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的悲喜人生_风闻

作者：温伯陵

　　伯陵说：    

　　你们要的董振堂来了。

　　1

　　要说董振堂，必须先说赵博生。

　　早年间，赵博生在保定军校读书，1917年毕业。那时候的北洋政府是皖系掌权，赵博生这批优秀毕业生，便被分配到皖系军队做基层军官。

　　在旧军队做事，赵博生还是有远大志向的，他在日记里写道：

　　“抱救国之志，负救国之责，不得不努力求学。人若无高尚知识，虽欲救国，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欲达此目的，非努力求学，不能成功。”

　　赵博生想救国，但现实不给他机会。

　　就在他毕业进入军队以后，中国接连发生了张勋复辟、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一系列混战，赵博生做为基层军官，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便跟随军队辗转于各路军阀，在皖系、直系、奉系都混过。

　　面对这样的遭遇，赵博生心灰意冷：“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社会这样黑暗，我真不想在这里做事了，我想下海拉洋车。”

　　中国军人对现实不满想去拉洋车，苏联克格勃的普京失业了想去开出租，这份职业就这么有吸引力么？？？

　　不过普京没去开出租，赵博生也没去拉洋车。

　　1926年，已经投入西北军的赵博生，见识到人生中的第一缕阳光。因为经李大钊先生牵线搭桥，苏联和冯玉祥打通关系，向冯玉祥军中派出军事顾问，我党也派出大量党员到冯玉祥军中工作。

　　于是呢，赵博生认识了共产党员刘伯坚，读了大量的革命理论，年近30岁的赵博生，也知道了中国该向何处去。

　　**虽然在冯玉祥军中，他还没有走上革命道路的机会，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政治工作，在赵博生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只要时机一到，这颗种子就有发芽的可能。

　　时间进入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爆发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主力部队被蒋介石收编，余部归宋哲元。

　　赵博生没有参加中原大战，而是以14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的身份，在西安驻防。

　　大战结束以后，杨虎城率部直逼西安，要求赵博生投降。但赵博生不愿意投降杨虎城，带着一些人跑出来，投奔了河南的吉鸿昌。

　　他的叔叔赵以元是吉鸿昌的结拜兄弟，在部队有些权力，便劝赵博生在吉鸿昌的指挥部住下，以后在这里谋个差事。

　　赵博生说：“我考虑考虑吧。”

　　也就在他考虑是否留在吉鸿昌部的时候，刚接受改编的冯玉祥亲信将领孙连仲来信：“西北军被改编成26路军，老兄弟们都在，你以前就是军参谋长，不如来26路军做参谋长吧。”

　　赵博生想，吉鸿昌不可能给他参谋长的职务，那就去26路军做参谋长吧。

　　于是赵博生告别吉鸿昌和叔叔，收拾行李，来到山东任职。

　　参军14年，赵博生一直在换工作单位，他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不会再变动了。

　　赵博生没想到的是，短短一年后，他又更换了工作单位，这一次才是真正的最后一次，而且因为这次工作变化，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中国的青史里。

　　在26路军中，赵博生和董振堂熟悉起来。

　　董振堂没有赵博生的履历丰富，1922年从保定军校炮科毕业，他听说冯玉祥的军队纪律严明，便主动申请到冯玉祥的军队任职，同行的还有何基沣等13名同学。

　　在冯玉祥的军队里，董振堂的表现很好。

　　军官发不出军饷，他就和士兵们一起吃大灶，要参加演习，他也和士兵们一起挖壕沟，深得军心。

　　冯玉祥看在眼里，想把董振堂调离排长的岗位，到司令部做上尉参谋。冯玉祥觉得给董振堂升官，董振堂肯定会感激涕零吧。结果董振堂说，我不愿意做参谋，只想在基层带兵。

　　冯玉祥大怒，好你个董振堂，竟然不识抬举，敢驳老子的面子。

　　眼看就要治董振堂的罪，还是参谋长刘骥劝他：“人才难得，尊重董振堂的个人意愿吧”，这才留下一条命。

　　这条命留的很值。

　　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随后便出兵南下攻取陕西和河南。

　　已经升为旅长的董振堂，在河南邓县亲自带领大刀队正面出击，派主力部队从两面夹击，歼灭于学忠部数千人，保护总指挥孙连仲安全撤退。

　　随后又指挥部队奔袭两天一夜，直扑襄樊的吴佩孚司令部，俘虏吴佩孚的参谋长、逼降于学忠的16个师，吴佩孚则带着小老婆偷渡汉江逃命，狼狈之像，和抱着木头渡黄河的王保保如出一辙。

　　真是猛将啊。

　　而且这么一个猛将，竟然不爱钱。

　　在河南打胜仗之后，董振堂缴获了吴佩孚的黄金马鞍，听说同学何基沣受伤且没有缴获，就把黄金马鞍和20支盒子枪送给何基沣。何基沣觉得受之有愧，便和董振堂商量，把这些东西上交领导。

　　留在河北的父亲知道董振堂做官了，花钱盖了砖瓦房，但董振堂回去住了一天就和父亲说：

　　“以后不要再盖新房子了，将来国家富强了，人人都有房子住。”

　　妻子贾明玉做为高官太太，出席重要场合也是穿粗布棉衣，每次都被那些穿绫罗绸缎的官太太们笑话。

　　贾明玉是否委屈，董振堂根本不在乎，他只是和妻子说：“我这一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更甭惦记我逛窑子。我阔起来，也不会寻小老婆。”

　　跟着这么一个男人，生活虽然差点，但起码踏实安心，也行吧。

　　如此一来，董振堂便显得特立独行，有人说他是不爱钱将军，有人说他是傻司令，总之和别人不一样。

　　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战败的冯玉祥部被改编成26路军，下辖25师和27师，董振堂的部队被改编成25师73旅，降为旅长驻防山东。

　　可以说，**赵博生和董振堂身在国府，但思想上早已入党了，**给一年后的“宁都起义”埋下伏笔。

　　2

　　1931年2月，蒋介石准备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便调26路军到江西，一来增加兵力，二来可以让杂牌军和红军拼个两败俱伤。

　　蒋介石借刀杀人，算盘打的很精明。

　　但26路军的官兵都是华北人，不愿意到潮湿的江西作战，于是董振堂麾下的一个团主动破坏铁路，准备以交通不便为借口，留在山东。

　　这点心思根本瞒不过蒋介石，他派西北军旧将刘郁芬到山东宣布命令，如果不去江西的话，就停发26路军的军饷。

　　没有军饷就不能养家糊口，那么留在山东也没有意义，左右都是死，还是去江西吧，说不定还有抚恤金呢。

　　所以26路军基本没有和红军作战的意愿，这种心理状态，在和红军作战不利情况下，就可能演变成“谋生路”的动机。

　　事实也正是如此。

　　5月的时候，26路军和红军初次作战，便损失27师的师部和一个旅。26路军总共有2个师、6个旅，第一次作战就损失这么大，以后继续作战，岂不是要把整个军队都拼光了？

　　于是26路军开始流传：“红军的战斗力太强了，我们打不过，可父母妻儿还在北方等着我们呢，怎么办？”

　　那就不打了，想办法谋生路吧。

　　赵博生是参谋长，不直接带兵，话语权稍微有些弱。董振堂是旅长，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他一方面制造假情报，对蒋介石的“进剿”命令极力推诿，另一方面派人去联系冯玉祥，希望冯长官能带他们跳出火坑。

　　董振堂制造假情报的事，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指望冯玉祥“谋生路”，确实是董振堂失算了。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没了地盘，已经成了国府的吉祥物，怎么有能力对抗蒋介石呢。

　　到了9月份，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基本结束，赣南和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于是驻扎宁都的26路军被红军三面包围。

　　而且26路军的官兵因为水土不服，很多人感染上恶行疟疾，短时间内就有数千人死亡。如果仅仅是病死也就算了，有些军官为了吃空饷，在士兵没有确定死亡的时候，就用破席子卷起来扔到城外，导致宁都城外一片呻吟惨叫声。

　　求生不能求死不愿，26路军的官兵特别迷茫。

　　蒋介石也不愿意管，调他们来江西，原本就是用来消耗异己的，现在他们困守宁都，最好都死了拉倒。

　　26路军当然想过自救，他们拔营北上，想离开战场回到故乡，但刚走了60多里就遇到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阻拦，不允许他们继续北上，必须回到宁都“剿匪”作战。

　　面对这种局面，总指挥孙连仲借口去上海治牙病，丢下部队跑路，日常军务便由参谋长赵博生负责。

　　而在赵博生看来，红军打不过，国军不关照，那26路军只有倒戈一条路了。

　　想倒戈，但他不知道如何接头。

　　总指挥部的译电主任罗亚平是湖北人，赵博生和罗亚平套话：“罗主任，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见过没有？他们的嘴巴是不是血盆那么大？”

　　说来也巧，赵博生算是问对人了。

　　国共北伐时期，西北军中就有大量共产党员在做政治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地下党员，这次26路军进入江西，上海的中央不确定，这支部队还有没有地下党员，于是派出王超、袁血卒、李肃打入26路军，看看能不能联系到。

　　他们进入26路军，经过小心查访，很快就和刘振亚建立联系。

　　刘振亚是董振堂的上尉参谋，又是唯一和党组织接过头的地下党员，于是“26路军特别支部委员会”成立起来，短时间内便发展了20多名党员，其中就有罗亚平。

　　听到赵博生的问题，罗亚平表面上打哈哈糊弄过去，但是出门就和特支委员会汇报，说赵博生的思想动向有问题，可以接触一下。

　　特支委员会研究一番决定，写一封内容比较敏感的信，由罗亚平送到赵博生的桌子上。如果赵博生能接受信中的建议，那么就直接表明态度，如果赵博生不接受，罗亚平准备牺牲。

　　这次试探非常顺利。

　　赵博生看到信，马上找到罗亚平：

　　“这封信和你有关系吧？见解非常独到。亚平，你是了解我的，我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曾经到上海找刘部长，但没有找到。今天请你来，就是请你做我的引路人，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相信，这是赵博生的真心话，以前在北方是没有机会，现在面临生死抉择，现实的困境把他的理想给勾出来了。

　　1931年10月，中央批准赵博生入党。

　　既然已经入党并决定倒戈，赵博生和特支成员便要团结高级军官，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董振堂。

　　赵博生伪造了一封孙连仲的命令，写着“暂免董振堂旅长职务”，然后去看望董振堂。董振堂看到命令大怒，这是特么的彻底不给人活路了，于是赵博生趁机劝他：“有什么事，我们团结在一起，才能不被人吃掉。”

　　至于什么是“有什么事”，赵博生直接说的话，不太好，通过引导让董振堂自己说才是最佳选择。

　　11月，赵博生、董振堂、刘振亚等人开会，讨论26军的前途问题。

　　赵博生：“我们继续和红军打，必将全军覆没。”

　　董振堂听完特别有感觉：“现在一无兵员、二无弹药，再加上生活不习惯，再也不能和红军打下去了。”

　　刘振亚故意说：“赵参谋长，红军到底怎么样啊，你在上面肯定比我们更清楚。”

　　赵博生：“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听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都说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看到的却不是那么回事。红军连抓去的俘虏都放回来了。”

　　听赵博生说完，大家开始讨论红军，其实就是给董振堂介绍红军。

　　最后赵博生开始点题：“咱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南方没有地盘，北方的地盘又都丢了，弄不好会死无葬身之地。”

　　董振堂原本就是模范军人，又读过社会主义的书，现在也下定决心：“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拉着部队去投红军。”

　　赵博生问他有没有决心，董振堂说只有一条路，干。

　　3

　　虽然在宁都起义是谋生路，但也有失败的可能，对于这一点，赵博生和董振堂都做好了心理准备。

　　赵博生在日记里写道：“妻丑无子，而不再纳娶，了无牵挂。”

　　董振堂则给河北亲属写了一封信：“要万事留神，最近可能有大灾大难，如遇灾难，就去驻防山西的董升堂处躲避。”

　　他们都做好战死的准备，也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起义的决心已经定了，至于怎么起义，他们还想再详细谋划，但蒋介石没有给他们详细谋划的时间。

　　1931年11月底，王超奉命调回上海工作，经过南昌的时候不幸被捕，随身携带的26路军党员名单、政治决议案、组织决议案都被搜查出来。

　　这时蒋介石知道26路军有共产党组织，但不知道起义计划，于是命令26路军抓捕刘振亚、袁血卒等共产党员，星夜送到南昌行营。

　　这份命令是罗亚平收译的，然后送给赵博生。

　　他们和特支的同志商量认为，蒋介石知道26路军有共产党员，这次是抓人，说不定以后还有什么招数呢，那就趁机起义吧，一了百了。

　　于是赵博生又伪造了一道南昌行营的命令，最后一次试探董振堂，那道命令写着：“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剿匪是抗日的先导，望火速进剿，莫失良机。”

　　董振堂看到这道命令，立刻上头了，大骂蒋介石：“都这个时候了，还要拿26路军当耗材，老子不伺候了。”

　　看到董振堂的反应，赵博生确信，董振堂是靠得住的，他是真心起义的。

　　但赵博生没有直属部队，起义只有董振堂支持的话，那就只有73旅加入红军，不够大。要想拯救整个26路军，就必须说服74旅的旅长季振同。

　　74旅是26路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最重要的是驻扎在宁都城内，如果季振同愿意参加起义，那就能和董振堂里应外合，把整个26路军拉到苏区。

　　赵博生和董振堂找到季振同，拿出伪造的命令给他看，季振同和董振堂的反应一样，大骂蒋介石无耻，并且立即下定决心：

　　“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

　　三人就此达成一致，把起义摆在台面上说，并且派袁血卒潜入苏区汇报。

　　朱德听说26路军要起义，非常高兴，马上召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讨论，最终做出七条指示：

　　用最大努力争取全部起义。

　　如不能全部起义，则以73旅为主局部起义。

　　如是局部起义，暴露的同志到苏区，没暴露的继续潜伏。

　　派红四军到会同地区监视国军，策应起义。

　　派王稼祥、刘伯坚和左权，带电台到澎湃县联络指挥。

　　起义后部队改称红16军，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互推领导人。

　　有可能的话，逮捕宁都的两个反动武装头目。

　　遇到什么情况用什么对策，朱德和同志们都考虑到了，然后叶剑英画了一幅标明进入苏区路线和驻地的地图，连同七条指示一起交给袁血卒，让他带回宁都。

　　指示里说互推领导人，因为74旅的战斗力较强，又是起义的关键因素，于是他们就推季振同做起义后的军长。

　　但季振同嫌部队的编制太小，军长的职位太小，有些不愿意干了。为了稳住季振同，中革军委又做出新指示：

　　“起义后部队编为红五军团，季振同出任军团总指挥，钱饷由季振同统一支配。”

　　季振同这才满意，踏踏实实的参加起义。

　　12月14日夜，赵博生以参谋长的身份，请26路军的团以上军官吃饭，说是有南京运来的白兰地、炮台烟、美国水果，饭后还准备了麻将，大家不要错过。

　　在宁都困了一年的各级军官，哪能经得起诱惑，都来了。然而就在吃饭的时候，赵博生站起来宣布：“26路军起义了。”

　　那些军官面面相觑，但是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能宣布参加起义。

　　到了凌晨两点，除师长李松昆带走一个团以外，驻扎宁都的1.7万名26路军官兵，都参加了起义。

　　天亮以后，红五军团启程进入苏区。

　　16日早晨，朱德和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为参谋长兼14军军长，黄中岳为15军军长。

　　**这支完全是华北人的部队，就此成为中央苏区的主力之一，**他们给红军带去2万多件武器，8部电台，极大补充了红军的力量。

　　4

　　红五军团是国军改编成红军的，保留着很多国军的坏毛病，必须经过改造，才能成为真正的红军部队。

　　一方面是拆分部队，把红14军划归红三军团，红15军划归红一军团。

　　另一方面是派萧劲光做红五军团的政委、刘伯坚做政治部主任、何长工做13军政委、黄火青做14军政委、左权做15军政委，通过宣传教育，对红五军团进行改造。

　　当然了，宣传教育是改造军队的一种方式，政工干部的另一个目的其实是接管兵权，让宁都起义部队变成党领导的部队，这也是改造。

　　对于这些工作，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很不习惯。

　　他参加“宁都起义”，原本就有投机的心理，例如保军队、嫌官小，依然是国民党新旧军阀的那一套。

　　现在两个军被划分出去，政工干部又进入红五军团，要和军事主官同掌兵权，季振同自然觉得，兵权被剥夺，可能有危险。

　　于是季振同到苏区以后，经常郁郁寡欢，和别人说自己是空头司令。

　　再加上季振同不习惯红军的艰苦生活，便在1932年4月，和军团政委萧劲光说：“我不太适应红军的工作，想离开军队到苏联学习军事。”

　　红军是自愿参加革命的军队，从不勉强。萧劲光汇报之后，中央就同意他出国学习的要求。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或者季振同走得快，其实也没什么事。但各种阴差阳错的事，把季振同给害了。

　　在红五军团进入苏区以后，危急时刻靠不住的冯玉祥出现了，他派参谋长刘骥联系季振同，让他带部队离开苏区。

　　冯玉祥的想法也可以理解。

　　这支部队是他的老底子，当初驻扎在宁都不一定全军覆没，为他们说话还可能得罪蒋介石，划不来。而这支部队成了红军，冯玉祥的老底子就彻底没了，必须拉回来，他才有可能东山再起。

　　季振同接到冯玉祥的消息，马上报告萧劲光，并且把策反信件交给萧劲光，表示自己绝无二心。

　　随后在5月份，萧劲光给季振同开了欢送会，派人把他送到瑞金，除了一个警卫员，季振同连一把枪都没有带走。

　　可能是为了自保，也可能是心灰意冷，反正季振同就这么走了。

　　而15军的军长黄中岳，也和季振同一样不习惯红军，打福建前说，我这次到前方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

　　意思是要拖枪离开苏区。

　　黄中岳的言论被人告发，经李克农报周恩来批准，黄中岳等6人被捕。这件事发生以后，冯玉祥策反季振同的事，也显得有很大嫌疑，于是刚到瑞金的季振同也被捕。

　　何叔衡、刘伯承等五人组成的最高法院宣判，季振同和黄中岳等人执行枪决，没收全部财产。

　　判决上报以后，毛泽东和项英认为，他们都是宁都起义的功臣，不论如何都对革命有大功劳，不能枪毙。

　　他们两人共同签署命令，把季振同和黄中岳改为监禁十年，其他人监禁八年。

　　在那种环境下，这道命令已经很人性了，不能再强求太多了。不过监禁到长征前夕，为了轻装上阵，季振同和黄中岳还是被枪毙了。

　　当初季振同被推为军团总指挥，根本原因是麾下部队战斗力强，现在季振同出事，那么宁都起义部队中，能出面主持大局的只有原73旅旅长、现红13军军长董振堂。

　　虽然赵博生是起义的策划人，但他没有基础部队，做不了宁都起义的代表。

　　于是董振堂便接替季振同，**以宁都起义代表的资格，做了红五军团的总指挥，麾下主力还是自己的老部队，**直到5年后牺牲在甘肃。

　　当然了，不论人品还是能力，董振堂都是非常优秀的。

　　他做军官多年，攒下三千大洋的财产，在苏区入党以后和何长工说：“政委，共产党员不能有私产，我把这些钱都交党费吧。”

　　何长工劝他，你辛辛苦苦搞了一辈子，还是留下一些，给家里老人养老吧。

　　经过一番争论，董振堂同意留下三百大洋，其他的都交党费。就这些钱他都没有给自己花，而是用来补贴伤病员，直到长征路上才花完。

　　还有一次，董振堂休息的时候擦枪走火，找到何长工，要求按照规定关禁闭。

　　何长工又劝他，你是军长，就算了吧。

　　董振堂不接受，自己背着铺盖关了三天禁闭，给全军做表率。

　　董振堂是新党员，但这种人品，思想上没有十年党龄是磨练不出来的。

　　以上是刚进入苏区的事。

　　而在能力方面，只说一点。

　　西北军出来的部队善用大刀，每到白刃战的时候，董振堂就亲自带领数千名战士，挥舞大刀近身劈砍，往往能留下同等数量的敌军尸首，获得大胜。

　　以至于红军官兵的夸赞，“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很快加上了“五军团的大刀。”

　　长征的时候，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在湘江殿后，部队从一万多人减员到五千人，数月后又在石板河殿后，坚守九天九夜，以五千人硬刚一万敌军，保证中央和兄弟部队能渡过金沙江。

　　因功劳大、伤亡重，中央说红五军团是铁流后卫。

　　如果没有董振堂，那么季振同和黄中岳被捕、赵博生牺牲之后，红军将少一支战斗力极强的主力部队。而参加了红军的董振堂，以自己的人品和能力，在红军中赢得名声，也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宁都起义和红军的纽带，其实就是董振堂，算是互相成就吧。

　　5

　　1935年8月，为了方便指挥和团结，会师两月的红一四方面军，部队进行了混编。

　　董振堂和红五军团被编入左路军，改称红五军，归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司令朱德领导。此后一年时间，董振堂就跟着张国焘瞎转悠，又走了两遍草地、翻了两次雪山。

　　辛苦也就罢了，要命的是，张国焘任命了一批四方面军的党政干部，到红五军担任要职，并且把红33军和红五军合并。

　　红军中任命干部和调动部队，是很正常的，但发生在张国焘和中央争权的时候，就显得很不正常。

　　也就是说，红五军被张国焘改造了，董振堂被架空了。

　　而这些不正常的调动，直接导致董振堂的牺牲。

　　1936年11月，红30军、红9军、红5军组成西路军，准备打通河西走廊，迎接苏联的援助。

　　两个月后，董振堂指挥红5军攻占临泽县城，稍微休息几个小时，他便带三千多人继续出击，占领高台县城。军政委黄超带一千多人留守临泽，还扣下全军唯一的电台。

　　这就导致董振堂想和中央联系，只能通过黄超，至于给不给他用电台，要看情况来定。

　　黄超是张国焘的亲信，这么做，其实是用电台控制红五军和董振堂。

　　军政干部相疑到如此程度，怎么可能打好仗呢？

　　就在董振堂攻克高台几天后，马家军便派出两万部队包围高台，切断临泽和高台的联系。

　　这个时候，控制电台的黄超没有和董振堂联系，也没有向中央汇报情况，一直按兵不动。等红五军和马家军激战几天，感觉实在打不过准备突围的时候，黄超派人送来一封信：

　　“董军长，高台是打通国际线的重要据点，总部命令一定坚守，如高台有失，就要你董军长的头。”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到底是执行命令，还是借刀杀人？

　　董振堂没有办法，随时可以突围保存实力的红五军，被迫死守高台县城，最终全军覆没。

　　而命令董振堂坚守的黄超，自己则一刻都没有坚守，穿过河西走廊一路跑到新疆迪化，一年后被王明以“托派分子”的罪名处决。

　　杀人者人恒杀之，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1931年12月的宁都起义，赵博生和董振堂等1.7万名官兵是谋生路的，到1937年1月全军覆没于高台，不过短短五年时间。

　　他们没有给自己谋到生路，却牺牲在给中国人民谋生路的路上，在历史长河上来看，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

　　但这最后的绝唱，太让人伤感，也太不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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