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自由首先、并根本地在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_风闻

        人都想要自由。几乎每一个想要自由的人，都只想着不受别人支配的权利。也就是说大家都把自由理解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自由主义者们就更加把自由当作了一种制度要求。他们以为只要按照自由的理念规定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就可以获得自由。

        当然他们也知道这样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还是要受到一定的束缚——他们不以为受到即使是必要的束缚，在逻辑上，与自由是不相容的，所以把法治与自由等同了起来。说没有法治就没有自由。

        这在逻辑上就是在说，自由就是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的）不自由，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自由首先、并根本性地在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人类诞生之初，因为自然界的各种限制，人类所需要的生存资源极端缺乏，尽管这时候在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平等的，人类却处于最不自由的阶段。这时候就不存在争取个人自由的社会空间，人们也就没有自由价值观。      

       是人类的生产力进步，改变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使得人类需要的生存资源逐步地丰富了起来，人类社会才有了逐步增加的自由。也正是因为人类社会有了逐步增加的自由空间，个人自由才成为了人们争取的目标。        

        正因为是社会给了人们争取自由的空间，每一个个人才有了争取自由的可能。所以人们在思考自由问题的时候，往往就忘记了，自由从根本上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改善的结果。想要自由的人，都只想着如何改变自己与别人的关系。       

       当然，在经济社会里，作为每一个人来说，想要获得自由，确实只有改变自己与别人的关系，才能够达到目的。但是整个人类的自由空间，却只能通过生产力进步，改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实现人类所需资源的充沛，才能够获得。

        理性的自由主义者，还知道每一个人不能极端地要求个人自由，必须懂得自我约束，让别人也有适当的自由，才能够在社会的和谐环境中获得自己必要的自由。

        而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们，干脆就是只要个人的自由，不管社会和谐的要求，也就是不管其他人的自由要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其实与专制主义者是同样的思维方法。

        而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与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以为，自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不过理性的自由主义者主张的是，每个人用必须的不自由，实现别人与自己的自由；

        而极端自由主义者则主张，用消灭其他人的自由，来实现自己的自由。

        这说的都是通过在某一种社会制度下，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实现自由目的。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不自由，是因为人类生存所需要的资源稀缺，于是人与人之间会因为利益要求而相互摩擦。

        如果人类需要的资源足够充分，每个人可以任意享受所需要的资源，人与人之间就不会产生利益摩擦，就不会有不自由的关系了。

        但是因为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定的环境下，人类所拥有的资源总量有限，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因为资源稀缺而在利益上产生摩擦，也就会有不自由的现象。

        在生产力水平一定的环境下，人类需要的资源总量有限，必然地意味着社会的自由空间有限。

        在社会的自由空间一定的情况下，给了某一群体的社会成员以较多自由权利，就必然会让其他群体的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减少。就会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摩擦。

        如果不能通过扩大社会自由空间的办法，缓解乃至消除既有的摩擦，社会的和谐就会被破坏，整个社会的自由空间也会被破坏。

        而扩大社会自由空间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生产力进步，实现人类需要资源的逐渐丰富，以减少不同群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摩擦。

        也就是说，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不自由问题，根本的办法就在于生产力进步，也就是改善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不明白这个道理，一味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钻牛角尖，想要找到一种可以永恒实现人类自由的、普世价值意义上的社会制度，是徒劳的。       

        更有一群人，根本就是从特殊利益集团的立场出发，想要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概念忽悠民众，好维护或者实现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特殊利益要求。

        而很多身处中低阶层的无知愤愤们，在潜意识中自以为是这些忽悠者中的一分子，把别人的利益关系当做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发出错误的声音乃至于采取错误的行为，是很愚蠢的表现。看看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的现象就知道了。

        而自由主义——即使是比较理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一些人忽悠民众的工具。

         什么是自由主义？毛泽东用一句话形容得很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每一个人只从自身利益要求出发，追求自由最大化。社会的责任什么的，不在自己的要求里。

        从逻辑上说，只要每个人都获得了自己需要的自由，社会也就自由了。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干涉，不管用什么理由，结果都是限制人的自由。人的自由被别人限制的社会，当然不是一个好的社会。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伦理观与哲学观。

        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是理想主义。

        什么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就是企图以改变社会制度，来实现所有人的自由。

        他们认为社会制度好与不好，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与否。为了实现好的制度，一些人的自由是应该受到限制乃至于被取消的。只要整个社会在好的制度下自由了，每一个个人也就自由了。

        因此为了达到理想社会，一些个人的自由受到一些限制乃至于被取消，也是应该与值得的。这就是理想主义的伦理观与哲学观。

        在这两种主义中，我偏向于自由主义。但是，这两种主义都是存在错误的——各种主义都是意识形态表现，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存在错误的。

        理想主义的错误现在已经被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们批判的够多了。而自由主义本身的错误就在于，在资源缺乏的社会里，任何人的自由欲望都会与别人的自由欲望发生矛盾乃至于冲突。

         因此，每一个人都希望社会的制度是有利于自己的自由要求的。于是，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必然会导致所有人的自由都受到损害。因此，不顾别人的自由要求，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自由，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个人自由。

        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生产力决定论。就是说，在什么生产力水平上，就只能有什么样的自由空间。在自由空间一定的环境下，就只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于是，每一个人必须在适应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关系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实现相对自由的最大化。至于整个社会的自由空间问题，则交给被客观规律决定了的生产力进步去解决。这就是我认定的自由主义。

        可是，现在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全都要求用改变社会制度的手段，实现社会的自由。从逻辑上分析，这样的所谓“自由主义”，其实都不过是理想主义的变种。

        尤其当一些“自由主义者”用“你今天不跟我们一起为改变现在的制度而努力，明天你就会被这个制度所毁灭”的言论，威胁不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时候，那理想主义者的狰狞面目，就更是暴露无遗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意识形态，是因为人们只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分析世界，而没有从生产力决定论出发去认识世界。

        人的自由不是天生就有的。是从生产力进步，导致生活资源日益充沛的过程中产生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必须有社会制度加以规范，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从改变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是通过规范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生产力进步。通过在生产力进步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充沛，扩大社会的自由空间。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进步，也就必然不能导致人类的生活资源更加充沛，社会的总体自由空间就必然无法扩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无法得到缓解，个人的自由也就无法增加。

        因此，评价一个社会制度的是否合适，不应该看它的外衣有多么漂亮，而应该看它是否适应生产力进步的要求。

        同样一个社会制度，过去适应了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就证明他过去合适；今天如果不适应生产力进步的要求了，就证明它今天应该被改革了。

        如果这个社会制度在这个国家适应了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就证明在这个国家合适；在另一个国家没有起到促进生产力进步的作用，就证明在那里不合适。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这样看待社会制度与社会自由的问题。

        可惜当今世界上最理性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是这样看问题，而是从理想主义逻辑，阐述自由主义目标。结果当然说不通。

        张鸣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的户籍改革之困》。文章用中国农民进城的困难，批判中国的土地制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户籍改革之困】就源于中国的土地制度。

        中国的公知们就一个德行，只要说中国存在的问题，就一定要与中国的制度联系起来，而中国取得的成绩，就与中国的制度没有关系。

        反过来，说实行了西方国家制度的国家存在的问题，就一定不与他们的制度联系，说到实行了西方国家制度的国家的成就的时候，就一定与这些国家的制度联系。他们完全不明白，或者故意掩盖这样一个事实与道理：

        人民的自由是依靠生产力进步得到的。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可以直接给人民自由的——但是，都可以直接给社会精英自由。即使是中国的现行制度，也是给了精英们以远超普通民众的自由空间的。

        因为制度都是精英们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了首先维护精英们的必要自由。如果不能维护精英们的必要自由，社会的进步就会停止。

        可是如果制度给精英们的自由度过大，社会也会因为秩序混乱而导致倒退。结果也会让精英们遭殃的。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被证明得很清楚。

        看到中国农民的困境不是错。把中国农民的困境归咎于中国的土地制度，就不但是错，而且是故意的混淆是非。因为中国农民的困境不在于土地制度的约束，而在于中国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

        很简单的事实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国家，农民都处于困境之中。印度、菲律宾、海地等等国家的农民，要么是在农村艰难度日，要么是在城市贫民窟里挣扎。

         张鸣之流不会不知道，那些国家的土地制度就是他们极力鼓吹的那种。相反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直处于较快的改善之中，正是与中国的土地制度与那些国家不一样密切相关。

       土地完全私有化，并不会给农民带来财富。就像前苏联把国有资产平均分给民众的结果一样。

        财富是承载价值的事物被垄断的结果。土地如果完全私有化，每个人都有可以出售的土地，土地的市场价值就会立即降低。很多农民就会因为各种原因低价抛售土地。      

        而土地被资本低价收购以后，又会形成新的垄断，从而导致土地价值比原来更高。低价卖出土地以后的农民，将没办法通过重新买回土地而继续在农村生活。于是会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只好进城谋活路。       

        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城市对于失地农民的容纳量不够。过多农民进城，必然导致城市失业人口太多。而城市失业人口多，会导致贫富悬殊的过于表面化，极容易造成社会动荡。        

        社会不稳定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停滞。于是不管是在农村艰难度日的农民，还是在城市贫民窟挣扎的失业游民，生活的改善都将无望。这就是印度、菲律宾、海地等国人民生活长期不得改善的重要原因。        

        西方发达国家土地是完全私有的。他们历史上解决困难的手段就是对外殖民。而且是暴力殖民。

        欧洲历史上大量在本土混不下去了的人都跑到殖民地去找出路了。结果是美洲澳洲的土著居民被屠杀成了珍稀物种！今天的中国能够这么做吗？

        就像我曾经写过的一篇博客《别把私有制神圣化》，里面说【我不反对私有制。因为私有制是人类历史中必然经过的阶段。反对必然的事物，是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做的事】的一样，我也不反对土地完全私有化。因为这也是经济社会里必然要出现的现象。          

        但是，必然要出现的现象不一定就是伦理上应该的事，更不是越早出现越好。

        就像人必然会死，不等于人应该死，更不等于人死得越早越好。只想挑中国政府问题，企图通过忽悠民众反对中国政府，引发社会动乱，好乱中牟利的人们，从逻辑上应该认定自己死得越早越好。

        当然，他们对不同的人会使用不同的逻辑，所以别指望他们有这样的觉悟。

        中国目前的土地国家所有制，一方面确实限制了农民的一些自由，但同时起到了确保农民的必要生产资料不被资本廉价掠取的作用，让他们能够有安定生活的环境。        

        在国家垄断的环境下，土地价值不至于被低估，也给了农民以财富期望。至于有些人能力够强，是可以在没有土地处置权的条件下，成为拥有不错生活条件的城市居民的。       

         我所居住的院子里就有这么一些从山区农村进城，通过努力打拼，买了我们这个典型中产阶层居住小区的房子，过上了体面城市生活的人。人类的自由靠人类的能力也就是生产力的提高。个人的自由也是靠个人的能力争取到的。不是靠任何制度能够直接给与的。       

         张鸣之流公知们极力抨击中国的各种制度，目的不过是要实行有利于精英们的自由要求、却被事实证明了在生产力水平低的环境里不利于经济发展、从而不利于广大民众的自由能力提高的那套制度。而民众如果自身自由能力不能提高，什么制度都不会给他们以自由的。        

        个人的自由，往往依靠自身的能力可以争取到。因为有的人确实可以通过努力从普通民众的身份变为精英阶层的成员，但是整个民众自由空间的增大，是只能依靠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的。       

         因此，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生产力进步的要求，这个制度就是合适的。不顾中国生产力进步快速的事实，片面抨击作为生产力进步的环境的制度，不是无知就是居心不良。张鸣这些公知们，既有无知的一面，更大的可能性是居心不良。