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重新思考左翼，性别与身份政治_风闻

文 | 双瞳

在属于当下历史的六月末，美国最高法以反司法能动主义的幌子推翻了罗诉韦德案（投票支持废除的包含女性与黑人大法官），将美国二十世纪以来女性权利最重要的成文结果废除了（顺便辩护称“把决定权交给州”）。

关于这个罗诉韦德案的来龙去脉，我们在之前的文章《堕胎与党争，美利坚的日常一天》已经梳理过，不熟悉的同学可以复习一下，我们在今天次条重发一遍。

这显然对妇女权力是一种巨大的倒退，这种巨大历史到退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保守派的反攻，比如很多人提到了联邦权和州权之争，比如基督教观念对美国世俗生活的影响，比如我们之前那篇文章提到的罗诉韦德案在当年就有严重的漏洞。

今天我们想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来聊聊这个问题。本文较长，一万四千多字，建议想参与讨论的读者，起码看完全文之后，理性发言。

无论罗诉韦德案的漏洞也好，联邦权和州权的问题也好，无非是给人以可操作的空间，真正导致今天这个情况发生的，显然是美国保守主义一方的群体在当下急不可待的对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进步主义群体进行的反攻（美国政治语境下），我们还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保守主义大法官们甚至不愿意等到今年中期选选举，共和党可能获得大胜利之后才去点爆这个炸弹。

联邦法院5比4这个投票结果，直接原因是特朗普上台之后，非常幸运的塞了3个保守派法官进去（这并不是一个必然事件），但美国社会极化和对立越来越严重确是一个必然事件。说到底，特朗普之所以能上台，本身就是当时参与投票的一半的美国人做出的选择，并且在目睹了拜登上台之后两年来各种稀烂的操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特朗普会在2024年卷土重来。

关于美国城市与乡村的割裂，不同群体，族群之间的广泛对立与冲突问题，这几年来我们已经写过很多文章分析，总得来说，妇女权力问题在当今的美国已经不是单纯的女权问题，而是从属于身份政治运动这个大框架，这个大框架里还有我们熟悉的LGBTQ，少数族裔问题，BLM，环保动保等等。当下的美国，大到社会层面 ，小到家庭内部，基本上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都被卷入了各种身份政治问题导致的对立中，形成了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

一切问题都变成了身份政治问题

就像我们上面说的，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对妇女权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倒退，但这种倒退能实现，是因为联邦法院里只要有五个保守派大法官就能达成的特殊情况。在社会层面 ，身份政治运动一直是高歌猛进的，比如包括LGBTQ在内的各种性别议题，如METOO，如同性恋和变性选择的广泛宣传，还有性别认知问题，如各种性别认知人员怎么上厕所，变性运动员能不能参加女子运动等，还有少数族裔的特权优待（当然了不包括华裔），还有从好莱坞开始，已经蔓延到影视和游戏等等文化领域，并已经开始荼毒全世界受众的各种”文化政治正确“，这些领域中，在掌握了文化媒体互联网联合体的”进步主义“一派面前，保守派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

十来年前的美国还不是这样，老网友们还会记得11年”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当时参与运动的人们打出的口号是”我们是99%“，**运动直指美国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底层的生活困窘。然而，这场运动还是被轻易化解了，即使当时左翼理论的领袖齐泽克的演讲，也没有能给参与运动的人们指出一个清晰的方向。随后，关于这场运动的信息，在互联网上也所剩不多。再后来，就是我们看到的，身份政治矛盾在几年的时间内几乎完全取代了阶级矛盾。

那么当下，如何挽救这种巨大的倒退？显然，如同各种身份政治问题表现的那样，只是两方站定立场互相开除人籍无法对回答这个问题产生什么帮助，对身份政治问题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美国来说，有无数个以极端方式搞身份政治的，就有无数个以极端形式反对搞身份政治的。按中国的逻辑，搞运动，显然是要团结大多数，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但身份政治运动的逻辑不是这样，发展到最后，就是把与自己立场不同的人全部开除人籍。

比如，在推翻罗诉韦德案事件中，也有很多支持所谓“保守主义”立场的美国女性（这里面也不都是保守群体，还有一些从更极端的”生命平权“角度出发的”白左“群体），不过当下美国主流上对这部分群体的态度不是争取，而是采取隐形，即在媒体上无视她们发出的声音，还有不少持中立态度的人群，在身份政治的逻辑下反而是在把中立人群推到反方向。

关于堕胎权之争，中国网友们可能很难理解，因为我国就没有这个争论，并且以前大部分人的朴素认知里，追求两性平等和妇女个人意愿的保障是理所当然的，完全不是一个身份政治的问题（现在显然国内的网络上，关于性别问题也在越来越往身份政治上发展了）。那么我们把堕胎问题换成另一个问题，中国网友们可能就有感觉了。就在推翻罗诉韦德案后，美国保守派大法官暗示，下一步要重新审视避孕、同性恋和同性婚姻权利。

同性恋结婚问题，在美国2015年宣布合法，在我国是不合法的。当然，我国只是不支持同性恋有结婚权，实际上整个社会氛围对同性恋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看也是相当宽容的（这两年网上的一些严厉观点与以某城市某些群体为代表搞出的几次事件脱不开关系）。起码，在我国社会看来，同性恋婚姻权问题，不应该是一个关乎”进步与保守“的话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实际社会问题。然而在美国，这个问题与关于身份政治的各种问题一样，**都被包装成了”进步主义“的概念。**并且这种观念也着实影响到了我国的不少人。可以想见，如果美国大法官们接下来真要对这个问题开刀的话，那我国网民可能就不会是目前这个吃瓜看乐子的状态了，而是必然会掀起不小争论。

回到妇女权力问题，以前，在我国的各种具有泛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人群中，两性平权的问题显然不是当下这种“身份政治”的问题，而是像苏联和新中国那样，大范围的平权，大范围的创造条件广泛的参与到社会劳动中，追求同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权益。

从学术史上回溯，比如在美国，性别问题确实也是最早衍化成身份政治问题的。然后在当下，比如我国这两年，尤其是最近的很多事件中，关于两性平权，性别等这些问题，在网络上也越来越表现为身份政治运动的逻辑。

这里我们需要先下一个判断，以身份政治逻辑来争取权力，搞社会斗争的运动，最终大概率都会导致争取权力本身这一正常诉求的倒退，这里面有深层的逻辑缺陷，因为这种运动的逻辑最后总会导致”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现在我们需要从当下已经变成身份政治运动代表的某些理论进行学术回溯和梳理，来看看这在美国是如何变成身份政治运动，以及其内在缺陷矛盾在哪里，从而看清更广泛的身份政治运动在当下的问题。当然，为了尽量避免视角上的争论，本文选取的基本都是女性理论家们的批评观点。

笔者清楚，当代相当一部分持有“左翼”立场的个人与自媒体是热衷于在生产特定谱系先验下的知识的，即便这种知识以去中心化等时髦概念为表征，但其在长时间的实践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矛盾都无疑对相关理论产生了挑战，而市场化的公共舆论平台则更是乐于在算法以及判定上去证否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客观主义”，笔者在数次与消费这些语料和概念的人“交锋”之后的感觉正是如此——这是一个新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交织出来的巨大信息茧房，消费这些的个体与群体看似激进的态度的背后不是对相关议题的多方面了解，而是被“依附化”的知识景观给垄断了视野的巨大盲目。

前段时间，笔者在参与一个线上的读书会的时候，在最后的问答环节问了一位当代传播学大佬一个问题：“去依附”这个概念可否引入知识生产本身当中？其实在得到TA的回答之前笔者就已经知道答案，对于这位已经在身体力行实践“知识的去依附”的大佬而言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但随后另一位提问者提出的问题并得到的回答，却刚好回答了笔者真正想问的那个问题**“你为什么还能这么有勇气和信心还有精力去做这个去依附？这基本上等于同知识为敌啊”，**而大佬的回应大概是这样的：

“你可能觉得如今的状况已经很绝望了，但是这已经是一代又一代人抗争下去的结果了”。

这就是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吧。

女权运动转向身份政治的脉络

现在回到正题，在美国，两位女权主义理论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南希弗雷泽和朱迪斯巴特勒之间的争论，可以看作妇女权力问题是往社会运动发展还是往身份政治运动发展的一个分野。这里简单概括一下，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是在接受福柯理论谱系，继承发展波伏娃理论之后提出的一种后现代女权理论，解构任何基于生理性的性别区分，主张性别别是由一整套的文化预期所形成的特征。因为”性别操演“理论，朱迪斯巴特勒也被认为是酷儿运动的理论先驱。

而同时作为美国马克思派左翼人物的代表，南希弗雷泽更关注社会正义，分配等”元问题，她认为:“巴特勒制造了一些虚假的对立:身份与差异、主体化与互惠、去具体化与规范批判、解构与重构”，她担心身份政治会造成不被承认者的恶名化，担心身份政治运动会造成一种倒退。

在当年，朱迪斯巴特勒的激进化想法是有现实道理的，她曾经在文章中写到：

“这个国家的右翼成功地征服了“中间”地带，有效地让左翼自己在媒体中消失之时，这种胜利感再次表明了左派内部的分裂。围内被强化，这个国家的右翼成功地征服了“中间”地带，有效地让左翼自己在媒体中消失之时，这种胜利感再次表明了左派内部的分裂。除非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即左翼的一派攻击另一派，为主流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媒体消费群制造出左派的奇闻,那么左翼何时才会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呢?”

然而我们再看今天，现在如纽约时报，里面哪有不是“左翼”的？关于身份政治和各种政治正确的文章不说每一期都有，起码是日常话题，甚至连西方广泛性的造谣中国新疆人权问题都是“左翼“重点话题（连齐泽克都在前段时间的一篇文章中拿这个问题说事），攻击中国的抗疫成果也也是左右翼都喜闻乐见的话题，再看美国文化，传媒，互联网界，身份政治运动,政治正确潮流是不是在高歌猛进？那么在这形势大好的情况下，美国的实际问题有好转吗？从贫富分化，社会割裂，群体极化对立的情况看，反而是急转直下了。

当然，性别问题转向身份政治问题也不只是因为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这里只是提出一个代表性的简化讨论。**晚期资本主义下，西方各种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本来就是一个大趋势。****不管是朱迪斯巴特勒和南希弗雷泽，她们的理论都很有创见性，也都各有缺陷和反思。**朱迪斯巴特勒本人对当下LGBT运动的形式也不全然认同，而南希弗雷泽基于马克思主义框架所担忧的权益问题和身份政治问题，在美国当下已然变成了实现的预言。然而，不论如何，在当下全球知识生产共同体的框架中，诸多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仍然在奔着后现代形式一路而去。

女权主义的分类，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当代的互联网舆论中，“支持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成为了一种先验性的政治话语，这种“先验性”体现在如果你对当前互联网领域汹涌的“女权主义思潮”采取任何意义上的否定/批判态度，那么你基本上就等同于克苏鲁化的男性生殖器，是要被阉割乃至毁灭的。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说，特别是以当前占据主流的知识构建体系来进行讨论的话，女权主义是一项被广泛认为隶属于“进步主义”、“左翼”框架内的理论与实践。客观的说，这并非是错误。

但就像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哲学领域也分出了数种路径一样（更别说还有与马克思主义并行但截然相反的理论了），女权主义这一与“左翼政治”高度相关的理论，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这一个路径。安德鲁·海伍德在《政治学核心概念》的“女权主义”词条中，将女权主义大致分类为以下三个：自由主义女权、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激进主义女权。

其中，自由主义女权致力于个人主义和形式平等，其特征是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追求权利和机会平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则是从马克思主义衍生而来，它强调女性的从属地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女性被束缚于家庭或家庭生活的经济后果。激进女权主义则超越了经典范例的政治传统，将性别划分看成是最根本和政治上最重要的社会分裂，并呼吁对个人、家庭、家务的革命性改造，就如卡罗尔·汉尼斯克所说，“个人的即政治”的。

不仅如此，海伍德还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女权主义的分类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新出现的女权主义包含黑人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和后现代女权主义等。

这个分类与当代中文互联网女权主义知识崇拜的两大代表之一的上野千鹤子（另一个是《第二性》作者的波伏娃，至于其他的诸如朱迪斯·巴特勒、努斯鲍姆啥的可能是因为难度太高，即便是二手乃至三手知识也难以流行）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女权主义的分类有微妙的不同。

上野千鹤子将女权主义解放理论分为三个方向：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激进女权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而上野千鹤子本人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论持鲜明的否定态度的，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中，**上野千鹤子认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是“利用”了女性的力量，其结果仅仅实现了“男性的解放”，**而引用了精神分析理论的激进女权主义才是第一个提出“女性解放”的理论（以作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扬弃而出现的），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家庭”这再生产领域的缺位（恩格斯震怒）。

概括来说，上野千鹤子分类中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我国网络键政圈中普遍认知中的以苏联和新中国曾经大规模实践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女权“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的东西。

在这一基础上，上野千鹤子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恰恰是对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否定与对激进女权主义的发展，其特点是仅仅抓住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有关权力及其分配的共同点，论证女性解放需要改变物质基础而已。可以说，这已经从根本上误解乃至否定了马克思，甚至其自己也是公开承认的，原书引用的道菲（Delphy）的话可以成为这一论点的直接证据：

“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解析女性的压迫并无帮助，那么‘即便完全舍去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也不会掉一滴眼泪’”

就像上野千鹤子自己接着上述的引用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女权既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想解析性统治的物质基础的‘唯物主义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

想来，本书的序言部分的作者是同意上野千鹤子的想法的。毕竟序言这样写道：

“尽管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丰厚充足的公共服务，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男女平等形式并不乐观。这是因为家务、育儿问题仅仅被看作是‘女人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北欧诸国女性为谋求男女平等，纷纷致力于推动在生产劳动公共化的政策实施。加之，在劳动及承担家务的平等问题上，男女双方共同做出了努力，这才终于实现了如今的男女平等”。

这样的分析与这样的论断（北欧实现了男女平等）是让笔者决定将上野千鹤子与波伏娃并列为当代中文互联网女权主义知识崇拜的两大代表之一的直接原因。

无论是年初的丰县事件，还是六月份的的唐山事件，在舆论浪潮中我们都不乏实际的例子来证明，**当代中文互联网女权主义思潮的圣地必然包含北欧、次一点的如西欧、加拿大等地，**只是这样的论述在笔者看来实在是充斥着浓郁的新殖民主义特色，因为这样的结论只要调查一下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加盟国的代孕客户的主要来源国（别说代孕不是“性统治”啊）、各种第三世界国家廉价劳动力（不然菲佣这个词怎么来的？）的出口方向就可以轻易的证否——

疫情前一度引发各种问题的合法/非法移民文化冲突问题恰恰是这种“北欧式平等神话”的另一面，北欧这样的发达国家达成“男女平等”的方式是不普世的，是通过将第三世界的男男女女变成了“平等”的代价而实现的，仅就“性统治”这一概念而言，它并非是取消了“性统治”而是通过经济手段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以上的女性变成了理论概念上的“性统治者”从而获得个人主义上的自由（为什么这么说可以参考文章后面部分），其他世界的男男女女变成了被统治者罢了。

因而，只要你对北欧式的“性别平等”抱有好感，那么你客观上无疑问是一个殖民主义者，这非常好的解释了当前中文互联网女权主义语料消费人群的某种倾向——用一个比较通俗化的形容来描述的话，TA们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胜利”的俘虏。这种“平等”或者“社会正义”的特征恰恰是大卫·哈维所担忧的那样：

“任何将个人自由提升到神圣位置的政治运动都有被新自由主义收编的危险”、

“个人自由的价值和社会正义并不必然相容；追求社会正义预设了社会团结和下述前提：考虑到某些更主要的、为社会平等或环境正义进行的斗争，需要压抑个体的需求和欲望”、

“新自由主义修辞以其对个性自由的基本强调，有力地将自由至上主义、身份政治、多元主义、自恋的消费主义（narcissistic consumerism）从想靠夺取国家权力来追求社会正义的社会力量中分离出来。比如，美国左翼长期面临的棘手麻烦，便是无法一方面确立实现社会正义需要的集体纪律，另一方面又不冒犯政治参与者表达个人自由、彻底的承认与特殊身份的要求。新自由主义不曾创造这些差异，但能轻易利用它们——如果不是煽动的话”。

无论是上野千鹤子还是安德鲁·海伍德，她/他们的分类即便有微妙的变化，但联系的层面还是更多的——两位都承认，一个重要的变革点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正是这个时间点之后，激进女权主义及其衍生出来的逐步从知识界拓展到社会各个角落的“马克思主义女权”垄断了女权主义的解释权。

但正如笔者分析的那样，这个被上野千鹤子叫做“马克思主义女权”、被相当一部分城市化女权主义语料消费者用成了开除人籍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女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它的真面目是五月风暴之后，新自由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三者媾和产生的，试图通过用身份政治的方式，凌驾于彻底变更生产方式以求达到经济平等的马克思主义，这属于一种晚期资本主义修复性思潮——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文化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上野千鹤子定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从来都是一个范畴的东西。

激进/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女权”批判：来自第三世界的观点

如果说当今学术界有什么遗憾的话，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的学术界变成某种意义上的“一家之言”肯定位列其中。有相关教育背景或者学术背景的人都清楚，在苏联领导层对社会主义已经失望乃至准备背叛、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采取的“不争论”策略的大背景下，不仅是传播学（详情可以参考笔者之前的作品《殖人，精英与媒体权力》），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基本上都与非苏联、非社会主义国家接轨，或公费或自费出国学习相关知识的精英们，也更加容易接触到后现代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知识生产，并将自己也纳入相关知识的再生产循环当中。

因而四十年下来，想要去找一些批判激进女权主义的文献是困难的，想要去找一些支持“中国男人的劣根性和原罪”的文献是容易的，不仅如此，受限于知识生产者自身的生活经验，知识生产者生产出来的知识本身在具有理性主义意义上的普遍的同时，也必然具有理性主义意义上的特殊，而如果我们不能在吸收知识的同时，对知识本身采取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吸收态度，那么就真的是“尽信书不如无书”了，讽刺的是，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的晚期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尽管提出了“去中心化”、“解构”的观点，但这些年实践下来，却越来越将自身“再中心化”了。

这一点反映在本文的主题上就是尽管后现代激进女权主义（在此为图方便，就不在对并列的种种子分类做列举，统称为后现代激进女权主义）被冠以激进之名，**但其视角所诞生的所有批评、描述和分析都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即便是上文所提的上野千鹤子所代表的封建资本主义的日本经验与其他人可能代表的韩国经验，也是不能直接套到非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去的，更别说经历过社会主义风暴洗礼的新中国了——激进女权主义思潮消费者将中国的情景归类于所谓“东亚父权三兄弟”本身就是非多元主义的。

说到这里，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开头说在当下的美国，妇女权力问题与BLM，LGBT，环保动保等等都属于身份政治问题的大框架，连关于最广泛的妇女权益的解决方案都无法套用非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别说其他更加后现代的问题了。

来自印共（毛）、在妇女解放运动中有着深厚实际经验的安拉达·甘地（也译作阿努拉达·甘地）在其著作（其实更接近小册子吧）《妇女运动中的哲学派别》中为我们提供了当代知识生产中极少见的对各类女权主义的批判，其中批判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的章节中总结了7条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和路线的错误：

1. 重视人格特征和文化价值而不是物质条件，采取哲学上的理想主义立场。完全忽视世界的现实形势物质条件，只关注文化方面。

2. 以男女矛盾为主要矛盾，从而为分裂主义辩护。

3. 将生育的自然事实作为妇女从属地位的原因，拒绝承认造成压迫的社会经济原因，从而巩固了男女生来不平等的保守主义论点。

4. 要求女性和男性的“本性”不变。

5. 忽视妇女之间的阶级差异以及贫困妇女的需求和问题

6. 宣传妇女的非暴力性质，阻碍了妇女成为争取自己解放和社会斗争的斗士。

7. 尽管声称自己的策略最彻底、最激进，但不能将妇女的解放向前推动半步。

我们可以在2020年以来，中文互联网世界愈发声势浩大的女权主义浪潮中，看到阿努拉达对激进女权主义批判的鲜明实例。

针对上野千鹤子式的“马克思主义女权”（小册子中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女权”，由此可见相关运动中概念和定义的庞杂与交叉），阿努拉达认为这一派别的女权主义者的重点是证明女性受压迫是社会斗争的核心与动力；将生殖确定为妇女受压迫的基础，歪曲并抹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和意义；父权制分析逻辑下性别分工概念比私有财产更有用——阿努拉达感到困惑，因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分工是男女之间的分工，这是由于自然或生物原因——妇女在生育孩子中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统治。

事实上，女性在原始社会的作用非常重要，无论是食物收集还是驯养动植物，更复杂的分工必然是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原始首领开始占据剩余产品开始的，由于生产力条件限制，这必然在大概率上决定首领是男性。除此之外，尽管这一派别带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字样，但TA们更强调关注意识形态和心理因素，使TA们忽略了这种意识形态和心理所依托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制度，因而使得一切努力都改良主义化了（即便他们自称激进/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这类女权主义派别中的大量理论家已经被高薪、中产阶级的工作所收买——结合上野千鹤子所提出的“女性解放需要物质基础”来看，这一事实同样可以拿来解释为什么一部分符合这种描述的女权主义者对同样是被压迫者的普通男性的恶意巨大，而对真正的父权巨头（西方白人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不断献媚，因为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下，有物质基础通过赎买/收买对女性个体达成物质解放的绝大多数是白人男性。

关于后现代主义，阿努拉达同样总结了7条理论缺点：

1. 在生育角色中寻求女性压迫的根源。由于女性在生殖中的作用是生物学决定的，因此它是无法改变的。不是把社会原因确定为妇女受压迫的起源，而是盯着生物学上的死的因素，从而陷入生物决定论的泥坑。

2. 关注妇女在父权制核心家庭的生物学角色，并把这当做妇女受压迫根深蒂固的社会基本原因，因此，他们把反对异性恋家庭作为反对女性受压迫的主要任务。结果，决定家庭存在和家庭形成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架构被忽视了。

3. 以男女矛盾为主要矛盾。将注意力集中在改变性/性别系统这一男女被后天培养的性别角色上。这意味着只盯着社会生活的文化和心理方面，而忽视产生和维系父权制文化的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4. 强调男女之间的心理/人格差异是生物的，并倡导女的分裂主义。过分强调妇女的性解放，提倡男女分开社交、分开生活和女同性恋。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这种女权运动仅限于小团体，不能吸引或动员大量妇女（阿努拉达因为疾病死于2008年，没能看到社交媒体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结合后的巨大破坏力）。

5. 通过强调解放妇女的性压抑的必要性，或者以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前主张女性应有假如美国陆军的平等机会的名义，陷入了助长帝国主义的色情、性旅游等的泥坑。

6. 组织上，强调反对等级制度和统治，并只盯着自发的小的学习小组和替代活动，反对动员和组织大批被压迫妇女。

7.忽视或反对苏联、中共等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对改变大部分妇女处境的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阿努拉达针对三种同属帝国主义修复性思潮的框架内的女权主义的总结，证明这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乃至共通的，这也是为什么笔者将其统称为后现代激进女权主义（后现代本身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具体表现为相关理论的西方/新/文化/后马克思主义源头）。其中最为讽刺的是，当代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接受了波伏娃（这里我就不再强调一遍波伏娃与纳粹的黑历史了，有兴趣的可以自行了解）的观点，认为性别完全是建构出来的（《第二性》），结果却在实践层面上不断投入生物决定论的泥潭（BTW，关于这部分，我的观点是生物决定和社会建构共同作用出我们现在定义上的性别，比率大概是55%生物：45%社会建构），仅在最近的唐山事件中，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在舆论中找到相关理论的矛盾之处：

从后现代主义发展出来的建构/结构/解构主义思潮认为，性别不是男女之间的生物差异，而是社会强加的，是一种政治建构。于是问题来了，后现代女权主义者们一边要求男性放弃所谓“有毒的男性气质”，一边无视客观情况，在本次的唐山事件中怒斥为什么旁观的男性不出手解救，然后一边声称”中国男人都是XX"，一边无视不管是之前还是最近，社会上仍然有很多关于男性见义勇为，甚至有的牺牲性命的新闻。可以说，当下的一种主流，是一边用建构论审视女性，一边用生物决定论审视男性。

身份政治与再分配：谈论再分配就是机械唯物主义吗？

伟大领袖在其不朽著作《矛盾论》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讨论社会正义的人们热衷于将分配不公与阶级不平等放在主要矛盾的地位，80年代后，新左派人士开始了拒绝经济主义，拥抱承认群体特殊性为正义的进程。

然而无论是哪一种范式（经济主义的、身份政治的）都有其盲目痴愚的部分：凯文·奥尔森指出，经济主义范式忽视了制度化的歧视形式，无法揭露各种虚假的普适主义，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捍卫了霸权与特权统治；身份政治范式则倾向于具体化各种身份，并替代反对分配不公的斗争，甚至一些激进的支持者认为分配不公仅仅是错误承认的副产品。

如今，绝大多数新生代并且热衷于消费这两种范式的群体都没有意识到，两者间的争论并非现在才发生，就像前面提到的，至少在笔者出生的1995年，被广泛认知为“激进女权主义哲学家”的南希·弗雷泽就已经掀起过一场针对这两个范式的论战。

虽然以如今的眼光来看，笔者并不明白南希·弗雷泽被归类于“激进女权主义哲学家”的理由是什么**，但南希弗雷泽特殊的家庭背景决定了她能够以一种“双轨制”的视角来看待她称之为“再分配-承认”难题的问题。**南茜·弗雷泽的家族背景与中国革命有深刻的渊源。她的姐姐嫁给了著名的美国左派、把毕生献给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阳早（Sid Engst）、寒春（Joan Hinton）夫妇的大儿子阳和平。南希弗雷泽曾于1992年，与Hinton家族的一批人在寒春的带领下对中国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参观了北京、上海、延安、西安和大寨等地，受到中方热情的接待。

弗雷泽在已出版的“今日西方批判理论丛书”中文版序言中表示，她热切地希望“通过与中国思想家在这个我们参与的、迅速发展的全球化和后冷战的世界上关于批判理论未来的对话，发展我的家族与中国相交往的传统”。

南希弗雷泽认为，当我们同时提出消除文化不正义和矫正经济不正义的时候，双方必然会造成冲突，因为承认诉求的通常形式是引发人们关注某个群体所谓的特殊性，然后通过肯定这种特殊性的价值从而使得这些诉求倾向于扩大群体差异。相反，再分配诉求的则是废除强化群体特殊性的经济安排，因此这些诉求倾向于缩小群体差异，这之间的矛盾是不能简单化为双方互相要求对方“你给我闭嘴的”。

南希·弗雷泽用性别和族裔来举例同时遭受经济不平等与承认不平等的两难模式：女性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必须追求政治经济的矫正，这些方案将削弱性别/族裔的差异；同时也要追求文化评价的矫正，这些方案固化了受歧视集体的特殊性，这要如何同时做到呢？

如果对上面的论述感到难以理解，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后对毛时代女性美术形象的考察来进一步理解。郭红梅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1949-1976）》中写道：“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学界通常将其概括为是以男性为楷模的“铁姑娘”，**从而认为，正是在 “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下遮蔽了女性的自身意识”。即一些“反思”前三十年女权主义进程中指出的，为了现代化积累而将女性拉入重体力劳动而造成的生理损害（**与此同时，“铁人”王进喜用身体搅拌泥浆的事例依然为人所津津乐道，即便这些行为毫无疑问对他的身体也造成了巨大伤害）。

戴锦华也曾在相关讲座中提到新中国在对妇女解放做出巨大成就（典型例子有主要性别为男性的抗美援朝战士的抗生素使用优先度不如对旧社会遭受迫害的妇女进行抗生素治疗的优先度）的同时陷入了差异与强弱之间难解的联系与矛盾之间。

那么，假设我们彻底否认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尝试，而转向彻底的身份政治意义上的再分配呢？（正如我们上文所说的，如上野千鹤子认为“身份政治和马克思主义都聚焦于权力的再分配”）

南希·弗雷泽是这样描述这种情况的：**尽管这一方案的目标是矫正经济不公正，但它却不触及产生阶级劣势的深层结构。因此，它必须不断地进行表面上的再分配。**结果是把处境最恶劣的阶级标识为天生有缺陷又不知满足的群体，总是一要再要。最终，这个阶级甚至逐渐成为特别受恩惠的群体，具有特别的待遇和不该得到的施舍，最终这种矫正分配不公的方法带来的恰恰是承认的不正义。

这样的情形在当代对少数群体的政治运动，比如“BLM”，“LGBT”，各种各样的政治政确，和当前中文互联网围绕女权主义的种种争论中并不鲜见，甚至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右翼保守主义的发展。（网络观察者们会发现，前几年国内互联网上与此相关的概念或者话题，同样的群体在当时的看法和现在的看法可能是截然不同的，至于日本韩国等发生的现象，也已经有很多人总结过了）

身份政治这个大框架，就是从主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现代境况中诞生，以彻底的建构论解构一切问题，以追求改变表层权力分配机制解决问题，普遍忽视，无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被支配，被压迫的现状导致这种运动完全不具有普适性。

针对于此，南希·弗雷泽提出，以“改造”这一概念替代“肯定”的概念。她认为，肯定的矫正会歧视处境恶劣的群体，把错误承认的侮辱添加于被剥夺的伤害之上。相反，改造的再分配能够促使群体团结，有助于矫正某些形式的错误承认——

这种改造通常表现为把普遍主义的社会福利计划、严苛的累进税制、以创造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规模的非市场的公共部门，重要的公共或集体所有制，以及关于基本社会经济发展优先顺序的民主决策等结合起来，而这种方式模糊化，乃至规避了将弱势群体阶级歧视为特别施舍的受惠者这一当前成为左翼需要面对的重大理论问题，而想要实现这种改造所采取的手段，我们却无法否认归根结底是一种“经济再分配”的手段。

然而，在笔者看来，南希·弗雷泽的解决方案依然是片面的，或者说是哈贝马斯式的。她忽视了现实政治实体之间的巨大经济科技实力差异，**她和哈贝马斯以及齐泽克一样，将希望寄托于某种其实并不可能存在的“联盟”之上。**因为如果我们将视野投向更宏观的领域，在当前的政治社会现实下，倘若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一改造，最会反对这一“改造”的恰恰是生活在发达国家的所有群体——

因为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剥削-赎买机制，整体来看生活在美国的人，从普通人到受歧视族裔/性别，生活水平的绝对值甚至要比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丰富国家”的中产阶级还要好。倘若真的要实行这一改造，已经成为“承认”分配机制下的受到特别施舍的受惠者们难道不会接受新自由主义巨头的理论：是中国人抢走了你们的工作，最后变成一个宏观意义上的帝国主义者呢？

在笔者看来这很好的解释了发达国家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对中国采取敌视这一现象。更不要说在“改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和经典殖民主义范式了。

最后说回罗诉韦德案这个问题，堕胎权这个话题其实不属于当下身份政治运动关注的后现代问题，反而是一个前现代问题，毕竟全球有此奇葩争议的国家是少数。在各种后现代议题高歌猛进的美国，反而被保守主义者抓住了空子搞出了大新闻。那么如何拯救妇女的堕胎权，停止开历史倒车？大部分人指望民主党的”拨乱反正“。

然而，假使”拨乱反正”成功之后，怎么遏制保守主义的极化趋势，怎么停止群体极化式的一半人与一半人的战争 ，怎么停止开除人籍，而是团结大多数，公平公正的解决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问题，怎么把政治正确的表层权力追求转向美国深层次的机制问题的解决，及至于怎么开始反思美国加诸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上的痛苦造成的种种真正的不平等问题，却是当下美国的左右翼们，以及依附于此的全球知识精英们都很难回答的了。

结语：

动笔去写这样一个主题的文章对于笔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一方面是因为笔者深知，自己肚子里的墨水不足以支撑这么大一个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这个圈子（指键政）里混的人大抵都清楚, 这个话题在当下是多么巨大的一个马蜂窝，无论你抱着怎么样的善意与恶意（这年头善意与恶意基本上都被“自由心证”解构了）去尝试辨析，得到的回应多半也是疯狂（两边都是疯狂的，两边的文字我都读过）。

但笔者还是要去挑战。因为这两年及至最近网络舆论层面的种种极化趋势都在显示，像美国那样的身份政治运动在我国互联网和一线城市舆论空间中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而这种趋势如果真的广泛实现于实际社会生活当中，那么后果是什么，看看当下的美国就知道了。

如最近的唐山事件中，在普通群众们义愤填膺，呼吁加大力度扫黑除恶的同时，该事件在网络的相当范围内彻底变成了性别对立事件的争论。其中出发点一是”男性性骚扰之后殴打女性 “，二是“在场的男性没有人见义勇为”，尤其以公众人物如张雨绮为代表，将所有中国男性都称为“泰迪熊“。这既完全不顾现场实际客观情况，也是对社会中日常发生的见义勇为事件的完全无视。不说历年的事件统计，仅就在前两天，四川16岁男孩因帮女生救狗而落水身亡的事件，显然也没有获得多少共情和应有的社会荣誉，相应的很多男性网民中的极端言论和激进情绪也日趋严重，

见义勇为也好，共情也好，实际上都是复杂的社会实践问题，但在当下，却越来越被极化为”我有你没有“式的日常开除人籍的武器。当一切问题都被归为“男人”和“女人”本身的问题，群体两端的极端化，则让普通大众在网络上越来越难以适从，选择沉默。身份政治趋势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显然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会引发社会群体割裂的危险信号。

笔者并不否认自己在相关议题上的倾向性，事实上笔者最近的几篇作品都在不停的强调有倾向才正常，然而，本文的目的除了表明笔者自身的态度之外，更大程度是希望用微薄之力为读者们尽可能的展现出超越当前值得质疑的媒体权力结构之下流行于中文互联网上的进步主义理论的可能。就像上文所说，相关的争论其实已经吵了几十年了，怎么可能因为笔者的这种综述式的新媒体杂文就得到一个确切的回答呢？

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新自由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触手无处不在，即便是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领域也不能幸免，因而我们观测到的知识也都有被机制化的分割成“非主流理论的主流化”与“主流理论的非主流化”的可能，**因而在现在，保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性视野的重要性变得前所未有的迫切，知识从来也不只有一面。**教员所说的“我喜欢右派”、“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也正是这个道理。

毕竟，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开始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