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鸣馆”时代：近代日本的西化之路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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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鹿鸣馆”时代的起源。

　　1879 年，在与西方列强谈判改约失败后，新上任的日本外务卿井上馨向政府提议，建造一栋豪华欧式迎宾馆用以招待欧美宾客，在博得列强好感的基础上，再行改约计划。1883 年，历时 3 年、耗费巨资的“鹿鸣馆”落成，这也是日本官方第一座大型西式园林建筑。此后，日本政府的达官贵人和外国官员、富商经常带着家眷在这里大摆酒宴或举办晚会、舞会，有时甚至笙歌不绝、彻夜狂欢。

　　鹿 鸣 馆

　　1887 年与列强改约谈判期间，首相伊藤博文更是多次在鹿鸣馆和首相官邸举行各种社交活动。某次，伊藤博文在官邸举办化妆舞会，应邀而来的各国外交官及宾客有 400 多人。为给众人助兴，伊藤博文不惜以首相之尊而扮成“威尼斯商人”，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则扮成“奇兵队”队员，内大臣三条实美的夫人扮作乡下姑娘，外务卿井上馨也当场献演曲艺节目。这一晚，种种不堪、庸俗与浅薄激怒了众多无缘与会的京城中人，有骂他们“烛光冲天、丝毫不顾重税下沦为饿鬼的苍生”的，有抨击其“贵族式的欧化”的，也有嘲讽晚会“羡杀、 笑杀、 惊杀、恼杀了整个首都”的，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日本近代史上有一个名词叫“鹿鸣馆时代”，即官方主动提倡衣食住行乃至语言文化全部“西化”的年代，而最热衷于此的政要莫过于前面那位主角伊藤博文。据说，伊藤博文并不信仰基督教，但他没事却常常往教堂里跑，目的无他：以示“开化”耳。

　　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如此表现并不奇怪，早在美国考察期间，即由他主笔撰写了明治政府未来的一个工作要点：“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业，尽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特使我国国民起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在此精神指导下，明治政府不仅颁布法令移风易俗， 而且日本天皇及政府官员也都带头示范，令西方文明之风强行吹进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此前，日本男子留长发挽成大髻，貌似道士模样，武士还佩双刀；而日本少女喜欢往脸上擦白粉，已婚妇女则染黑牙甚至有剃眉的做法。

　　明治维新后，城里男人变化最快，他们剃掉长发换成西式短发分头（有的连胡子也模仿洋人），加上各式礼帽和西洋伞，新派人物们常在街头招摇过市，顾盼自雄，那些不懂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了。在此影响下，城里女人们也很快焕然一新，明治皇后在 1873 年即以真眉毛和未涂黑的牙齿示人。到 19 世纪末，城里已很难看到旧时长发，不过传统风格在乡间仍盘踞多年。

　　戴季陶清末时留学日本，据其观察，当时的乡下农夫和藩主武士虽说早已脱离了主从关系，但老一辈人听见藩主的名还是崇敬得和鬼神一样。旧藩主从东京回到他以前所统治的地方， 老百姓们依旧“伏道郊迎”， 旧治下的武士们依旧执臣僚权节。直到二三十年后，老藩主渐渐死了，袭爵的人和旧藩属地方毫无关系，地方上的人没有直接受过他的压制束缚，也没有受过他的恩惠。到这个时候， 封建观念才渐渐淡薄下来， 可见“因袭”是颇不容易除去的。社会风俗的演化也是如此，就像清末开始的剪辫与放足运动，尽管政府三令五申，但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偏远地区仍有留长辫者，缠足在西北地区更是普遍化，以至于延安时期仍在颁布禁止缠足的命令。

　　开化好男子

　　服装的变化最容易观察，也让日本换了个新模样。明治维新后，规定政府官员、教员等全部改穿西装（尽管他们回到家中仍穿传统和服），军队和学校也都改穿西式制服。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这一切确实令人感到面目一新。不过，对于日本的这些新变化，当时中国的士人们却很不以为然，1875 年森有礼与李鸿章的一番对话即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原为萨摩藩士之子的森有礼无疑是典型的新派西化人物，其未及弱冠即远赴英伦三岛求学，后又往美国继续攻读。学成归国后，森有礼于1870 年就任日本驻美公使，之后又回国担任过外交大丞、外务少辅等职。1875 年 12 月，被日本任命为驻华公使的森有礼前往保定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两人在讨论朝鲜问题之余谈起中西文化的差异，三十出头的森有礼一番高论，让年过半百的李鸿章感到很是不快。

　　会谈中，李鸿章问：“中西学问如何？”森有礼很是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鸿章听后问：“日本西 学有七分否 ?”森有礼答：“五分尚没有。”李鸿章微微一笑：“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这时，日本使馆代办郑永宁代为回答说：“这是外貌，其实本 领尚未会。”

　　李 鸿 章

　　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 李鸿章很是不以为然，他说：“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感到不解。”森有礼答道：“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国旧有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阔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 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鸿章反驳说：“衣服旧制乃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森有礼说：“如我国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 1000 年前，我们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摇头道：“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是最贤明的。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有礼说：“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源。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听了森有礼这一大段话，李鸿章微微有些怒意：“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坦然道：“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为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决不是受外力强迫而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长处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话不投机之下，李鸿章断然道：“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森有礼说：“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也没人喜欢现在这种服制。”李鸿章哼了一声，强调道：“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决不是用欧俗。”

　　日本改变的还不仅仅是发型和服装。在饮食方面，随着西方人的大量涌入，其西式糕点、啤酒、葡萄酒、咖啡、冰水、各种清凉饮料以及西菜等也在日本开始大行其道；明治维新后的官厅、公署、学校、银行、工厂等，也都大量采用西式造法。随着自来水管、瓦斯灯等的陆续铺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福泽谕吉曾这样描绘当时日本国民学习西洋文明的热情：“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的新鲜事物，……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然要渗透到人们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骚乱。……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者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福泽谕吉是明治时期最活跃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早在1873 年， 他即与森有礼、中村正直、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人组织了一个启蒙思想团体“明六社”。一年后，“明六社”会员发展到 30 多人，他们都是当时日本最新潮的西学家和思想教育界的名流，其中尤以福泽谕吉影响最大，其鼓吹文明开化的著作《劝学篇》甚至被当作小学课本和民众读本而广为流传。

　　福泽谕吉

　　当然，服装发型乃至生活方式的改变还只是表面，日本对铁路、电报等西方事物的快速引进，才真正引发了社会结构的西化。1872 年夏，日本从品川（在东京）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正式通车；20 年后，日本铁路里程超过 3000 公里，电报线达 6000 公里；到 1903 年，每天有15000 人出入于东京涩谷的火车站，而在这时，电车早已在东京街市上叮当作响了。

　　日本对西方科技的引进堪称毫不迟疑。1882 年，爱迪生电力公司在纽约创立世界首家发电厂后，仅过了 5 年， 日本也有了自己的民用电；1895 年，京都引进了日本第一辆电车，此时距美国里士满的世界第一辆电车出现仅晚 8 年。不仅如此，日本还发明了本国特色的“东洋车”，此即中华民国后风行上海、北京的黄包车（人力车），大大丰富了东亚的公共交通方式。

　　由于人种、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日两国在对待洋人问题上都有一个既畏又憎的过程，但“攘夷运动”结束后，日本非但没有出现新的排外风潮，反而在各行业大量引入外国专家，其中尤以负责殖产兴业的工部省及负责教育的文部省外聘专家最多。据统计，仅 1868—1875 年，日本外聘专家即达到 2497 人次，其中以 1875 年为最多（约 530 人）。

　　为吸引优秀的外国人才来日本服务，明治政府给予外籍专家很高的待遇。以薪俸为例，当时日本职位最高的太政官，其月薪不过 800 日元，一般的部长月薪只有 500 日元，而外籍专家月薪通常在 1000 日元以上，个别专家甚至高达 2000 日元。

　　当然，一向精明的日本人很快就收回了成本。据大隈重信的回忆，日本在 1870 年开始修筑第一条铁路时，“自测量、计图、督工之技师，以至火车司机，皆用外国人”；仅过了 8 年，在修筑京都至大津的铁路时，日本人已开始自主设计；再过几年，日本铁路上“仅留二三顾问技师而已”。从向西方学习到完全掌握铁路设计建造技术，日本仅花了 10 来年时间，而在其他行业上，也莫不如此。到19 世纪 80 年代后，在日外国专家逐渐减少，各行业担当大任的都换成了本国人。

　　近代日本铁路

　　1889 年，英国著名诗人爱德温来日本访问，其在欢迎宴会上盛赞日本景色宜人、艺术精致、民风淳朴，这些本来都是奉承话，但让大诗人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日本各大报纸纷纷表示不满，原因是：爱德温只赞扬日本的传统与艺术而丝毫没有提及日本在产业、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进步，而后者才是日本人最希望听到的。

　　说白了，当时日本舆论最珍视的其实是“西化”程度，如果能得到西方人的正视与承认，那他们就更加开心而自信了。事实上，日本人在追求西化的路上也闹了不少笑话，如有人以为西装革履外加阿 Q 所畏惧的那根“文明棍”，或如新女性们打着阳伞夹着书本就是文明开化了——有的人甚至进了屋还打着伞。培里率黑船来日本时，日本人将美国人赠送的牛肉随手丢进海里，但在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却认为不吃牛肉简直不能算文明，甚至有人西装革履、一本正经地吃起了牛肉火锅。

　　当然，和日本相比，清廷在对待西方事物问题上不但可笑而且畏缩。1875 年，由于云南“马嘉理”一案，英国公使威妥玛对“中国式”的推诿与抗拒火冒三丈，其大骂总理衙门官员：“自咸丰十一年至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了一岁！”

　　同光时期的中西方文化冲突，最严肃而又最荒唐可笑的莫过于亲递国书和下跪问题。从乾隆末年的马戛尔尼使团到嘉庆年间的阿美士德使团，都在这一问题上碰了一鼻子灰。然而，乾隆时的国力尚可与英国相捋，但工业革命爆发后，中西方地位已然易位。之后，因为换约问题而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果是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城，咸丰仓皇逃往热河。到了这地步，咸丰最担心的仍旧是洋人以“坚持入觐”为要挟，最终不得不在殿堂之下面见“夷人”。为此，他宁可病死热河也不肯返京。

　　1861 年后，英法等国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各国公使要求觐见清帝而又不肯下跪，这一问题成了清廷的一块心病。好在同治继位时仅 6 岁，总理衙门尚可以“皇帝年幼、太后垂帘听政”为由拒绝其觐见要求，但随着皇帝不断长大，清廷也就陷入了无尽的麻烦之中。1873 年同治亲政后，仍无召见各国公使的意思。忍无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皇帝。经过反复交涉，总理衙门最终与各国使节达成协议，其中要点有三：

　　一是清廷同意外国使节“不行跪拜”而按西方的三鞠躬惯例改为五鞠躬礼觐见清帝，这样的话，双方各让一步，彼此不失体面；

　　二是外国使节觐见时只可礼貌性地致辞而不能涉及具体事务，如“遽然奏陈，国主亦可以礼谢却”，这主要是防止洋人趁机要挟皇帝；

　　三是觐见事大，不宜轻举，外国使节应遵守“同见之例，迟早恭候，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用昭郑重”。

　　1873 年 7 月，各国公使最终觐见同治皇帝。此处有个细节颇值得注意，按总理衙门与各国使节的约定，觐见时不行跪拜礼而行五鞠躬礼， 但日本使节副岛种臣行的却是三鞠躬礼，这显然是一种破格的礼遇。清廷此举，似乎有一种“中日同文同种”的政治示好之意。

　　当然，日本开国之初也同样存在东西礼仪冲突问题。1868 年 3 月， 英国公使帕克斯在谒见天皇的路上突遭两名刺客的袭击，前导的兵士被打伤。惊吓之余，帕克斯被迫中止了觐见。后来查明，刺客之所以要行刺，主要原因是愤慨于外夷参朝而不遵古礼，这就是日本史上的“绳手事件”。但是，日本并未因这一事件而中断西化的进程，在 1869 年后， 日本设立外务省并开始向各国派遣常驻使臣与领事官。反观中国，因为清廷高层数十年的认识隔膜与引导不当，最终在庚子年走入排外风潮的死胡同，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当时看来，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急切之态让人感觉有些刻意取媚之嫌，但不管怎么说，他们最终取得了成果。1888 年 2 月，井上馨因在改约谈判中让步太大而被迫辞职，大隈重信出任外相。之后，日本于 1889 年相继与美、德、俄签订新约，与英国的改约谈判也成功在望。

　　井 上 馨

　　这一事件后，日本与英国的改约谈判再次搁浅。直到 1891 年，俄国决定开工建造西伯利亚铁路，感到远东地位受到威胁的英国才一改之前的态度而变得积极起来。对此，日本方面也是心领神会，其有意识地利用英俄矛盾来推动改约谈判，而英国也希望借助崛起的日本来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势头， 双方一拍即合，后于 1894 年 7 月 16 日签订《日英通商航海条约》，其中废除了治外法权，多数商品的关税率也改由日本自定。之后，其他各国也与日本签订了类似新约。1911 年， 日本再次与欧美各国签订新约，完全恢复关税自主权。至此，日本彻底摆脱了打开国门后不平等、受歧视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