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是上世纪法国人，你更能忍受一战的血腥还是二战的屈辱?_风闻

最近课上，我们的法国老教授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抛给我们大家讨论，翻译过来就是：

假如你是上世纪法国人，你更能忍受一战的血腥还是二战的屈辱?

有没有史学大佬给点思路？

此前也看过类似的这样的问题答复，确实是重灾区，好多东西都是之前说过的。什么一战后英美阻止法国对德报复就是彻头彻尾的历史谎言，而且最荒唐的是这个事最初出现是因为威尔逊支持者在美国‘发明’的，目的是美化其‘开明’的再接纳政策。事实上在战后谈判中，法国代表团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是首先让步的，法国代表团的开价往往是英美法三者中最低的，至少40年前就已经在再回顾凡尔赛合约的时候被整理出来了。21世纪突然出现某些半个世纪前的胡扯真的是恍如隔世，不想再费口舌。

简单提一下另外一点：第三共和国的‘la decadense’，过分夸大法国抵抗运动和自由法国运动的‘Reistancialisme’与战后集体记忆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很复杂甚至敏感的话题。

‘La decadense’，或者叫衰颓年代，是一种在历史作品里（过度）批评第三共和国的倾向，认为第三共和国注定失败，法国战役和此后的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与之相对的，所谓的‘Reistancialisme’，是戴高乐时代的遗产之一。其本意指的是在文艺作品和公众记忆里过度夸大抵抗运动/流亡自由法军的规模、影响和意义，而忽视维希政府和妥协分子的影响、复杂性和在社会里取得的支持的现象。整个观点是Henry Rousso在87年提出的，也算1990年代前后集中性出现的历史学新话题之一，和Paul Kennedy/Ferris对间战英国，Sugihara对日本，Heinrichs对美国等等的‘新思考’属于同一个时期的事情。我喜欢把这些战后第二第三批研究统称为‘post-taylor themes’——虽然这不是什么正式的说法。简言之，在战后政治环境渐渐宽松，加上AJP Taylor破天荒地打破了希特勒‘意识形态主导/有扩张计划’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所谓的‘结构论/机会主义解释’之后，后续的论战（骂战）某种意义上打开了之前对于战争讨论新大门，新一代历史学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观点。

这些观点里很多是错的，但是至少很多之前‘不能讨论’的，有政治性的话题，突然变得可以质疑了。在战争结束后的前两个十年里，在英国绥靖就是错的，在苏联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是为了换取时间的必要邪恶，在美国和日本昭和帝国就是注定要走上战争道路的，整个30年代就是线性冲下悬崖的过程。希特勒传记作者们最多可以辩论他究竟是试图征服欧洲（Glanton为代表，欧陆派）的疯子还是试图征服世界（全球派）的疯子；历史学家们最多可以辩论墨索里尼究竟是个野心过大的机会主义智障（比如Gaetano Salvemini），还是没有计划的机会主义智障（Giorgio Rumi为代表）；之前提到的入江昭和战后第一批日本史作者都是典型的道歉主义者，他们本来就对30年代里日本政府的转向深恶痛绝，自然不接受任何可能被用于‘洗白’的解释——

而在法国，第三共和国就是大厦将倾，维希政府就是叛徒，而英勇无畏的法国人民坚持抵抗侵略军，戴高乐等等流亡领导人号召军队继续抵抗，最终和其他盟军一起解放了国家，等等等等。法国在战后对于维希政要的处理迅速且残酷，这个时期被叫做‘Epuration a la Liberation’，‘自由派清算’或者更简洁地叫做‘Epuration legale’，‘合法清洗’。而如果有教育科学的学位对法国课标或者前些年所谓的‘欧洲统一教材’有听闻的话，法国的课标里也是极端强调抵抗运动的。

实际上，战后相对分裂的法国左翼和戴高乐主义者唯有在这件事上意见非常一致：他们都认为自己参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抗运动。无数文学作品，电影和绘画齐声歌颂新的大革命和法国精神。1960年代，Taylor石破天惊地表示‘希特勒其实只是个普通政治家，机会主义者，他的反犹主义在德国遍地都是没什么特殊的blahblahblah’无论是对UK间战政策，法国抵抗运动和维希政策，还是罗斯福/哈尔政府的决策，相比起这枚炸弹都‘可以讨论’多了。之后30年里，在训练中的下一代历史学家得以重新思考战前问题。在法国，戴高乐在69年去职，70年去世了——虽然这不是一个突然改变一切的时间点，但是代表了法国社会的变化：现在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此前被止声的不同意见者重新思考维希政府和抵抗运动的问题了。‘第三共和国内部的分裂是不是必然’，‘法国战役的胜利会不会弥合/掩饰这些问题’——‘维希政府对法国社会的文化和集体记忆究竟有多大影响’，‘抵抗运动究竟有多大的意义，产生了多少影响，抵抗运动究竟有多少人支持，内部有多少分裂’？

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可能在今天看起来有点难以理解，因为今天我们似乎站在另一个极端上：谈及法国必有互联网上必有人谈及投降，举起双手就是‘法国军礼’。一次两次或许还有点意思，多时令人作呕。

要理解1970年-1990年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设想一下这种情况的反面——谈及法国，就谈及抵抗运动，就谈及‘英勇就义的游击战士’。那些维希政府的支持者是怀揣着什么样的感情驱逐犹太人或者在达卡，叙利亚和马达加斯加战斗的？不不不不，再写一部描述戴高乐将军的光辉事迹的书吧。绝大多数直到最后一刻前从未积极投身过反抗运动的普通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不不不不，再放映一部英勇的抵抗战士炸铁路的电影吧。

一样令人作呕。

1970-1990年，就是法国集体记忆‘再思考’的过程：30年代发生了什么，抵抗运动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究竟是什么时候才成规模地出现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维希政府究竟是在积极主动地与纳粹合作还是不合作进行消极抵抗？这些问题的答案对这个问题不重要，我也无意在不完全了解的领域胡说。

但是核心是，这些问题变得‘可以思考’了。在此前，1940年法国战役和此后的占领时期在公众文化里面就没有什么特别屈辱的。类似于几乎没有人会因为汪精卫感到屈辱一样，第三共和国是乐色，贝当和赖发尔是‘叛徒’，大多数维希支持者是‘无奈之举’，他们是为了‘保护国家’，战争已经‘无法继续’，维希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消极不合作’，全国仁人志士齐心协力参与抵抗运动，一枪一个德国鬼子，自由法军在埃及前线和其他盟军一起并肩作战··· ···只是···这不是历史事实。第三共和国的再武装虽然绝望但是其30年代末是存在明显的加速的，而法国在外交上的表现在30年代中期并不比某UK，苏联和波兰糟糕太多。1940年的情况则比汪精卫恶劣多了。戴高乐主义者尽可以谈论1940年的军事形势有多么绝望，但是1940年法国的局势比1937年的中国更绝望吗？比挪威呢？比起面对着意大利入侵和德国威胁的希腊呢？挪威政府留下来签署了停战协议吗？希腊政府呢?德国甚至不需要在维希控制区里维持庞大的守备队，就可以确保其服从和对战争的经济支持。维希政府有权利停战，但是‘抵抗主义者’没有权利美化这种选择，否则要如何面对那些直面更大的困难真正战斗到底的人？‘La decadense’也好，‘Reistancialisme’也罢是一种‘叙事’，一种极端简化无视了问题复杂性的‘选择性记忆’。历史是复杂的，第三共和国显然不可能做的一切都是错的；而占领时期的法国是分裂的，既有一部分英勇的反抗者愿意献身，也有人心甘情愿地合作把无辜的人送上死路。只要法国作为一个整体还希望营造一种全社会的叙事视角，或者说只要普通法国人还因为法国人的身份和当时复杂的法国社会存在着认同感，那么某种意义上的屈辱就是必须存在的。

题目中的问题是‘更能忍受一战的血腥还是二战的屈辱’——

历史角度上来说···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1920年，1930年，1950年和1970年的法国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甚至截然不同的认识；而1950年内，不同法国人对这个问题也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实际上，问题既不是这两者之间的对比，也不是历史。

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如何解读客观事实，是‘14年的血腥与40年的屈辱，和普通法国人的关系’。

普通法国人究竟是伟大抵抗运动的主角，与贝当，赖发尔割裂开，没有必要耻辱；还是要把法国这个整体作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为法国的战败和合作耻辱——还是要承认国家内部分裂的现实，接受可以为一部分人感到骄傲，为另一部分人感到耻辱，为多数人感到痛心？

间战早期，法国对德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复仇主义。而这种情绪或多或少地保留到了今天。Terence Zuber（宣称史蒂芬计划不存在的那位）在法国不受欢迎是有理由的。但是一战确乎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毫无意义的血腥战争。于是凡尔登究竟是保家卫国的英勇抗争，还是毫无意义的绞肉机？普通人究竟是有义务要为了国家和社会献身，还是被迫被卷入了压迫者的斗争？

当战争再次爆发的时候，国家还能不能依靠普通人像1916年那样战斗？普通人能不能相信其政治领袖会做出正确决定？1940年的决定是对是错呢？

而这一点直到在法国仍然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实际上，比起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在政治分裂的今天可能这个问题重新获得了一点新的争议性。关注一下法国媒体就行：

政治家可以公开纪念贝当在一战中的成就吗？需要公开谴责维希吗？

第三共和国真的是衰颓主义，注定失败的‘la decadense’所终结的吗？还是这又走到了历史极端，不能用战争的结果先定主义下结论？

对抵抗运动的歌颂和纪念是否有所欠缺？矫枉过正了？

法国的殖民帝国在这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Je sais pas…Je ne sais pas… …

Good question, t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