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和德国朋友论辩中国社会主义3.0？” | 文化纵横_风闻

✪ 杨平《文化纵横》杂志社

✪ Jan Turowski、孙巍 (主持) 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导读】 二十世纪末的世界社会主义危机之后，西方话语中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陷入困境。出于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乃至否定，社会主义话题撤离出生产领域，局限在分配领域。人类社会关于理想性社会政治实践和人类文明走向的思考，陷入某种令人失望的停滞状态中。与此同时，西方理论界关于中国的争论也陷入某种认知困境之中。对于西方社会主义者而言，中国的实践也不同于他们观念中的社会主义概念，反而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主义” VS“市场经济”划分和意识形态叙事，成为西方社会中国观的主流。今天，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如何理解中国的现实状况，如何评价和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和实践，不仅成为包括西方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全球思想者和实践者重新理解世界秩序变迁、重新讨论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成为中国思想界在全球大变局时代深刻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探寻中国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共生互动的关键性思想命题。

为此，《文化纵横》杂志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处合作出版德文版《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Sozialismusdebatte chinesischer Prägung） ，并在德国发行。该书收录十篇《文化纵横》创刊十余年来探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现实问题和未来道路的代表性文章，汇集李陀、曹锦清、汪晖、房宁、强世功、韩少功、黄纪苏、张志强等著名学者的理论思考。这一系列文章，直面实践难题和理论困境，不同于修辞意义上的话语讨论，对中国实践经验作了客观评析。这样真诚性的问题讨论，对于国外理论界、思想界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和吸引力，不仅展示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的讨论，也体现其对全球问题的持续思考。2022年3月30日，《文化纵横》杂志与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处面向德国读者举办《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新书线上发布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处首席代表Jan Turowski与《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杨平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中国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等话题，开展思想对谈。值此“七一”建党节之际，特发布该发布会对谈纪要。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专栏特稿 ，原题为《与德国朋友对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发布会纪要》， 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与德国朋友对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发布会纪要

▍ 一、为什么必须“把社会主义说清楚”

主持人：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策划出版《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文化纵横》作为本书的合作伙伴。

Jan：在21世纪讨论社会主义，中国的声音是不能忽视的。现在中国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整个世界局势有重要影响，这是我们策划这本书的基本动机。还有一个特殊动机：我在德国一再发现，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讨论非常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事实上，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文化纵横》杂志在中国为社会主义的讨论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标准，也一直在引领和推动讨论的深化，而且所有讨论都非常有创见。因此我们在众多可能的合作者中选择了《文化纵横》。对于德国的读者和观察家来说，能对中国有真正的认知，是非常有意义的。

主持人 ：这本书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是《社会主义3.0》，写于2015年，它对这本书的主题，即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文化纵横》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产生这个议题？

杨平：我们这本杂志创办于2008年，当时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2008年，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2020年，出现了新冠疫情危机。2021年，美国又有宪政危机和国会山事件。此外，乌克兰危机也在今年爆发了。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出现了重大的危机。《文化纵横》杂志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所以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时代的问题。

《文化纵横》的宗旨是文化重建。这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挫折，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人也对社会主义感到失望，丧失了社会主义的信仰。文化重建，其实就是对价值进行重建，就是要重新找到社会主义的价值，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为什么要讨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有人说“社会主义是说不清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了，中国改革学习的对象都是美国，是以私有化为主要追求的潮流，所以社会主义是说不清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需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认真的讨论和总结。《社会主义3.0》实际上是在大多数人都说不清楚社会主义的时候，非要去触碰这样的一个话题，希望在理论上能实现突破，能把最难说的问题说清楚。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也只是说清了一部分，甚至是很少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目前还在进一步的实践当中，实践本身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社会主义仍然是一个实践过程。所以我认为，讨论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是一种使命。今天回过头来看，这篇文章在理论上还不完善，所以这些讨论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往前推进。

《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新书发布会

主持人：根据文章的时间划分，2015年中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3.0，现在是2022年，已经7年过去了。在社会主义1.0和2.0的实践中，我们的社会呈现出顾此失彼的状态：1.0阶段是低经济发展水平下维持社会平等；2.0阶段某种程度上是以社会不平等为代价，换取经济的高速发展。那么到了3.0的阶段，中国面临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下，在生产方式和分配机制上如何突破？您认为中国在这两个方面是否有所突破，或者在朝着突破的方向上做了哪些的努力？

杨平：关于社会主义的3.0，实际上有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在世界范围内可以把社会主义分成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19世纪，马克思主义诞生，共产国际诞生，国际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各国工人政党出现，劳工权益成为非常重要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内容和形式。在19世纪，社会主义还没有以国家形态出现，它是以工人运动形态出现的，这是第一次浪潮。

第二次浪潮，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时期包含苏联的十月革命、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及中国1949年革命的成功，还有与社会主义运动高度联系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社会主义第二次浪潮的核心特征是实行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些国家大部分完成了工业化的初步积累。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就结束了。

社会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应该是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浪潮兴起。其核心标志有两个，第一个标志是中国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个标志是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并且改变了目前的世界格局。

这种依据三次浪潮来判断社会主义是从国际范围来看的，要在中国范围内讨论社会主义，可以做一个狭义的划分：从1949年到1978年是社会主义的1.0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毛泽东领导，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积累。在1949到1978年这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建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与此同时，中国也使大多数的普通人民在工业化进程中，能够在相对公平的情况下发展自己，发展国家。这是第一个30年。

2.0阶段就是第二个30年，可以从1978年或者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算起，到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这30年主要是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公有制，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但鼓励民营经济广泛地发展，实行混合所有制。在推动国家战略性主导的同时，调动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积极性，使市场经济的效率得到极大的发挥，这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其中关键是解决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在经典教科书中，社会主义只能跟计划经济相结合，市场经济只能跟资本主义相结合，而中国做出了大胆的突破，把社会主义跟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事后证明，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是成功的。

2012年以后，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的3.0阶段。这一阶段要干什么？针对市场经济中不断加剧的社会贫富差距，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环境破坏问题越来越严重，怎么办？这时就需要用社会主义的因素去调节和控制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要素，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环境问题，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用4个字来表述，就叫“共同富裕”。社会主义3.0阶段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解决社会主义1.0阶段效率不高的问题，要保持发展的效率，发展是第一位的；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必须共同富裕，共同发展，要解决2.0阶段逐渐扩大的贫富悬殊，在共同富裕中追求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主义3.0。目前这一阶段刚刚展开，究竟怎么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所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3.0阶段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实践与不断创新的过程。

主持人：Jan作为在中国长期工作和居住的西方左翼学者，怎么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这些实践对于其他国家或整个国际社会的意义？

Jan：中国和德国对社会主义的讨论是有很大差异的。西方对社会主义的讨论不可避免陷入二元对立的划分，更注重这个国家的形式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这就有点极端化。而中国对社会主义讨论更广泛、更多元化，它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过程，一个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过程，更注重社会主义各个阶段的特性。面对一些复杂的矛盾，应该以什么态度去看待和处理它？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以一种更开放的态度来把这些矛盾带入讨论中：承认这些矛盾存在，尽管现在还不能解决，但可以暂时放一放，先去把作为前提性的其他问题解决了。中国对矛盾和问题的处理非常灵活，这一点恰好是中国和西方在讨论社会主义时的一个最根本的差异，西方人没有这种灵活性。

▍二、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主持人：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政治理想，无论是在1.0还是2.0阶段。邓小平曾经提出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在2.0时期，共同富裕更多的是一种愿景，而今天的共同富裕是政治治理实践的指挥棒。但是我们知道，今天中国的财富实际上是在2.0时代引入市场竞争、资本逻辑等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特点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这里面也包括国家财富和各种私人财富。2021年12月《文化纵横》出了一期专刊讨论共同富裕，也想请杨社长结合这期内容，再深入谈一谈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共同富裕”？

杨平：我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放在一起来谈，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灵活，但今天看来已经有了一些明显的规定性。社会主义1.0时代的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今天这三点已经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了，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可以概括出以下这些主要规定性的：

第一，国有企业占主导，中国庞大的土地是国家的；有上百万亿的国有资产；战略性产业、基础性产业都是国家控制。在生产资料大范围地属于国家所有的前提下，社会财富的分配也是大部分归国家所有。那么私人所能获得的分配份额，其中产生的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就容易得到控制。庞大的国有土地、国有金融、国有企业资产，限定了市场经济中的分配，其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一定是有限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第二，发展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我们谈到社会主义，总是更多地关注分配的问题，相对于生产和发展，分配是第二位的安排。比如，中国是一个南北、东西差距很大的国家，靠近东南沿海自然发展得很好，而靠近中西部山区、内陆地区，自然就不发达，贫富差距自然就沿着地理环境的差异拉开了。这时候，提前在生产要素、生产力布局、投资领域上打破不平衡，对那些中西部的不发达地区多投资一些重大的项目，而不是单纯从分配角度去事后安排。这里发展是第一要义，而发展过程中，时刻注重东西平衡、城市和农村的平衡、阶级的平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重要的特点。

第三，政府推动非常多的资源来弥平贫富差距。比如过去5年，中国解决了将近1亿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在一个依靠选票政治、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把大量的资源和财富投到贫困的地区，让贫穷的人民获得发展，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中国可以做到。中国还有对口支援，就是让大型国有企业、发达地区政府、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去帮助贫困地区的发展。比如新疆，基本上每一个地级市都有东部的一个省进行对口支援，从而保证整个新疆的发展不会落后太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灭差距，追求公平的重要手段。此外，国家分配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叫转移支付：国家通过税收，把发达地区的钱收到中央，然后再按照各个地区不同的发展需求，来重新分配，解决了大量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财政问题和发展问题。这种措施使中国的贫富分化得到了极大的抑制。

所以，谈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是不要静态地看待分配公平，没有这样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公平的资源安排，只是谈局部的微观的分配公平，解决不了贫富分化的问题。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实践和探索，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大的成就。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总结。

主持人：贫富差距的扩大一直都是资本主义难以摆脱的梦魇，持续缩小贫富差距、推进社会的公平，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左翼政治力量的推动下进行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比如建立福利国家。Jan来自德国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福利国家，也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您怎么看待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以及相关的实践？

Jan: 我想先对杨平先生的话做一点补充。共同富裕其实并不是一个新词，在邓小平时代就已经讲过共同富裕了，只不过这几年又被推到前台。但邓小平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富裕。在西方的讨论中，可能会更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部分，但往往忽略了“共同富裕”这个部分。中国现在把它作为重点重新提出来，并且只有在社会主义2.0以后，出现巨大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这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唯物主义的。

社会不平等、贫富悬殊的情况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肯定是存在的。二战以后，西欧通过一系列福利国家体系的建设，避免了极度贫困状态，但经历了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我们的社会福利体制在过去几年开始停滞甚至后退，社会开始出现两极分化。对此，我们应该用战后的社会民主机制来挽救危局，还是创造一种崭新体制来克服这些困难？这是西方目前所困惑的问题。中国过去几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大众消费在大量增长，说明中国已经通过一系列机制把贫富差距控制住了。未来中国可能还会在这一问题上提供更多的答案，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主持人：资本主义在整个国际话语中占据着绝对主流的地位，中国实际上一直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搞社会主义实践和改革开放。一方面，中国利用社会主义政治资源优势，快速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融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也长期遭受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基于维护资本利益的胁迫和压力，而数字化、网络化为资本跨越国境实践更为隐秘的逐利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请二位在这里做一个展望，社会主义中国在未来国际大舞台上的发展前景是什么？

杨平：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得客观地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长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世界范围内和各种资本主义的因素打交道，资本主义的各个环节、要素也都会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各种制度安排。所以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特别困难。过去马克思也说，一国不可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今天中国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怎么在主权国家的范围内，尽量保证国家经济跟得上国际的发展，同时又不被国际的资本主义因素左右，这是中国面对的最巨大、最尖锐的挑战。

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引进外资，其实就是国际资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甩到中国来，重新进行分工，而它的利润已经在产业链的前端做了分配，在分配中不管怎么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会拿到大头，中国从中获利的部分是非常少的，这就导致中国有些地方的劳资关系特别紧张。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配造成的，而这种分工又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可是中国不走这条路又不行，怎么办？

比如半年前，中国有一个著名的企业“滴滴”公司到美国上市，它拥有大量的用户数据，没有向中国政府报告就在美国挂牌，它完全尊重美国资本市场的规则，却不尊重并且忽视了中国国家安全的要求。于是中国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处罚，后来它的市值大幅度下降，最后被迫取消了在美国上市计划。这是典型的民族国家和跨国资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如果处理不好，一种可能是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另一种可能就是完全被国际资本左右。

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也正在逐步学会与跨国资本进行博弈和斗争。最重要的是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只有国家真正掌握了强有力的资本和技术，才有可能应对庞大的国际金融资本。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错误、经验和教训，但只要抓住了国有金融、国有资本这一根本，做大做强，面对外部的资本就有了博弈的实力。

Jan：首先从国民经济来看，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国民收入比较高的国家，未来也会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对我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中国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作为一种全球独特的经济模式展现在世界面前。当然，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发展平衡，以及社会平等，无论在中国、德国，还是对全世界来说，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我相信中国会找到自己独特的答案，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对此也充满期待。

▍ 三、欧洲左翼为何不理解中国社会主义

主持人：对于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辩，目前欧洲左翼的反对声音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全球的“站队思维”似乎正在被左派复制，他们似乎既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多元性，也不愿意质疑自己欧洲中心主义的所谓真理。请问你们是否也有同样的印象？

杨平：对欧洲的左翼朋友们，我们有很多话要说的。我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错在什么地方？错在教条化看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实践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当成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普遍适用的教条，比如欧洲左翼朋友非常关心的环境问题、人权问题。在我们看来，人的权利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人权、宪政、民主、环境，在我们看来，都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产物。没有工业化，没有现代化，就没有这些权利意识。今天中国的核心任务仍然是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它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权利、环境的问题固然是要照顾的，但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教条来要求今天的中国，这是不客观，也不现实的。今天由于网络信息的发达，欧美国家普遍信奉的权利意识传遍了全世界，仿佛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但他们忘了，200年前，150年前，欧洲人哪有这些权利？所以欧洲左翼朋友们必须要把权利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面对的实践问题，还原到历史的进程中，把它看成工业化的一种自然的结果。在工业化问题、发展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过分的要求这些权利，是阻碍中国发展的。

Jan:就像我前面说的，西方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没有考虑到整个历史发展背景。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他们享受到的基本自由，比如机会平等、社会公平等方面，比起20年前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中国在讨论这些议题的时候并不忽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整体的社会发展和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反过来，西方也存在同样的矛盾，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也是我们要探讨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要谨慎地探讨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把它极端化。

主持人：从中国的角度观察这一变化，欧洲/“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辩论在中国话语中有多重要？西方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讨论，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和影响？

杨平：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也经过了多种发展。比如苏联的列宁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就十分巨大，尤其是列宁的建党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甚至比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还要深刻。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葛兰西、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起，他们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批判，对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过影响范围主要是学术界，对中国的执政党影响不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更小了，反而是拉丁美洲、南亚的社会主义实践在中国的知识界中引起的讨论更多。

Jan:我同意您的意见。在西方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可能到目前为止还集中在毛泽东时期，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则更集中于对中国文化背景的了解，没有真正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越来越学术化，已经脱离了社会实践，变成从国家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更多地把经济体制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矛盾性作为主题，来对其思想进行发展，并解决中国具体问题，比如贫富悬殊的问题。相比之下，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决策方面的运用，事实上是越来越少了。

主持人：现在中国公众/媒体对社会主义的争论情况怎么样？

杨平：这是一个好问题。在12年前，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学术期刊经常涉及社会主义问题，但那个时代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迷茫。2012年以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就重新变得热烈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自信。中国共产党将之命名为“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现在学术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规定性是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一步怎么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的讨论都非常活跃，但深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术界。

Jan:当我和身边人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问题时，经常得到的答案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仿佛这一前提就说明很多问题了，但事实上，这一问题的讨论还需要深入更多细节。从整个的社会来看，中国年轻人越来越自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越来越有兴趣。过去几十年有个巨大的变化，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大家还是对西方非常感兴趣的，认为西方很富裕、很先进，西方所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但过去几年，我发现中国年轻人对西方的盲目信任越来越少了，反而对中国更有自信，并且有意愿去理解和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当然目前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很多问题令人非常振奋，所以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这本书，为世界理解中国做出一点贡献。

杨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共讨论，确实像Jan刚才说的，年轻人不太关心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意识形态化地讨论社会主义的人也比较少，都是比较务实地谈怎么解决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但是在一些非常重要的学术期刊，包括《文化纵横》，社会主义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问题。社会主义目前在全世界范围看还处于低潮，所以中国的广大人民不怎么谈论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相信，一旦发生时代条件的变化，社会主义的新的高潮就会到来。

本文为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专栏特稿，原题为《 与德国朋友对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文版发布会纪要 》。 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