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国后期人才凋零，以致速亡，是因为诸葛亮“任人唯亲”吗？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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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末年分三国，烽火连天战不休。

　　东汉末年，王室解纽。魏居“天下之中”洛阳，又以“禅让制”取代汉室，从而占据地理、法理上的双重正统；蜀则承袭“汉”之国号，自为正统；东吴“名义不正”，只好借谶纬之语徐徐图之，以示“天命在吾”。自此，汉家三分。

　　怎奈世事无常，蜀虽强盛一时，却是最早灭亡。蜀之速亡，既有偶然因素，又是必然结局。古人云“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人才的多寡与质量，是影响国家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观蜀国后期之得失，“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虽只是一句戏言，但“人才匮乏”的窘迫境地，的确存在。

　　对此，《后出师表》中有一段“总结”：“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尽管关于《后出师表》的作者，目前有一些争议。有人认为，《后出师表》系东吴名臣张俨、诸葛恪托诸葛亮之名所作，其意在为诸葛恪北伐造势。但不管是哪种说法，蜀国北伐损失不少兵将，已是公认的事实。

　　诸葛亮**（陆毅 饰）**

　　难怪，有人会把“蜀国后期人才凋零”这口“黑锅”安排在诸葛亮身上，认为他执政期间任人唯亲，这才导致了蜀国人才的青黄不接。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呢？

　　诸葛亮的人才观

　　诸葛亮是会用人、选人的，这毋庸置疑。

　　从主观意识上看，诸葛亮很重视本国人才的选拔。“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刘备在世时，诸葛亮便经常举荐人才，庞统、刘巴、蒋琬、王连、杨洪等人，皆为诸葛亮所举。除此之外，为弥补蜀国人才流失，诸葛亮还做出过不少努力。

　　隆中对策，备得亮助，犹鱼得水也。

　　蜀章武三年（223年），刘备遭遇夷陵大败，心力交瘁，病逝于白帝城。蜀国遭此重创，国力大损，人心动摇。彼时，外有曹魏雄兵，横陈汉中，虎视眈眈；内有益州土著，勾连南蛮，阴图作乱。

　　是以，诸葛亮此时的首要任务，便是安抚人心，笼络地方豪强。这也是他等了两年才去平定南蛮叛乱的主要原因之一。据《华阳国志》记载：“亮乃约官职，修法制，筑高台于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蜀地偏安一隅，哪里会有“四方之士”？

　　可见诸葛亮此时招贤纳士，意在向益州大族示好，然后通过他们在地方上的人脉与名望，缓和蜀汉政权与地方豪强之间的矛盾。据《三国志·杜微传》记载：“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

　　秦宓、五梁、杜微等人，皆为益州本土士族；另外，还有蜀郡太守杨洪、云南太守吕凯、牂牁太守马忠、越巂太守张嶷等人，亦是益州出身。诸葛亮对他们的拉拢与示好，可见一斑，此之谓“西土初建，在得才贤，取人不限其方”。

　　对于益州土著，诸葛亮都尚且如此，更别提荆州派与东州派了。

　　赏罚明断的邓芝，出使东吴不辱使命；镇守汉中的吕乂，屯田治民皆有所得；老成持重的王平（曹魏降将出身），谈笑之间，能拒曹爽十万大军；忠惇笃粹的陈震，不卑不亢，可与孙权交分中土；还有器量过人的蒋琬、处事干练的费祎、匡主护国的董允，此三“贤相”，皆能“萧规曹随”，保蜀国数十年未曾有失，且一度有中兴之气象。

　　孙权（瀛洲海客 摄）

　　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不仅重视人才的选拔，对于善举贤才之人，如许靖、姚伷等人，他也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以鼓励各地长官察举优秀才子入仕：“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司其事。”

　　如上述所见，对于蜀国人才凋零的情况，诸葛亮曾做出了不小的努力；经他赏拔的人才，也大多都能各司其职，发挥出不错效果。

　　可惜的是，诸葛亮的办法并未起到根本性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他任用了部分益州土著，但却依旧不得其心。无奈之下，诸葛亮执政的总体方向，又难免回到“任人唯亲”的尴尬境地。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

　　窃以为，蜀国人才之凋零，不在一人之得失。概言之，蜀地虽然丰盈，但资源实在有限。因而，外来客居势力与益州土著豪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妥善解决的利益分配问题。这个根本矛盾，早在蜀国建立之初便已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刘焉、刘璋时期。

　　汉灵帝后期，刘焉目睹天下大乱，又闻“益州有天子气”，遂离开朝堂，来到益州当“土皇帝”。与孙策在江东“诛戮英豪”“尽诛豪右”一般，刘焉在入蜀的过程中，也对益州土著豪强采取了武力镇压。

　　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刘焉）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焉，焉击杀岐、龙。”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益州豪强盘踞地方数十年之久，刘焉一个外来户，凭什么能镇压他们？

　　答案是东州集团。刘焉入蜀时，本有心腹相随，算上后来新加入的巴蜀才俊，便构成了东州派的前身。此外，刘焉见“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于是又招其为兵，在顺手解决了一些作乱的黄巾军余部后，强悍一时的“东州兵”也就此诞生了。

　　从这时起，东州派便凌驾于益州土著之上，成了新兴的掌权势力。有人得利，便有人失利，益州土著作为地方豪强，自然不甘遭受打压。所以，他们要积极地寻求外援，意图颠覆刘氏父子的统治。也正因如此，刘璋才会先后示好曹操、刘备，意图通过外力，来慑服蠢蠢欲动的益州豪强。

　　益州北部地图

　　据《三国志·刘璋传》记载：“松复说璋曰：‘今州中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必败之道也。’璋又从之，遣法正请先主。”

　　按此，张松、法正二人利用了刘璋对益州豪强的忌惮，完成了一道“计中计”。他们以“刘备能震慑益州豪强”为由，劝说刘璋将其迎至益州；可实际上，这却为刘备入蜀提供了名正言顺的借口。由此“虎入山林”，益州易主。

　　怎奈造化弄人，刘备虽为一世枭雄，诸葛亮也才干过人，但他们都未能妥善解决益州土著豪强这个“心腹大患”，最终让刘禅走了刘璋的老路。

　　蜀汉的执政格局

　　《华阳国志》中说：“昔豫州（刘备曾为豫州牧）入蜀，荆楚人贵。”刘备无宗族势力支持，故而在入蜀前，他只能依靠荆州人。待刘备入蜀之后，因为法正、李严等人对他的帮助，加之东州派原本的掌权地位，刘备自然要对其他东州名士（如黄权、吴壹、刘巴等）进行拉拢。为此，他还迎娶了吴氏（吴壹之妹）为妻。

　　刘备（于和伟 饰）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

　　从刘备的这份“人事安排”中，就能看出，蜀国的掌权势力，主要还是外来的荆州派与东州派。而且，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双方还会一起打压益州土著。这不仅加剧了日后益州土著与蜀国执政势力的矛盾，也为其后期人才的凋零，埋下了不可逆转的隐患。

　　在此过程中，刘备与诸葛亮的法治路线，要承担不小的责任。

　　比如《蜀科》，是专门治理蜀地的法典。但编纂它的五个人：诸葛亮、法正、伊籍、刘巴、李严，竟然没一个是益州土著。蜀国对蜀地的禁锢，可见一斑。诸葛亮执政期间，亦“刑法峻急，刻剥百姓”，以至于益州土著“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不愿与之合作。

　　上文提到，诸葛亮为消弭蜀国战败与刘备去世带来的负面影响，只好向益州土著释放“善意”，希望他们能出面从中斡旋。只是，哪有这么好的事？对于诸葛亮极有“目的性”的邀请，杜微并未予以理会，而是“常称聋，闭门不出”。

　　这难免让人疑惑：诸葛亮为何要这么做呢？

　　见《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在刘备、诸葛亮看来，刘璋之所以未能管理好益州，主要就怪他过于宽厚，无法服人，非但让东州派骄傲放纵，也让益州土著生出了不臣之心。

　　碍于“前车之鉴”，诸葛亮才会“依法从严”。不过，从法正都劝说他“缓刑弛禁，以慰其望”来看，诸葛亮当时推行的法治路线，确实是有些过火了。可惜诸葛亮并未“悔改”，后来又有人说他“不惜赦者”时，诸葛亮干脆直接搬出了刘备为自己“背书”。

　　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华阳国志》记载：“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

　　可见，正是诸葛亮执政过于严苛，才加剧了蜀国执政势力与他们之间的矛盾。虽说诸葛亮也曾努力缓和，提拔了不少益州土著，但荆州派与东州派占据主导地位的垄断局面，是未曾被打破的。

　　诸葛亮画像

　　相较于蜀国，孙权执政前期还是比较出色的。他后来积极与江东士族展开合作与联姻，又重用张昭、诸葛瑾等流寓士族，这才逐渐消弭了孙氏与江东豪族之间的“剑拔弩张”，从而顺利完成了东吴建国道路中的“江东化”。

　　东吴可以“江东化”，是因为孙权可以“分蛋糕”给江东豪族；然而，对诸葛亮来说，他虽然是荆州派的话事人，却无法替东州派做出决定；荆州人与东州人尚且有不少摩擦，他也总不能为了蜀国的“益州化”，而选择与东州派交恶。

　　蜀国人才匮乏的真相

　　言至于此，蜀国最重要的矛盾之一，便出现了：那就是人才的补给问题。

　　须知，蜀承汉制，其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也是察举制与征辟制。而这种方式的前提，是以乡党势力为基础、从同乡中选拔后继人才。可糟糕的是，无论是荆州派，还是东州派，他们的老家皆不在蜀国境内。

　　东州派的故地，多在南阳、三辅一带，此为曹魏辖内；而且，因为他们来蜀的时间太久，基本与故乡断了联系，这也是他们同意与荆州派合作的原因之一。

　　至于荆州派，更为倒霉。就在刘备称汉中王后不久，荆州便被东吴抢了去，后来刘备亲征东吴，打着“为关羽复仇”的旗号做幌子，也是想重回“隆中对”战略，将荆州给夺回来。是以，以诸葛亮为首的荆人，大多对此战保持沉默。结果没想到，荆州没抢回来，蜀国还为此损失了大批荆州子弟。

　　没了故地，蜀国的执政势力，又如何能保证后续才子源源不断地入仕？

　　或许有人会问：诸葛亮为何不仿效曹操实行“唯才是举”呢？

　　且不说诸葛亮能不能做到，就算可以，他也不能冒险得罪蜀国的执政势力。因为新的群体入仕，势必会挤压原本执政势力的利益空间；倘若如此，那诸葛亮还不如选择益州土著豪强。

　　综合来看，蜀国后期面临人才匮乏的尴尬境地，其实早在刘备入蜀时便已经注定了。当然，如果他们能向益州土著提前示好，双方未必没有转圜的余地。但这样一来，长期打压益州土著的东州派，又将置于何处呢？

　　益州土著与蜀国速亡

　　蜀国执政势力的打压态度，让大多数益州土著彻底绝了在蜀国出仕的念头。他们不好受，自然也不能让蜀国的执政势力好过。于是，蜀国中后期以来，时常能见到很多益州土著以谶纬之语，鼓吹“天命在曹”的言论。

　　据《三国志·周群传》记载：“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涂高，此何谓也？’（周）舒曰：‘当涂高者，魏也。’”又据《三国志·杜琼传》记载：“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使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当时，曹魏已经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度，不少大族子弟得以入仕，这让不少益州土著看到了“蜀人治蜀”的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虽说这种“投降言论”不绝于耳，但当时执政的费祎、董允乃至后来的诸葛瞻、董阙等人，皆保持沉默，并未对益州土著过多敲打。这种妥协态度，恰恰印证了：因为蜀国（执政势力）人才的后继无力，益州土著慢慢有了“抬头”机会。怎奈龃龉已生，想要益州土著回心转意，为时已晚矣！

　　于是，当邓艾偷渡阴平，三千兵马兵临成都城下时，除诸葛瞻等人外，不见益州土著的抵抗。非但如此，谯周等人还极力给刘禅施压，从而为刘禅的投降、蜀国的速亡提供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综上所述，蜀国速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其执政格局的固化。期间，诸葛亮的法治路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蜀国执政势力与益州土著的摩擦，但不能把蜀国后期人才凋零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他。

　　只能说，蜀汉一开始的基本国策，就只是权宜之计。蜀国地偏民少，资源匮乏且多为不可再生（如铜业、林木业、盐铁业等），自然容不下多个派系。在此情形之下，诸葛亮采取北伐，也未尝不是在转移国内矛盾，从而为蜀国争取到续命的机会……

　　参考资料

　　①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

　　②常璩撰《华阳国志》

　　③诸葛亮撰，张连科、管淑珍校注《诸葛亮集校注》

　　④成长著《乱世来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