，而后5%的人，只增长了13.5元。香港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基尼系数为发达经济体之最，只低于非洲和南美的少数国家。2009年，香港有两成民众生活低于贫穷线，十年来增加近一个百分点，约10万人。而在2019年“修例风波”后，一年就增加了两个百分点。香港的失业率不算高，总体控制在5%以下，但劳动参与率却远低于全国整体水平。

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黑暴”分子，经常跟“无业”、“失业”联系在一起。没有稳定的工作，“啃老”，混黑社会，破罐子破摔，很容易被煽动上街搞事，妥妥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事实上，香港每十万人中登记的街头流浪汉数量，自09年以来一路走高，这还没算“修例风波”与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香港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但不同阶层间，有的分到奶油蛋糕，有的只能舔面包屑，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游戏规则。从经济层面来分析，香港的主要问题，一是出在产业空心化，第二个是房地产畸形。

英国人殖民香港之初，并不注重发展工业。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的资本家大量跑到香港，为发展实业注入资本。但这弹丸之地，又没有资源，连喝水都要靠内地，显然搞不了重工业。于是接下来30年，轻纺、塑胶和电子加工，成为香港的制造业支柱，撑起了“亚洲四小龙”的江湖地位。80年代初，香港工业增加值占到GDP三成，主要就是靠制造业拉动。随着内地改革开放，深圳特区拔地而起，港资与工厂纷纷“内迁”，搞“前店后场”的合作模式，香港本地制造业逐渐退场。到回归前夕，服务业的增加值占到GDP八成以上，而制造业只有区区6%。今天，除了维他柠檬茶、京都念慈菴这种食品加工产品，还有哪些叫得上名字的“香港制造”呢？欢迎大家在弹幕里补充。

与同等体量的深圳、新加坡相比，香港的问题在于，产业发展的“科技树”点歪了。当初大家都是做出口加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深圳、新加坡靠专业分工与自主创新，一个搞技术升级，一个搞知识密集型产业。香港却在金融服务业的路上，一个猛子扎了下去。

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港，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经济对外部冲击十分敏感。97年亚洲金融危机、03年SARS疫情、08年金融危机，都让香港元气大伤。服务业分高低端，高端的那部分，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旅游、餐饮、销售这些行业，能提供大量就业，但经济一旦不景气，它们受到的冲击最大，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反过来，香港每次走出危机，都是靠特区政府救市、中央政府出手。但“服药”不能代替“强身健体”，如果香港的产业结构不优化，日后面对危机，只会一次次地重复这个循环。更何况，“开药”也是有成本的，这条路显然不可持续。

我们再来看畸形的房地产业。2020年有统计，在香港，一户收入处于中位数的人家，平均20.8年不吃不喝，才能买得起一套房，高房价在全世界独一档，这背后自然是土地供应不足。前特首梁振英提过，香港已开发土地仅占26%，用于居住的只有7%，寸土寸金。当初几大地产商在香港囤地，翻云覆雨，大家应该有所耳闻。但香港土地矛盾形成的背景很复杂，而且回归至今，早已形成路径依赖，改革难度非常大。

历史上，英国殖民者把香港当做自由贸易港，不收税。但要搞建设，钱从哪儿来呢？那时候的香港，一穷二白，英国人只好卖地，而且卖的是有限使用权，可持续性薅羊毛。港英政府设置卖地限额，背后打的算盘是：地价越高，政府收入越多。把人口大量集中在一小部分地区，又节省了基建成本，一举两得。70年代，香港人口快速增长，港英政府先后推出“十年建屋计划”、“居者有其屋计划”，为底层民众，提供低于市价的公共房屋，并引入私人开发商参与。加上当时金融环境宽松，修建地铁，进一步推高了地价，香港房地产行业迎来大暴发。日后的地产“四大家族”，就是在这一时期发家，逐渐坐稳香港四大富豪的交椅。囤地捂地、疯狂涨价是基本操作。他们还主动创新，发明了“分层出售”、“分期付款”、“卖楼花”等销售方式，这些“先进经验”，后来都被内地房地产开发商学会了。

80年代，中国政府与英国开始就香港回归问题展开谈判。《中英联合声明》中专门规定，1997年以前，港英政府每年出售土地，不得超过50公顷。这个条款进一步推高了香港房价，许多人不理解。事实上，当时中央政府考虑的是，不能让英国在走人之前，把土地卖得一干二净，然后“卷款跑路”，把属于香港人的财富，通通带回英国。

不过，《声明》限制了卖地面积，却没有限制价格。结果那十几年里，香港房价翻了20倍，“马照跑，舞照跳，楼照卖”，港英政府和地产商都赚翻了。每隔五六年一次涨跌循环，大量小企业被淘汰出局，强者恒强，大地产商囤的地皮越来越多。高峰时期，港英政府四成的财政来自卖地。企业也将房子当做抵押，向银行借贷。回归前夕，整个香港社会陷入炒房热，经济与房地产深度绑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但房地产带动的经济繁荣，终究只是镜花水月，是建立在对普通香港民众与底层的压榨之上的。香港的高房价、住房难，难在供应。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当然是增加供应、兴建更多的公私房屋。可这样做，动的不仅仅是地产商的蛋糕，还包括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与香港中产的生计。房价，硬生生撕裂了香港社会。

回归以后，卖地长期为特区政府贡献了两成的财政收入，高峰时达到36%。此外，特区政府还有各种与土地相关的税费，比如房产税、物业税、土地年租、交易印花税、差饷税等等，加起来又贡献了一成的财政收入。而房地产行业带动的上下游产业，比如建筑、装修，以及背后的金融、股市，更是对香港经济有莫大的影响。

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曾推出著名的“八万五计划”，每年兴建公私住房不少于8.5万个，确保香港“人人有房住”。但最先反对他的，却是10多万背着房贷的中产阶级。当时正逢亚洲金融危机，楼市一路跳水。这些人血本无收，还欠了银行一屁股债。政府此时在住房供应上大开口子，相当于要了他们的命。2003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游行，要求政府救市，抗议房价下跌。巨大压力下，“八万五计划”无果而终。此后的特首，也被戴上了“房价不许跌”的紧箍咒。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香港卖地面积快速攀升，地价收入也水涨船高。久而久之，这套房地产经济模式，早已形成路径依赖。香港人憎恨高房价，却又离不开高房价，但凡想做点事情来弥补，就会遭到庞大且强横的利益集团阻挠。

结果，特区政府长期对房价不作为，民众生活负担加重，社会矛盾激化。从2005年以来，普通民众的日常开支里，住房花费的占比持续上升。

如果我们再往深处挖掘，产业结构也好，房地产业畸形也罢，归根结底，其实是政府与资本的关系。我们知道，在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曾经埋了不少雷，其中的一个，就是1980年前后，由时任财政司夏鼎基提出的“积极不干预主义”。这个词该怎么理解呢？我们都知道，有些经济体呢，信奉“小政府，大市场”，主张政府不干涉经济活动的“不干预主义”。70年代中期之前的香港，也是如此。但是，一旦“不干预主义”之前，加了“积极”两个字，完全的不干预，就变成了选择性不干预，或者说，选择性干预。那么政府什么时候应该干预呢？概括起来，就是给资本提供“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预”，翻译翻译，对资本不利的政府行为，那就叫“干预”，是要最小化的；对资本有利的政府行为，就叫“支持”，那是要最大化的。

举个例子，香港经济起步的时候，资本通过压榨劳动力，从制造业里捞金，政府不能管，等到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本拍拍屁股走人，政府也不能阻拦。但制造业转移后，遗留下来的就业、贫困、环境问题，就要政府来“干预”一下。再举个例子，资本炒房地产、玩各种金融衍生品，不断给经济注入泡沫，政府不能管，但经济危机来了，政府就得下场救市；老百姓住不起房，几代人蜗居一室，甚至流落街头，带来各种社会问题，又得政府来“干预”一下。所以，所谓的“积极不干预”，就是好处资本拿，坏处留给政府；不是政府节制资本，而是资本为所欲为，再由政府收拾资本留下的烂摊子。这种对资本极度放任、充分支持的“宠溺态度”，哪怕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是罕见的。就说这反垄断这个事儿，美国1890年就有《反托拉斯法》，德、法、英等欧洲国家，也在20世纪完成了主要的反垄断立法。但直到2015年，香港的第一部综合性反垄断法——《竞争条例》，才正式生效。

不过，这还不是“积极不干预主义”最大的特色。政府要提供“支持”，就得有钱才行。可是政府要“不干预”，那收税就容易出问题。香港以“低税率”闻名，只对烟草、酒、碳氢油和甲醇四种商品收消费税，所得税税率很低，企业、富人避税的手段更是多种多样。收不上来足够的税，政府哪来的钱去“支持”呢？只能另辟蹊径，比如说——土地财政。房价高，民众住不起房，为了建公屋，政府卖地换钱，又推高了房价——闭环了。过度自由的资本产生了种种问题，而政府为了有钱提供救济，不得不坐上了资本的战车，结果导致了更大问题。如此一来，政府就被绞入了资本滚利的车轮中，为了达到“公平”的目的，却反而成了制造更大“不公平”的推手。这种“政-资”关系中的巨大缺陷，可以说是许多香港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

其实，近代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环境的保护与规制，对资源配置的人为引导，往往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由”不等于“不干预”，更不等于“不管理”。但西方的媒体、智库，在极力夸赞香港的“自由”时，却将“自由”与“自由放任”等同。比如说，营商“自由”，就是政府不进行营商规管；贸易“自由”，就是政府不制定贸易政策。美国传统基金会，鼓吹“新自由主义”的扛把子，据此连续20多年，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全球最“自由”的香港，其经济表现，却早就被“大政府”的新加坡，给远远甩在了后面。有些人还在吹，说香港落后了，是因为回归后的香港，没那么“自由”了。我只能说，如果没有内地庞大的市场和高速发展的经济，给香港背书、托底，没有中央政府踩住香港的刹车，让它不至于脱轨，估计这胜负还能分得早些，差距还能大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香港的许多社会、政治问题，都能从经济上找到源头。前面讲了，香港的经济问题，表面上一在产业空心化，二在畸形的房地产业，而深层次上，在于严重失调的“政-资”关系。那么有没有办法，来“拨乱反正”，为今后25年，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铺路呢？个人认为，治标、治本的方法，都是有的。下面是我们的私货，大家兼听则明，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看法。

先说治标。香港未来25年要发展，必须找准自己的定位。香港已经失去了制造业，强行让低端制造业回归，或者再从零开始打造高端制造业领跑全球，都不现实。实际上，无论是哪种制造业，香港相对于全球、甚至是中国内地的诸多城市，都没有什么优势。与其在“食之无用”的“香港制造”上浪费精力，还不如集中资源，用在香港的优势项目上——服务业上。香港自己缺产业政策？没关系，国家已经帮香港找好了比较优势，定好了重点产业，都写在《十四五规划纲要》里边呢，我给大家画画重点——善用香港与内地及国际市场紧密连同的优势，把握大湾区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庞大机遇，巩固和发展金融、贸易、航运航空、争议解决、知识产权、科技创新、文艺交流八大产业，使香港成为“内循环”的“参与者”，“外循环”的“促成者”。

不过，这里面仍然有三个障碍。首先，虽然国家画了路线，但香港得照着走才有用。要是它不管不顾，就是要撞死在房地产上，那一切都免谈。其次，国家给香港规划了八个产业，但国家给规划八个产业的，不只有香港。香港有的是竞争对手，而且在经济规模、区位、产业布局、国际化程度等方面，每家都是各有千秋，都在凭本事占市场、抢资源。香港要在中国的未来占据一席之地，也不是容易的事。最后，哪怕八大产业能够按计划发展，产生的经济利益，最后都要落到民生上。有一说一，这八大产业，常被归类为“高端服务业”，能够产生的就业、直接惠及的民众，都是比较有限的。如何让每一个香港民众，都能从发展中得到好处，是香港要解决的关键命题。

再来说治本。其实，前面提到的三个障碍，最后都要落到根本问题——“政-资”关系上。只有特区政府能够规制资本，让资本走在该走的轨道上，让它们老老实实地拿出一部分利益，香港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繁荣。而重新调整“政-资”关系，势必要触及香港的一些基本性的制度安排。我认为，“一国两制”的不断升级，对香港来说，既是目标，又是机遇。

一方面，香港与内地在制度、文化上的进一步融合，以及中央对于香港政治经济改革的保驾护航，能够为港府破除积弊、节制资本，提供持续而强劲的动力。另一方面，香港的未来，立足于同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紧密联系，而相较于国际市场，香港与国内市场的融合，明显滞后了。在讨论几个区域一体化的时候，经常有种说法，说珠三角的一体化最容易，因为涉及跨省的成分比较少。但实际上，珠三角的一体化，是最难的，因为它涉及到粤港澳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套法律体系。而香港的制度变化，就能够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促使商品以及人才、土地、能源等重要生产要素，在三地之间更顺畅地流动。区域一体化，也是香港纳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参与国内大循环的前奏。这一切，无疑会给香港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有人担心，与内地的融合，会削弱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我却认为，恰恰相反，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正是来自它与整个中国市场的亲密无间。全国一盘棋，香港绝不是例外。香港不只是香港的香港，更是中国的香港。不论是解决自身的问题，还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为国家的未来发光发热，这座城市与内地在市场、制度、文化上的融合，都是必经之路。“一国两制”的下半场，我们应该把试验的重心，从“两制”，变为“一国”，而这，就是香港的出路。

节目最后，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吟唱环节了。感谢各位观众对我们一如既往地疼爱，观察者网是一家独立而负责任的新闻网站，我们秉持全球视野、中国关怀的理念，为大家制作节目。想要支持我们的朋友，可以加入付费会员频道观察员，年费198，使用我的邀请码007可立减十元。现在充值，还有机会领取观网限量版徽章一套，一套五枚，大家赶紧行动吧！

好了，本期《轩讲》就到这儿，节目的文字版，我会放在我的公众号@real谷智轩，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