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俊昊的《寄生虫》真的能算是“全员恶人”吗？_风闻

如果用「全员恶人」这种表述，是不是模糊了这个故事里真正的「恶」？真正的「恶」又是什么？

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寄生虫》中的人物，与其说是“全员恶人”，更接近于一种阶级固化意识之下的“习惯性思维”：对于其他的阶级，他们并不想真正打破屏障、接触对方，只会用自己原有阶级的眼光，将对方揣测成自身立场出发的定式形象。而这种揣测带来的必然偏颇，并非是有意的恶，而是一种群体性思维的客观结果：在阶级固化的意识中，他们必然做如此之为。

在以《杀人回忆》为代表的过往作品中，奉俊昊所体现出的，是其超脱于韩国电影创作普遍性的视角。他的创作内容、核心母题，并没有跳出韩国影人的习惯领域，但同样是扎根于韩国现实社会、具有充分社会批判性的作品，他却能够免于其他导演流俗而刻意的夸张化手法，从不大声叫喊，而是保持了充分的理性和适度。而这一个独特的优点，也被继承在了《寄生虫》当中。

在这部电影里，奉俊昊依然将目光放在韩国现实社会中的普通民众身上，试图去探讨当代韩国民众的心理特征与倾向性。而上述的阶级固化意识带来的所谓“恶”，便是这种心理倾向性的具体内容，由此形成了对酿成此种意识的社会的批判式表达。

这种倾向性，在电影的开头，已经被奉俊昊用一种极其象征化的手法，呈现了出来。第一个镜头，是半地下室角度下拍摄的窗外风景，随后镜头下移、地下室的房间入镜的同时窗外风景上升，进一步强化了一家人所住的“地下”的概念。借由这一个镜头，主人公一家所处的生活状态已经一目了然：社会中的低等阶层——紧接着的“厕所找wifi“，让这一生活状态变得更加直观。

而在这一段的结尾，奉俊昊则展现了一种出色的象征手法运用。一家人学习包披萨盒，以零工这样一种标准的”贫穷阶层“谋生手段来维持生计，而窗外开始喷洒杀虫剂。但在父亲的带领下，一家人却在杀虫剂的巨大喷雾中端坐不动，而父亲更是若无其事地继续学习包披萨盒。处在社会底层的他们即是杀虫剂所杀的”虫“一样的低微存在，而父亲作为”虫“继续安于”底层生计“的行为。这更加地揭示了奉俊昊对于韩国民众心理倾向性之表现的最终落脚点----”贫穷阶级安于自身的阶层和生活状态，没有做出改变的积极性“。

并且，在随后的吃饭段落中，这一层表达也被进一步地强化了。镜头中位于上半部的窗外，醉汉在门口小便，而半地下室的一家人却只是在屋内坐视咒骂，没有任何实质性行为。所处”地下“之阶层、被”地上“不公平对待后的无所作为，凸显了出来。

随着电影的展开，奉俊昊为主题的表达带来了新的变化。随着儿子的大学生朋友邀请他进行家教，一家人获得了一次生活阶层晋升的机会。从主题的表现上讲，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侧面：当这一家人身处高等阶层后，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是对高等阶层的生活充满了占有欲，还是对回归下等阶层产生愤怒，还是无动于衷？实际上，下等阶级的心态，此时已经有了再一次的暗示。面对大学生送来的、象征“好运势”的石头，母亲嘟囔“还不如送点吃的”，一句话揭露了母亲“只想作为下等人解决温饱，而没有生活进步意愿”的心理。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一家人的表现，看上去走向了”对阶层晋升、生活状态改变“的夺取和占有欲望的路线。当儿子伪造了大学毕业证去面试的时候，他对父亲说”明年我就会拿到真正的学位证”。在他看来，大学生的身份、凭此获得的家教收入、甚至包括代替大学生朋友与社长女儿恋爱，都是他未来即将获得的扎实东西，而非虚无缥缈的伪造。而妹妹、父亲、母亲，也都凭借着“美术”、“开车”、“家务”的本领，并通过举家之力的诡计，获得了对社长豪宅的“进驻“。

看上去，这家人拥有着充分的阶级晋升之欲望，而非开头所表现的那样安于现状、浑浑噩噩。他们有意愿，也有各自的求生本领，去过上如他们设计那般的生活。儿子与女儿针对教育和美术与上流夫人侃侃而谈，拥有学识而又懂得礼貌。父亲与母亲待人得体，而又业务能手。

并且，作为对开头”地下室与窗外风景“的对比，当醉汉再一次小便时，儿子不再沉默忍受，而是愤然抗争。这对应着开头中大学生朋友的所为，女儿也特意录像留念。这一变化的发生，展示了主角一家人对于自身所处生活状态的”默认、习惯“到”反抗、不满“的态度转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家人阶层晋升的意愿。

并且，排除剧情层面，我们也可以从奉俊昊颇具设计感的镜头手法中，感受到这一部分的表现。儿子离开地下室前去面试的时候，镜头先拍摄地下室门口的阴影中站立的父亲，随后平移到走向光明大街之中的儿子。儿子进入社长豪宅的时候，镜头跟随着他的移动走到庭院，庭院从光线骤亮的过度曝光逐渐变成适应亮度的清晰-----对儿子来说，富贵的生活从不可及变为了可触及。儿子被社长夫人带着前往二楼，在一个全景镜头中，左边的儿子走上了二楼，而右边的女佣出现在一楼，作为儿子的所处生活状态即将升级的暗喻。

类似的镜头，也出现在了社长女儿偷听儿子和社长夫人对话的场景中。此时画面左侧的女儿先上楼，而后儿子上楼。又一次地，女儿偷听社长夫妇的场景里，也出现了相同的构图。左侧的女儿站在楼梯口，并走向右侧的社长夫妇。

借由这三次相同的“楼梯与客厅”构图，奉俊昊强调了主角兄妹与社长一家的平级关系，突出他们相对于自身阶级的晋升。女儿首次家教后，坐在社长司机的车中，脱掉内裤，试图通过陷害司机的方式，来让自己的父亲夺取他的职位，进一步完成一家人的”晋升“。同时，镜头给到了车窗外正在打架的出租车司机。车窗隔绝了女儿与司机，点出了女儿此时借由内裤而试图与车窗外的阶级分化开来、完成晋升的意愿。儿子、女儿等通过水果来陷害女佣，以此来获得她的职位。

在一家人全部进驻豪宅的段落中，慢镜头、明亮的打光、漂亮的构图，表现出一家人即将迎来美好新生活的前景。手段未必是善，但“打破阶级之墙”的向上意愿是有的。

但是，准确地说，在电影的前半部里，真正制造了彻底的“阶级晋升”之美好画面的，只有儿子当家教之后、女儿入驻之前的一段，带来了一家人努力结果的不乐观。以女儿进驻为开端，奉俊昊在前半部中或明或暗地，加入了一种负面信息的传达：所谓的阶级晋升，都只是一时的泡影和虚幻。究其原因，则是”对各自原阶级的意识固化“。

首先，奉俊昊着力地表现了上等阶级的社长一家的内在心理。当社长和夫人发现司机”偷情“后留在后排座位的内裤时，二人表现出的，是对司机的恶意揣摩，称之为“可能吸毒了”，以及对司机之物显而易见的排斥。奉俊昊用多个“夫人戴上手套触碰内裤”的特写镜头，对应上社长“非要将精液留在我的座位上吗”的台词，从而表现出上等阶级二人对于司机这一阶层之人，于潜意识中的隔离倾向。

随后，社长坐着父亲的车，谈论外食排骨的段落中，社长先点明“我喜欢懂得分寸的人”。而随后发生的一幕则更加强化了这句台词：全程愉快交流的二人，因为父亲逾越分寸的一句”你还是爱她吧“，而陷入了尴尬。奉俊昊在父亲话音未落时，马上给了镜头的反打到社长，加快剪辑节奏，强化了这种突然的尴尬紧张气氛。而突然并道插队的卡车，则进一步烘托了这层尴尬。最后社长说”你看前边吧“，强行地终结了话题，也彻底地确立了他并不想与父亲越过界线的态度：虽然平日里可以和谐相处、似乎没有阶级之分，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不越阶级的分寸“，一旦逾越过线，则上等阶级发出的一切善意，马上就荡然无存了。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当儿子初任家教之时，一切都是相对单纯的“赚取一些生活补贴”。而从女儿担任美术家教开始，以一个“脱内裤”的过火举动为起手，一切就走向了“不努力让自己赚取、而是作为穷人去窃取富人果实”的恶劣方向了。

在这一部分的表述中，最出色的，要属对于女佣这个人物的利用。在电影中，女佣的存在，可以说是主角一家人的一个”标杆“和“前辈”——原本身处下等阶层的她，连续侍奉豪宅的两代主人，从而让自己长久地居住在优越的环境中，在平日里与夫人和谐相处互相尊重，甚至与主人的小儿子建立了感情，似乎已经成为了上流家庭中的一员，完成了一次阶级的晋升。

在她的第一次出场中，无论是以女主人之姿迎接，以至于被主人公儿子错认为“夫人”，还是引领儿子进入屋内时持续不停的拍打虫子——对应开头被杀虫剂“杀”的主角一家人，象征着女佣相对于主角一家的阶级上位——都体现着女佣自身的“上等”。而在主角一家人完成自身晋升计划的最后、也是最难的一步时，他们要替代的，也正是这个女佣：用自己来替换掉现在的”晋升者“。

但是，在前半部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到奉俊昊一种颇为冷酷的表达：即使是这位女佣，实际上也并不是上位者，而只是一个貌似晋升成功的下等阶级。在社长一家开除她的部分，奉俊昊给出了一个与司机部分高度一致的根源性理由：社长一家对于下等阶级之物的下意识排斥。主角一家人陷害女佣为肺结核患者，而最终导致夫人崩溃并且下决心开除掉她的，正是女佣吐出的“血“，作为司机”精液“的对应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奉俊昊在着力强调的，依旧是社长的那句”分寸“：上等阶级对下等阶级的和蔼，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于下等阶级的平视和下等阶级的升级，而只是一种各安其位前提下的得当共处，基于阶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定位，使得上等阶级下意识地排斥着下等阶级，拒绝对方任何”逾越分寸“的接触---1物质上，如精液和血液；非物质上，如司机父亲的打探家事。

而女佣，虽然貌似是一个阶级升级的存在，但这也终究只是幻影。她依旧是那个下人，一旦逾越”分寸”，就立即被解雇逐出。在社长首次出场的段落中，镜头先是给到从左向右奔跑迎接他的狗，再切到同样从左向右奔跑迎接他的女佣，已然揭示了女佣的实质身份。

而相对地，取代了女佣位置的主角一家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种“不得晋升”的存在。实际上，对于这样一种结果，奉俊昊也早早地就做出了持续性的暗示。在儿子这一边来说，奉俊昊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段落对应手法。初次进入豪宅时，儿子透过二楼的窗户，看到了庭院中女佣对着打瞌睡的夫人拍巴掌，用一种逾越身份的失礼举动唤醒夫人的场面，随后他自己开展了一系列的“晋升”行动。而在女佣被解雇时，二楼窗户边站着的变成了社长的小儿子，而他眺望下庭院里的依旧是女佣和夫人，只是这一次女佣被夫人解雇。

这两个场景的对应中，可以看到奉俊昊十足的构思和创意，它的表达是多样化的。首先，儿子和社长儿子在位置上构成了对等的关系。社长儿子的画作和疯癫，都是由于遭到了女佣丈夫的惊吓，他只是单纯的精神病，而不是光鲜的艺术天才。而与他对等的儿子，则自然也成为了一个类似的存在：看上去阶级晋升、实则远非如此光鲜的富人财富窃取者，一个彻头彻尾的下等人。另外，儿子首先站在二楼看到了女佣”力量压过夫人“的上位，随后自己也展开了上位行动。而社长儿子的这一段，则成为了一种对本质结果的揭露：”最终身居上位、力量更强的，依然是夫人，而女佣仍旧只是下等阶级“，这也预示了儿子行动的必然失败。最后，两段之中，站在二楼俯瞰庭院的人，从”儿子“变成了”社长儿子“，身居二楼这样一个”高点“的人物发生变化，也揭示了儿子阶级的实质：虽然一时貌似登上高位，但终究要被上流人物踢掉，被夺回位置。

更加有趣的是，在电影的前半部，奉俊昊并没有一味地展示主角一家人阶级晋升的失败必然，更不忘提出他们失败的原因：下等阶级的自我认知导致的安于现状。这也正是电影开头的段落中呈现出来的东西。

首先，从前半部中，一家人三次聚餐。第一次是开头段落，众人贫困潦倒，在地下室就餐。第二次是儿子和女儿当上家教，晋升计划处于进行中，众人经济好转，在司机餐厅就餐。第三次是一家人集体入驻豪宅，晋升计划似乎成功，在豪宅中望着庭院喝威士忌。在这三次就餐之中，自家人的生活状态有了不同阶段的提高，但父亲却永远用着同一个表情，说着同样的“开场祝词”。这种一致性暗示了：对于父亲来说，生活状态的变化并没有很大的触动和影响，即使身处豪宅，他的心态依然如开头身处地下室中一样。无论物质条件如何变化，父亲内心的自我认知永远没有变，保持着开头穷困的下等阶级状态。

并且，当父亲前去社长公司面试时，他坐在会议室外边等待社长，镜头从会议室里拍摄外边的父亲，父亲的对焦良好，而其他人的对焦虚化，结合社长与父亲隔离开来的窗户，暗示了社长与父亲的天然阶级分化。但面对这一切，父亲只是做出了与开头身处地下室被杀虫剂喷射和容忍被尿在门口时一样的似笑非笑表情。对于自身和社长等人的阶级差距，他内心默认并安于此状，如同开头所展现的一样。

而在儿子这一边，开头时穷困潦倒的他先通过耍滑头的要挟，拿到了披萨店的钞票。镜头给到披萨店长拿出钞票的特写。随后，他当上家教时，同样有一个夫人拿出钞票的特写。如此一来，无论生活状态如何，他的本质并没有变，依然是“金钱的被赐予者”。

另外，从剧情层面上看，一家人虽然收入已经不菲，但依然住在地下室，没有改换住房。即使四人身上的“地下室味道”被社长儿子闻到，计划有败露危险时，也依然如此。这一行为也同样表现出了一家人内心状态上的“下等化”：对于下等阶级的自我认知，类似于“味道”的个人气质，是不会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

纵观整个前半部，一家人中真正展露出一点积极性的儿子，在开头时表达出了“明年争取考上大学”和短暂的“反击随地小便者”，但也都只停留在了一时的兴起而已。

在前半段，奉俊昊创造了一个表面上似乎完成晋升的状态，而又用种种的隐喻性手法，暗示了这种晋升的虚无实质。而到了影片的中段，奉俊昊则给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转向”场景：社长一家人去野营，主角一家“窃取”了社长的豪宅。

在本段的前半部分中，奉俊昊用“父亲用地下室中一般的表情说祝词”的“聚餐场景呼应”手法，暗示一家人自居于下层阶级的本质心理。而在叙事层面上，儿子表达与社长女儿结婚之意、父亲母亲展望婚后生活的桥段，也呈现出一种“表面向往阶级晋升，本质上仍然安于穷困的自我认知”的状态。这也与电影的前半段形成了对应。

而到了本场景的后半段，奉俊昊的笔锋突然转向。展望儿子进入豪门的父亲母亲与儿子，发出一种戏谑般的大笑，仿佛这一切希冀都只是笑谈。儿子说着“妹妹你才像在这里居住的人，不像我们”。一家人为了因为自己计划而丢掉工作的司机担忧，表现出了一种属于下等阶级的惺惺相惜、”无法下定决心去为了自己的利益获取而牺牲他人“的所谓善良。面对父亲的”我们现在不就住在这里吗“的说法，母亲将父亲形容为“社长一回来就像地下室的蟑螂遇到开灯一样躲起来”的存在，对应了开头一家人被当作虫子“喷杀虫剂”的段落，一家人在这里依旧是下等阶级的“虫子，而父亲也只是佯装愤怒，实质上自认为”虫“。一家人畅想着儿子入赘豪门时，雷鸣闪电在一家人方才如主人一般躺倒嬉戏的庭院里作响，预示了”这不属于你们“的现实。

更甚的是，主角一家讨论”富人因富裕而变得善良“，也充分地对接了奉俊昊此前对于”富人和穷人阶级的自我意识之分界明确”的伏笔。主角一家人，进行着一种基于下等阶级的，对富人阶级的想象。对他们来说，没钱才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并且就此认为，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让人变得善良。但这无疑不是事实，只是穷人的臆想而已。主角一家人的这一层观念，再次表现出了他们自居于穷人阶层的自我意识，而这也恰恰构成了奉俊昊眼中，穷人阶级不得晋升的本质原因。

可以看到，在本场景的后半段，奉俊昊已经开始借助一家人的交流，让前半段的”暗示性内容“逐步表层化。这种表层化的巅峰，即是本段的结尾——女佣的归来。

如前所述，女佣貌似“晋升成功的富人”，而她最终被社长夫人开除，成为了“穷人无法逾越界线”的揭示物。在本段中，女佣一改此前的端庄装扮，以破败和潦倒的造型出现，也再次强化了她此前的“富人表象”与实质的“穷人内里”。而一家人，则成为了行为上的女佣继承者。特别是一家人设计母亲来替代女佣职位的行为，让这一层继承的关系变得彻底确凿了。

而到了这里，女佣对一家人的类比象征关系则变得更加明显了——她在豪宅的地下室中，偷偷供养着自己的丈夫，丈夫也与主角父亲一样，曾经做过古早料理店。这一切无疑与全家进入豪宅、窃取富人果实的主角一家，构成了高度的对等。因此，与这样一个女佣形成对等关系的主角一家，其行为本质也就表露无遗了——他们与女佣一样，终究是永远的下等阶级，只能够自认下等阶级而去”偷用”富人的物质，而缺乏自身创造这等优越物质条件的努力。

从镜头层面上看，奉俊昊也给出了一个极具表现力的画面。女佣打开书柜后的暗门，钻入了地下室，而镜头停留在了漆黑的暗门和两边摆满华丽酒水的书柜上，随后主角母亲钻入暗门，此画面再一次出现。对女佣和主角来说，他们表面上占据了华丽的“书柜”----豪宅，富人的果实----但这实际上并不属于他们。属于他们的，只有那道门后的黑暗和地下室。女佣进入的地下室，对应了主角一家此前的地下室生活。

从地上豪宅到阴暗地下室的切换，揭示了下等阶级理应所属的“世界”，而奉俊昊让摄像机随着母亲的走动，逐一拍摄了地下室的通道、厕所，也再一次强化了地下室破败的现实。奉俊昊的镜头长久停留、居于画面中央的暗门之漆黑，象征着下等阶级的实质地位，就此给出了电影后半段中“”一切泡影幻灭转入表层”的开端。因此，总的来看，这个全片正中间的段落，总结了前半段的叙述，而又引领了后半段的基调。手法规整、而又表现力丰富。

真正进入电影的后半段，奉俊昊就开始挥舞起了他的大刀阔斧，让一切阶级晋升的虚幻都破灭，让穷人的实质状态在表层行为上显现，让下等阶级不得晋升的自我意识完全外露。正如中间段落由前半的暗示性到后半的明示性转变所引领的那样，在电影的后半段，奉俊昊将让他的表达主题，从隐喻性的表达转向直接的明言。

首先，奉俊昊用又一个设计感很强的镜头前后呼应，开始了这一切。女佣夫妇控制住了主角一家人，而女佣用手机拍摄了主角等人被揭破“富人的寄生虫”真面目的受制模样。”手机屏幕中的录像“镜头，形成了与此前“主角勇斗随地小便者的手机录像“的呼应关系：一度从默从小便者变成反抗小便者，似乎摆脱了下等阶级“安于潦倒现状”状态的主角一家，却再次被揭开了“下等寄生虫”的本质。

同样的呼应关系表达，也发生在了音乐环节上。在社长一行人回家之时，主角等人仓促地收拾屋子，体现了各人的想法：他们自认为寄生虫去寄生富人，富人一回来就宛如“开灯后地下室里的蟑螂”一样四散溃逃。而此时的背景音乐，也正是前边主角一家人设计女佣、完成“晋升”计划一段中音乐的变奏版本。音乐的变奏呼应，让此前主角“貌似迎来美好未来的晋升”与此时的“不变的下等寄生虫本质”，形成强烈的对比。

随后，奉俊昊在“方向”元素上，也进行了和前半段的强烈对比。前半段中，主角登上楼梯进入豪宅庭院、主角走上二楼、女儿走上二楼，以“下等阶级的向上运动”来象征主角一家人的貌似阶级跃升。而到了后半段，奉俊昊则对应地给出了一系列的“向下”运动：女佣和主角一家走下楼梯进入地下室；社长夫妇睡在沙发，镜头向下移动拍摄到躲藏着的主角一家；主角一家逃离豪宅回到自家的过场中，奉俊昊更是给出了“离开豪宅后走下坡”、“走下行的阶梯”、“穿过下坡的通道”等一系列连续的“向下”运动。

向下成为了向上的一种反衬，表现着主角阶级“向上”的破灭和“居于下层”的本质。这种向上与向下，也正吻合了片中“下等韩国人的地下蜗居”和“上等韩国人的地上豪宅”这个基础设定。

更有过之的是，随后，奉俊昊更是用一种有些粗暴的手段，稍嫌用力过猛地强调了主角身为下等人的生活实情——大水淹没了地下室，主角抱着象征“发财希望”的石头，身形在坏掉的灯光中明暗不定，女儿坐在地下室的马桶上，堵住涌上来的臭水。虽然有点生猛有余，但其意已明：穷人，终究也只是穷人，只能活在属于自己的狼狈生活里。

而从剧情上看，在奉俊昊大量升格镜头的强调之下，女佣夫妇与主角一家人的打斗，成为了一种穷人心理的彰显。下等阶级，终究只把精力放在与下等阶级的竞争中，所争者无非是富人的寄生虫位置。作为表现，奉俊昊在这里安排了女佣丈夫的幻想：他与女佣窃取社长豪宅后悠然自得地享受，但这却远不是自己通过努力成为富人阶级、争取属于自己的豪宅的画面。哪怕在极致的虚妄之心里，他都没有想过阶级的晋升。

而作为此表达的进一步明示，女佣丈夫说出了一段台词，表达了自己在这里“有衣服穿、有饭吃、这里很好，感谢社长，住地下室的韩国人有那么多”的内心想法。到了这里，奉俊昊一直进行暗示的“穷人心理”，也就明白无误了：他们从根本上安于着自己作为下等人的现状，并不真正尝试做出阶级跨越的改变努力，所求者无非当一个吃富人、用富人的宠物狗或寄生虫。

随后，作为这一点的后续表现，当主角一家人再次接到了工作，回到豪宅之中时，无论是望着窗外富人们嬉戏而发出”大家都好自然啊“的儿子，还是与社长一起cosplay，但已经深知二人阶级鸿沟的父亲，都无法再与富人阶级和睦相处了。

特别是父亲，曾经对社长私生活关心而短暂地越过阶级之线，在当时被委婉提醒后，现在终于彻底拥抱了身为穷人的自我认知，并深切地感受到了与富人的阶级差异。随后的杀社长，则是父亲对当时的划清界限行为，作为穷人阶级而对富人的愤怒反抗，性质等同于同场戏里的女佣丈夫。他们都表现出了一种对于自己这种“虚假富人”身份的消化不良——他们的头脑中，终究将自己当作了穷人。

与此同时，在后半段中，富人阶级与穷人阶级的泾渭分明，也得到了更明显的明示。首先，奉俊昊表现了社长夫妇与穷人阶级的界线：社长走过走廊，地下室中的女佣丈夫遥控着走廊的感应灯，而社长对此却恍然未觉；社长夫人则是看到了一闪一灭的感应灯，但只是稍感奇怪便罢——对于女佣丈夫的“传信”，社长夫妇根本无所察觉，这成为了对两个阶级之间鸿沟之存在的隐喻。在沙发上睡觉时，社长将主角父亲称之为“越线者”而自上向下地评论，闻到父亲的味道后表示“地铁里常有这种味道”，则是对这种鸿沟的进一步明示。

另外，奉俊昊也通过对社长儿子“精神病”的解释，表现出了社长儿子与穷人阶级的界线。小孩晚上偷吃蛋糕，遇到了从地下室走上来的女佣丈夫。而在孩子的主观镜头中，此男人如同恶鬼，随后他便出现了精神病。而女佣丈夫利用感应灯明灭传递“求救”信号的摩斯电码，也被孩子熟视无睹，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可以看到，在这两组关系中，富人阶级对穷人阶级，交流是无从进行、甚至完全被阻断的。这个状态，也正吻合了前半段中社长的“分寸”之说所体现的韩国社会现状：富人与穷人阶级划清界线，各自拥有着各自阶级的自我认知，意识的固化让富人对穷人的靠近排斥，穷人也安居于下位。

高潮到结尾的部分中，奉俊昊用一个信息量极大、表达丰富的段落，去再一次重申了所有的信息。女佣丈夫冲出来，杀掉了社长的小儿子——对于自身发出的摩斯电码不被回应、身为上等阶级而拒绝自己的反击。社长听到倒地的女佣丈夫对自己表示“尊敬”时，再次闻到“地铁里的臭味”——对于越线的下等阶级的、来自上等阶级的下意识排斥。

更加有趣的是，父亲看到这一幕后，突然暴起，杀死了社长。他终究是一个自认的下等人，作为下等人看到了上等人对其他下等人的排斥后，以下等人的立场进行了反击。随后的一组镜头中，父亲从明亮的庭院进入了漆黑的地下室，也再次表现了他作为“地下室中的下等寄生虫”的自我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奉俊昊特意给了一个监控摄像头的特写：女佣剪断摄像头，从结果上保护了父亲，让他不被抓住。这个巧合道出了下等人之间无形之间的同阶级抱团。它所表现的，也正是女佣夫妇和主角一家人同样的阶级自我认知。

值得一提的是，在结尾中，奉俊昊没有表明社长儿子的死活，只是明示了两个下等阶级的死者：女儿和女佣丈夫。这个设计，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电影中，下等阶级的角色里，只有这两个人，一直持续地释放着一种“试图越线而进到上等阶级”的强烈意愿。女佣丈夫向社长和社长儿子传达着”尊敬”和交流的意图，而女儿则从头到尾都颇为积极地行动，试图为自己争取利益。开头抓住披萨店老板软肋的，是女儿通过朋友了解到的信息。脱下内裤而让计划开始走向恶性过火的，也是女儿。一家人都对被解雇的司机表示担心时，只有女儿表示“我们管他干嘛，管自己就好”。女儿也被儿子称作”看上去应该住在豪宅里的人，不像我们”。

但最终，也只有这两个人，面临了最坏的死亡结局。这无疑形成了一种隐喻性的表达：其他人拥有着自居穷人的自我认知，而富人也拥有着自居富人的自我认知，两个阶级间的界线分寸被维护着，因此一切和谐，而当穷人阶级试图跨越界线时，则必然遭到诛杀和厄运。其他人的生死可以被淡化，即使发生意外也不一定就会丧命，而“逾越者”的死亡，则是必须被重点强调、给予明确的必死无疑。

在全片当中，奉俊昊先暗示性、后明示性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和理解，剖析着”穷人之所以为穷人“的根源，和韩国阶级固化的社会现实。而在电影的结尾，奉俊昊给出了一个十分精彩的升级、一次深水炸弹式的”包袱“，让影片主题的表达效果更加深刻了。

首先，父亲居于地下室，用摩斯电码和儿子达成了沟通。这一幕显然对应着此前女佣丈夫用摩斯电码向社长儿子求救而不得回应的段落。富人与穷人之间是存在鸿沟的，而只有穷人与穷人之间才可以畅通无阻。阶级分层的固化，在这里再一次呈现。

随后，最精彩的”包袱“来了。儿子写信，表达了自己要成为富人，买下豪宅，让父亲堂堂正正地走出地下室来到庭院的愿望。随之，镜头也来到了那一幕希望感强烈的画面之中---明亮的光线之中，儿子功成名就，与父亲在庭院之中拥抱，曾经属于社长、而他们只能”窃用“的庭院，属于了他们自己。这一切似乎成为了现实，成为了下等人周然醒悟而奋发、实现阶级跃升的”韩国梦“。

但马上，一切的”韩国梦“都破灭了。镜头再次回到了电影第一个画面中地下室的窗户，镜头也如同第一个画面一样地下移，做向下运动，构成对阶级下等的暗示，最后落到了一片黑暗中正在写着“等我努力到那一天”的儿子身上。

这个结尾的镜头，明显地对应着开头的第一个镜头，这种对应性强烈地传达着一个信息：儿子描绘中的一切，都只是又一次的虚幻，一切都只会像全片的情节那样，再一次重蹈“虚幻的希望，希望的破灭”的覆辙，而儿子此时的自我认知，也依然是如同开头那般无二的“穷人阶级意识”。

也就是说，在结尾中，奉俊昊先是制造了一个梦幻的未来，让观众信以为真、获得希望，随后再破灭这个未来，告诉大家：儿子此时的奋斗愿望，都只是和开头他那句“明年我就会考上这个学校，成为真正的大学生”一样，只是穷人的一时之想，终会化为泡影，而穷人永远只会自居于穷人，永远如同电影开头第一段那样，没有任何改变。

可以说，在电影里，各自阶层中人的自我认知、自我意识的固化，让他们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想要改变阶级的强烈愿望。即使他们运用诡计，试图进驻豪宅，获得优质的生活，也只是一种对于上等阶级的“物质索取”，是上述那些“被赐予金钱”的特写镜头。他们想要去享受上等阶级的东西，而非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让自己阶级晋升，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物质条件。

这样的状态，也正是片名所揭示的：主人公一家人，并非阶级的晋升努力者，而是安于下等阶级的现状，试图做上等阶级的“寄生虫”。

而另一方面，在电影里，奉俊昊也没有如同流俗的韩国电影那样，去展现上等阶级对下等阶级的欺压，从而批判上等阶级，将上等阶级的打压，作为下等阶级跃升不能的原因。在电影中，上等阶级对下等阶级的态度是有理有节而和谐共处的——一种建立在“各自阶级拥有分寸”之前提上的和谐。电影里的“相对反派”上等阶级，很难被看作“”压制下等人的恶棍”。社长一家人在界线以里所释放的和谐之意，让他们显得不够穷凶极恶，很难被看作是传统韩国批判现实主义电影里的那种主观意识不良的为富不仁者。

在本片的呈现中，富人阶级基于自身的阶级意识，存在对穷人阶级的下意识排斥，但并没有如其他韩国电影一般的，对于穷人阶级的有意欺压和作威作福。悲剧和冲突的根源，在于“阶级的越线”导致的“下意识”反应。女佣丈夫因为越线交流被无视而杀人，社长因为被越线而排斥，进而引导出穷人阶级父亲的暴起。

显然，富人不是穷人阶级的加害者，反而也是某种程度的受害者。电影里社长死亡，小儿子也死于非命。奉俊昊的矛头，指向的不是某一阶级，而是导致各阶级产生固化自我意识的社会现实本身。

在奉俊昊的眼里，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各自都拥有着基于各自阶级的自我认知固化。他们身处于各自的阶级意识中，和谐相处，但不能逾越阶级差异形成的分寸界线。他们都是“坏人”，但又都不是“坏人”。

虽然如上所述，在后半段的“水淹地下室”和互相搏杀的高潮段落中，奉俊昊为了强化主题，未免有些用力过猛、火候失当的嫌疑，导致影片的表达似乎变得有些粗糙直给，但丰富的前后对应、多样性的表达，都可以看出奉俊昊对于表现手法的匠心。而从主题上看，看到上述现象的奉俊昊，又一次地让自己的视野站在了普遍的韩国导演之上，排除了愤怒的主观，而试图去拥有理性的客观。

有些自媒体，认为本片高度的概念化，人物失去了行为的内在动机和合理性从而变得工具化。固然，人物的概念化、立意的先行化是存在的。但是，本片并非一部非常现实主义走向的作品，而更像是一则喻示性丰富的当代寓言。

奉俊昊以人物的内心剖析和社会现实的展现为核心构建影片，人物的表层行为并非基于“日常现实层面的合理”，而是基于”电影内人物心理和自我认知表现的指向，并包含强烈喻示性的信息“的考量，来进行安排。同时，诸如从客观现实逻辑出发的bug点，如“有了钱为什么还住地下室”等问题，也显然并不符合电影内表达系统的语境——这一行为是影片内人物自我意识的表现，而不作用于电影外现实之日常角度。因此，从客观的日常现实角度出发，以其逻辑来对照电影内情节和人物的行为，是脱离了电影表达系统和语境的一种“文不对题”。

电影的鉴赏，还是要根据电影本身的系统、而非观者的视角出发。否则，按照日常现实的逻辑评判，恐怕《白日美人》、《八部半》、《狂人皮耶罗》里的主角，其行为全都是成为”不合理、不合逻辑“的”巨大缺陷“了。在寓言的形式之下，《寄生虫》所呈现的“无主观恶意的全员恶人”，对接了对于酿成如此现状的韩国社会的批判，达成了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